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1《内陆之行》：今天再也不存在“我们”
后来，偷水果姑娘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那时候，虽然偷水果姑娘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她的故事还在被我讲述，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真正的消失，直到当我来到“拉维勒泰特尔”站牌前，把一页纸塞进衣兜里，让这个并非侦探故事或侦探小说的故事放进去，也不再允许自己继续提出相关的问题，偷水果姑娘才从我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但是这样的消失并非是偷水果姑娘的消失，而是偷水果姑娘的故事消失，而是对偷水果姑娘故事的讲述消失——也就是说，是“我”消失。
不是偷水果姑娘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而是完全相反，我从偷水果姑娘的故事中消失，我不再是偷水果姑娘故事的讲述者。这是一个人称的变化：“我”第一人称单数，主体性的直接呈现，偷水果姑娘，第三人称单数，是主体之客体的存在；这是一个关于故事讲述和被讲述关系的变化：我不再成为讲述者，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在我的讲述之外发生；这是一个关于故事的变化，我讲述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其实在讲我自己的故事，偷水果姑娘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彼得·汉德克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关于讲述的转身，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偷水果姑娘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我的故事中夹杂着她的故事，当在一个夏日的时候，我的脚被蜜蜂蛰了一下，“关于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刚刚有了雏形”，它是一个信号，“快走吧。出发的时刻到了。”这也是“内陆之行”开启的序幕；后来在我坐着和醒着又像是在梦境中的时候，听到了偷水果姑娘的声音，那是温柔的询问的声音，就像在问我：“你身体怎样？”“你什么时候启程？”“你为什么看上去愁眉苦脸的样子，先生？你到底有什么忧愁呢？”但是此后这个温柔的声音变得有些疯狂，“你们这些强权者！”这声音变得不绝于耳；在我启程出发之后，在火车上我看到了偷水果姑娘，我确信眼前的人“就是她”，但是又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邂逅或者相遇在一种模糊而又确切的状态中；之后在明亮的夕阳里，我看到偷水果姑娘奔向了广袤的远方，甚至穿过了穿过韦克桑高原……
在赋予故事的雏形，在听到了她的声音，在火车上邂逅，以及看见她穿过了高原，偷水果姑娘渐渐成型，最后成为了清晰的存在：她带着一件看上去很沉重的行李，起初小跑着或者跌跌撞撞，“宛若独自在玩跳房子游戏。”之后她从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换到了乡间公路上，又绕过了高原上典型的小树林，慌慌张张地寻找一个入口，直到她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偷水果姑娘才真正踏上了属于她的“内陆之行”中，偷水果姑娘的故事也终于被展开，而我也告别了讲述者的身份，从她的故事中消失。但是我的退场和偷水果姑娘的出现，为什么会发生？和偷水果姑娘相关的故事一直在我心中，但是之所以让她慢慢成为故事的主角，就在于我以为最亲近的人其实是虚构的人，是陌生人，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我们以为的陌生人很可能是那个最亲近的人，就像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疑问，那个特别苍白陌生的小孩到底是谁，但是过了一阵之后会突然明白：“天哪，这不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吗！”
在这里彼得·汉德克引入了“不可接近性”这个词，他认为人这样的动物，当被分成不同人种的时候，是不可接近的；在同一代人那里，不可接近性看似不存在，但是却是现实，“他们生活的地方，连同周围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不同种族的人是不可接近的，同代人也是不可接近的，甚至就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也是不可接近的，那么讲述者的我和被讲述的偷水果的女孩当然也是不可接近的，当她的故事慢慢成型我就要消失。如此不可接近性是陌生，是隔阂，更是某种意义上的孤立，“此时此刻在这里，我想象着，你们这一大群不可接近的人，你们这一大群天生就是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可接近的人，你们在漫长和越来趣漫长的人生中如此走过来，你们在未来也许还会如此永不停息地走下去。”这一种常态的存在，在彼得·汉德克的叙述中又化成了关于人称的一个词：我们，当人与人之间不可接近，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黑暗中，所以就不会有“我们”，“我们坐着？我们看书？我们望着车窗外？我们叹息？没有任何“我们”的感觉。”一句话：“今天再也不存在‘我们’。”
实际上，在这里彼得·汉德克的人称游戏并不仅仅拆解了“我们”，同样还有“他们”，“他们在我的考虑之内，我把他们当作我的人看待，甚至是不可接近的人，恰恰是他们？”同样还有你们，“你们无一例外处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桎梏里，被束缚，被禁锢，孤苦伶仃。”但是不管是我们、他们还是你们，复数的存在之所以变得不可能，其共同点就在于一切都是从“我”出发的，一切都是前面有一个“我的”，以“我”为出发点带来的是“我们”的不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要退场，“我”要消失，“我”要让偷水果姑娘的故事自己讲述——就像偷水果姑娘曾经喊出的那句对“强权”的控诉，“我”作为讲述者，作为看见、听到的主体，就是一种权力的存在。那么，当彼得·汉德克巧妙地进行了人称的转变、故事讲述方式的改变，是不是在解构和叙述有关的权力体系？而这其中有更多隐喻，当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取代了“我”的位置，实际上是我的故事成为了偷水果故事的一部分，或者我也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三人称，也是被讲述的客体，如此，取代实际上变成了融合，甚至，我和偷水果姑娘一起构建了隐秘的“我们”。
| 编号：C38·2240605·2127 |
的确，在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完全取代我的位置之前，我的故事也是关于“内陆之行”的，也是试图挣脱束缚，也是在寻找着自由。我的故事从盛夏时节蜜蜂蛰脚开始的，蛰脚之后的确是疼痛，但是蛰脚是因为我赤着脚，后来我还赤手空拳拔掉了荨麻，这些都是我挣脱束缚的象征，它在“空”的意义上释放了自我，也正是被蜜蜂蛰脚，所以我才有了让麻木的脚苏醒过来的想象，才有了挣脱花园开始上路的机会；而真正开启内陆之行，一样是抛却了很多束缚，我不带地图，“我觉得不带任何地图踏上旅途相当愜意。”我不带任何一本书，那本关于中世纪自残的故事就留在了房子里；我也是从寂静中出发，即使有女人的叫喊和孩子的哭声，但是更让人感觉到寂静；我也不谈及死亡，远离死亡话题；当然我能放弃花园，是因为我“无权占有地产”；甚至，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我也对成型的“作品”感到厌恶，因为当埋头于曾经做过的东西，就意味着沉浸其中，那样就会失去它的价值，“那个你所成就的作品失去了芬芳，而我在其干涸成粉末的旋涡中变得虚弱，变得虚弱不堪。”
一切都被清空，而清空之无所获得自由是为了寻找“拥有完美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我清空了束缚住我让我成为不可接近的存在，就是为了腾出某一个位置，让偷水果姑娘类似的故事真正发生，虽然一个是退出一个是进入，但是在相互衔接中，“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性的目标就可能实现，而这或许是彼得·汉德克所要书写“内陆之行”的意义：内陆之行是一次寻找、相遇的旅途，所以它就是让陌生、不可接近性的每个人成为“我们”的一种连接。在我的故事里，旅行所具有的连接意义就已经产生了，从花园到公路，从公路到火车，从火车到酒吧，皮卡第的庄园、无人湾教堂旅行、“旅行者之家”酒吧，旅行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连接不同的地点，这是一种完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在此行中遇到了参加葬礼的邻居，火车停电加入父亲和儿子的行列，在酒吧门口遇见来来往往的旅客，旅行也连接起了不同的人；而对于故事，旅行的意义当然是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因为思家心切，那个孩子从寄宿学校逃了回来，他在没有一辆车辆行驶的公路上徒步跋涉了四十公里回到了村子；“旅行者之家”的旅客似乎少了一个，“有一个昨天死去了，死在昔日酒吧台阶上，死在依然美妙的法国梧桐树下。”同伴甚至从死者嘴里摘下来假牙……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偷水果姑娘也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偷水果姑娘的故事也是我听说之后讲述的故事，如此，它们自然构成了“内陆之行”的一部分，她也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这是“合乎实际”的故事，“此时此刻，可不是我说了算，而是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我们”的故事如何在偷水果姑娘那里连接起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故事？偷水果姑娘的“内陆之行”也穿过了公路，绕过了小树林，走在高原之上，或者也坐上了火车……在空间意义上其实并无特殊意义，它只是构成了“内陆”这一存在。偷水果姑娘遇到的人和与人相关的故事才是重点：她遇到了一场葬礼，看见了躺着的死人，“她走过一个又一个空间。一群完全沉默的人中，这个或那个朝她点点头，仿佛大家都认识她似的。”她遇到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给自己取名叫沃尔特，这是将土豆从美洲漂洋过海引入欧洲的人的名字，他们之后就同行了，“现在总是并肩行走在没有树木的河谷草地上。”后来两人背离朝圣之地向着反方向行进的时候，遇到了一批一批的“逃亡者”，而他们的方向是通往朝圣的圣雅各-德-孔波斯特拉德……
旅行连接起了地点，连接起了人物，当然连接起了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最精彩的一定是和偷水果姑娘相关的故事：二十年前，偷水果姑娘的母亲出发去西班牙格雷多斯山脉寻找失踪的孩子，而现在偷水果姑娘则在瓦兹河以北的高原地区，寻找早就杳无音信的母亲的踪迹；她是在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后回来，在住宅区过了一天一夜之后又上路了，它给自己取名叫阿列克夏，之所以这样因为从青年时代起家人都以为她失踪了，当她回到母亲庄园的时候，没有被母亲认出来，“她的故事简直跟那个圣人，也就是亚历克修斯的故事如出一辙。只在他临死的时刻，父母亲认出了亚历克修斯就是失踪的儿子。”父亲那时不在家，但是后面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她听着父亲的讲述，像是在看着一个年老体衰的囚犯；为什么叫她“偷水果的姑娘”，因为她在童年的时候踩到一个乡村小男孩的肩膀上翻过不高的围墙偷来了水果……偷水果姑娘的名字、外号似乎都是一段故事，而这个故事最核心的也许就是“我们”被拆解了，失踪、认不出、陌生，都是在一种“我们”不存在的状态中，而只有出走、旅行，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这是扭曲中的自由，“在一切弯曲的事物面前，她感到自在，即便只是轻微弯曲。她感受到自己如此渴望要发现其中的隐秘，尤其是面对一些弯曲的事物，比如一根弯曲的缝衣针、一根弯曲的铅笔、一根弯曲的钉子。这些东西似乎会更加牢靠。”而实际上，和他相遇的瓦尔特也是一个被拆开了“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孤儿，从未见过父母的面，他只在梦中等待见到他们，但是后来他也不再惦念父母，“他不再感受到忧伤，不为他们，也不为自己。”
他和她，都是“我们”之外的人，所以孤独的一个人遇见不同的人，在不同人身上看见自己，他们都是“双影人”，这是现实呈现的一种“图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当他们相遇便也成为了“我们”，“他，她的男人，就不存在，而且永远都不会存在？”偷水果的姑娘曾经这样问自己，她不想进修道院，也不要一个天上的新郎，“而要一个尘世中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为了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但是，从找不到“我们”到遇见而呼唤“我们”，彼得·汉德克并不是要重建一种单纯的爱，而是寻找一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从何而来，这就赋予了“内陆之行”在空间、人物、故事之外更重要的连接意义，那就是时间——为什么偷水果的姑娘在“弯曲的事物”面前感到自在，不是弯曲本身，因为她讨厌的是直角的东西，她也反对圆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希望如此，有时候，自由自在地依照‘时间之后的时间’而定。”
她的自由是对时间的定义，是进入“时间之后的时间”的规则。既然她想要时间之后的时间，那么时间之前的时间又是什么？无疑这就是历史，在偷水果的姑娘的故事中，和历史相关的故事总是出现，它是那个掩埋在冻原上的军用背包，“卐字符已经被一个五彩缤纷、杂乱无章的刺绣图案遮住了，连虫眼也看不见了。”它是偷水果的姑娘看到的凹地，父亲的历史小册子上记载着瓦兹河汇入塞纳河的地方发生于1944年的战役，那时的盟军和“第三帝国”的军队在这里交战；它是瓦尔特说起“铁幕”时想起那个叫兹德涅克的人，他为了抗议这个世界采取了自焚的方式结束生命，“兹德涅克，他存在过，来过人世。只有一个兹德涅克一定会这样生存，赤裸裸的，像一个新生儿，缺少任何保护，直到死亡——”它是夏斯的一堆废墟中和越南战争相关“象征和反象征”的图案，还有三十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弹孔，“来源于发生在当地的一次战役，是迄今发生在欧洲这个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
时间之前的时间构成了历史，它已经发生，它也已经结束，但是历史真的远去了吗？时间真的属于时间之前了吗？“今日如同往昔”，这就是关于时间的双重图像，往昔并不意味着永远逝去，现在就是现在也不是对历史的告别，因为“时间到了”，因为一切存在于时间里：时间是名词，是修饰词，但更是动词，它是产生，是创造，“夏天会造成什么，这本书会产生什么，这项工作将会产生什么，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会产生什么……”如果活在时间之外，那意味着什么，只能是沉默，只能是不讲述，所以偷水果的姑娘喊出的是：“我不是局外人！”不是局外人也就意味着真正进入时间之中，这就是“内陆之行”的意义所在：在时间的内部寻找、相遇和讲述，而所谓故事也不再是一个自行讲述的故事，它需要讲述者重新出场，会有一个“我”这样的讲述者：“这个故事在这里要讲述的事件，都是由叙述者来讲述的。没有叙述者是不行的。”
而这个被讲述以及讲述的故事便是彼得·汉德克对于“我们”之身份、国家、种族的故事，在偷水果姑娘最终和母亲、父亲、弟弟在一起的家庭聚会活动中，父亲说出了“我们”真正的意义：
我们这些无国籍的人，在这里和今天不受国家束缚的人，也不可能受到国家控告。一切都变成了教派、国家和教会，还有……还有……而我们呢？时代的难民，逃亡的英雄。我们没有角色，而国家之人则坚定不移地固守在他们的角色中。我们这些永远犹豫的无畏者。永远的犹豫不决者和一推了之的人。上帝怀抱中的焦虑者。绕道行走的人。走圆圈和螺旋形的人。我们这些扭头望着虚空的人。世袭的有罪者。喜欢忍辱负重的人。我们这些乐于助人的人。我们是乐于助人者的王朝，热心服务者的世袭贵族。我们这些软弱无力者，‘软弱无力’的世袭侯爵和侯爵夫人。我们这些边缘人物。”（插入呼喊：“软弱无力万岁！边缘人物万岁！”）“我们这些不法分子和亡命之徒。但是我们有一个法规。有一个法规则意味着有一个秩序。我们处在无望的地位。”（插入呼喊：“处在无望的地位万岁！”）
无国籍的我们，无望的我们，由难民、英雄、无畏者、焦虑者、有罪者等组成的我们，有规则和秩序的我们，这是彼得·汉德克对于“我们”的命名，但是这样一种命名在时间的旅程之中即使是一次反抗，是一次呼号，但是它依然是命运被拆解的信号，“无望，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武装。”有了喊出口号的我们，但是再也没有“我”了，只有偷水果的姑娘，只有她，只有内陆的旅程，“我”彻底、真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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