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30《保罗·利科论翻译》：向语言的好客性致敬

语言的绝对性既已灭失，当翻译的幸福可以接受同一与对等间的差距，可以接受非同一的对等时，它就变成了获得，也就是它的幸福所在。
   ——《翻译的挑战与幸福》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传达是可译的还是不可译的？如果可译是不是会达到“完美翻译”的理想？如果不可译，翻译是不是就是永不能抵达一种同一性？在保罗·利科看来，翻译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关于可译和不可译之间的二元选择，它处在一条中间道路中，当面对翻译的困难，如果能找到同一和对等间的差距，就能抵达“翻译的幸福”——所谓幸福就是一种抛却了绝对性的获得。

保罗·利科并没有留下关于翻译的鸿篇巨制，选录的三篇文章分别来自于他在1997年颁奖中的发言，来自1998年在巴黎新教神学院讲述的首堂课，和一篇致让·格莱士的未发表论文，其实三篇文章的很多观点是重复的，但是保罗·利科对翻译的思考还是具有启示意义——在论及翻译之前，保罗·利科还是翻译的实践者，马尔克·德·洛内在《序言》中说到了保罗·利科的译者身份，他是胡塞尔《现象学通论》的法文版译者，这个身份还牵出了保罗·利科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二战期间利科身陷战俘营，他用铅笔在原书的页边上进行翻译，而这本原版书是战俘营的德国军官偷偷藏在大衣下递给他的。

《现象学通论》当时在德国已经是一本被禁止流通的书，提供给利科的是一名德国的军官，禁书和敌人，构成了利科翻译的两大“困难”，这就如翻译本身一样，抵达源语言并将源语言变成译者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是利科却在战俘营这个危险的地方，用铅笔在页边上做记号这样危险的方式进行着翻译，那么翻译也正如利科的努力一样，在完成一种获得中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利科的这段翻译“往事”对于解读翻译的思考提供了一种视角：在人类语言变成同一性的巴别塔倒塌之后，“后巴别塔时代”，我们该如何通过翻译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传达和交流？

《翻译的挑战与幸福》，正如这次发言的题目一样，翻译既存在着挑战，也会有幸福，即使利科将困难形容为“巨大的”，将幸福说成是“微小的”。他引用法国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代表作《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中的“异域的考验”这一观点，以缅怀的方式论述翻译之困难和幸福。翻译无疑是一种从“异”开始的工作，异的文本，异的语言，异的作者和异的阅读对象，或者说，这个“异”正是对“母语”神圣性的一种撼动，而译者的任务就是作为中间者将异变成同，在异和同之间，“翻译行为让两个对手间严生了关联”，但是异指向什么，同又意味着什么？在从异到同的关联过程中，翻译会失去什么，又将拯救什么？——利科借用弗洛伊德一篇文章中说到了“回忆工作”和“哀悼工作”，指出了翻译经历的拯救和失去：回忆工作对于翻译来说不啻为一种分娩，它要在撼动母语的神圣性上触动在身份认同上的谨小慎微，在这里利科认为这一工作的心理状态是抵抗，既有对源自译入语的抵抗，也有对异域考验的抵抗：在翻译开始之前，抵抗就以“不可译”的假设的形式出现，它让译者对尚未着手原作时就有了某种抑制作用，它是异的一种原初阻力，“仿佛就在启动之际的原始情绪和时而闪现的焦虑中，异者的文本昂然耸起，如同某个抗拒翻译而又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

这种“不可译”的假设建立起来的异的焦虑来自于何处？按照逻辑学家奎因的分析哲学路线，“两个文本间存在着非同一性的对应”是一种不可能，也就是说，涉及由精准语义武装起来的文本，翻译就是一种不可能——翻译在原作和译作之间，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作为中间的连接器，翻译需要的是一个体现完美转换的“第三个文本”，而且这个第三个文本也是对好的翻译的进行评判，但是利科认为，第三个文本就像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所说的第三个人，他是关于人的“理型”和参与真实、现实的理念的创造者之间的中间角色，柏拉图认为这个第三者是不存在的，那么翻译的第三个文本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保存有意义和语义的同一性”的文本是一个理想，一个完美的理想，一个完美却不存在的理想。所以抛弃“完美翻译”的理想，从“回忆工作”的抵抗中来到“哀悼工作”中，利科提出了“把读者移动到作者的所在”“让读者移动到读者的面前”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鼓足勇气面对著名的“忠诚与背叛”的选择中：忠诚就是对“非同一性对等”的呼应，就是一种重复练习的“重译”，就是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为语言和语言之间存在着“好客性”，“栖居于他者语言中的快感将被在家中——在自己的待客之处——接待他者的言语的快乐所补偿。”

编号：B38·2240410·2084 作者： 【法】保罗·利科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22年09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3.80元 ISBN：9787108074058 页数：176页

但是利科并没有具体阐释“非同一性的对等”，也没有深入探讨如何激活这种“好客性”，在《翻译的范式》一文中，利科首先从语言的多元性说起，正是因为语言的多元性存在才有了翻译，但是语言多元性指向的一个极端是它的异质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从先验的角度来说，语言是无法实现互相翻译的。但是多样性如果在事实上来说，就必然存在这一份“共同的资产”，它是原初语言留下的痕迹，它是普遍语言的踪迹，它隐藏在其中，但是一定能够被发现，而这就是翻译的意义所在。从多样性到“共同的资产”，也就是从翻译的不可译到可译，从背叛到忠诚。在这里利科还是提到了贝尔曼，但是这次他从贝尔曼的“翻译的欲望”为出发点，翻译之所以会激发欲望，就在于有一个“共同的资产”需要找寻，有一个“非同一性的对等”在呼应，有一种自我语言的扩展的“构建”在行动。

当然利科依然回到了语言的“好客性”中，从那扇“异”的大门打开开始，进入到多样性、不可交流性的通道内，而这不是一种封闭和沉默，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感知自身语言的诡谲，感受他者的对等，好客性既是语言的特点，也是我们面对语言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要向语言的好客性致敬。”致敬就是要用忠诚的方式对待语言，“忠于语言活动抵抗出卖秘密的倾向并将之保守的能力。自此忠于自我而非忠于他人。”致敬就是让隔阂的两者找到亲缘的东西，致敬就是在“后巴别塔时代”如乔治·斯坦纳所言：“理解，就是翻译”。——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利科提到了翻译欲望，提到了“共同的资产”，提到了翻译需忠诚、翻译即理解，但是还是没有说到“非同一性对等”具体而言是什么。

《一种“摆渡”：翻译不可译》，这是致让·格莱士的一篇发言稿，利科在其中谈及了“翻译不可译”这个悖论：因为语言的多元性存在着“最初”的不可译，但是它又是可译的，如果译者将翻译的方法做一个颠倒，从文本开始再到句子再到字词，那么翻译建立在最初的文本上，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可译？翻译造就的不可译是“最后”的不可译，但它在利科看来又是可译的，翻译建立的不是可展现的意义的同一性，而是“非同一性的对等”，非同一性的对等预设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建造可比物”；可比物解决了对等的谜题，但是建造可比物是不是另一种悖论，两位主人无法类比，却建造了可比物，“透过建造可比物，我们还看到了终极的不可译。”因为可比物之所以可比，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意义”，而所谓的“意义”只是我们的一种预设。

三种悖论，是关于不可译的，也是关于可译的：从文本开始的可译，建立非同一性对等的可译，以及可比物建造的可译，这种可译是翻译的风险，也是翻译的伟大，那就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反叛，就是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占有——只在译者的层面上，“不可译总是无限再生，而与不可译的战斗也延续不绝”。这种战斗就是对“共同的资产”的寻找，对“非同一性对等”的打磨，忠诚中致敬语言的好客性，当然，在利科看来，就是一种获得，就是幸福所在。三篇文章，其实只是初步阐述了利科的翻译观，它以翻译的欲望为起点，以抵达幸福为终点，中间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创造，最终使得异变成一种同：亲缘性的同，理解上的同，对等的同，可比的同。

利科的文章中曾经谈到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那么在本雅明看来，文本到底是可译的还是不可译的？译者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雅明首先分析了文本的关系，翻译是将原文变成译文，是把作者的思想传递到读者那里，那么原文一定是翻译唯一的起点，如果把翻译的标准以逆向的方式在译文端提出标准，那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译文具有的可译性评价意义反过来也是对原本具有的本质的东西的一次发掘，所以本雅明很明显是以原文为中心点建立翻译的系统，“翻译是一种形式。为了将它原样生擒，需要回到原文。”可译性之所以具有意义，就是在回到原文中将原文中“某种固有含义”显现出来。在这里，本雅明认为，这种具有本质的固有含义与其说是脱胎于原文的生命，不如说脱胎于原文的“来世”，从原文的来世中来，译作就是对原作生命的延续，“伟大艺术作品的历史见证了它们从源头起的代代相传，见证了它们在艺术家所处时代中的成型，也见证了它们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在本质上永恒的生命延续时期。”

所以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在生命延续中收获荣光的，翻译是这种伟大作品的一部分，“在荣光之中，原文生命得到历久弥新、最迟到来也最为广阔的拓展。”在这里本雅明指出了延续原文生命的翻译，需要的就是体现诸语言之间的亲缘性，它不是相似性，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任何一种每次都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语言里，都有一个事物——当然是同一个事物一被意向瞄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命中它，这件事只有各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向之和——纯语言——才能做到。”本雅明所说的亲缘性和利科提到的“好客性”有着某种契合，但是本雅明更进一步，还指出了建立亲缘性语言之间本质性的存在，那就是纯语言。它是语言的整体，它是语言互补的意向之和，是在原文中成长、提升后的东西，也必定在翻译中显现，“原文永远不会完全命中纯语言，然而，使翻译得以超越交流的东西正寄宿在它身上。”

由此，本雅明提出了“译者的任务”，那就是在译入语中唤醒“原文回声”的意向，“它置身其外，面对山林，并不穿入，却在自己的语言里能屡试不爽地激起异语作品回声的寥寥几个地方呼唤着原文。”这个任务就是催熟一种纯语言的种子，而且“永无完成之日”，就像陶瓮的此片，原文和译文拼接在一起，不必彼此想象，但是要在细节上严丝合缝，“与其模拟原文的意义，不如满怀爱意，把原文的意向瞄准方式纤毫不爽地并入自己的语言，就这样让原文和译文像同一个陶瓮的两块碎片那样，成为一种更大的语言的残片。”译文不也是取代原文，不是掩盖原文，而是让纯语言降临在原文之上，“纯语言在外语中遭流放，在自身语言中被救赎，在作品中遭囚禁，在再创造中被解脱，这正是译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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