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05《论马奈》：谈论一种最终的沉默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大幕拉开，《奥林匹亚》跃入眼前。
——《<奥林匹亚>丑闻》
灵感来源于提香的绘画《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但是马奈对它的临摹，马奈对它的借鉴，却变成了一次事件：巴黎人表现出对马奈画作《奥林匹亚》的强烈反对，继而变成了对艺术被玷污的愤怒，专业评论者甚至对他进行嘲笑和讽刺，它构成了19世纪后半夜在绘画史上的丑闻——但是也正是这一丑闻事件，乔治·巴塔耶却发现新的世界拉开了大幕，它开启了一种叫做“现代绘画”的新历史，“这是褪去外在装饰后被重新发现的威严。它属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它不需要其他理由，只因存在本身就值得被绘画的力量呈现。”
临摹和借鉴，似乎让马奈沿着传统的道路前行，但是为什么《奥林匹亚》中的女神变成了赤裸的怪兽？为什么还有身旁的黑人女仆？为什么提香绘画中温柔的狗变成了黑猫？1865年的沙龙展上，马奈提供了这幅《奥林匹亚》，由此爆发了矛盾甚至冲突，公众的愤怒和嘲笑让其变成了一场丑闻，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评价说：“我们可以原谅丑陋，但它必须是真实、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以某种绚丽的色彩效果凸显。”画作中的模特躺在床单上，身体缺少美的造型，线条则变成了粗细不同的黑辣条，最丑陋的当然是拿着捧花的黑人女仆和在床上留下肮脏爪印的黑猫，在戈蒂耶看来，马奈的画作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奥林匹亚成为了“散发着神圣的恐怖”的存在。
乔治·巴塔耶将民众的愤怒看做是一种宗教狂热，“仿佛这群观众天生具有辨别力，他们不假思索地被直觉所驱使。”当马奈完成了这幅画作并将其在沙龙上展示出来，他建立在临摹和借鉴基础之上的创作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的一次偏离，而偏离的意义是在“神圣的恐怖”中构建了一种缺失——在乔治·巴塔耶看来，这种缺失正是马奈对现代绘画的独特贡献，因为所谓的丑闻，代表的是对长期绘画热的“一场剧烈的颠覆”，它取消了艺术的习惯审美，取消了传统中的神圣，取消了规则，甚至取消了画作本身要求的意义，正是在取消的“缺失”中，马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是一种神圣，神圣建立在虚幻的人物和迷失的温柔中，但是马奈却将这种神圣性搬到了现实世界，他用他的狂野、急促的笔触勾勒除了《奥林匹亚》的发展轨迹：从神话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就像瓦莱里所说，奥林匹亚是赤裸和冷酷的存在，是一个“最不纯洁”的人，是“社会悲惨奥秘的公开化身和力量所在”，让人想到大城市的性工作和风俗中隐藏着的原始、野蛮和兽性，“她是丑闻，是偶像……她的头脑空空：一根黑丝绒线将她的存在与本质分离……”而对于绘画本身，瓦莱里评价说具有“似黑红色珠宝迸射惊艳光芒”的诗意。
只有一种缺失才能找到现实的隐喻，只有偏离传统才能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也只有人们的愤怒和嘲笑才启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乔治·巴塔耶认为，马奈在画作上制造了一种僵硬和暴力的沉闷感，明亮的人物和白色的床单散发出刺眼的光芒，而站在阴影处的黑色女佣被简化为一种苦涩光彩，黑猫站在阴影的最深处，耳后的大花、花束、披肩和粉色连衣裙跳脱出人物之外，呈现处一种“静物”的特质，当色彩的光芒产生出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就拥有了巨大的力量，它让其他一切都沉默了，“除了寂静，再无其他。”当画作中的女人变成女孩而非提香世界里的女神，她就从这个神圣的世界中走出，她就否定了诗歌和神话般的纪念碑，否定了和城邦古老现实相关的传统，“她精准又挑衅的特征表明她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她的裸露（与裸体一致）是一种沉默，就像一艘被搁浅的、空无的船……”对意义的粉碎就是马奈打开新世界的所有力量，除了《奥林匹亚》，还有灵感来源于拉斐尔《帕里斯的裁决》的《草地上的午餐》，它也是对古希腊寓言的否定，“这些作品让他重新发现了艺术的威严，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世界被直接呈现为荒谬，扼杀了同时代形式的表现力。”
粉碎意义，就是为了创造意义，否定威严，就是为了重新发现威严，“它属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它不需要其他理由，只因存在本身就值得被绘画的力量呈现。”这就是马奈启示性意义所在，甚至是对于绘画艺术最高价值的探寻：黑暗制造的“丑闻”，就是在沉默之上寻找艺术的可能性，而可能性“意味着人作为个体独立自主”，它挣脱了任何既定的事业或体系，它取代了遥远的过去的一切神圣和威严，“它精准地呈现了一种纯粹的存在的魅力，这种存在最终无声地与雄辩创造的谎言切断了联系。”但是，画作中的沉默，画作中的模式，画作中的独立自主，却并没有成为马奈对现实的拒绝，当《奥林匹亚》以变形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现实，在艺术中变现了当代人的平凡，似乎，马奈这个现代绘画的开创者，却陷入了现实的围困中，却体验到了平凡带来的痛苦，他也在缺失中成为“一艘被搁浅的、空无的船”。
| 编号：B83·2250211·2230 |
马奈的绘画带来了令人不安的颠覆性，乔治·巴塔耶称其为一场“革命”，但是对于马奈来说，这场革命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在他无意义的谈话和平淡的外表之下，这个开辟通往新世界之路的人却隐藏着痛苦。”在个性方面，一方面马奈低调，表面上爱开浅白的玩笑，对自我缺乏信心，而另一方面他隐藏的情感又总是在不稳定中爆发，是一个“精神高度紧张的男人”，这种矛盾的性格让马奈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的目标中品尝到了压抑和痛苦：比他小两岁的德加性格急躁，瓦莱里曾以他为原型创造了毫无行动能力的“泰斯特先生”；而波德莱尔又比他更有自信，甚至是个冒险主义者，他批评马奈软弱，而在波德莱尔陷于经济困难的时候，马奈自掏腰包帮他还债；马奈的朋友杜兰蒂曾一度对马奈的绘画持保留意见，在关系紧张的时候，马奈失去了理智和杜兰蒂进行了一场决斗……“马奈就像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确切地说，他身处世界边缘，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起眼。”
有着这样一种矛盾性格，马奈便与他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大众的嘲笑和愤怒对他来说就变成了痛苦，这种痛苦并非是完全个体意义上的痛苦，在乔治·巴塔耶看来，当绘画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必将与当时公认的绘画理念相悖，这种相悖引发的是纷争，而正是这种纷争才能指向美的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认为马奈的软弱，马奈的低调，马奈的格格不入，马奈的痛苦，所构成的正是“优雅”：当其他人在生活分崩离析的时候学会了选择甚至妥协，但是马奈却坚决远离沉闷的主流体系；马奈需要大众的认可，但是却并不属于那个时代，所以在官方成功和内心的坚守中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他的谦逊使他走得比波德莱尔更远。”他经历了压抑和痛苦，但却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甚至是压抑和痛苦本身引导着他，所以他寻求的答案并不是为了自己，他将艺术从束缚、乏味和虚假中解脱出来，是一种超越，甚至是超越了个人的超越。
超越个人的压抑和痛苦，巴塔耶将马奈放置在西方文明的整体运动之中，他认为是马奈将绘画变成了一门自主的艺术，是马奈将绘画从象征意义、权威中解救出来，是马奈赋予了艺术本身最高的意义——那就是拒绝“任何任何与其本身无关的价值”，将绘画所谓的主题打碎、解构、摧毁，从而建立新的形式秩序和新的世界。巴塔耶将马奈在绘画中追求的目标解读为“沉默”，“对画家来说，他必须解放自我；他必须自由地投入绘画艺术、技巧、形式和色彩的和谐共鸣中。”戈雅被称为是现代派的第一人，巴塔耶却认为绘画的现代性之路由马奈真正开启，他们的标志意义可以从两幅画作中得到体现：戈雅创作了《1808年5月3日》，一个男人面对行刑者发出了呐喊，戈雅在画作中抓住了死亡这一瞬间，“这一闪光的强度摧毁了视觉……绘画的表现力是否已如此深刻？呐喊如沉默般决绝，就像表达被扼杀一样。”马奈是在1865年看到戈雅的这幅画，两年之后他自己创作完成了《处决马克西米利安》，一样是行刑的场面，一样是男子的呐喊，一样表现了死亡的瞬间，但是比起戈雅的画，马奈更是表现为一种冷漠：士兵们冷酷地执行死刑，有一个士兵甚至还在检查着枪支；围墙外趴着一些旁观者，他们目睹了行刑的过程，但是全部是冷漠和麻木，“一些人状如死者，另一些状如杀人者，但都毫无意义，他们就像去买‘一捆萝卜’。”
在巴塔耶看来，戈雅的画作表达了一种不和谐的恐惧，他的艺术属于过去，连同痛苦的挣扎，在试图逃离过去却又成为过去的一种象征。而马奈的画作缺失完全的冷漠，他对画作所讲述的东西漠不关心，对待一场死亡的处决就像对待一朵花、一条鱼那样冷漠，所谓沉默是主题的沉默——死亡的沉默，恐惧的沉默，以及消除了“所有与绘画无关的价值”而实现了的沉默。在这里，巴塔耶认为戈雅表现了暴力和黑暗，并通过一种极恶的平衡实现一种现代的纯净，但是马奈的沉默却是形式的无序，是对威严的拒绝，也是对可能性的开放，“今日之神圣无法公之于众，神圣者自此沉默无言。这个世界只是一种内在、无声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是消极的：我能谈论它，但这是在谈论一种最终的沉默。”而另一方面，马奈摧毁了主题却不是无主题的存在，他保留了主题，但是是一种缺失，“这个主题和标题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绘画的借口。”
马奈将“奥林匹亚”从神圣的世界拉回到现实，同样，他的画作都在沉默中说话，在缺失中言说，他以简洁和优雅的方式达到了纯粹、坦率的程度，这就是他拒绝贵族精神的参与，拒绝资产阶级的谎言的态度，“马奈的冷漠是至高无上的冷漠，是一种毫不费力却尖锐的冷漠，是一种令人震惊，但本身并不在意自己所引发的丑闻的冷漠。”这就是巴塔耶在马奈绘画中发现了“秘密”：在《吹笛少年》中马奈表现了少年的脆弱，《安吉丽娜》中是幽灵的显现，《女人和鹦鹉》则是难以捉摸的柔和，画作中的人物形象似乎都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是画作的自我言说；《歌剧院的假面舞会》中是轮廓模糊不清的人物，那些头戴大礼帽的男人和挑逗、迷失的女人被呈现出来，完全不具有画家的倾向性，画作就像庆祝活动本身一样，是迷失，是庸俗，是主题的淹没；《女神游乐厅的吧台》中，女招待的背后是巨大镜子反光所创造的光影魔法，“她高挑活泼，却稍显黯淡，金发刘海下的眼睛流露射下梦幻般的倒影。”这正体现了一种“空无得缺失”。
画作沉默而言说，主题淹没而开放，叙事缺失而表现，里奥奈罗·文杜里将其看做是一种“未完成的完成”，马拉美则认为，“当一幅作品的所有元素都被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其魅力多一分就会被破坏”时，这样一幅作品是否彻底完成已经不重要了。”但实际上，无论是沉默、缺失都是一种形式上的叙事，在巴塔耶看来，优雅的马奈最重要的一点恰恰是沉默、缺失和“未完成的完成”的诗意，那幅《马拉美的肖像》似乎并没有沉默，而是与当时成为保罗·亚莫英语老师的马拉美“极其相似”，在写实意义上，马奈的创作揭示了绘画的最高价值，那就是在诗意中体现艺术本身，“这幅画呈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众多画室追求却始终难以触及的最高价值。”这种价值就是诗意，“其纯粹体现在阴影的四散逃逸，流露出不真实之感。”而这种诗意的展现，不也正是“马奈的肖像”？一个在时代中体会了痛苦的人，一个被大众嘲笑的画家，一个与生活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优雅，他的缺失，他的沉默，不正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波德莱尔相遇，和马拉美相遇，和现代性相遇，这就是瓦莱里所说的“马奈的胜利”，而巴塔耶在这种“最终的沉默”中发现了现代的大门正以马奈的形式缓缓打开，“我想表达的是，马奈作为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画家，也是最有资格宣告这个充满惊喜的神奇世界诞生的人，现代绘画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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