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3《安邦定国志》:何处是我家园
H-O-M-E,Home,这是一直和夏安人在一起的白人女子德波拉教给印第安小孩的一个英语单词,Home是家园,是归宿,是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这最后一个单词也注解了整部影片的主题:安邦定国,整个美国,不管东部还是西部,不管白人还是印第安人,都是这个国的一部分,都必须为“安邦定国”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努力,“Home”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单词的意义,成为历史和现实的注解:和德波拉教印第安孩子学会“home”一样,内务部长卡尔茨将自己的烟草放进印第安酋长的“和平烟斗”中,代表的正是两种文化的接纳,接纳而融合是“安邦定国”最后的仪式,“你们完成了历史上最英勇的长征,你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家园。”最后日落下骑士剪影的绝美画面也成为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最好的注解。
1964年的电影,是约翰·福特几乎是最后的“奉献”,当战后的约翰·福特再次聚焦西部,他已经开始了一种转型:和以往以美国白人骑兵的视角不同,这部电影第一次采用了夏安人的视角:从最初在保留区举行仪式开始,击鼓奏乐、歌声言志、向圣山祈祷,以及迎接美国政府参议员到来;之后在美国政府“违约”之后义无反顾离开所谓的保留区,开始了1500英里的长途迁徙;在遭遇美国骑兵和白人的追击中,他们从不退让、从不妥协,义无反顾朝向自己的目标;矛盾不断,冲突升级,最后在饥寒交迫中进入到了罗宾森堡,在被“囚禁”之后实施了“越狱”,最后在队伍的会和后终被白人接纳……约翰·福特在160分钟的电影中,几乎把一半的篇幅给了夏安人的长征,在表现他们的习俗、文化、生活甚至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更为可贵的是,约翰·福特并不仅仅是让镜头深入到印第安人的世界,他还让纳瓦霍族印第安人成为电影主角,让他们出演夏安族人,这表现了约翰·福特足够的诚心,这种诚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白人缺乏对印第安人尊重的一种嘲讽和反击:为什么夏安人举行仪式欢迎参议员到来而后又改变主意迁出了所谓的保留区向着自己曾经的家园迁徙,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缺少诚意,夏安人在等待了一天之后,接到的信息是参加仪式的参议员因为赶不上又返回了里诺要塞,而里诺要塞正在举行一场舞会。一边是印第安人圣洁和隆重的仪式,另一边却是美国政府随意的放弃,这是完全缺乏尊重,完全违背契约精神的表现,所以夏安人对“印第安管理局”的阿彻说:“白人撒谎,以后再也不会有学校了。”而老酋长则态度坚决,“我们宁肯死在路上。”
在电影中,约翰·福特对美国白人社会进行了批判: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签订合约,他们从自己生活的地方迁移1500里来到保留区,但是在面对天灾、疾病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视而不见,最后参议员完全忽略了合约,正是因为他们极度不尊重印第安人才造成了后面的冲突;在印第安人长征中,布瑞登少校将他们看成了敌人,竟然架起了大炮,而印第安人也不示弱,骁战的“红衣男”向军队射击,这是征途中的第一枪,但是不管谁发出了第一枪,曾经无比接近的对话变成了对立;布瑞登少校在战斗中死去,美国骑兵团士兵也有人牺牲,而美国报纸竟然把9个人死去的事实变成了谎言,从死亡29人到59人、69人、109人,数字随意变化反映的正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敌视;在征途中,夏安人忍受着严寒,忍受着饥饿,还有沿途追击的美国骑兵,当两名印第安人遇到白人牛仔,希望能提供他们食物,牛仔竟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人,他们还残忍割下死去印第安人的头皮,借此在小镇上恶意攻击印第安人的恐怖;在罗宾森堡,印第安人希望得到要塞的援助,但是表面上和善的维塞尔斯上尉竟然以命令唯有,将他们“囚禁起来”,最后的目的就是将他们遣送会南方的保留地,当印第安人拒绝之后,他又断绝了水、食物和取暖的火,最后造成了印第安人的“越狱”,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维塞尔斯上尉想要邀功,得到升迁的机会……
导演: 约翰·福特 |
不仅仅是对印第安人的不尊重,也不仅仅是失去了契约精神,白人世界对印第安人的污蔑和仇视,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所以在这种对立和冲突中,印第安人也唯有抗击才是唯一的出路,也是白人逼迫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安邦定国”?对印第安文化和习俗的表现,对白人世界的抨击,都是约翰·福特在这部电影中最可贵之处,但是这只是约翰·福特自我突破而已,或者说,这是他对自己以往表现西部冲突的一次转型,他的诚心或者也只能感动到他自己。电影片名是“安邦定国志”,约翰·福特是要阐述一种化解对立的构建,这个构建的目标是更为宽容的“美国”,它就像一个家一样,只有安定下来,将冲突化解,将矛盾平息,将战争消除,才能真正抵达家和国真正的命名:如何安邦?如何定国?在这里一个隐秘的逻辑是:只要尊重印第安人,给印第安人属于自己的土地,就能重建秩序,所以一切还是以白人为视角,把印第安人当做是一种对象,在这个主客体分界如此分明的叙事中,约翰·福特的一切站立点反而变成了白人式的高高在上,变成了文明的俯视。
其实,在矛盾和冲突还没有激化的时候,约翰·福特已经将融合进行了预设,这种融合体现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西班牙女人”,她已经是夏安人未来的酋长“钝刀”的妻子,他们还生下了“红衣男”,可以说“西班牙女人”完全是白人和印第安人融合的存在,甚至她的一切都已经被印第安化了;另一个则是在保留区开设学校的德波拉,作为基督教的布道者,她给保留区的印第安人带去福音,她教孩子们学习英语,在夏安人开始长征后,她也义无反顾跟随他们,照顾队伍中的孩子,在她身上体现了平等思想,甚至是一种宗教救赎的力量,在这个行程中,她也站在印第安一边,可以说她也完成了融合。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德波拉传播基督教思想,传授英语,这是一种白人式的输入,是文明对野蛮的改良,也就是说,看起来是融合,实际上是让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信仰和文化,在印第安人中间,德波拉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但是相反,她从不忘记给受伤的女孩教英语,good或者“水牛”会,或者最后的“home”,都是白人在上的明显标签。
在冲突爆发之后,约翰·福特在白人的污蔑、仇视和敌视中,又设置了理解并尊重印第安人的白人,最重要的当然是阿彻,他几乎是一路跟随着印第安人,这种跟随是一种保护,他阻止对印第安人仇恨的斯考特,因为斯考特的父亲在1866年的费特曼大屠杀中死于印第安人之手,他也曾阻止布瑞登少校的炮击行为,但是在比他更高官职的长官面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双方的死伤,最后在罗宾森堡,他实在无法容忍维塞尔斯上尉的囚禁行为,连夜赶去找内务部长告诉他真相,印第安人不是在迁移,不是回家,而是遭遇了“谋杀”,也正因为此,一直不相信那些白人散布印第安人是恶人消息的卡尔茨终于决定和夏安人“谈一谈”,这也就有了最后的真正和解。
《安邦定国志》电影海报
在这里,真正化解矛盾的人只是“少数派”,阿彻是一个,之后转变观念的斯考特是一个,来自“波兰”快要退伍的威察斯基是一个,罗宾森堡为印第安女孩做手术的医生是一个,内务部长卡尔茨是一个,正是他们将印第安人尊重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将印第安人妖魔化。但是约翰·福特让他们成为代言人,也并没有彻底摆脱自己根深蒂固的白人思想。斯考特如此憎恨印第安人,他的转变基本上没有交代,也许是那次脚受伤让他明白了自己想法的愚蠢,但是这种轻而易举的转变根本没有逻辑基础;威察斯基也一样,他认为夏安人已经饥寒交迫,他们根本不是敌人,这种站位更多变成了怜悯。阿彻在德波拉坚持和印第安人站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还说过:“你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夏安人,他们是战士,更是魔鬼……”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阿彻之所以阻止布瑞登少校武力解决矛盾,只是为了维持和平,那么和平在他那里就是一种妥协。
“少数派”的种种努力,看起来都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印第安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仅仅靠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解决,它在历史中形成,在观念上禁锢,甚至需要漫长的接触、交流、对话才能得到改善,而约翰·福特仅凭“少数派”就让“安邦定国”这一终极目标得以实现,这的确代表着他一种精英主义思想,而这种精英主义背后则是对林肯式美国精神的一种怀念,这就回到了以卡尔茨为代表的“权力派”中,他之所以对印第安人尊重,就在于他曾和林肯一起参加过战争,在阿彻向他报告真相之后,他对着林肯像发问:“老朋友,如果是你,该怎么办?”这是卡尔茨和林肯之间的“对话”,约翰·福特设计这一情节就是让林肯的平等主义在卡尔茨身上复活,所以最后他面对夏安人,把选择权交给他们,并定义了“家国”的真正意义,这一片土地属于大家,不管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都是家的成员,也都是国的建设者,而这就是真正的和平——白人的烟草装入印第安人的“和平烟斗”,还有什么是对立的?
做出努力的少数派,是白人的少数派,学会的单词“home”,是白人语言中的“home”,夏安人抵达的家园,是白人最后留给他们的家园,而《安邦定国志》的电影叙事,也是身为白人的约翰·福特的叙事——只有接纳,没有共处,只有宽容,没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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