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14《马拉美》：自杀产生骰子运动
一位死于25岁的诗人，因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而倒下：这是一则社会新闻。一位56岁的诗人死于他逐渐把握自己所有的手段，并正准备开创自己的作品：这是人本身的悲剧。马拉美的逝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奥秘。
——《马拉美(1842-1898)》
马拉美，在56岁时自杀，他不是那个死于25岁的诗人，他的自杀也不仅仅是力不从心，当然他的死亡也不会是街谈巷议最后被忽略的社会新闻，当让-保尔·萨特将其看成是“人本身的悲剧”时，马拉美以他的自杀而在场，而且萨特故意强调了这种在场，这篇1953年发表的文章本来只是充当马泽诺出版的《马拉美诗集》序言的文章，标题的生卒年就标出了马拉美的生命在56岁的在场中成为了一个悲剧，一个诗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悲剧，“马拉美的逝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奥秘。”
“一掷骰子决不会把偶然消除”，马拉美留下的这首诗歌似乎构成了萨特“介入”马拉美纪念性意义的入口，与此呼应的是他在《诗歌全集》第一页上写下的“子虚乌有”，自杀对于马拉美来说是一种偶然？还是成为消除偶然的偶然？当马拉美掷出骰子把它看成“绝不会把偶然消除”的行为，那就是一种必然？绝不消除偶然的骰子，走向必然而成为悲剧标本的自杀，构成了马拉美的一种否定和肯定：马拉美不相信上帝，他以无神者的姿态杀死了上帝，却又保留了一份“神明的担保”，这就是他想要完成的“大写的诗”，用大写的诗取代上帝之死和信仰不再的神学，马拉美无疑承担了成为上帝的义务，“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是个人，一个个体，一个“决意产出高于载体的秩序”却力不从心的人，“潜在的上帝成不了上帝”，按照萨特的说法，“他以自身不可实现性为自己定位。”这种不可实现性让他选择了否定，选择了实无，自杀是通向这种不可实现性的最后通道，却也以“值得纪念的奥秘”成为了虚无：“人类秩序，通过大写的人消亡本身，建立起来去对抗上帝。”所以属于马拉美的悲剧就是一种骰子运动：上帝再也无法掷出骰子，这是牺牲而和秩序的灭绝，是信仰的沉沦，而当马拉美用骰子一掷代替了上帝的骰子，却又产生了骰子运动，“载体重新回归载体”，偶然再次回归偶然，上帝无法成为上帝。
马拉美的标本意义在萨特看来就是载体和载体、秩序和秩序、信仰和信仰之间的一种二元论：上帝是一端，无神论者是另一端，神是一端，神学性的诗人是另一端，而这个二元论也正是萨特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注解。对马拉美的注解除了标注了56岁这个生死在场的文章之外，萨特还写下了《马拉美的介入》一文，而这更像是萨特的一次存在主义“介入”——马拉美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奥秘”，他的介入代表了上帝死了之后无神论者的介入、虚无主义者的介入和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介入。当1848年随着欧洲君主整体的垮台，诗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传统主题，那就是大写的人和上帝，而1850年之后，信仰更是变成了“否定之否定”，一方面是对大写的人和上帝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对诗人的否定，“上帝死亡，诗回归原位，正本清源，落得个绝望的唯名论。”一切回归到了“世人即尘埃”的虚无之中。但是诗还存在，或者对于无神论者的诗人来说，诗的希望还存在，用大写的诗歌来代替圣言？让诗人坐回上帝的位置？或者把灵感归于另一种信仰？
萨特几乎带着否定且讥讽的口吻看待大写的诗人和大写的诗歌，“他们不具备1830年代泰坦们贵冑，也未染上波德莱尔傲慢的辛酸。”在他看来，他们甚至不敢自称是抒情诗人、行吟诗人，也没有勇气宣告是忤逆诗人，“即使抱怨，也是低声下气的，所以不会遭受诅咒，也入不了永劫不复的地狱。”他把大写的诗所希冀构筑的信仰称为“等同失败的信仰”，大写的诗或者只是为了在痛苦中体验失败，他们具有承受失败的勇气，却在自身消除了宗教信仰的盛怒和怨愤中比唯物主义者和不信教者的否定走得更远，“沦落不止于此：宗教诗的失败同时也是世俗诗的失败。”这种沦落在萨特看来就是一种无神论的幼稚病，不再具有贵族精神的他们在不间断的骚动中高举其革命的旗帜，最后却把自己变成了故作风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那时候所谓的新康德主义、不可知论、新黑格尔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都是在“上帝之死”中完成了诞生，而无神论者的诗人们却带着天生的焦虑、忧闷而被卷入了无法主宰的大悲剧之中，虚无成为了他们唯一可接受的真理。
福楼拜沉浸在从信仰到怀疑、又从怀疑到信仰的循环式质疑中 ，他在给博斯盖小姐的信中说：“艺术别无他求，对有头脑的人来说，目的只在于规避艺术的重负和艰辛。”波德莱尔写出了不朽的十四行诗，“一切创作出来的形式，那怕是人为的，皆为不朽的。”但是他无法摆脱的是犹豫；魏尔兰用嘲笑的方式面对一切，“我嘲笑大写的艺术，嘲笑大写的人，我嘲笑歌曲，嘲笑诗句，嘲笑希腊神庙……”马尔罗迎合着自身矛盾的思想，他将这种矛盾变成了悖论，“艺术没有任何价值，但任何东西都不如艺术有价值。”质疑、犹豫、嘲笑、矛盾，本身就构成了他们诗歌之外的世俗生活，福楼拜接受了授勋，波德莱尔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提名，勒孔特·德·李勒、埃雷迪亚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萨特说，除了无神论者的虚无主义之外，还有充当公务员的保守主义——甚至是一种追求社会“实在”的卑微和可怜，这就是一种可悲的倒转：
他们由于不相信上帝，所以不会从他们的信仰中推断他们的生命必须到别处寻找自身的解释和凭证。他们莫名其妙地暗示上帝，以自己全部行为难以名状的风度暗示上帝：好像无神论者的绝望和死亡构成一个证据，证明宗教荒诞。
这是萨特为“无神论的继承者们”画出的肖像，马拉美当然位列其中，但是在马拉美投掷出和上帝不一样却又想代替上帝的骰子，他如何成为“大写的当选者”，又如何用决不会消除偶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了“值得纪念的奥秘”？马拉美作为外省青年来到巴黎，是在帝国接近终结的时候，他是图尔农高中的英语老师，他得体、审慎、谦逊、有着少女般的温柔，他像一面镜子让巴黎的诗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纯形象”：他就是一个公务员，而且是作为公务员的儿子和孙子进入巴黎；他娶了德国女人玛丽娅·葛哈德为妻，他爱着这个“别致，忧郁”的妻子；他也肯定爱他的女儿，“当女儿陪他去朋友们家，去剧院，在家招待周二沙龙聚会的客人们喝潘趣酒，他将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卡扎利和勒非比之外，还有维利埃和科佩……但是这样一个“纯形象”却生活在一种颓废的生活中，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得体、审慎、谦逊和温柔所体现的却是马拉美完全相异甚至悖谬式的生活。
| 编号：S31·2250818·2338 |
他对他的职业厌恶透顶，在写给卡扎利的信中说：“每天我好不灰心丧气，简直郁闷死了。我的下场必定成为笨蛋，必定被淘汰。”他的确爱着自己的妻子，那是在伦敦的时候他们没完没了吵架，但是他“是有点爱她的”，后来他确认不再爱她，却娶她为妻，“出于义务或内疚，或许也为了不失时机，在冲昏头脑之余，决意糟蹋自己一生。”他爱自己的女儿但是是后来的事，在1864年迎接她出生时“毫无热情”，他有朋友，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大家很喜欢他，但不完全信任他。”按照萨特的说法，马拉美是被上天选中的，但是那个象征倒霉的荆冠也从此戴到他头上，马拉美就是在这种天选之中成为了那个可悲倒转的注解：他面对上帝之死的“末世”，他遭遇了大写诗歌的“衰落”，他以颓废的方式成为颓废的化身而和颓废的象征，“一言以蔽之，这位朴实的外省公务员仅凭他的存在，迫使巴黎诗人们对自己的本真性和对自己相信梦想的程度作出决策。”
颓废正是马拉美所掷出的骰子，《骰子一掷，绝不会消除偶然性》，萨特也正是从马拉美这一掷的“介入”性标准动作中完成了自己的存在主义“介入”，他把这首诗看成是“俄狄浦斯”式的诗歌，从波德莱尔的灵感中找到了“大海”的主题，按照马拉美的说法，“大海是母亲最常见的象征”，这就是“水生幻想”，它在马拉美的笔下就是一面水样的镜子，“按照需要，或凝结，或融化。”骰子之偶然性就是水生之幻想性，但是这种偶然性却一步步朝向“绝不会消除偶然性”的必然性，在萨特看来，马拉美通过水生幻想关注自身的变化，所以这是对自我的意识，甚至是自觉，它的极致表达甚至是在“纯粹的反射光泽”中将自我迷恋让位于英雄的悲观性观念，从而变成了“外在性的无人性动力”，偶然性在解体，必然性在凝聚，但是这种必然性却又是另一种偶然性，一种颓废的偶然性、虚无的偶然性，以及取消了自我走向自杀的偶然性，而所有在马拉美身上表现的偶然性又是在“天选”之中变成了必然性悲剧，“马拉美是无神论者，谁也劝解不了的，他以精神赎重罪的预言来报复上帝的死亡。”
在这里萨特的介入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马拉美的个体性存在是偶然的，但是个体背后的“整体存在”却是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诠释？绝对分离？一种方式对另一种方式施加单义影响？互逆作用？”萨特把“整体结构”看成是包括人际关系、世俗道德和现实存在的综合关系规范结构，个人经验伴随着大写的整体关系，体现的也是一种规范，“尘世原始关系不会是感性认识的，也不会潜在地存在，更不会悬空待着，惰性飘浮着，它必须是有实际生活经验的，实际存在的，这就是说每个人类实在性必须自己创造自己，自我创新，是单个儿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存在就是“存在于世”，但是它是从单纯偶然的特殊性向综合体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预设，它无法突破整体的具体限定，所以偶然的、意外的、失落的现象，就是这种预设的体现，它是在自我超越中面对着整体性，“这种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感受性充当我们所有全凭个人经验的情态基础：既然这种感受性确实建立我们与全部现实的联系，每次激动或每个情感表达感受性的同时都使感受性个性化。”但是它本身是一种先验结构，而当个别性被抓住不放产生“不着边际”的个例，那将成为一种危险，甚至会解构“实在于尘世”的这种关系，“当某些历史的、偶然的形势拿人的存在本身去大千世界冒险，向他揭示其本质的脆弱性或使他相信根本无法抽身。”
无疑，马拉美既在被规定的结构关系中，又以偶然性解构了这种关系，他的悲剧就在于：“个别客体的突现，就是一次失望的最后期限，一个梦想的激情留下的灰烬和渣滓。”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它和信仰一样在上帝之死之后根本无法再续写大诗人时代。从马拉美的案例出发，萨特分析了个体经验中的偶然“突现”：6岁之前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爱体现了某种整体性，“这个温柔的女巨人，根深枝繁叶茂，完美地屹立并消失在大自然之中；万有的大自然在她完美无缺的柔软裸体上映照其天与水的静脉，折射其岁月的轮回火焰，多半与融化于山林水泽的仙女相混淆了，孩儿似章鱼般缠着母体，通过这个亲密的肉身吮吸汁液……”但是6岁时母亲的去世让整个宇宙坍塌，“实在于尘世”变成了流放；之后是16岁时姐姐之死，对于姐姐的爱投射在后来的妻子玛丽娅·葛哈德身上，这也是他将妻子称为姐姐的原因所在；父亲后来娶了新妻子，再婚割断了他和父亲之间的联系，“诗人非常肯定在自己身上滋生一种反男性生殖力。”他被推向了无法逃避的未来：必然的公务员，必然的职业，必然的婚姻，以及必然的虚无。
“马拉美见证了不可能自行完成的整体化，在他身上家族有所寄托，但无法让他翻倒飞筋斗——做不到。”整体性已经无法自行完成，个体的先验结构也彻底坍塌，对于马拉美来说，这种“实在于尘世”的关系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上演，而马拉美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那就是重新创造自己，就像他在《一条花边被取消》里所写，他要自己做主“从自己的肚子而非别人的肚子下仔”，一方面他拒绝在整体生存中制造生命，他把实在于尘世完全变成了纯空，另一方面他又在弃绝的世界里安放纯情，这无疑让这一切变成了虚无，“我还……需要对着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以便思考……如果‘纯粹抽象’不在我正在写这封信的书桌面前，我没准重新成为虚无了。”这种虚无在萨特看来就是让作品变成“自己丑恶的露体”，大写的人不复存在，而马拉美又急于让自己成为大写的人，“大写人则是可笑的大号角，吹响大自然折射的咆哮。”
“随着马拉美的到来，一个新人诞生了，他有自省意识、有批判精神，富有悲剧性，其生命线则是没落的。”在对马拉美的骰子掷出所做出的评价中，萨特并不是一味否定，他把马拉美作为一个样本所看到的就是“新人”具有的批判精神和自省意识，他是一个“为失败而存在”的人，他的自杀也是在自我超越的悲剧中所进行的自我了断。但同时萨特也认为，马拉美的悲剧在于否定最后成为了没有否定，“马拉美第一个动作是因厌恶生命而退却，对生命所有形式全盘质疑。”但是他没有做完第二个动作，“否定是一种行为。一切行为应该寓于时间之中，践行某个特殊的内容。”显然马拉美没有做，但是马拉美应该如何让否定变成践行某个特殊内容的否定？萨特的这篇文章以“手稿遗失”的方式成为未完成的作品，和马拉美想要完成伟大的作品却最终没有完成一样，马拉美的介入和萨特的介入构成了呼应，但是在标注了马拉美生卒年份的另一个样本中，萨特以更具存在主义的介入方式批判了虚无主义。
上帝死了，信仰死了，实有变成了一种无，但是当诗人扼杀了上帝又想保留神明的担保，他本身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种载体的存在，因为他是人不是大写的人，也不是对抗上帝建立秩序的人，“诗首先是对诗人的否定”，是对客体化的否定，但是当诗人启动了载体，诗人反而否定了诗，诗人自己就成为了客体，所以诗歌也走向了死亡，“言语在人们说话的当口儿是现时的，否则是死的，词语被困在词典里。”所以当马拉美最终决定自杀，他是想通过自杀的否定来代替整体实有的否定，但是诗本身不是诞生而是毁灭，“既然人不能被创造，却又保留毁灭的资源，既然自杀通过消灭这一行为被肯定，那么诗将是一种毁灭工作。”
他是“颓废的化身”，他是“晦涩难懂的斯芬克斯”，当他掷出骰子取代上帝的骰子，不是将自杀变成对偶然的取消，而是在偶然中启动了自我客体化的毁灭之路：
当偶然处于初始，“一掷骰子决不会把偶然消除”。但“在偶然进入赌注的行为中，却总是偶然完成自身的大理念，同时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在诗中，则是偶然自我否定，大写的诗诞生于偶然，却反抗偶然，在消除偶然的同时消除自我，因为其象征的消除等于人被消除。但所有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场巧妙的欺骗。马拉美的讽刺来自于他心知肚明自己作品的绝对虚荣和全盘必然性，并从中识别出一双无法综合的对立，永远互生互斥：偶然创造必然，世人的幻想；必然性创造偶然性，作为限制必然性和从反面规定必然性，在诗句中必然性“一音步一音步”地否定偶然性，反过来偶然性又否定必然性，因为词语的“全部涵义都用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必然性再反过来以诗篇和大写诗的自杀来消除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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