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0 《哈扎尔辞典》：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
书像一架天平：它先向右倾斜，继而永远向左倾斜。它的分量就这样从右手过渡到左手。相同的运动也在读者的头脑中发生，在期望的范畴里，思想已完成向回忆的过渡，至此，一切均告结束。
——《结束语》
向右倾斜，是《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的题目，向左倾斜，是“LE DICTIONNAIRE KHAZAR”的写法，左边开始的是封面，右边开始的是封底，左边开始的是“卷首导语”，右边开始的是“结束语”，它们总是如此完整地呈现在一本辞典里，但这并不是“一切均告结束”，那本书被翻阅之后，就是合拢，可是合拢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个她还夹着辞典走到市中心广场的茶点铺门前，那个他在那儿等她，她和他，男人和女人，阳本和阴本，也是完整的一部分，阅读过同一本书，然后在一杯咖啡前坐下，所有的故事和向右倾斜无关，也向左倾斜无关，多罗塔·舒利茨博士最后一封信的斜体只是文章里的一个段落，生活不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有在向某一个方向倾斜时才是一个整体，“不再需要它”也是一个整体，“狠狠地唾骂辞典的编纂”也是一个整体，当然，“与旁人无关”也将是一个整体：“只跟他俩有关，是他们两人的事，此事远比披阅任何书更有价值。”他们坐在各自的自行车上，他们一面拥抱一面吃东西，他们把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三中午当成了和辞典无关的时间。
一切的继续都是为了摆脱一部书的整体，但是从贝尔格莱德到雷根斯堡，再从雷根斯堡到贝尔格莱德，却在回环中完成了一部十万个辞典小说的撰写，包括“1978-1983”的时间印记，也完全是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整体，那么谁在这不属于“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三中午”的时间里，那是“我”，与两人无关的我，我在街上看见他们两人，就这样吃着在一旁的邮筒顶盖上的晚餐。看见不是为了干涉，看见仅仅是看见，而当看见成为现在的动词，连那本辞典也不再被他们需要，那么所有的整体就只剩下动词，而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从翻阅到合拢，从封面到封底，从卷首导语到结束语，那只手是谁的手，那个头脑是谁的头脑，那个思想是谁的思想，那个回忆又是谁的回忆？
| | 编号：C38·1991017·0506 |
保持自己的阅读习惯，就是把作者抛向一边，但是作者真的只能是悲叹，只能是多此一举？可怕的问题是作者在哪儿？在希望构筑“作者-读者-评论家”的平衡体系中，其实最先是作者的消失，这是平衡链条的最大的断裂处，而所有的整体就会想多米诺骨牌一样朝着不可控制的一个方向倒塌。《哈扎尔辞典》记录的是“哈扎尔大辩论”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大约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的历史在专门文献中却留下了一个失踪的疑问，曾经独立、强盛的哈扎尔部落，神秘地被死寂而灼人的黄沙逐出本土，然后定居于黑海与里海的陆地上，可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当哈扎尔的首领可汗在一次做梦之后，下令邀请三个不同国家的哲人来给他详梦，如果哪位哲人圆梦能够使人折服，那么可汗和他的臣民就皈依这位哲人所信的宗教，或者改信基督教，或者改信伊斯兰教，或者改信犹太教，但是自己的哈扎尔教却不再相信，而哈扎尔国却也在从此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只在多瑙河岸留下一片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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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维奇：现实与幻象只是同一个世界 |
从被逐到皈依，从改教到失踪，这是不是一个关于哈扎尔的整体？但是这样的事件，这样的史实如何真的是历史的一种存在？是不是必须通过文本来确认？但是如同哈扎尔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样，哈扎尔文化遗迹留存下来的极其稀少，甚至从未发现过任何文字资料，从未发现过书本典籍，“关于他们的语言，人们一无所知”，而记述了哈扎尔大辩论的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是不是也是一种杜撰？这个由古伊斯兰教辞源、译成希伯来文字原稿文本索引和源自基督教的识字读本组成的辞书其实也和扎哈尔国家的命运一样，成为一个失踪的谜。当1692年五百本书被宗教裁判所销毁的时候，世界上只留下两本，一本是用剧毒油墨印刷而成，并用金锁锁住，而另一部则是用银锁锁住，当这两本书不被销毁而幸存下来的时候，得到了这两本书的人却依然难以逃脱死亡，“谁若打开此书便会立刻全身瘫痪，胸口像被针尖刺中一般。”他们是死去的读者，在死去之前，他们必定会读到第九行中的这一句话：“词句已成血肉。”而在银锁的辞典里，这样箴言变成了如下表述：“倘若你已苏醒却未觉痛苦，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读者之死，是因为早就被作者写进了书里，变成了血肉的词句，变成了另一种毒，1691的那块名为“Lexicon Cosri”的碑文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永远也不会/打开这本书，/因为他已长眠于此。”书便是拉丁文的《科思里书》，也就是《哈扎尔辞典》。读者之死，文本之死，当初版的辞典只剩下那一堆钥匙时，这些由哈扎尔人铸造的钥匙或者能打开哈扎尔历史的大门，但是当读者死去，读者之前的作者又在哪里？当二版出现，二版之前的母本又在哪里？“梦是魔鬼的花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了。现在，它们只是在和现实交换，正像钱币转手换成票据，然而世上的一切也早已都被使用过了……”这句写在《哈扎尔辞典》上的话揭示了母版的死亡和复活，梦早已梦过了，它只不过是和现实进行了交换，只不过从右手倾斜到了左手，再从左手倾斜到右手，在一种使用和被使用中保持平衡，在交换中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哈扎尔辞典》就是一部梦之书，“它所表现的内容有如梦中的晚餐，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梦返回到过去，梦记录着事件，梦又印照着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更确切地说，处在一个已发展到这种阶段的世界，你已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的梦之书，当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三种文字记述一个民族和国家，记述一个大辩论的历史的时候，它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母体，脱离了真正的作者，“十七世纪版本的辞条是根据不同的语言分类编排的，因为根据不同语言的字母顺序排列，字母在词句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再者，读者不是朝同一方向披阅此书的，还有，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在同一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是不同绳子，拉向不同的方向，具有不同的力量和思想，所以那个紧紧拴在一起的想法就变成了另一个梦。而缺失了作者的读者可以查看不同的文字，可以阅读不同的章节，可以进入不同的梦境，而不管是左右还是右手，不管是阳本和阴本，到最后总会是一切都结束地将之放于一边，而各自吃着那邮筒上面的晚餐，就像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的晚餐。
所以在呈现的第二版里，不管是十字的《红书》，还是新月的《绿书》，或者是大卫星的《黄书》，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古犹太教，对于读者来说，梦中打开的世界是可以随时离开的，“纯按读者意愿，你可任意翻开一页，便从那儿读起……”而在迷失的词句世界里，也大可不必重新寻找线索寻找逻辑，独辟蹊径或者离开原地，都能在不同符号的带领下穿过此书，“如同穿过森林一般。”但是那书上不是还写着那句话吗：“当沙子流尽，你得把书反过来，从头开始倒读，你会发现里面有秘不可宣的含义。”为什么要反过来，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倒读？为什么要发现密不可宣的含义，是不是要将读者当成历史的另一个线索，在左手和右手的天平里找到哈扎尔失踪的真正谜底？
不同的路是为了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便是读者的意义，就像那个“女游客和学校”的故事一样，不管是从左边拐入，还是从右边出发，其实都无法到达学校，但是在永远到达不了学校的伪命题里，女孩却拥有了另一种收获：“她的目的地不在学校里，而在寻找学校路途中的某个地方，尽管寻找看来是徒劳一场。”这或者是一个老掉牙的寓言，可是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拿出来护照，从来不需要验证身份？或者说这个女孩和学校的目的地之间是不是对应着唯一的关系，而当唯一的身份和属性不被确认的时候，目的地也就像是一个梦一样，是在徒劳中得到的收获。所以作为读者，对于母体，对于作者的寻找其实也是枉费心机，也是徒劳一场，也是和作者各自拉着缰绳：“你前方往往有两只猴子：你自己的猴子和他人的猴子。”
但是所有人都想寻找母本，寻找真相，寻找钥匙，寻找作者，寻找哈扎尔的历史。但是母本一定是一个伪命题，哈扎尔公主阿捷赫身边为什么没有母亲，阿姆勃拉姆老爷第三个儿子为什么没有生母？以撒洛·苏克博士的父性特征为什么会向母性转移？勃朗科维奇的母亲或者妹妹会什么会长出了一脸的大胡子？所以在这母本的隐喻里，必然会有一种模仿，当阿捷赫每天早晨花一个小时在镜子前装扮成自己的母亲，就像是演戏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回避他人在场，我甚至在我心爱之人的床上模仿她。情欲炽热之时，我自已不复存在，我就是她。”当我是她，当我回归母性就是在制造母性，而一切之源变成了“再生一次”的欲望，镜子只不过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快进照出了事情发生之前的样子，慢镜找出了事情发生之后的样子，当这两面镜子放在阿捷赫公主面前的时候，她看见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也看见了自己死去的样子——因为她的眼睑上写着哈扎尔毒咒字母表，这些原本用来在熟睡这个最危险的时间保护自己的字母，却变成了杀死自己的符号，而这样的死必定带来那个虚拟的母亲形象的死，欲再生一次，却是自死一次，“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之下与世长辞的……”
而阿姆勃拉姆老爷的第三个儿子佩特库坦，是没有生母的孩子，当勃朗科维奇用泥把他造出来，为的是赋予他生命和活力，不管是给他读的第四十篇圣诗，还是“教他用左眼阅读一本翻开的书中的一页，用右眼阅读另一页，教他用右手写塞尔维亚文，左手写土耳其文”，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没有生母的孩子来说，他一定是在死亡的路上行走，那两心相悦的卡莉娜像是扮演佩特库坦缺失的母亲的角色，她是死亡的象征，她是母性的考验，“倘若死人误将佩特库坦当成有血有肉的活人，那就证明我的实验成功了。”而最后在罗马露天剧场里，那死亡的试验以卡莉娜的自噬和他食作为终结：“她狂叫一声，认出了佩特库坦，随即将他的身体撕烂，狂吸他的血，再把他的尸骨抛向阶梯座位—一那儿的亡灵朝这堆尸骨扑将过去。”
而“行骗时用罗马尼亚语，沉默时用希腊语，算钱时用远犹太语，在教堂里唱诗时用俄语，深谋远虑时用土耳其语，在他们想杀人的时候方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塞尔维亚语”的勃朗科维奇收罗钱财的意义就是用胡须的颜色来分析遗产，长橙红色胡须的继承人代表着母系的遗传，而他们必须在长黑胡须的继承人面前作出让步，因为黑胡须代表着父系血统，所以白天睡晚上醒的勃朗科维奇颠覆者那本辞典的编纂意义，“他不愿老操一种语言说话，而是不停地更换，就像更换情妇一般”，而从初版而来的希腊文的第二版，必定隐含着某种对母系血统的替换，隐含着对于作者的背叛，“他身旁永远不会有两件一模一样东西：每件物品、每头牲畜、每个人须来自不同的村庄。”不同的意义，也来自不同的文本，不同的子本，不同的梦境。
但是以撒洛·苏克博士为什么以阿拉伯语文专家解析哈扎尔历史的时候，会最终遭遇那把在嘴巴里隐隐作痛的钥匙，“使他惊讶的倒不是钥匙怎会跑进他的嘴巴，而是另一件事。按他判断，这把钥匙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一千余年的历史复活的时候，就是哈扎尔这个古老部族回忆的开始，那带着母亲转化的遗传特征让他得到了钱币后面的密语，两个字已经拼出：阿捷，而第三个字母却在金币钥匙上，但是在没有金币钥匙的1982年，苏克博士最终被人用枕头闷死在伊斯坦布尔“金斯顿”宾馆——那所缺字母就是犹太字母表中的神圣字母，是犹太教唯一真神的最后一个字母“赫”。命运如同被写好的预言，“铸有‘赫’字的钱币会带给人们死亡”。就像许多世纪以前，再快镜和慢镜之间自死的阿捷赫一样，成为1982年一段没有母本的现实。
1982年是母系转化失败而告终的年代，是死亡符号被发现的时间，也是那个被隐藏的魔鬼吞噬皈依的灵魂的纪年。谢瓦斯特·尼康，这个据传是撒旦居住在巴尔干摩拉瓦河畔牧羊犬谷时用的名字，就是某种邪恶的化身，“通向真正的未来（须知还有虚假的未来）的唯一正确之路就是你为之心惊胆战的路。”谢瓦斯特·尼康在1670年说的这句话就是代表了一种魔鬼生命的重生，这个身上应是尾巴的地方却长着鼻子的人曾说前世就是犹太教里的魔鬼，但是在那年秋天，他雇了另一个人杀死自己，从此可以从犹太教地狱转入基督地狱，从而投入人世，改为撒旦效劳，而成为阿勃拉姆朗科维奇文书之后，他直言自己就是撒旦，“我只想提醒你们，我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阴曹地府，属于正教教会的地狱，是希腊国土上的恶魔。……只有基督教教会的代表才有资格审效我，我只承认他们的审判权是有效的。”所以在阿勃拉姆朗科维奇死之前，他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真的相信你的教会三百年后还会存在，并像现在一样掌握审判大权吗？”老爷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尼康·谢瓦斯特说了最后一个预言：“二百九十三年后我们将再次见面，在同样的季节，也是在早餐之后，同样的地点，在君士坦丁这里，你们试着像今天一样来审问我……”
1689年的死亡，在293年之后就是1982年，1982是未来之路，却早在1689年成为一条心惊胆战的路，这路是魔鬼的自死，也是撒旦的复活，而这种杀死自己寻求未来的方式就像是那个母书的解体，早就刻在了不同的梦境里。所以在谢瓦斯特·尼康面前，勃朗科维奇老爷摆脱梦魇的唯一出路便是找到那个称作库洛斯的陌生人，那个在他的梦中经常出现的常客，也只有在梦中，他们才能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学会阅读。所以1982年的那场死亡事件其实就是揭示了母体的背叛和覆灭，在如梦的世界里呈现另一种预言的形态。所以在1689年达乌勃马奴斯的母版图书被销毁，也就意味着三种子书的诞生，而这三种子书就对应着哈扎尔命运相关的三种宗教，三种颜色。而其实，不管是红书，还是绿书，或者是黄书，都变成了读者相关的书，不同的编撰者其实就是那本浸满了毒汁的初版图书的不同阅读者，所以在三种《哈扎尔辞典》里，不同的辞典解释着那个哈扎尔大辩论，而每种宗教的笃信者也从自己的角度书写着符合自身的文本。希腊人把哈扎尔最后改信的宗教说成是基督教，阿拉伯人把最后改信的宗教说成是伊斯兰教，而犹太人当然把哈扎尔的宗教说成是犹太教，而其实，在这三种不同的记述中，存在着某种杜撰，比如伊斯兰的辩论着法拉比·伊本·可拉，在史料中记载，他根本没有到过哈扎尔宫廷，因为他在旅途中被人用毒药害死了。
在大辩论中，基督教的红书里记载着可汗手握一束树枝，给三个宗教代表看，基督教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古老的希腊故事，父亲把树枝给孩子们看，就代表着“团结就是力量”的箴言，而犹太教认为树枝是四肢的象征，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保护人的地位，而法拉比·伊本·可拉否定了上述两种解释，他认为此画表现的是一名被判喝下毒药的杀人犯，此人已躺在灵柩台上，在他面前其实是三个魔鬼，握三棍小捧的含义是：倘若三个魔鬼为受害者复仇，杀人犯将难免一死，倘若三个魔鬼不再复仇，他便可保全性命。而在黄书里，这样一个故事变成了可汗的一个梦，在梦里，天神对他说：“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非你的举止。”
三种文本，三个传说，三种颜色，三种宗教，或者这只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隐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以及一段历史被分解之后，三位一体就像“三条冥河把哈扎尔国国土下的三座地狱分开”一样，呈现的却是对于一个整体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自我解构，那本《塔木德》里不是写道：“一他往前走，他的梦便可在三位一体的面前获得解释！”但是，“谁是我的三位一体呢？”或者，“在我的身旁会不会有第二个追逐哈扎尔问题的猎手，一名基督徒，和第三个猎手，一名伊斯兰教徒？”再或者，“在我的魂魄中会不会存在三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在合罕的书稿里这样写到：“任何时候，就如关于创世的典籍中所说的那样，必须三位一体才能成事，仅仅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所以我绝非偶然地在竭力寻找另外两个人，一如另人外两个人必然也在千方百计寻找第三个人。”
寻找第三个人，在历史之外的梦境中，在现实之外的预言里，而这样的寻找注定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所以正如魔鬼的化身尼康·谢瓦斯特所说，“我只不过翻了翻一部颜色辞典，以这部辞典为起始，读者创造句子和书籍。你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来写作。”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句子，不同的死亡，对于哈扎尔这个故事的源头来说，恰恰就是一种走向自我解构的结局，就像作者之死一样，历史的源头可能就是一种虚妄，而哈扎尔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很可能存在着两种哈扎尔人，一如可汗之外还有国王与他同时存在。”这两种哈扎尔人是白哈扎尔人和黑哈扎尔人，就像阿拉伯文里的“哈扎腊”，意即白鸟和黑鸟，“由此推测，白哈扎尔人可能代表白昼，而黑哈扎尔人则代表黑夜。”而在哈扎尔王国的河流中，就有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流淌的两条河流，“这条河的两个名字与哈扎尔历法的两个年份相对应。”代表着过去和将来，而各种事物皆在燃烧着的时间长河中融化，所以写在那个人身上的哈扎尔年表也清楚地记载着与哈扎尔同名的另一个部落，“人们常常将两者混淆”的结果是“另外的”哈扎尔人却会说哈扎尔语，虽然短暂，但却以一种解构的方式把真正的哈扎尔埋葬在母性缺失的历史中。
白哈扎尔人和黑哈扎尔人，这一个哈扎尔和另外的哈扎尔，谁是真正的本源，谁成为真正的作者？“一个上帝怎能存在于一个女人的腹中，并被她生出来呢？而这个上帝是她根本无法看见的！”上帝之源的女人，是母本，但是这样的母本却将上帝变成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彻底的否定还是另一种宗教的皈依？而哈列维的回答是：“伊斯兰信徒也好，基督徒也好，不管他们谁成为征服者，我的命运注是注定不变的——忍受痛苦。”被生出来的上帝也是痛苦，自死的魔鬼也是痛苦，作者已死，忠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那些编撰者、阅读者又何尝不是怀着另一个阴谋？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条条道路通向巴勒斯坦，但没有一条归路。”
没有归途，任何的返回都是死路一条，而在这现实被阻隔的预言里，只有重新长出肉体才可能新生，“头脑和我们自身全存在于思想中。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有如大海和潮流，我们的肉体是大海中的一股潮流，而思想便是大海自身。”所以灵魂，无非是肉体和思想的床铺，正教圣徒基坦尔的四条皱纹，基督教使者身体里七部分的哈扎尔年表，甚至阿捷赫公主的其中容貌，都在向着那个肉身复活的方向，而在犹太人的记载离，所有的肉身创造就是通过字母探寻的人类始祖：亚当·喀德蒙，“哈扎尔人认为，每人代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母，每个字母都代表了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里排列组合，并将生命赋予亚当之躯。”而他的肉身却需要动词，动词是逻各斯，是法律，是规则，是操行，是具体行为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先于世界的创造，也就是说先于母体，只有先于世界的创造中的一切才可能传递，而名词是在创造之后形成的指称，“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所以哈扎尔可汗在梦中听见的那句话：““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便成了关于动词的肉身复活——“意愿在人身上是纯洁的，是神圣的，它是动词，或逻各斯，它作为举止的概念先上举止而存在，而举止是尘世的，它有赛特之名。”
当1982到来的时候，它或者是一个死亡的终点，但更多是另一种复活的起点，金斯顿宾馆的那件凶杀案不是只死了一个叫做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的人，那个孩子拿起枪朝着穆阿维亚博士开了一枪，在开枪之前，他说：“把嘴张大，省得我碰坏你的牙！”而这种小孩杀死博士的奇案像是对所谓“弱小民族使用恐怖手段威吓强大民族”的那种民主的反叛，但是这桩谋杀案的证人在回答自己是谁的时候，答案是“我是哈扎尔人。”一个消失了的民族，一个消失了的词语重新出现在293年之后的审判中，但是哈扎尔人使用的却是以色列护照，这是另一种皈依还是背叛？而在穆阿维亚被枪杀的那一刻，以撒洛·苏克也死在这一家宾馆里，舒利茨夫人用枕头将他闷死，这个经常给另一个自己写信的女人似乎找到了那个两个大拇指女人的下落，“我们臆想中的牺牲品搭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死去。”她的信的结尾那一句一成不变的话，像是救赎。而在苏克博士的房间里，有一枚写着“1982年10月2日”的蛋终于被打碎了，“这蛋里有你生命中的一天，这一天就像蛋里小鸡雏，能否破壳而出决定于你。”而这重生的日子里还有那一把很特别的钥匙，柄端是金币的钥匙，能打开“金斯敦”宾馆服务人员宿舍的房间，而这间房间的女招待叫维吉妮娅·阿捷赫。
八世纪的王国、民族和宗教，十七世纪的母版《哈扎尔辞典》，以及二十世纪的谋杀案，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范围里，不同的历史体系里，而不管是快镜还是慢镜，不管是阳本还是阴本，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当梦在死亡和醒来之间，当书在左手和右手之间，唯有扔掉了作为整体的那本书，“他和她一样，也在浪费时间阅读同一本书，他也感到了孤独。”是的，这是动词的新生，这是动词的约会，这是动词的破坏，而从迷障的词语森林里想遇到动词，就必须舍弃名词，舍弃被命名、被书写、被修纂的文本，舍弃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名词的大海里，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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