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0 《全世界的记忆》：假如文字不死
1956年的时间在别处，1956年的巴黎国家图书馆在别处，当时空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时候，它会变成历史，而历史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静止的，和那些存放在图书馆里的各类图书一样，它被盖上灰尘，会慢慢发黄甚至破损，最后以淹没的方式在时间的河流中消逝。但历史的意义不是让记忆沉睡，而是用另一种时间将其唤醒：“通过书本我们会看到一个真理的世界，了解世界的秘密。”
真理的世界，向我们开放，而在开放之前，则是对“全世界记忆”的储存，而这个储存的过程则是打开“他们”的世界。一本书，被写作，被出版，都是他们在自己时间里做的事，所以对于1956年的巴黎国家图书馆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首先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历史陈列室。通过赠品、收购等四种方式，图书馆从世界各地收集各种作品，这是第一步，这种方法有时会很原始，工作人员甚至用袋子把那些有价值的图书和报刊杂志收集而来；而出版社的每一本书的复印件，也都会存放在图书馆里。
他们的书会一本本堆放在那里，会一排排陈列在那里；和他们有关的各种图片，会存放在专门的区域里；和他们有关的各种荣誉，也会专门放在荣誉博物馆里。这是一种积累，一种收集，对于图书馆来说，收集之后的最大一块工作就是分门别类。每年递增的300万册图书，馆藏的600万册图书和500万册图片，需要进行分类管理。而图书馆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分类管理之前，还要对图书进行修补，或者用药油涂抹在封面上，或者修补蛀虫留下的虫洞，或者用塑料膜隔开。而在分类、编号、建立书名卡，存档之后，储存记忆的最关键一步就是防止这些图书资料受损，国家图书馆专门建立了保护图书的堡垒，并进行空气质量的监控，在最适宜的温度空间里，这些图书才可以保留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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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阿伦·雷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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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未发表的手稿，这里有世界上仅存的亨利·迪克森的回忆录，这里有帕斯卡尔的手稿，这里有埃米尔·左拉的原著，这里也有查理曼的福音书，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种独一无二完全是图书意义上的，当它们被放进图书馆之后，是对于一种静态历史的陈列，而要成为“我们”的知识，就必须让每一本书从历史中醒来，就必须把图书变成文本，就必须把它交到每一个读者手上。“当一本书被找到，就实现了它的价值。”读者通过书名卡检索图书，然后根据图书的介绍获得这本书，这样，一本本来只在历史中的书，变成了一本真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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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记忆》电影海报 |
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复数，从四面八方收集而来，存放在堆积如山的书架上，可以说，这是物理层面的书，一本本，一测测，无论如何稀有，无论价值有多大，知识需要被传播，需要被阅读，需要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当一本书从书架上被取出，那么它就脱离了历史陈列的静态意义，在被打开的世界里，它才真正成为一本书，“对于读者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图书馆的意义在寻找和发现书，而读者的意义是赋予书一种价值，使它真正成为一种知识。
当一本书成为一个文本，当一本书变成一种知识，当一本书让“我们”看见真理和秘密，这本书就是不死的，甚至这本书从历史的尘埃中脱离出来，在唤醒的世界里成为书自身。所以“全世界的记忆”要成为真正的记忆，是迎接着它的读者，迎接着独一无二的打开方式，迎接着不可替代的阅读体验，“当图书被翻阅，当我们在图书中发现秘密，这种体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快乐。”所以国家图书馆的所有设施和努力，一切的管理方法，都是为了它能够实现快乐的目的。
全世界的记忆，需要文字不死，而其实在1956年的纪录片里，当镜头开始记录这一切的时候，也是一种文字不死的存在。图书馆是安静的，楼梯，书架，荣誉博物馆，都像已经沉睡了，但是当摄像机进入其中，它们便开始活了过来，摄像机看见，摄像机记录，摄像机发现，书在镜头里，书在影像中，书就是一种储存在镜头里的记忆。阿伦·雷乃拍摄了国家图书馆的日常运作，并把它放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花絮中，在关于时间的电影里，图书也成为一种辅助，阐述着关于历史的意义，叙说着关于记忆的留存和复活。
所以1956年过去，在现在时里重新点击而打开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巴黎图书馆的一切也被保存了下来，真实，具体，鲜活，和那些被阅读的图书一样，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而在这里，也能看到一个真理的世界，也能了解世界的秘密，也能变成一种知识——当然，在黑白的影像里，在过去记忆的发现中，和那些拿到图书的读者一样，和那些打开书的体验一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拥有了一种感觉，它就叫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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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天文学家的梦》：也是一场电影梦
顾后： 在现场和现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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