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30 《脉搏》：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
“该死的狐狸，”他轻声说道，不太确定玛莎是否已经醒，“要不就是该死的猫。或是该死的松鼠。总之，是该死的自然。”他站在窗旁，有些恍惚，不知自己是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慢慢开始新的一天。
——《园丁的世界》
站在窗前大约是看不到狐狸、猫和松鼠的，它们都在和夜有关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当一只陶烤炉被碰翻的时候，他从声音能够判断盖子碎成了两半——看不到和判断出，以不同的方式搅乱了这个原本就已经安睡的晚上，如果把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当成一种结果，把“该死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在结果面前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被忽略，是不是只有在最后的无奈中才会想到自己该何去何从？
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两条道路，下楼是打开门，走到花园里，检查陶烤炉被弄碎的盖子，或者试图去寻找背后的肇事者，那只狐狸如何穿过木栅栏，那只猫如何从屋顶跳下来，那只松鼠如何离开那棵树，之后的情境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原因引领下走向夜的深处，拿起棍子赶走狐狸，用石块扔向猫，或者大喝一声让松鼠逃离，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吗？“嗯哼。真正的园艺家期待严冬啊。寒冷可以杀死所有的害虫。”就像一种期待会走向最后的结局，可是那土壤里根本不含有土，只有“灰尘、草根、黏土、羊角芹、猫粪、狗粪、鸟粪，诸如此类”，即使在那个春天他改善了土壤，把该挖掘的地方都挖开来，开始了同接骨木做漫长的斗争，甚至在那个朋友一起来的聚会中宣布“租了一块地”，但是对于肯来说，一切只是为了让土壤看上去含有土。
而如果不下楼，不打开门，不寻找狐狸、猫和松鼠的踪迹，而是回到床上呢？床上躺着已经结婚八年的玛莎，她已经入睡，当那个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的时候，她没有听见，当然也不会像肯那样在梦中遇见狐狸、猫和松鼠，梦在别处，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去的，那么即使回到床上，和玛莎睡在一起，就像他们之前太累了躺着的时候，只是漫无目的地闲聊晚上的事情，“互相安慰聚会很成功”，却不再有阅读和性的兴趣——即使他开始习惯玛莎按菜谱做菜、用地图去城里，即使他试着改善土壤让玛莎的黑莓能够生长，即使现在他们不再争吵正走向“两个人的民主的婚姻”，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不是可以消弭八年来的隔阂？“他不知道，自己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深爱玛莎如初，还是仅仅因为要履行丈夫的职责，好让周围的人看出自己多么爱玛莎。”
内衣这样的礼物已经少了情色联想，“正是我要的”渴求好久没有听到了，在只有相互安慰聚会成功的夜晚，生活和那不含土的土壤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下楼和躺回床上有什么区别？当两种选择都变成了礼貌，变成了做作，变成了职责下的形式，所谓的民主是不是变成了“可怕的荆棘”？“嫉妒、贪婪、憎恶、吝于夸赞和满口谀辞、愤怒、情欲、垂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孽，他都记不真切了。”在一个园丁的世界，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像狐狸、猫和松鼠，都是“该死的自然”的一部分。
“该死的自然”是不是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婚姻故事里，隐喻是明显的，《婚姻线》里的他们也一样，起初他们把卡鲁姆的小岛叫做“岛屿之爱”，起初他们还没有结婚，起初她戴着一枚婚戒，但是她身上的那件毛衣的花纹不是和渔业和信仰有关，也不是海洋与沙地的描述，而是从横越肩膀的一系列锯齿形图案中看到了婚姻中的波折，“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婚姻线。”于是时间变成了“那一年”，于是他们变成了单数称呼的“他”，于是夏天只有他和卡鲁姆一道去挖蛤，而在看见小岛最后那遮蔽现实的层层叠叠云雾中，“他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婚姻线和衣服扣子；想到了沙中的竹蛏和岛屿性爱：想到了失踪的小公牛和变成灯油的管鼻鹱；想啊想，最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卡鲁姆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但眼泪并非因此而流，也并非为自己而流，甚至都不是因她而流，因记忆而流。这眼泪，是为他自己的愚笨和自以为是而流的呀。”
他们和他，复数和单数构成了生活中的两种选择，就像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样，其实根本没有区别，它们就是所谓的“同谋”——在《同谋》里，“它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也可以说是一种先知先觉。”那么一种感觉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感觉？一个人会爱上和自己一样有强烈渴望的另一个人？“二十岁那年，我竟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她对我的这份爱慕和情欲却全然不知。”总是希望是一种同谋关系，在被警告“不得暴饮暴食，不得懒惰、不得给学校抹黑；不得贪婪，不得辜负家庭；不得妒忌，不得愤怒，不得给国家蒙羞”的“我们”世界里，可以找到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但是她的肢端末梢为什么会血液不畅？为什么有人戴拇指套时下面真的会有一根大拇指？为什么心照不宣的两个人会忘记在场的另一个人？
隔着厚厚的衣服，肉体和肉体之间的爱慕和情欲当然无法成为同谋，“衬衫袖子、毛衣、夹克、雨衣、厚呢短大衣、无袖套衫——还有呢？没有什么再裹着肉体了吗？这么说来，我们之间隔了六层布。要是她在毛衣下面还穿了件带袖的内衣的话，那也许就隔了七层了。”之后就变成了柔情之后倏然勃起的阴茎，变成了可以被脚踩着的剥了皮的荔枝，变成了对一个断臂的人做爱的想象，而到最后，她起身，她面带微笑，她把手放在餐巾上，甚至“指关节抬了起来是我触碰到了她”，最后还是和她的疾病一样，在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到达肢端末梢”。
但是欲望呈现为病态之一种，脉搏的跳动还正常吗？“她先给你把脉。按照中医原理，共有六条脉，左右手腕各三条。但左手腕的脉更重要，因为它们关涉人体主要器官——心、肝和肾。”《脉搏》里的父亲这样对我说，一个丧失了味觉的人在非常专业的医院里进行把脉，在关乎心肝和肾的治疗中，能恢复所谓的感觉？经常醉酒的父亲，成为酒徒的父亲，其实是被母亲拉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这是一种“脉搏”之外的拯救，这种拯救当然和爱情，和婚姻有关，但是这仅仅是道德拯救？当他们不再有性生活，亲密无间代表着正常的生活？
这或者为我和贾尼丝的婚姻提供了一种样本，“我之所以羡慕他们的婚姻，部分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婚姻十分失败。”没有举行婚礼，向别人一样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结婚十八个月后争吵中说起各自的婚外情，“你有婚外情，我有婚外恋。这算不算直面事实呢？”在“纳税，缴养老金，有人寿保险；我们享受国民医疗服务，力所能及地捐赠行善”的中产阶级人士的世界里，这些似乎都是生活方式之一，甚至缺失了道德约束，也不再像父母那样把这一切看成是病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父亲闻不到母亲的香味，当母亲变得迟钝，他们的亲密无间，他们的道德拯救，还会成为一种样本？“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夫妻都会找到一种相处之道，基本上来说，这种相处之道很不真实。就好像这种关系取决于相互保证的自我欺骗。它错就错在定位上。”当贾尼丝这样描述婚姻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脉搏”式的治疗也看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父亲在四个疗程之后渐渐有了嗅觉，母亲在越发迟钝中患上了运动神经元，当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在一起，“父亲坐在床边，亲吻着妈妈，不知道她是否能感觉到他在亲吻她，他对她说着话，不知道她是否能听到他的话语，也不知道即使她能听到他的话是否能明白其意。”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自我欺骗，他爱着她也好，她拯救他也罢，亲密无间也好，相互依赖也罢，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就像父亲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直在熟睡，直到被火烤醒了才意识到房子着火了。”脉搏还在跳动，婚姻还在维持，却在一场大火中看见了灰烬——回到“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的选择中，一切是不是就取消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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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70722·1398 |
“所有生命都是败笔，艾丽丝如是解读世界，而简把失败上升为艺术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缥缈的幻想而已。”上床和下楼的问题在《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里其实也导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艾丽丝解读生命中的败笔，当人生出了差错，就去寻找严肃的解决办法，譬如皈依上帝，然后用轻松的方案，比如自嘲或者自杀，而简则是用艺术的方式变成一种幻想。当两个人踏入婚姻殿堂之后又各自离婚，他们或者开始做园艺，或者玩填字游戏，或者写赤裸裸的小说，但是都不再从性生活中寻找乐趣，所以“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就变成了一种嘲讽，就像简所说：“不过，如果你和他睡过，那么我极有可能也睡过吧。”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还是回到了无差别的状态中，回到了和文字赤裸裸的关系里，而所谓的男人，也都变成了简单生物，“一切的一切也许真的源于一件狡猾的胸衣。”
爱情、婚姻、创作、阅读，以及上帝，意义都被解构了，没有性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当现实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一只狐狸，一只猫，以及一只松鼠就只是简单生物，所以在《在菲尔和乔安娜家》里，就变成了明喻和隐喻的阐述，“眼下，欧元和英镑相隔数英里，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隐喻的。甚至可能是形而上的。然后它们慢慢靠近，就像明喻，最后就一体化了。”简单说来，明喻是“更相似”，隐喻“更具隐喻性”。在菲尔和乔安娜家的四次讨论中，大卫、麦克达夫、苏、迪克、彼得，以及菲尔和乔安娜这些发言者其实都隐匿在对话中，当所有的论述在引号里被展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没有分界的一体化之路上，当希拉里·克林顿承认竞选失败、伊拉克战争、戒毒专制主义、因特网革命、信贷危机、英国大选等等社会问题成为话题的时候，他们到底看见了现实的明喻还是生活的隐喻？
如果抽烟只损失一年的寿命为什么不抽到老，这是一种明喻？烟民和酒鬼就是大骗子，这是一种隐喻？酸橙与肠癌也许存在联系，这是一种明喻？“所有伟大的追根溯源都是错的”是一种隐喻？而其实不管是对伊拉克问题六四开，还是橘子酱和肠癌的关系，不管是“丛林法则是强暴，而不是假装性高潮”，还是“‘我们中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或认为什么什么’开头的句子都是不足为信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一切和身体有关的疾病，一切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在那些泛化的对话中变成了无意义，“这深更半夜的，一切都是隐喻。”当一切都是隐喻，六四开也是五五开也是三七开也是一九开，2月14日，不是浪漫的情人节，而是“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也许多达五分之一的人”永远不会认可。
“局部的，局部的。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感觉：全都失控了，来不及了，我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没有选择的现实，生活无非是《擅入》的故事里，琳在漫步过程中不管孢子会钻进胃里致癌，不管布拉舍尔-素帕丽特靴子是不是掉进了蕨草，不管30年代金德·斯考特非法入侵事件，“我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喊一声。”喊一声就是原因，喊一声也是结果，喊一声是目的，喊一声也是过程；现实也无非是《画师》里的那个工匠，只选择和自己所画的母马在一起，“十二年来，她一直是他的伴侣，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他，从不留意他们俩在森林中独处时他嘴巴里发出的噪音。”而所谓的政治便是《东风》里不戴避孕套却也不调情的男女，体育丑闻带来的疾病刚好免除了危险，与爱情无关，与欲望无关，与隐喻无关，“这窗外的景色总是佯装成一成不变的样子。不过呢，从前倒有一排木屋住了视线。后来有人把木屋烧了个精光。”
总之，脉搏还在跳动，话题还在讨论，剥了皮的荔枝会找到同谋的关系，毛衣上的花纹不断翻新，土壤测试器会知道花园里到底有没有土，狐狸、猫和松鼠会接着碰翻陶烤炉的盖子，2+2=4，上帝住在天堂，天下可以太平，大脑用来性交，所有的现实，“也许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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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青春风暴下的法“拦”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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