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5《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我怀疑上帝支持暴君
“她一直等待死刑,但没有等到。罗伯斯比尔的降临,使她被释放了。”当那道光线打到被逮捕的格蕾丝脸上的时候,黑暗的世界里显出了光彩,这是1793年属于英国贵妇格蕾丝·艾略特的结局,更是埃里克·侯麦对历史旋涡中个体命运的解读,它是在油画般质感的影像中制造出的一种人性之光。
格蕾丝·艾略特,1760年出生,后来嫁给了约翰,离婚后她成为了威尔斯王子的情人,他就是后来的乔治五世,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后来法国的奥尔良公爵被她的魅力所吸引,1786年把她带到了法国。这是片头对这个英国贵妇的介绍,做过英国国王的情人,又成为法国公爵的情妇,格蕾丝作为一个女性,这样的情感经历似乎都不是重点,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当革命指向法国王室和贵族,格蕾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旋涡,而对于一个身在异国的女人来说,她也走向了她多舛的命运。埃里克·侯麦将镜头对准这个法国历史上的特殊贵妇,似乎想要表现女性的勇敢、善良和果断,想要表现她对自己内心的遵从,但是,当强化一个个体的命运抉择,是不是会陷入对历史解读的误区?
“大革命末期,在鲁米洛泽斯尼尔的尽头,在那条新街上,格蕾丝·艾略特就住在那里。”再加上旁白对格蕾丝的生平介绍,侯麦的解读开始了,这种解读很明确是将格蕾丝放置在历史之外,而接下来故事的演绎几乎都是在室内完成,无论是在巴黎豪宅,还是在梅顿的住所,无论是和奥尔良公爵商量,还是和多恩探讨,或者革命委员会对她的审判,都是在内部展开,虽然这其中有格蕾丝从巴黎逃到梅顿路上的艰辛和坎坷,有重回巴黎在街上遇见革命者的冒险,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场景,但是这些都是格蕾丝命运走向的背景而已,或者说她处在政治漩涡中就是被动地推向了这个大时代中,所以在她的世界里,还是拯救,还是生命,还是信用,还是爱,“我是清白的。”这是格蕾丝证明自己重复说出的话,因为清白,所以她不应该被政治卷入其中,因为清白,所以她不应被逮捕被诬告,也因为清白,她的世界里还有永远的信仰。
清白就是回归自我,回归人性。革命风云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她面对难以预测的政治走向时,她选择的就是听从内心的声音。1790年,“巴士底狱沦陷一年后”,奥尔良从英国回来,他找到了格蕾丝,告诉她现在宫廷里勾心斗角,革命还没有平息,巴黎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劝格蕾丝离开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你是我心中的真理。”奥尔良公爵这样对格蕾丝说,但是格蕾丝拒绝了,因为她认为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都是好人,而自己也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她认为自己在巴黎没有太大的危险。革命会如何演变,似乎谁也不确定,公爵希望她回到英国是更安全的考虑,而格蕾丝不想离开,只是因为她觉得国王和王后对自己都不错,当她说自己是“爱国者”的时候,并非是表达了自己是“保皇党”的政治立场,相反,在她看来,爱国是最高尚的品格,尽管法国不是她真正的祖国,只要自己爱国,就不会被革命者审讯,就可以安然无恙。
导演: 埃里克·侯麦 |
“爱国”其实是一个模糊概念,路易十六爱不爱国?雅各宾派爱不爱国?那些用武力制造混乱的革命者是不是爱国者?所以格蕾丝似乎走向了误区,但是在侯麦的故事里,这反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有关的信仰。格蕾丝在革命紧张的时候无奈逃到了梅顿,她看见了街上横尸遍野,看见革命党拿着武器,从梅顿那个小小的裂口进去,她的脚都是水泡,走一步都是痛苦,而且在独自一人的夜晚,她听到了口哨声,极其害怕的她躲在木桩后面,从她面前走过的是一个陌生男人。格蕾丝千辛万苦逃离巴黎,但是当她受到梅勒儿夫人的一封信,却又二话不说返回了巴黎,仅仅是因为梅勒儿夫人想要她帮忙。而从梅顿返回巴黎,情况更是恶化,不仅她需要有特别的通行证,而且巴黎街上都是手拿武器的革命者,她说自己为母亲的逝世而回来才避免了他们带走,但是在大街上她看到了革命党挑着公主的头颅,这一下子让格蕾丝崩溃了,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公主会遭次厄运,更不明白革命会制造如此的血腥事件。
即使自己越来越危险,格蕾丝也还是答应帮助梅勒儿夫人,而她所要帮助的就是把革命党正在追捕的查普森茨侯爵秘密转移,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而且查普森茨侯爵曾经和她还有些过节。在这拯救生命的关键时刻,格蕾丝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将他先是带到自己的豪宅里,避开了忠实于雅各宾派的仆人帕克丽的注意,而在那晚,巡逻队到她家里搜查查普森茨侯爵,格蕾丝将他藏在自己睡床的床垫里,而自己假装坐在床上休息,巡逻队搜查了房间,但是一无所获。当查普森茨侯爵暂时安全,格蕾丝却心有余悸,但是她面对自己的勇敢,也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我将被推上断头台,我也不害怕,因为我拯救了自己。”拯救自己在她看来就是一种清白。而她认为奥尔良公爵也是清白的,也是勇敢的,也是讲信用的,所以即使一开始奥尔良公爵听到她藏着被追捕的侯爵时十分生气,但是他还是答应将侯爵转移,最后查普森茨侯爵终于安全到了英国。
《路易斯·卢米埃尔》电影海报
路易十六被革命党关进了打牢,奥尔良公爵进入了议会,议会将对路易十六是否被处死投票表决。格蕾丝希望奥尔良投反对票,但是奥尔良有自己的苦衷,而且他的这一票对结局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格蕾丝得到消息公爵投了处死路易十六的赞成票,她完全愤怒了达大骂公爵,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决定,并且将和公爵有关的一切都移出了房间。格蕾丝不希望路易十六死于革命,并不是她是一个保皇党,而是不想生命被屠杀。当路易十六被处死,格蕾丝在日记里写道:“国王死亡那天是我最伤心的日子,甚至连乌云都好像在哀悼。”在国王被处死六个星期后,格蕾丝依然没有走出死亡的阴霾,“我感到特别难受。”在此起彼伏的“造反”声中,格蕾丝自己也遇到了危险,巡逻队在她家里的箱子中发现了一封信,这是英国的福克斯托她转交的信,这封信成为了“罪证”,格蕾丝被带走,接着便是审判,但是当革命委员会拆开这封信,里面是福克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誉:“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于是格蕾丝重获自由——但是当她即将离开时,一名议会人员却认为她和奥尔良公爵有染,是他的帮凶,所以要重新提起诉讼,在格蕾丝陷入困境的时候,一名长官过来说:“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格蕾丝暂时获得了自由,但是后来她还是因为奥尔良公爵而被捕入狱。
最后终于被释放,格蕾丝的命运和革命发生的变化有关,但是在自由的世界里,格蕾丝似乎依然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而活着。从拒绝返回英国而留下来,到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侯爵,再到希望路易十六不被处死,再到最后自己重获自由,这是格蕾丝在侯麦影像里的命运。格蕾丝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勇气、尊严和教养,是侯麦所要表现的,但是很明显,侯麦的这种处理方式引起了争议,有人甚至认为他表现出一种保守和复辟倾向,对此侯麦认为,“我拍这部戏没有任何政治意图,我不会用这部电影来为任何政党辩护。”他是要将个体命运从政治旋涡中独立出来,而他似乎也是这样进行叙事的:以格蕾丝的视角来看待那段历史,以格蕾丝的回忆构筑情感主线,而且在画面构图中,他完全采用了数码技术,让电影呈现出浓烈的油画效果,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手法,也是让历史更为真实的技术运用。但是这种运用反而造成了历史的隔阂,而技术之外的视角呈现,更是引起争议:直接展示的画面里有革命的血腥,有革命者的无序,通过两个女公爵的口,革命党的那个地方“散发着恶臭”,而与这种场景相对比的是格蕾丝的优雅、勇敢和善良——如此对比,似乎在阐述奥尔良公爵对革命的评价:“我怀疑上帝支持暴君。”
“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的片名指向的是一种身份,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在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革世界,当“爱国”成为一种信仰,当暴力成为一种人性的毁灭,当女人成为了“女英雄”,侯麦希望通过影片表达“过去即使并不比现在重要,但也不应该遭到轻视”的历史观,或许也变成了一种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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