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5 《疯颠与文明》: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最后一瞬

注意，它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没有船了，有的是医院。
       ——《第一章 “愚人船”》

停泊之前，它就在水域里航行，从此处到彼处，从陆地到大海，从故乡到异地，载着那些被囚的人背井离乡。而这样一种“醉汉之舟”，当从文艺复兴的想象图景中，从文学词语的虚构场景里，变成真实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的时候，谁应该在上面，谁应该漂泊，谁应该离开？浪漫或者讽刺，源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的神话意义在流动和不安中，却成为一种象征。他们是疯子，他们是病人，他们是神经错乱者，当他们成为“愚人船”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被放逐的，“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尽管从一开始，茫茫无际的大海提供了一种梦幻的场景，千支百叉的江河提供了“愚人船”众多的出口，当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对于那上面的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他们像是人生的旅客，像是旅行的囚徒，虽然面临着脱离尘世、不可捉摸的命运，甚至水域所起到的净化作用，使得他们获得某种道德惩戒的机会，但是离开并不意味着抵达，浩淼、狂暴的大海形象，对于这一种航行来说，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家园的眷恋的丧失，人落入了恶魔之手，在撒旦的诡计海洋里成为囚禁者。

编号：B83·1991017·0505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9年5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274页

“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严格的社会区分将他们定义为疯子，绝对的过渡又让他们成为囚徒，实际上，愚人船是一种隔离，是一种囚禁，是一种监狱，确保他不再城墙下徘徊，就意味着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再也无法返回。这种无法返回一开始是用疯癫的主题取代死亡的主题，他在虚无的存在中走向一种不可知的命运，虚无是对自我命运关注的内在转向，它不提供一种外在的终点，不提供“威胁和结局”，而变成一种具有魅力的知识，荒诞的形象，神秘的学术，使人们对于疯癫开始着迷，“它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表面的现象。那种从最奇特的谵妄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

福柯说，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疯癫是被理性世界驱逐的，但是那种愚蠢却变成一种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的“学术消遣”，那种知识变成了潜入人类的一种维持自身的微妙关系，“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疯癫式的自恋提供了一种自我关照的梦幻镜子，看见了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而狂妄自大的疯癫通过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或权力赋予自己，而道德领域中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成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幻觉意象，甚至福柯把它称作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但是这种种的疯癫是虚无和幻觉的原因，却也成为结果，也就是说，疯癫不再处在世界的边缘，那个愚人船上的世界不再被人遗忘，甚至它的航行不再指向未知，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已知的终点，赋予了固定的意义：狂躁症被象征为一个跨骑椅子的傻子，抑郁症的象征是乡间孤独而饥渴的狼，还有酒癫、丧失记忆的和理解力的疯人，还有昏迷不醒的疯人、轻佻呆傻的疯人，原本无序的世界被条理清楚地进行了命名，而这种命名就是抽离了愚人船的那种航行，变成了医院的禁闭。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隔离，到流放仪式，最后演变成了古典的疯癫经验，在福柯看来，构筑的是一种理性之下被驯化的全部表象：“它既遮遮掩掩又锋芒毕露，既说真话又讲谎言，既是光明又是阴影。”在这样一种真相里，“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亿。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拢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这是17世纪的现实，当航行被禁闭取代，当愚人船被医院取代，“勉强他们进来。”《路加福音》里的那句话就变成了宗教救赎之外的理性统治，而这种统治在福柯看来，有两个事件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一个事件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事件则是1794年解放比塞特尔收容院的带镣囚禁者。

总医院具有的奇特权力是建立了在国王的权力体系和法院的法律体系之外的“第三种压迫秩序”，这种压迫秩序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禁闭者提供工作，目的是从劳动中体现到的意义，让禁闭变成一种赎罪的手段，而在这种被赋予的道德责任中，总医院可以有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甚至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使用火刑柱、镣烤、监狱和地牢。古典时期的疯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消除那种“不安”，那些人被禁闭在“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里，“毫不妥协、毫无保留地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这种禁闭的意义是将那些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人隔离出来，所以这只是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总医院开始的“大禁闭”时代，对疯癫的社会认知只是一个起点，“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非理性体验，是把疯人和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落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作为同谋犯；非理性体验，是将疯人作为一种耻辱的良心而制造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非理性体验，是把疯人看成是某种被狂暴本性攫住的野兽。为什么在投毒案件中，罪恶不是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由收容所秘密处理，为什么伯利恒的医院每个星期日要为公众开放展览那些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为什么收容所要用一种动物园的外观强化丑闻的记号？因为恐惧，因为耻辱，因为罪恶，因为“不把疯人当作人来对待”，而这种否定句式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统治者，那就是：理性。

疯人身上的兽性爆发使得他们成为一种野兽，但在古典时期，他们甚至不是病人，“当疯人变成一只野兽时，人身上兽性的显现——这种显现构成疯癫的丑闻——被消灭了。不是兽性被压制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野兽是的非理性的动物，而要听从的则是理性动物——也就是人，所以在总医院的禁闭中，实际上构筑了一个二元体系：理性和非理性。也就是说，承认疯人的兽性，就必须承认人的理性，只有非理性听从在理性的人的理智和命令，疯癫才能被治愈，“从此，疯癫必须服从人的决定论，人则被视为其兽性的自然存在。”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治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宗教式的救赎，因为，“基督并不仅仅让精神错乱者聚在自己周围，而且他决定让自己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疯人，通过自己的化身来体验人类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在福柯看来，这种体验使得疯癫“成为在被钉上十字架和从十字架上抬下来之前上帝人形的最终形态”，也就是说，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最后界限，正如基督教的死使得死亡变得圣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圣洁”。

其实，这种具有宗教式的体验在福柯看来，却具有一种非理性的独特力量，“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其丑闻，那么非理性的整体所不能表达的而它能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与其他收容者所不同的是，疯癫的狂乱是“因抛弃理性，在其兽性发作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证明力量”，也就是说，在“非理性”的经验形式中，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乱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领域。无论是打破灵与肉统一结构的激情，还是混乱心象演变的谵妄，在疯癫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非理性的经验揭示了一种真相。“在激情现象中，在双重因果关系——从激情本身出发既向肉体扩散又向灵魂扩散——的展开过程中，疯癫找到了自己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激情造成了疯癫，疯癫又在释放中超越激情，它导致因果关系的破裂，导致统一体的解体。而在谵妄中，混乱的表象之下是秘密秩序建立的纯粹理性，“在这种谵妄中包含着疯癫的似是而非的真理。”这种真理正如《百科全书》对于疯癫的释义一样：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也就是说，疯癫偏离了理性，却又在自己谵妄中建立其另一种理性，命名之为“非理性”，福柯却把这种体验也成为理性：“虽然什么也没看见，却自以为看到了想像的东西。”

所以，在医院的禁闭系统中，疯癫被压制，甚至被清除出社会秩序，但是这种行为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而是表明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禁闭是对付被视为非理性即对理性的空洞否定的疯癫的最恰当的做法；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虚无是一种真相，所以不管是躁狂症还是抑郁症，不管是歇斯底里还是疑病症，福柯认为都可以通过医生和病人的“疗法”使得他们被医治，包括直接服用铁锉屑的“强固法”，用肥皂、醋的清洗法，还有水疗法、运动调节法，以及用唤醒、戏剧表演和返璞归真的话语医治，都能够使疯癫变成一种非理性体验。

但是，这种非理性的体验在18世纪之后，却变成了一种恐惧，“正是在想像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把疯癫和列为疾病，并从非理性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实际上造成了双重的困境：对疯癫的恐惧和对非理性的恐惧同时增强。这是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焦虑，也就是说，疯癫的大恐惧带来的是一种新秩序，疯人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人，成为被理性交谈以及受到询问的一种存在，去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原始的兽性，而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疯癫生成在理性世界里，生成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医生眼里的“精神错乱”，另一种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异化”。

不管是病理学上的精神错乱，还是哲学意义上的异化，使得疯癫都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幽灵，变成蒙受屈辱的象征，变成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甚至变成了一种犯罪，“由于脱离了原有的各种关系，被孤零零地留在令人窒息的禁闭高墙之中，疯癫便成为一个问题。”而在这个时代，精神病院的诞生，看上去是为了消除恐惧而转型疯癫者的内心，不再惩罚病人的罪过，甚至在图克建立的体系中，是为了解放精神病人，而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但是在福柯看来，无论是以宗教隔离的方式净化道德，还是通过综合道德教育连贯疯癫世界和理性世界，实际上都是另一种统治，新的理性让疯癫不再抗争，却把疯癫病人变成了“未成年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疯癫者没有自治权利，只有移植到理性世界里才能存活，那种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甚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人道环境，反而在各种观察之下，疯癫变成里理性世界的一个客体，而这种客体化的疯人院生活，在福柯看来，就是“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通过一种神奇的短路”，异化变成了对精神错乱的消解。而这种消解最本质的错误在于使得疯癫“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

从非理性世界中被驱逐，疯癫变成了一种“沉默”，也就是说，在理性意义上，疯癫被征服，它在强制状态中造成了理性和非理性的断裂，而在这种征服和统治中，疯癫失去了自我的独白，“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在古典时期，疯癫和理性的交流是一种激进的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表现出它的兽性及其变形，但是它们都在神秘中言说，在非理性中表达，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却变成了沉默，这种沉默状态是无声的机制，是不加评注的行动，是一种当下的知识，在庞大静止的结构里，帕斯卡所说的“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不仅不是虚无，而且被判处了死刑。所以福柯揭示这种沉默的考古学，其目的就是要舍弃这种不愉快的领域，就是要打破这种禁闭状态，而是要将疯癫在和理性的对话中表达自己，建立交流机制，而这种表达和机制就是一种文明。

但是疯癫的文明并不仅仅体现在打破理性所建立起来的冷酷世界，并不仅仅否定其病理学和心理学的隔绝状态，并不仅仅连接断裂的沉默，而是在疯癫本身里看见文明的力量，“自18世纪末起，非理性的存在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已不再表露出来，这种个别情况就是那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划破夜空的闪电是尼采、凡·高或阿尔托的疯癫，它们体验了激发出来的勇气，用词语包围虚空，在肉体的恐惧里制造突兀在深渊上的峭壁，而这一切爆发出来的疯癫，”无疑丝毫不能表明这个世界的理性，不能表明这些作品的意义，甚至不能表明现实世界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和决裂”，而是在一个虚空里，在一种沉默中，在不可弥合的缺口里，在理性世界里压制里，艺术作品第一次让世界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有罪的文明，真相的文明，只有非理性意义的疯癫，在被理性推向沉默却寻找到缺口的爆发中，才具有文明的终极意义，“疯癫只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最后一瞬间，因为艺术作品不断地把疯癫驱赶到其边缘。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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