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23 读书日：夜晚的仓鸮

终结也是开始，开始于“终结”：是从193页的底部往回翻，覆盖在上面的是白色的飘渺和蓝色的诱惑，朱利安·巴恩斯的世界，到处洋溢着一种时间的终结感觉，可是“1946-”之后是一个没有收笔的时间，仿佛在前面，遥远而无限。

从《我的名字叫红》过渡到《终结的感觉》，一种读书的延续。世界读书日，全世界的目光似乎都应该集中在这白色的飘渺和蓝色的诱惑中，或者还有那本刚刚放回书橱的小说，生命的红色和自我的黑色，色彩斑斓，人生多变，总之一定是合乎口号关乎精神的阅读，形而上或者形而下，甚至是一盏灯，一支扫描笔，和一张画着某一个记号的A4纸。

纸头上是用铅笔写着的一串页码，53、57、60，诸如此类。这是一个移动和替代的页码，一个被引用和记录的页码，但是没有完整的文字。作为随手记录的数字，它们直接指向面前这本刚刚撕掉塑料封膜，刚刚瞥见“1946-”的时间，也刚刚从193的末尾翻过来。从此阅读。

世界读书日，其实在生活之外，一直就是某种形而下的宣传口号，4.39本的人均读书量或者只是喟然而叹：多乎？少乎？但是它一样不具有国民素质的诱惑，一样只是书本和书本叠放的样子，一样只是掏钱打折优惠营销的借口。刚刚买来的书，被撕破封膜，被翻到193页的底部，也并不代表是人新生的一次机遇，是一个个体的标尺。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习惯了一种生活，习惯了在白与蓝、红与黑的文本中找到一种寄托。

这种寄托也并非是那个伊斯坦布尔城市里的图书宝库：“其中一本以设拉子风格装订，封面是酒红色的；另一本则是赫拉特的装订，以中国式样涂上一层保护用的黑漆。两本书的图画几乎完全雷同，乍看之下我以为它们是复制版。”虚构着虚构，带着风格和时代印记，以及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复制版”一定会有一个最初的样子，就像我们原初的生活形态里，没有模仿没有复制没有红色的诱惑。而在朱利安·巴恩斯的伦敦，那种终结的感觉是关于时间和记忆，关于爱情和历史，关于白和蓝。

他也看书，书中的“我”也看书，“在那些时日，平装书以它们传统的装扮出现在书架上：橙色的企鹅是小说，蓝色的鹈鹕是非小说。”橙色和蓝色的分类，是虚构和非虚构，是文学和人生，分列开来。所以在那个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宣传中，书不是离我们远了，是被我们分离复制在另一个图书宝库里，另一个书架上。我们站起身打开书橱，拿出来的很可能是被分列的人生。

所以，朱利安·巴恩斯会将我们说成是“旁观者和看客，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你整个晚上撕掉封膜翻开书页，从“1946-”到193页的末尾，除了具有仪式感之外，也只是以一个社会的旁观者和看客的身份在生活的角落里，在橙色的小说里你可以读到那个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像说书人指着那副画讲一个并不吸引人的故事，所以，“文学的旨趣在于：爱，性，道德，友谊，幸福，痛苦，背叛，通奸，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有罪与无辜，野心，权势，正义，革命，战争，父与子，母与女，个人与社会，成败，谋杀，自尽，死亡，上帝。还有仓鸮。”

仓鸮，白天的猫头鹰，不在缪斯身旁，只有夜晚的动物，才可以找到文学返回的路，而在仓鸮的观望中，那些纷繁复杂，那些喧嚣热闹，那些用服务器、谷歌地图和电子邮件组成的现代社会，一定会有终结的感觉。而终结不止这些，那是朱利安·巴恩斯的伦敦，而在一个充满仪式感白和蓝的夜晚，它还包括微博、微信和智能手机。而那放在书架另一端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以及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声唱片呢？是不是也在橙色的企鹅和蓝色的鹈鹕分列的书架上？找不到，却刚刚听到过这旋律，《V字仇杀队》的那高楼上播放出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悠扬而富有激情，悦耳却具有破坏力，甚至爆炸，都在伦敦的街道上，成为美丽的烟花。

那是属于幻想的时间，不论是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红色，还是现代和未来的伦敦，时间总会终结在旁观者和看客的身份里，终结在人生的某一个夜晚和纪念日。“在新事物正在诞生之际死亡——即使那新生的只是我们固有的自我？”这不是自我的新生，只是换了样子，从一本书跨过一本书，从一段生活过渡到另一段生活。就像朱利安·巴恩斯的《柠檬桌子》，那里是代表着苍老，而在这里，却是待泡饮的一种水果。

生活就是摆放在桌子上的那袋柠檬，解开的时候顺便可以将193页的故事合上，那“终结的感觉”就是最后的人生：“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浩大的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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