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7《方形》：乌托邦，没有逃逸的出口
“The Square”，电影英文片名打印在海报上，闪现在屏幕上，或者翻译成“自由广场”，或者命名为“方形”，或者称之为“魔方”，是一种意义的多元阐述，可是，变化世界最终会走向唯一的结局：151分钟的剧情，在打开和关闭中成为封闭的状态，一个按钮就可以使它无声无息。这是时间的“方形状态”：封闭而构筑了边界清晰的场？和方形的海报，方形的屏幕一起，让“The Square”走出了混乱、多义和可能。关闭而走出，似乎是一种对于进入的逆反过程，看起来安全可靠，不拖泥带水，甚至在打开的时候就预留了出口，但是，一切的艺术，一切的影像，一切的意义，真的可以在这种闭合状态里走向唯一的出口？
“WE HAVE NOTHING”，就像那个在“X-皇宫”展览馆里展出的装置艺术一样，一堆堆的沙土堆放在那里，沙土呈现的是意义，还是无意义？或者说，当沙土进入到展览馆，当沙土变成艺术品，它传达“Nothing”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有？电影里总是响起那首没有歌词的歌，“歌词是即兴发音，无意义”，当一首歌在无歌词的即兴中被吟唱，是不是也是用无意义构筑意义？当它们以作品和歌曲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是在打破形式和意义的界限，或者说，形式就是赋予了一种意义，所以无也可能是有，逆反的推论是：有可能也是无——艺术作品可能也是一堆垃圾。
X-皇宫展览馆，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展，它们可能在有的世界里阐释无，也可能在无的世界里抵达有：大屏幕的录像作品里，是一个光着身体展现肌肉、力量甚至野性的男人，他的表情是愤怒的，他的目光是排斥的，在底下黑暗的场景中构筑了一种恐怖；那数十把椅子叠在一起，虽然抵达了可能的告诉，但是摇摇欲坠中让人感觉到一种随时倒塌的危险；还有未开展之前的“方形”，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带着女儿先睹为快，他们先是在“信任和不信任”按钮中选择了信任，然后将纸片放在方形里，甚至还走了进去，按照克里斯蒂安的说法，方形就是为了重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方块是信任与关爱的圣地，我们同权同责。”
沙堆、录像作品、叠放在一起的椅子、方形，都是艺术之一种，都是被放置在展览馆里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有还是无，它们都是独立的，而这正是艺术的纯粹性，就像克里斯蒂安在接受美国记者安的访谈节目采访时所说的，艺术和钱无关，它是一种对当下性和未来性进行阐述的作品。他是在安提出的关于艺术的“地点/非地点”探索，作品的“展览/非展览”意义这一问题时做出的回答，地点和非地点，展览和非展览，构筑了一种空间意义的二元选择，但是只有在特定的空间里，物品才能变成展品，才能变成艺术品，也就是说，空间形态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在场，他反问安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这只包能成为艺术品吗？
一只包是属于安的私人用品，它只是一个物品，但是当这只包被安放在展览馆里的时候，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脱了了“非地点”、“非展览”的固有属性，而具有了在空间意义上的艺术维度？而实际上，作为艺术策展人的克里斯蒂安反问的这个问题，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一只包即使脱离了私人属性，它也只是一只包，一只不是艺术品的包，也就是说，艺术的特有空间反而让这一只包成为一种无的符号。而正是这个走向歧义的阐述，让艺术/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从而走向了建立在个体体验、观众观感中的主观世界：无可能是有，艺术可能是垃圾。
| 导演: 鲁本·奥斯特伦德 |
如果仅仅是在艺术的界定上谈论这个问题，它也还是一种学术问题，但是，艺术真的是纯粹的吗？克里斯蒂安和安对话的那些术语似乎构筑了艺术特有的场，但是，克里斯蒂安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却躺在沙发上，地板上是一双皮鞋、一副眼镜和一个没吃完的汉堡，访谈节目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一阵闹铃声、敲门声、脚步声打破了这一切，“克里斯蒂安，下一个采访你。”这是助手的声音，而这连续的声音似乎以一种闯入的方式，将他硬生生地拽入到和安阐述艺术的场景里，也就是说，关于艺术，关于纯粹，关于独立，关于作品，并不是永远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它被现实，被生活，被各种声音，被眼镜、皮鞋和汉堡包围着。
而这一开始就展现出来的交错和混乱，似乎就是一种隐喻：艺术和生活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克里斯蒂安正在策划的一个项目就是方形，它是某个艺术家捐助5千万克朗而实施的项目，克里斯蒂安在介绍这个项目时，说到了一个词，就是关系美学，“方块具有不言自明的规则，它起先建立的是一种物理界限，但是它却具有心理界限的意义。”方形，它被自己包围起来，它隔绝了外面的一切，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所以是自明的，就像艺术，就像作品，但是，方形绝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具有排他性，而是在这个独立的世界里打破个体的差异，倡导人人平等，就像在方形上刻着的那句话一样：“方块是信任与关爱的圣地，我们同权同责。”独立而凸显信任和关爱，只要走进这里，就是得到了信任，就是消除了差异，就是取消了偏见，所以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延伸中，建立起了一种关系美学，而且在克里斯蒂安看来，这种关系的边界就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是清晰的，是自明的。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存在，这真的可以建立信任和关爱，这真的会阐述理想的关系美学？实际上，当X-皇宫前面的广场上画出这个方形，当策展进入实施阶段，这种自明、清晰的边界就已经被破坏了。广场上原本矗立着一尊青铜骑士像，X-皇宫当然以前就是皇帝的寝宫，当青铜骑士被机械力破坏和移除，当皇宫被改造成展览馆，无可避免的“侵入”就发生了：这是对历史的解构，对英雄的解构，重建和改造就是破坏了原本独立和清晰的界限，甚至以某种权力的方式取代，就是走向了方形本身想要阐述的平等性和信任感。
而这就是关于侵入的开始，在克里斯蒂安策展过程中，这种被模糊了边界的事件不断发生：克里斯蒂安和女主持人举行了一场关于艺术的对话，克里斯蒂安谈到的是探索人类个体对艺术的相应，也是关于艺术、空间和心灵的关系美学，但是在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刺耳的声音传来，他不断地说出“垃圾”“婊子”“我想看你的胸”等污言秽语，对话一度被打断，而底下发出这个声音的人换了某种精神疾病，在这样的场合中，无论是克里斯蒂安还是女主持人，或者底下的听众，都保持着友好的态度，有人甚至建议大家对那个病人宽容——似乎现实没有以强有力的方式侵入属于艺术的场景，但是破坏力量已经以暗示的方式构成了和艺术的对立。
而在那场晚宴中，这种破坏力量便形成了一种强势，那些嘉宾们纷纷落座，这时广播里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大家正在疑惑时，大门口慢慢走进来一个裸体男人，他就是录音作品中那个像极了大猩猩的男人。按照广播的提示，这只不过是晚宴开始之前的助兴表演，一开始，猩猩男人也是友好的，他只是走过来看着你，或者把餐布放在宾客的头顶上，但是后来，他的行为慢慢脱离了表演：他开始大叫，然后追逐着让他走开的人，后来索性跳到了餐桌上。而这还不是最极端的，当他盯着女嘉宾看，当他拖住她的头发往地上拽，当他把她扑倒在地，当他试图撕扯她的衣服强奸，节目完全变味了，女人在那里尖叫、反抗，终于有人挺身而出，继而好几个男人跑上来，高喊着“打死他”……
大猩猩男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用暴力？这还是主办方设置的助兴节目？拨弄头发、穿梭行走、破坏餐桌上的摆设，一开始是一种互动，产生了某种间离效果，即使他大叫，追逐，看起来也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有广播的提示，所以宾客们不会想到他的威胁，但是当最后施展暴力撕扯衣服甚至想要强奸的时候，完全脱离了行为艺术的范围，甚至也不再是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被侵入，而是在道德、法律上越界，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开始被定义为节目，是一种艺术作品，那么到后来，就变成了社会事件，也就是说，关系美学完全被改写，而变成了一种暴力式的破坏。
弱势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强势意义上的人类猩猩，对立产生了，那么，所谓艺术的方形，完全变成了艺术纯粹性、个体平等性的一种讽刺，而当艺术在方形的隐喻中被侵入，便再也没有那种自明的规则，在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没有在场的作品：艺术虚构了生活，生活侵入了艺术：克里斯蒂安和女记者发生了一夜情，门外却是一只看着杂志的黑猩猩，他们发生关系之后却为避孕套而争夺，后来见面他们更是发生了争执，安认为自己付出感情才和他上床的，但是感觉克里斯蒂安利用了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克里斯蒂安却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征服——这是感情和肉体之间边界模糊而带来的对立；克里斯蒂安和前妻离婚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因为策展的工作原因似乎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她们，那一晚姐妹回家却大打出手，在和解之后带他们去看“方形”，克里斯蒂安对他们说：“以前成人年的世界都是信任，但是现在彼此之间充满威胁。”他希望在方形里重建信任，而自己却在成年人世界里迷失，包括当那个小男孩前来找他，要让他对纸条上的话向家人道歉时，克里斯蒂安粗暴地赶走了他——这是孩子和成年人之间边界模糊的对立；他的手机钱包和袖扣丢了，下属加索林用定位系统找到了手机所在的楼层，正是在加索林的建议下他们印发了让偷走手机的人归还的“威胁信”，到了那个社区之后，克里斯蒂安让加索林去每个楼层、每个住户信箱里分发，加索林说，自己只为帮帮他，克里斯蒂安问了一句：“那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下属？”——这是上级和下属之间关系模糊产生的对立……
青铜骑士、皇宫代表的历史和展览馆之间是历史与当下的对立，艺术对话中刺耳的声音是病人和正常人的对立，大猩猩男人和嘉宾是野蛮和文明的对立，包括肉体和感情、上级和下属、孩子和成人，种种对立都在破坏理想中的界限，都以侵入的方式反讽了艺术的独立、纯粹，也都在解构方形的信任和关爱——因为策展项目需要更多关注度，两个记者竟然策划了在方形里一个金发小女孩被炸得血肉横飞的视频，30万的点击率吸引了眼球，但是“丧失多少人的人性才能唤起你的人性”的广告语只不过是一种低俗的策划，甚至引发了公共舆论的危机，为此克里斯蒂安因为没有对内容审核尽职而自动离职……
而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这一系列混乱的事件，似乎可以找到一个源头，那一次他走在广场上，却听到有人喊救命，“有人要杀我！”声音带着恐惧，他转身，和另一个行人一起看到呼救的女孩，接着再次听到一个男人威胁的声音，当他们驻足，看见男人气势汹汹奔了过来，于是他们制止，男人离开，在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中，两个人感受到了恐惧到来时人的应激反应，但是当他回过神来想要去展览馆的时候，发现钱包、手机和袖扣都不见了。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偷盗行为？但是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也正是这模糊了边界的事件让克里斯蒂安也被推向了“方形”世界里：他按照加索林的建议印发了威胁信，这是一个弱势群体居住的社区，他本来让加索林上楼散发：“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大家可能认出我。”但是在加索林的拒绝之下，只好硬着头皮降低身份，当分发完毕，加索林开着他的特斯拉车却被石墩划出了口子。之后有人将手机和钱包都寄来了，但是一个小男孩却找到了他，他认为，那封威胁信让家里人认为自己是小偷，从而禁止他外出，所以小男孩要求克里斯蒂安向自己的父母道歉，但是克里斯蒂安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解释说自己只是为了找回手机和钱包。
丢失手机和钱包，其实完全变成了生活琐事，和艺术无关，但是广场的起点似乎又打上了行为艺术的烙印，实际上，克里斯蒂安就是被推向了方形的牢笼中，他用最新款的iPhone手机，开着特斯拉轿车，住在高档公寓之中，是一个公众人物，这是中产阶级自我包装的艺术品，但是当钱包、手机和袖扣丢失，当像一个贼一样潜入小区散发资料，当特斯拉被划破，他其实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缺失，让他不断陷入迷乱，最后小男孩找到他，他还把他推向了楼梯，由于听到楼梯的“救命”声，他才有了某种自责，在大雨瓢泼中在垃圾堆中寻找小男孩的联系方式，而当得到电话却打不通时，他录制了道歉视频，看起来是一种信任的重新激活，但是在道歉视频里，他却说：“我不对，我太自私了，不该戴着有色眼镜，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整个过社会的偏见……”把问题推向社会，也就撇清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逃避？也是如作品一样建立在场的纯粹意义？
实际上，克里斯蒂安作为个体，也代表着一种阶层，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就像艺术品一样，和弱势群体之间人为划定了界限，美其名曰是信任和关爱，是同权同责，但实际上是自我欺骗，而那个方形也无非变成了乌托邦，就像视频中的倒数计时，何来被唤醒的人性？何来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何来消除差异的平等？乌托邦不仅画地为牢，而且禁锢了人心，一种意义被无情地解构，到最后只有搬家而再也找不到的小男孩，是记者会上宣布的离职结局，是即兴发音没有意义的歌词——乌托邦似乎有限地打开了一个出口，但是那个出口之外是迷惘，是压抑，是欺骗，是野蛮，是如魔方一般“不言自明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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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电影海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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