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4 《伊斯坦布尔》：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
这是不是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在辉煌的历史底下，贫困的生活、对外的古迹与美景、贫穷的人民把城市的灵魂藏在脆弱的网中？但我们在此处折回原点，因为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地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之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36 金角湾的船》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一本书，呈现着灰色的封面，一本书，是一座城市的记忆，那么，命运是不是就是灰色的？灰色的封面是不是覆盖了整个城市的背景？那世界里，是有一个背向的男孩，他孤独地站着，朝着无限广阔却一色而成的灰暗，那里就是土耳其，就是伊斯坦布尔，就是博斯普鲁斯？灰暗中看见和看不见的一切都组成了命运，关于童年，关于城市，关于历史，关于现在，关于一个男孩的成长，关于一个帝国的落败，伊斯坦布尔就在这“呼愁”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忧伤之美。
而我，一个以奥斯曼苏丹的名字命名的奥尔罕·帕慕克，必须在出生、在成长中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但母亲取名是想让我变成一个从不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恭敬而节制似乎成了我的无法改写的宿命，就像这个城市在千年前之间形成的历史，总是以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的忧愁形成一个抒情的中心，我在里面，是被包裹的，但是当有一天从灰暗的世界里看见她的命运时，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叛逆和反抗，变成了一种创作和逃离，变成了自己的中心——而整个城市似乎也要在这样的成长中纳入到我们“本身”里，无论是辉煌的历史，还是贫困的生活，无论是古迹还是美景，从起点回到终点，也不过是一个无法突围的宿命。
个体的我，其实一定首先是一个宿命主义者。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生于莫鞑的一家私人小医院，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时空坐标，父亲、母亲、哥哥以及家，这是和个体出生有关却无法逃避的世界，看起来是幸福的，是应该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乐的幻觉中”，但是父亲没有权威，和哥哥争夺母爱，以及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都像是我幽暗生活的一个起点，而在这个起点上，天生已经具有了某种失落的阴影，父亲和伯父一次次破产，家庭陷入破裂，大家为钱的问题争执地越来越厉害，而这一切也注定让这个城市变成个了“幽暗博物馆”：“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奧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 | 编号：C39·2070430·0742 |
或许分身的我在那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里，相像是可以激发某种想象的，但是那是欧洲带回来的相片，不出生在欧洲，注定这张相片只能成为一种贫穷的想象，就像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他们从远方带来文明，从欧洲带来财富，从西方带来技术，但是这样一种回归，却只具有无根性，只能增长某种无用却危险的想象力。而我的想象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甚至相同的景色，这是“通过根部”的分身，是消除无根性的努力，是撕碎廉价相片的行动。
但是，会指向自己生活的现实吗？似乎还是要通过另一种虚构，我便在自我世界里逐渐将想象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四岁时阅读的书，是自土耳其经典史诗《阔尔库特老爹》的删节本封面，那个跟红番一样的巨人赤裸着身体，主宰着世界，就像美术馆里那幅戈雅的画，“萨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巨人的恐怖是将人类抓在手上，尽管害怕，但是足可以使自己充满颠覆的力量，使自己的乐趣和内心的邪恶得以自由驰骋，“当我只因纯粹无聊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扎地方，我便进入这个世界。”这里有冒险，有骑马，有放火，有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和现实不一样的。
还有黑白影像的电影世界，土耳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的电影生产量足可以让我沉浸在这样的黑白影像里，在这里，有着古老的街道，有着废弃的花园，有着倾颓的宅邸，观看黑白影像里的城市，仿佛是透过晦暗的历史来观看这个城市的过去，“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景色、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沉浸在历史中，也就是忘记现实，忘记现在。
除了绘画和电影，似乎还有那个“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的博斯普鲁斯，“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因为这里有丰富文化的痕迹，有放眼望去的辽阔海面，有美丽的水域风景，甚至还有奧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曾经建造用以避居的别墅，无论是历史的遗迹还是海岸的尽管，其实都是一种隔绝，“虽受西方的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而西方代表的梅林关于博斯普鲁斯的那些画，是美丽的，也是忧伤的，他似乎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那样看待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目光画它。实际上，梅林在这种双重身份中也在创造着另一个城市，和我关于分身的欲望一样，让我看见了另一个博斯普鲁斯，另一座城市，另一个自己。
在想象中成长，其实不是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而是遗忘现在的自己，学校生活是快乐而单调的，而我也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中——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从窗外欣赏我的画，这是一种乐趣，“仿佛画画证明了有另一种东西存在，仿佛另一个人进驻了我的身体。”甚至还有爱慕着自己的女生，在她受罚死我还会有一种想去援救她的冲动。而后来的那场初恋，是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的快乐，我仿佛就是画家，而她是我笔下的模特儿，在简单、隔绝的世界里他们表达着那一种懵懂的爱，一种可以抛弃所有的爱。
世界仿佛就是如此呈现出它美好的一面，而不管是想象成的巨人，还是黑白影像，不管是自己的绘画，还是充满激情的初恋，不管是美丽的博斯普鲁斯，还是学校生活，我只是在寻找另一个分身，寻找另一个自己，在阅读、观看、绘画和恋爱中远离现实，但这实际上是最大的不现实，波斯语的意思是“黑玫瑰”的年轻模特有着父母争执、兄弟打架的家庭，有着父亲出轨的故事，而最后也是无奈地离开伊斯坦布尔，退学而去往瑞士。欧洲的瑞士，就像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面对的方向一样，是遥远的，也是解构的，“我写给她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
初恋最终石沉大海，漫画里的冒险故事最终合上的时候，也是另一种绝望：“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而黑白影像呢，透过它我却看到了1958年著名的“萨拉札谋杀案”，博斯普鲁斯，这个过去两百年建造夏宫的绝佳地点，和伊斯坦布尔一样，“诉说的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而我的这个家，不仅继续展示它幽暗的客厅，也将父母推向了一种消失的边缘，父亲似乎以一种逃避的方式离开了母亲，而我肯定总有一天母亲也会永远消失。父亲去了哪里？他是去了梅西迪耶廓伊，会见了情妇，在那个公寓里，“父亲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摆在这另一间卧室的枕头上，床头桌上放了一叠桥牌书，就像他在家里的床头放得一样。”一样的卧室，一样的书，一样的环境，“仿佛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办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孪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栋房子不是为了会他的情人，而是为了跟这个家伙在一起。”
这是使我“毛骨悚然”的描述，它一样在我那里变成了想象的现实，所以父亲的“消失游戏”似乎将发生在渴望有一个分身的我的身上，“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对于我来说，这何尝不是早就注定的命运？或者说，这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被写好的宿命。一个小小的家无非是这个城市的投影，而这个城市也无非是所有家庭的集合，所以在我的命运里注定会有伊斯坦布尔幽暗的客厅、昏暗的阳光和灰暗的未来，伊斯坦布尔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化还是土耳其化，是维持帝国的没落，还是在痛苦中走向共融？
欧洲和亚洲的交汇处，并不仅仅是指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历史际遇，“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在帝国的斜阳里，家附近的官邸故居变成了市政当局，从前帕夏、王储和高官的宅子变成老朽破旧的怪物，甚至，我在出门的那一刻，被帝国的斜阳刺痛了双眼。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废墟之城里，奥尔罕·帕慕克把命运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呼愁”，不管是在意世间的失落，还是悲悯中的精神苦闷，其实都指向一种体验：自愿承载的忧郁，而这种自愿承载也不是个体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某种整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它不提供清晰的情绪，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在这样的“呼愁”里，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是其代表，不论是大诗人雅哈亚，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科丘，不论是小说家坦皮纳，还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他们都在过去和现在，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舰长关系里取得创作的力量，曾经迷恋于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却在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中找到失落和忧伤，似乎是用西方化的观念来理解和描绘伊斯坦布尔，而其实他们在这样一种“呼愁”中却只是孤独，他们都终身未娶，他们都独自生活，他们最后也独自死去。
这像是一种极端的命运，所以这个城市的选择往往会呈现起单一性：要么是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要么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我出生后一年的1953年是“伟大奇迹”五百周年纪念，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陷落和征服，是一个城市的两种说法，也是两种命运的命名，而在500年后这个城市的复杂已然不能用这两个简单的词加以抉择。东方和西方，其实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中，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这座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那条路，那不是像我一样找到分身的自己，也不是像父亲一样在消失中逃避。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对于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还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所要避免的都是过度信仰，在伊斯坦布尔，我所看见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他们的心灵空虚，“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无论是奈瓦尔，还是戈蒂耶，无论是纪德，还是福楼拜，无论是向往还是寻找，在这些西方作家的世界里，伊斯坦布尔也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抗争着西方的目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抵制一切非西方服饰展的服装改革似乎是最重要的标志，以及后来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而在这样命运选择中，奥尔罕·帕慕克看到的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的事物，而我们当中的西化者却把相同的每件事物看做障碍，应当尽快从城市表面铲除。”所以，在我的成长中，在西方化的浪潮中，有时候得到的只是自卑：“在欧美，快乐的人过着像好莱坞电影中美好、有意义的人生，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包括我本人，我们注定在破旧、落魄、平庸、漆得拙劣、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我们注定过着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外界注意——我慢慢地、痛苦地让自己准备接受这命运。”
这不是伊斯坦布尔应有的命运，奥尔罕·帕慕克在经历了种种的矛盾和忧伤之后，他指出，“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看起来是一种出路，但实际上在我的世界里，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城市构想，因为，“当城市的忧伤渗入我，而我的忧伤亦渗入它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浑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在我看来，我从未完全属于这座城市，博斯普鲁斯、船只、太过熟悉的夜晚、灯光和人群，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但也是陌生的，在自己的成长中，我依然在寻找另一个分身的自己：“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
所以，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渴望着原先的自己消失，渴望着分身的自己出现，只是不再按照母亲的想法成为一个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找一份工作娶妻生子，而是在城市的废墟中，城市的斜阳里，城市的破落中，寻找和父亲不一样的分身，那是一种融入其中的创造，那是一种通过根部的想象，那是一种去除过度信仰的热爱，所以在寻找自我中，我对母亲的那一句话“我不想当画家，我要成为作家”，也是对于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母亲说的一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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