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1 《梦溪笔谈》：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
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
——《辩证一·阳燧照物》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一面凹面铜镜，聚焦的不是阳光，不是用来取火，却是在照见物体的时候形成颠倒的影像，这是一种阻碍，这是一种暌违，这是一种牵制，所谓格数就是颠倒的原理，就是原物成影的常理，就是“碍”，而这碍也是摇橹的橹皋，也是鸢影的窗隙，也是腰鼓的细腰。碍是区分了本末，区分了物影，甚至是无处不在，就如这光影，照见了世间所有，却在“本末相格”中成颠倒之象。
“海翻则塔影倒”只不过是一种荒唐的说法，而去除这《酉阳杂俎》中的妄说，便是回到“影入窗隙则倒”的常理，而回到常理便也从物象学转折到了人伦学，“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使沈括看到了那种种存在的“碍”，那一种障碍，一种暌违，一种牵制：“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也就是说碍如果小，则形成了利害关系的混乱，是非标准的悖反，而如果往大处说，则是物我关系的颠倒和否定，自我变成了那外物，而那外物变成了自我，或者说，我成了物，物成了我，不仅是混淆了主客关系，而且形成了一种颠倒的依附格局，而这样错误就在于忘记了无我之间存在的碍，忘记了那牵制的力量，忘记了橹稿、窗隙和细腰，而把责任推到了碍之外的东西上，所以便有了那种不切实际，不按常理的陋见，所谓“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是一种违背科学的处理，甚至是一种盲目主义的想法。
从物象到人伦，从成像的倒影到无我的颠倒，沈括无非是通过一种现象学的阐述来针砭时弊，来辩证现象，这是一种直接的阐释，却也是隐秘的谴责，这是科学的判断，却也是人文的批评，对于沈括来说，这世间有太多的碍，有太多的颠倒，有太多的影子，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关键是要“去碍”，而不是只想消除颠倒的结果，否则只能是本末颠倒。所以“阳燧照物”在成为一种辩证的同时，也或者是沈括自身对于现实的某种反抗和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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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H75·2140512·1079 |
而在这样的理想世界，沈括并不是沉溺其中，不是在玩物丧志中重新被“碍”所困，而是要真正“去碍”，这便是“笔谈”：“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梦溪”是精神的回归，“笔谈”是现实的翻转，“梦溪”是理想的美好，“笔谈”是年老的淡然，而在这《梦溪笔谈》里，则完全去除了横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物世界与我世界的“碍”：“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阙谬。”在山林之间，在树荫之下，都是吕巷之言，而绝无“人之利害”的言论，或者说沈括自觉远离那个曾让自己投入又伤心的政治生活，远离那个混淆物我颠倒影像的有碍世界，“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这是一种回避，“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这也是一种超脱，帝王私事，当朝得失，人事毁誉，乃至之前自身的仕途遭遇等等，都已经成为那个被颠倒的影子，沈括都没有也不愿意去涉及，而在“不系人之利害者”的世界里“率意谈噱”。
所以沈括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却让他用自己的笔记录那些科学技术，记录自然成就，“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正是沈括构筑自我世界的优势，所以这个被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摆脱了那一套有碍的政治生活，书写出这一本“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的著作，唐宋制度史、宋代财政史、音乐学、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地理地图学、考古学、诗学及书画学、音韵学、文献考证学等，进行分门别类介绍，而那些前沿的自然科学则让他站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天体运动的观察、日月食形成的机制和极星测量；日月之形和月球发光原理的推测；月球和海潮的关系；彩虹和太阳位置的关系；流星、陨石的记载；数学中的隙积术、会圆术、围棋变局总数的计算及其他；华北冲积平原的形成机制；炼钢的记载；冷锻铁甲的记载；革囊纳声的记载；江湖行船避风术；人体解剖学的记载；大量生物学、药物学的记载……
沈括的世界是自足的，在这个“不系人之利害者”的世界里，沈括独享着那些自然成果，一方面他是记录者，另一方面他也是发现者。在《乐律》中，他讲解十二律的性质、名称、次序、产生机制和方法、变化模式和规律等，又讨论如《柘枝曲》、《霓裳羽衣曲》、《广陵散》的一些些古曲的演变源流及唐宋时各种乐曲的构成模式和调式等，同时他还讨论羯鼓、钟口、罄、羌笛、琴等乐器的形制、制作及演奏，记录、考辨一些古代善歌者的故事，并论及演唱方法等。如“透空碎远，极异众乐”的羯鼓，如“古曲悉皆散亡”的杖鼓，如“善歌者有语”的标准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如“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的“声同共振”现象。在天文历法中，他记录和阐述了《奉元历》改移闰朔、极星测星、二十八宿、日月之形、日食和月食等现象。在《器用》中，他介绍了包括铜黄彝、铜钲、蒲璧、谷璧、曇、吴钩、矢服、弩机、神臂弓（偏架弓）、沈卢剑、鱼肠剑、凸面镜、肺石、钱币、透光镜、有矩弩机、笋铜區、铁甲、玉钗、古印章、玉辂等古器物，这些器物并非从书本中抄来，大都是作者亲见的实物。如对于“吴钩”，沈括说：“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也。刀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对于“革囊纳声”，沈括概述为：“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而在记录和描述这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知识时，沈括也重点记载了北宋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如记载喻皓《木经》及其建筑成就、水工高超的三节合龙巧封龙门的堵缺方法、淮南布衣卫朴的精通历法、登州人孙思恭解释虹及龙卷风、河北“团钢”“灌钢”技术，羌人冷作冶炼中对“瘊子”的应用、“浸铜”的生产等，均属科技史上珍贵史料。“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 “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在自然科学之外，沈括作为一个文人墨客，自然对于人文世界的掌故了然于胸，但是他显然不是为了评说历史，不是为了毁誉人物，而是客观的记录，《故事》是介绍翰林之称、学士宣召、玉堂故事、中国衣冠用胡服、幞头宣头、百官见宰相等一些宋朝典章、管制、礼仪、科举等掌故和知识，《官政》则涉及的是茶法、盐法、钱法、赋税制度、物价平衡、京师供米之数、漕运、陆运、治水、赈灾、边境守备、行政区划变动、法令、司法案例、吏禄、驿站制度、馆职的职责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部分只是与国家财政有关，茶法、盐法中还有具体的统计数字，这些都是数字只是具备了重要的经济史料价值。
沈括对人文知识的记述也有人事，也有权智，但是人事却是“不言人恶”，是在正面材料中展现伕事本身，是真能给人以启发者则记之，在事而不在人，故既无阿谀赞颂之词，也无志异奇之心。如面对面对困难泰然自若的寇准：“人以其一时物，比之谢安。”如不重财物的李士衡、不受砚的孙之翰、不受紫团参的王荆公，如诚实不隐的晏元献、嗜酒如命不饮而卒的石曼卿、不悔婚约的刘延式等等，都着眼于对事实的记录。而《权智》也并非是政治上讲的“权术”，也非军事指挥的层面上的“诈术”，而完全是日常生活中机智或机警。那“雨盘”其实是一个保持枯井不干的一种发明：“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酾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而“雷简夫窖大石”则是县令“于石下穿一穴”将大石推在窖中已绝水患而已。在《艺文》和《书画》上，则是记述一些和文艺有关的解读，《相错成文》中沈括对韩退之集中的《罗池神碑铭》那一句“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进行解读，指出应该是“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而这种改变是一种修辞格：“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这种修辞格的意义是可以“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在这里他还介绍了唐诗“旬锻月炼”的意义，宋初古文运动的经过，切韵之学的起源。在《书画》中也同样是一些解读，什么叫“耳鉴”？什么叫“揣骨听声”？“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还有“以大为小与以大观小”的创作手法，当以神会的“书画之妙”等等。
在对于人文意义上的掌故和知识并不是简单的介绍，沈括还运用自己的素养，对文献记载、书本知识进行辨别考证，所谓“辩证”，再加上自己的亲历见闻、实地调查及自身实践经验，对鼓劲文字记录进行验证，构筑起一个足以服人又自成一格的实证体系。如“《楚辞》‘些’字”中他认为，“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嚼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庄子》有一句：“程生马。”沈括认为，从《文字注》来看，“秦人谓豹曰程。”这是书本上的知识，加上作者的亲历和耳闻，“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便有了新的辩证之说。另外，比如沈括将“玄”解释为赤黑色，而不是浅黑色，将《诗经》中的“南”解释为乐名，把《庄子》中“野马也，尘埃也”的“野马”解读为一种田野间的浮气，而并非是与尘埃是同一物；他将“除官”之“除”解释为新旧交替，而不是解除其原有官职：“‘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
不管是对自然科学的记录和阐述，对人文科学的解读和辩证，沈括始终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或者始终远离是非评判，始终“不系人之利害”，在自成一体的世界里“梦溪”而“笔谈”，这其实看起来是对于现实无奈的拒绝，更是一种将自己从那个物我颠倒的世界中抽离出来，转过身，背过脸，在自娱自乐中寻找一种精神的乌托邦，而这样一种“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的非现世生活，更像是逃避，所以更多了一些“神奇”，更多了一些“异事异疾”，比如身体无故缩小“临终仅如小儿”的怪病，“啖物不知饱”的老妇，“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的县令，“鱼身而首如虎”的怪物，“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的枳首蛇，等等。这些古人不能解释的一些传闻异事，自然沈括自己也不能解释，所以在这些异象面前，沈括有意无意转向了神秘主义，甚至变成了宿命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科学的轨道。
从当初居于润州而“笔谈”，是对于有碍的破除，是对于自我的保护，而这些怪诞和宿命的记载，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传说，又无形之中增设了“碍”，在神秘主义中使“我”又退到了物的层面上，或多或少又变成了“以己为物，以物为己”的颠倒世界，但毕竟这只是小部分，在这样一个有着各种利害，各种得失，各种有碍的时代里，沈括能够去碍而“欲见不颠倒”，足见其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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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被涂血的瑞士军刀
顾后： 潘帕斯雄鹰的散步和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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