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2 《德意志零年》:心灵创伤永远无法归零

他找到了正在踢球的孩子,但是孩子们却远离了他;他一个人行走在街上,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最后他爬上了空荡荡的房子,在阳光被照进来的废墟上扔石头,把金属片当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当他看见对面的灵车拉走了死去父亲的遗体,当哥哥卡尔和姐姐伊娃叫着他的名字,他终于从地板的圆洞里顺着滑梯滑了下去,当疾驰的火车驶过,他终于从高处跳了下去,12岁的孩子,杀死了父亲的孩子,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废墟上生活的孩子,终于在恍如游戏的仪式中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1947年,德国柏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战火已经在这个国家归零,但是一个迎来重生的孩子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病重的父亲,又为什么以游戏的方式告别?罗伯托·罗西里尼在电影一开始就说:“道德以及基督教的慈爱精神,应当永远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即使是孩子们纯真的心灵,思想体系的偏差导致犯罪以及精神问题的产生,也无一不受污染。”在这里,罗西里尼通过画外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道德和宗教救赎是摆脱罪恶的唯一且永恒的办法,但是在这个战败国的土地上,道德救赎在哪里,宗教信仰又在何处寻觅?在78分钟的电影里,直接表现这个主题的镜头是当12岁的埃德蒙德走在街上的时候,听到了墙体被熏黑的教堂里传来钢琴曲,当时他驻足在那里,看着塔尖的楼顶,这是一种仰望的姿态,而身旁的很多人也都以相同的方式聆听这声音。

但是这是救赎?显然是微弱的,是片段的,甚至被那些哭喊声、哀叹身淹没,而埃德蒙德也是一个人离开了教堂,当他收回仰视的目光的时候,他其实只看到了眼前的孤独,看到了破败的房屋,看到了空荡荡的废墟,甚至看到了父亲被抬出去的遗体和无法回去的家。除了教堂的钢琴曲,另一处涉及到信仰的似乎是医院,当父亲的病情加重,医生通过特殊的关系将他安排进了人满为患的医院,进入医院其实不是针对疾病进行医治,而是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获得食物和营养,那里有汤,有肉,有牛奶,父亲对前来看望他的伊娃说:“这里确实是天国。”

当医院变成“天国”,并不是一种宗教的救赎,反而变成了对于现实的讽刺,医院收治的是病人,病人却成为大家想要的身份,“到医院一日三餐就有希望了。”所以宁可大家都生病也不想在贫穷的生活里挣扎。所以医院式的“天国”不但无法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而且印证了在战后反而重建生活中信仰的缺失。所以当教堂的钢琴曲只是微弱的希望,当医院变成现实的反讽,罗西里尼其实着重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思想体系的偏差”,因为它容易导致犯罪,容易产生精神问题,医治战后人民的心灵创伤,就需要根除这些错误的思想。

: 罗伯托·罗西里尼
编剧: 罗伯托·罗西里尼 / 卡洛·利扎尼 / 马克斯·科尔佩
主演: Edmund Moeschke / Ernst Pittschau / Ingetraud Hinze
制片国家/地区: 意大利
语言: 德语 / 英语 / 法语
上映日期: 1948-12-01(意大利)
片长: 78 分钟 /
又名: Germany Year Zero

然而对于这片战败的土地上的人来说,这种根除何其简单?首先在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所谓重建其实就是加重罪恶。埃德蒙德一家租住的地方一共有十个人,五个家庭挤在一起,中间还有象征生命降生的孕妇,还有象征生命死亡的病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受到威胁,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变卖家里的东西,从而换来一点食物。埃德蒙德似乎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他去墓地为死人挖墓穴,大家要完成75个2.5米长的墓穴才能领到50克人造黄油,但是干了一天的埃德蒙德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不足15岁,大人们还骂他是骗子;他去救济站领粮食卡,最后也是空手而归;他只能在煤车经过的地方捡几块煤,或者拿了家里最后的那杆秤,出去换钱,本来要300马克,不想被人拿走只给了两罐牛肉罐头,而这些罐头拿回家,全部交给了房东,甚至房东还问他,剩下的钱在哪里?怀疑的目光里分明在说是他偷了。

生存的食物问题通过埃德蒙德在街上看到那匹死马被分肉而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人群拥挤着,有人拿出了刀,快速地切割下去,曾经是战场上的一匹马,而在战败中成为了一具尸体,人们瓜分马肉解决生存,这的确是骇人听闻。而这就是1947年的现实,所以病中的父亲几乎就是将死亡挂在嘴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连房东都偷偷对埃德蒙德说:“你父亲还是早点死好。”但是当在医院里感受到了活着的意义之后,回来重新面对生存压力的父亲却对着家人讲起了责任:“要是母亲活着多好啊,但她从我身边被带走了,财产被通货膨胀带走,孩子们被希特勒带走了;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每个人都是这样。知道灾难来时没法抵抗,才到今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

《德意志零年》电影海报

这似乎是一种转变,而其实这种转变更加深刻地触及到了思想问题,母亲一定是在战争中死去的,家里的财产和那些孩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当战争结束,这“被带走”的状况是不是归零而结束了?当然不是,当父亲躺在病床上说起责任,其实就是回到了罗西里尼的主题:如何保持一种善,如何使思想体系不受污染?在埃德蒙德这个家庭里,哥哥似乎是被污染者,这个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人,却不像埃德蒙德那样积极面对生活,只是因为在战争时没有登记,所以战后得不到配给,没有工作却只是在家里,当后面连免费的香烟都没有了,他甚至和那些失业者混在一起,而当警察来的时候,也只能躲避起来,他害怕被告密,害怕失去自由。

这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思想,而姐姐伊娃心中似乎还存在着希望,她在救济站时和总是和酒精为伴的邻居说:“只要我活着就等他,一直等他就会有梦想。”那个他是谁,或许是战争期间失去联系的爱人,她正是心中还有爱,所以即使在歌厅里做不光彩的事,她也是一个积极面对生活的人,但是当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却是鄙视,整个楼道里的人似乎都对她另眼相看,这便是一种扼杀希望的目光。所以在冷漠的世界里,其实缺少的就是一种宽恕精神,而正是这种冷漠,才使得每个人面临着心灵重建的困难。从家庭延伸,则是那一幢楼里的隔阂,房东只会催房租,当电费增加时又无情地拉断了电源,而当埃德蒙德的父亲死去的时候,房东则要求马上将遗体拉出去,而邻居们则怀疑老人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然后最为严重的思想问题,则是埃德蒙德在苟且偷生中遇到的。那个叫海宁的“老师”是他在街上遇到的,他告诉埃德蒙德自己被学校开除了,只是因为自己反对攀附权贵,“现在的教育方法变了,学校里大谈民主主义。”而其实,并非是自己由着做人的尊严,这只不过是谎话,当他帮助埃德蒙德解决生活困难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这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当成了一个工具。让埃德蒙德和乔、克里斯蒂去地铁里以卖肥皂为借口偷妇人的钱,最后分给埃德蒙德10马克;去大遗址向参观者贩卖希特勒当年的演讲录音,当“德意志的将来时无限光明的!”在废墟里传出的时候,仿佛战争真的没有远去;躲避警察在夜晚去装有马铃薯的火车上偷取马铃薯……

用偷窃的方式维持生存,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用希特勒的演讲来赚钱,是在消费战争,消费创伤,当演讲播出来的时候,正在经过的是一对爷孙,他们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活着,却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死亡临近的过去。而这种对战争的消费其实是海宁骨子里强者生存的纳粹思想在作祟,他曾经告诉埃德蒙德:“苦难的时候同情是没有用的,弱者必须被强者消灭,这是生存法则。”所以当埃德蒙德说起病中的父亲,海宁的意思很明确,他反问的是:“你宁愿自己死也要让你爸爸活着?”在他看来,年老体弱的老人离死亡已经不远了,他们就是弱者,而埃德蒙德是孩子,是希望,他们是强者,在苦难的日子里,弱肉强食才是唯一的法则。

这或者就是对于埃德蒙德发挥影响的“思想体系的偏差”,罗西里尼强调“偏差”而不是错误,就在于海宁只是在埃德蒙德那里强调了一次,而且当埃德蒙德用“茶”毒死了父亲,告诉海宁的时候,海宁却骂他“疯了”,说他是混蛋,也就是说,导致埃德蒙德弑父的罪恶并不是海宁一人所为,当一个积极面对生活的孩子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制造了死亡,罗西里尼其实缺少铺垫,也许家庭的生存危机是一个导火索,也许父亲经常强调的死亡意识是一个原因,但是在父亲出院回来,喝着他泡的“茶”,“有点苦,但很温暖,你是个好孩子。”那是一种难得一见的亲情,而埃德蒙德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愧疚,一个孩子能够这么冷静,说明这个杀人计划蓄谋已久,而这种残忍性仅仅通过海宁有限的几次接触甚至灌输,根本无法污染孩子的心灵。

而最后从楼上跳下,就更显得有些突兀,那时哥哥已经获得了自由,姐姐正在叫他的名字,这些都是新生活的开始,既然他冷静地将父亲杀死,说明他并没有多少愧疚,但是死亡却表明他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教堂的钢琴曲无法救赎他,孩子们的游戏无法让他融入,而在海宁那里,当那句“我的爱人埃德蒙德”看起来像是恋童的一种表现,埃德蒙德似乎在这种亲昵的动作中感觉到了害怕,所以他以逃离的方式躲开了海宁的控制,所以最后的死亡更合理的解释是他无法逃离整个时代的压制,无法像一个孩子那样成长,无法拥有快乐、童真和游戏。

而其实,1947年的象征意义在于它不是指向生的开始,不是意味着死亡的终结,在巨大的阴影中,任何人都活在废墟里,活着也仅仅是活着,一种随机的生活状态,一种偶然做出的选择,所以生和死的发生都是正常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结束只是一种表象,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归零,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生活之轻,也无法承受生活之重,无法读懂活着的真正意义,也无法拒绝死亡的诱惑,当在游戏中选择结束生命,在他看来,死亡也许仅仅是游戏,而也只有死亡,才是唯一可以归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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