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4《而已集》：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小杂感》

这是“妻性是逼成的”中国，这是“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的政府，这是“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的现实，当一九二七年的一切在变与不变中行进，当南中国的鲁迅在革与不革中思考，“小杂感”是不是还未能探出那可以向前的方向？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鲁迅在南北中国的奔波似乎在寻找革命的方向，但是在冷嘲的专制之后还是沉默的共和，当武士刀指挥着武士还有文人，当犬儒的刺苟延了自己的生命，当凉爽的秋夜有人自杀却还怕大海的汪洋，那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还是一个循环？

曾经看见了许多的血和许多的泪，于是有了杂感；后来“泪揩了，血消了”，但是“屠伯们逍遥复逍遥”，于是只有“杂感”；后来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而已”而已，是一声叹息，也是一种愤怒！八句话的题辞曾经出现在《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当再次出现在《而已集》变成“而已”而已，它们似乎都在同一种呼吸里变成鲁迅的喟叹：续编的续编，“而已”而已，回应着永不消逝的“逍遥复逍遥”，在反复和轮回中，无论是题辞中的杂感，还是“小杂感”，都指向了关于革命的循环疑惑中。

共和革了专制，却为何沉默？为何还有“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的遮蔽？“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革新最终是不是只是为了阔气？可是，“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在现实里，“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笑声中有死亡，疾病中有死亡，凉爽的秋夜中也有死亡，而自杀的甚至“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似乎还没死；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相通的是：“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在杂感的世界里，有讽刺，有无奈，有愤怒，有呼喊，而对于革命，那复杂的链条里似乎并没有唯一的出口，是革命，是反革命，是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与反革命，反革命与革命，杀与被杀，被杀与杀，革命是反“反革命”的反革命的革命——所以这是一个“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循环，永无止境，永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纠葛和错乱中，于此，鲁迅说了一句：“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否则”的拒绝是不是一种个人对于革命的清醒立场？

所以对于一九二七年在南中国的鲁迅来说，“而已”而已的杂感，关键词是“革命文学”，但是这个关键词可以拆分为两部分：革命和文学，又在两个层面上变成杂感：社会和自我。革命之前，总是需要被革命的东西，那是中国还没有彻底改变的国民性：西洋人的脸上有着多余的东西，那便是“兽性”，而中国人只有下巴，当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当听了有些醉心的说话，便将下巴挂下，将嘴张开，不雅观而且精神上少了一样什么机件，那便是兽性，“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但是现在的广州和上海一样，他们只是修养着他们的趣味，甚至电影一开始电灯一熄灭，连下巴也看不见了；报载女附中主人不许剪发女生报考，甚至有一处鼓吹减法的，后来被军队攻入，把剪发女子拔去头发，还割去双乳，“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忧“天乳”》）”连“英国人的乐园”香港也受到影响，检查员胡乱翻开皮箱戳破纸包，把里面的小刀看成是凶器，把生得太瘦的人看成是“贩鸦片”的，这无非是高等华人对低等人的呵斥，“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再谈香港》）”……

人寿有限，“世故”无穷，这边也是要对世故革命的缘由；而还占据着“公理”的那些人，反倒成了革命的主将，他们拿走了公理和正义，他们成了“正人君子”，“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鲁迅问的是：“公理”几块钱一斤？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是“交了好运了”，被升为“首领”，“……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闲话》里把“首领”的帽子戴在鲁迅头上，于是甲说：“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于是乙说：“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是“首领”而且有“大义”的旗，“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辞“大义”》）”生生地把自己推向了“战略”高度，于是鲁迅感慨道，从前在背景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一个海边，只有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

在成为首领手拿义旗而“有些阔气”的现实中，鲁迅是被革的“首领”，而他当然是要革他们一下的：在《“意表之外”》中，他说自己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朋友），‘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这是“咱们一伙儿”的谬论；“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这是把坏话都推给鲁迅自己倒干干净净的一派，“我又不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所以还是要论战，骂是骂被骂者获利的骂，譬如高长虹，曾真正得到过指导和帮助，但是获利之后反过来谩骂鲁迅是“世故老人”，说自己是太阳，还把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转而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于是鲁迅“赞叹”太阳：“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新时代的放债法》）”于是，在一种嘲讽中鲁迅说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身边藏着许多账簿，而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天大的恐慌，于是鲁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被革的“首领”要革获利的无耻之徒，也要革打着人性旗帜反对平等的人性论者，梁实秋认为“人”字根本上应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子的意义太糊涂，聪明的，愚蠢的，女人，男人，三教九流都是人，“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所以真正的平等就是尊重人格，“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平等就是承认不平等，因为那是自然的不平等，由此，鲁迅抨击这是为了“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也，胃口有差别，正如“人”字也有差别。这“胃口论”是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应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长久，鲁迅反问，这种“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无非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论，难道中国的历史论也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另外本质的问题是：“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人出的汗都不一样，有香汗、臭汗，怎么会有不变的人性？“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文学和出汗》）”

反讽的“胃口论”，抨击的“人性论”，鲁迅被革成为“首领”，也有了革的想法，但是对于身处南中国的鲁迅来说，个人的被革和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在这个国家层面的革命问题上，鲁迅的疑问是：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在《黄花节杂感》中，对于黄花岗烈士的纪念似乎是变淡了，继而是忘却了，“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这是不是革命的后遗症？而这后遗症在孙中山的遗言里便成了“革命尚未成功”——是革命成功而被淡忘，还是革命尚未成功需要继续革命？在鲁迅看来，革命成功是暂时的事，革命尚未成功则是无止境而“止于至善”的事，“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需要怎样的培养？需要不赏玩不攀折不摘食，让其逐渐生长最终开出幸福的花果来。

革命尚未成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一种判断标准，而“革命文学”，不仅和革命有关，也和文学有关。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四一二”事件发生之前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里做了演讲，谈到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认为“大革命”和文学之间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都是针对社会种种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第二阶段是大革命时代，文学没有了，“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第三阶段是大革命成功之后，社会状态缓和了，生活余裕了，这时候产生的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这是革命讴歌派，“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但是另一种文学则是一种革命挽歌派，“吊旧社会的灭亡”——而在演讲中，鲁迅认为中国还没有这两种文学，既没有对新制度的讴歌，也没有对旧制度的挽歌，因为革命尚未成功。

四月八日的演讲，似乎预言了四天之后的那次从革命走向反革命的事件，但其实也是对于革命常态的一种态度，“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这便是“止于至善”，而要革命，并不需要革命文学，首要的是革命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而革命文学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在直接标题为《革命文学》一文中，鲁迅强调了“革命人”的意义，“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怎样成为一个革命人，怎样创作平民文学，怎样看见血管里的血？在七月十六日广州知用中学演讲时，鲁迅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另一种则是嗜好的读书，“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所以对于青年来说，真正的读书方法是和社会结合起来，走向社会也在社会中实践，革命文学需要的是革命人，革命人需要和实社会接触，这种实践论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而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全可以看做是鲁迅为“革命文学”在发声。

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群雄纷争的乱世，但也创造了文学上的奇观：曹操是一个英雄，鲁迅认为曹操虽然专权，但是他尚刑名、尚通脱，影响到文章风格，便是清峻和通脱，所以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大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到了曹丕的时候，文学走向了自觉，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章的风格是华丽、壮大；之后出现了一个人，叫何晏，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另外则是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他吃的要不是寻常的药，是名为“五石散”的药，这种药有毒性，需要寒食，只有一样东西例外，便是酒——无论是晋人“不鞋而屐”还是“居丧无礼”，都和这药有关，但他们有钱，“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而在名士之外，则有竹林七贤，他们喝酒成瘾，完全是反礼教的典型，名士吃药和七贤喝酒，构成了两道不同的风景，“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反礼教，也因此被杀，被杀，也越狂放，之后则出现了平和的田园诗人，陶潜便是晋末的代表，虽然是田园诗人，但是他对于世事是没有遗忘和冷淡的——魏晋文章，从自然状态的清峻和通脱，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华丽、壮大，再从名士对于药的痴迷而开创风格，到“竹林七贤”以酒为乐反对礼教，梳理下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迅那里又归回到了实践派，人不可能超于人世间，所以文章也不会超然独立，“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酒杯里装着的是酒，无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而至于反革命，其实都难以脱离社会现实——不是不变的人性论，是总是在变革的阶级论，于是“而已”而已的杂感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目光向前的战斗主义，于是鲁迅大胆、犀利地在一九二七年“豫言”了这个需要永远革命的中国的一九二九年：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长大者，为——文艺又复兴。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
·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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