2021-04-24《慧能与中国文化》：回应与建构

慧能对三教的融合，提供了文化建构和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余论》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完成式，慧能为代表的禅文化并不只是局限于佛教单一性的构建，它对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董群将慧能禅宗定义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一种思想，实际上表明了两方面的观点，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应，这里既有对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的回应，也有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佛教文化本身的回应；另一种则是回应之后的融合，慧能禅宗提供了文化构建和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经验，甚至于也包含了对印度文化的重新理解，并在此理解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综合起来，回应和融合便成为慧能对于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而放眼未来，董群更认为，它“对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重构工作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从慧能的思想入手来考察中国文化，董群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是慧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第二是慧能的禅学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体现这丰富的文化特征，第三，则是慧能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影响。以慧能为切入点提出回应和重构的观点，董群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慧能的宗教理念适应中国小农经济社会，契合了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模式下的思维观念，尤其是禅的自悟自修、自作主宰所体现的自立精神或主体性精神、禅的平等意识、禅的建议迅捷性，都契合了中国社会现实，都表现了适应性，所以慧能的思想起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构建意义，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慧能禅文化的形成，有赖于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特别是对人生的解脱所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那么，慧能禅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董群认为，慧能的思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正式接触佛经之前，第二个阶段则是去黄梅之后到逃亡潜藏期，第一个阶段更多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进行的，而第二个阶段则在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的背景下，以融合的方式完成了思考。慧能创立禅文化，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慧能作为个体的特殊身份有关，董群认为慧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边民，是一个赤贫困苦的劳动者，是一个不识文字的文盲，是一个闻而悟道的顿悟者，是一个追求独立性的祖师，这多重的身份使得他所创立的禅文化既有平等意识，又具有广泛代表性，既在“非关文字”中去知解性，又在无修之修中看到了瞬间的顿悟法门，而最后形成的禅文化不依附政治权贵，在去权力中心中保持独立发展的特色。慧能创立禅文化，重要的标志便是《坛经》的形成，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佛教文化流派的出现，即南禅文化的诞生，也标志着禅宗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更是在完成三教合一的理论构建中最终确立了中国化的佛教。

考察慧能的禅文化本身，董群认为它心性论、顿悟论、无修论上发出了中国佛学革命的宣言。在心性论上，慧能回应了儒家文化心性学说，儒家文化的心性主要集中在善恶问题上，以性善论为主宰，而慧能言性，不只是讨论人的本性是染是净，更在于讨论是迷是觉，讨论众生和佛的关系，“慧能的心性论，集中体现为他的佛性论，以佛性论来讨论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又以佛性的人性化进一步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所以董群认为心性论是慧能禅文化的出发点，是“宗教革命的第一大宣言”。慧能的禅文化能发出这一宣言，主要在于对于心、性的重新界定和阐述，在慧能看来，人是万物的本质，坛经上说“万法本因人兴”，即是这个道路，人一方面是由肉体色身组成，另一方面则是心性，在他看来，心的肉体的本质，是肉体存在的根据，“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坛经上的这一比喻就是把肉体看成是城池，而心是城池建立所依赖的土地。在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之后，慧能认为性不但是心的本质，而且也是人和世界万法的更深层的本质，所以性是一种本体，一种抽象，一种超越。

编号：W77·2020518·0628 作者：董群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440页

在指出性的本质之后，慧能认为在终极意义上，心的特征有两点，一是清净，二是虚空，而心的作用，慧能突出于一个“含”字，含是含容，是含摄，心包含了世界万法，整个世界也在心中。而心的抽象性不是在众生之外，而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的精神力量，慧能将心分为自心或本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性也一样，是清净的，是虚空的，性的作用体现在和万法之间的“含”和“化”中，性含万法，“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而化则将虚空之性化生为万物。人为人心，性为人性，慧能认为，这种人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本自有之的存在，和他人无关，所以在这个思想之下，慧能认为从佛性中可以得出平等观念，从而反对一切外在的偶像，否定外在的权威，而与此相应的，慧能提出了他的般若观：一切众生都有智慧，般若是空的智慧，般若是不二的智慧或对法的智慧，般若是无得的智慧——正是慧能将佛性论和智慧本性结合起来，他的顿悟论就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了。

实际上，慧能反对顿法、渐法之分，他只承认禅法的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所表现的顿法，就在于根性慧利者所拥有，所以董群认为，“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顿悟是直指人心的直觉，顿悟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顿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无得之得又不可说。”顿悟论体现的是直觉的“非理性”，超越了关于感性和理性的认识观念，它和意志、信仰、灵感等复杂作用相关，所以顿悟作为“佛学革命”的第二大宣言，影响了慧能的无修论。顿悟是一种修行方式？“自性顿修，亦无渐契。”慧能反对具体的修习行为，反对看心看净，反对坐禅，反对渐次的递进，所以慧能所谓的修行只是“顿修”。是在一刹那完、一念之间完成的，“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而这样的修行，就是无修之修。无修之修是慧能宗教革命的第三大宣言，董群认为，顿悟之法，是一念之法，也是无念，是念念流动中的念念无住，所以慧能的无修之修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无相、无住其实就是慧能提出的另一种说法：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一行三昧，重要的是“直心”，直心便是指自性显露之心，正直而无虚假之心，对一切法都不生执着之心，无分别的心。

慧能的心性论、顿悟论、无修论以及超越执着的对法论，都是慧能在佛教中国化中构建的禅宗文化，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佛教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董群认为，慧能的禅文化之所以能最终完成中国化的任务，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回应中开始了三教合一的大融合。佛教是一种伦理化的宗教，慧能将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把宗教伦理变成了世俗伦理，而这种伦理又成为儒学化的伦理：在心性论上，慧能直接谈论的就是人性，与此相关的心法关系、修养方法就和儒家接近；慧能以性为本质的心性统一论、价值判断上的性含染净善恶而性体清净虚空论，这种性情关系说，也给后世的儒学以较大的影响；在佛性问题上，慧能将佛性人性化，他以禅宗的人性论回应儒学的人性论，这是慧能禅文化的中国化特色的突出表现之处；另外，慧能强调神的存在对于形、身心统一体的积极作用，也是一种突破；他强调有与无的融合，在广泛运用中道分析法的同时将般若之空和佛性之有融为一个整体；慧能以辩证的方式看待语言和真理的关系，在二而不二，不二而恶中超越言意之辨，“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另外，慧能提出的定慧思想，也是既对于儒道文化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共融：言定时，慧在其中，说慧时，定在其中，在这种境界上，任从定或慧人手，都能达到两者的统一。定慧统一，也是知行统一，所以后世宋明理学的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慧能定慧论极有关联；同时，慧能的悟修论，就是从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发展而来，在慧能的禅学结合中心被确立，从而决定了认识和修行的方向，决定了向内用力还是向外用力的选择；同时，慧能强调的自力论，则明显强调了主体意识，对于传统观念中个人价值的消解具有革命意义，它在人的解放和解脱上开发了人心的内在价值，使得人们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除了慧能思想对中国儒道文化产生影响之外，它也对佛教的经教文化，对后世禅宗都产生了重要意义。当然，董群还专列一章，分析了慧能禅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批判、相反相成的一面，比如和气学的关系，张载对佛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进行批判，再以与佛教相反的立场建构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他以物质性的元气替代慧能的个体的主观精神之心；朱熹的力学也怀着一种批判思想，他以客观精神性的理代替慧能主观精神的自心，并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吸收的关系，陆、王心学就是对慧能禅学进行了吸收。不管是批判还是吸收，慧能的禅学第一次完成了三教合一，“提供了重建儒学的方法论的启发和信心的激励”。

慧能的禅文化，除了自身在构建中完成了中国化历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董群看来，慧能的禅学是一种宗教思想，但是有着准宗教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准宗教化特点，使得它的思想回到了先秦儒学的准宗教模式，也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准宗教形式，这是对儒学文传统的回应；但是正是从宗教到准宗教的嬗变，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信仰意识，当然也无法适应以救世为目标的一元文化需求——但不管如何，慧能在三教融合中提供了有规律性的经验，对于中国文化下一步的重构具有更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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