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4 《大失踪》：当生命迷失在阴谋里
一块车窗玻璃，分隔着里面和外面，分隔着禁止和动态，里面是无奈而又迷惘的脸，而外面是孩子们正在踢足球的场景，快乐、激情和自由，但是那投影到玻璃上的只是一个扭曲的影子，而影子的不确定性在于它的变化，当一场足球被坦克和持枪的军人代替，所有的游戏都笼罩上了恐怖的色彩，而不管是玻璃，还是游戏，并非是虚幻，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以一种压抑的方式侵袭进来，于是，里面和外面，禁止好而动态合二为一，变成了那个无法逃脱的现实。
坐在车里的是查尔斯，以及朋友特丽，当然还有那个自称能提供帮助的塔尔，他们去的不是柯提德酒店，而应该是凯特库纳，只是被困在一个发生政变的异国他乡，如何能逃离这像是影子却又是恐不现实的城市？而当这一个场景变成回忆的闪回时，当查尔斯从这里失踪的时候，关于个体，关于生命，关于“我是美国人”的身份，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再清晰的影子，是的，他或者只活在记忆中，只活在日记里，只活在猜测中，甚至只活在谴责里，而那些应该真实、清晰的场景彻底迷失了。
看起来，这种迷失和玻璃之外的动荡政局有关。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是持枪射击的军警，到处是盘查询问，到处是恐惧的人们，有女人因为没有穿裙子而被强硬拉出来，当场被那些军人撕扯开了裤子；有人无处可躲，只能在坦克的追逐中四处奔跑；有人关闭了店铺，看到有外国人便叫他“滚”……实际上，在这种压抑、恐怖的现场，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命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被莫名带向死亡。查尔斯的妻子贝丝走在街头的时候，就看见大街上躺着那些尸体，鲜血模糊了他们的脸，也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而在军车上，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被抬上去，当失去生命，他们只是一件物品，再也看不到玻璃窗外的场景，再也无法投射成扭曲的影子。
而美国人又如何？查尔斯曾经对特丽说：“我们是美国人，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他的朋友弗兰克也曾对贝丝说：“再过一周，我们就可以回美国了。”看起来，他们是美国公民，应该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但是这种逻辑本身在毫无安全保障的异国他乡，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特丽不是被街上的军人盘问，最后甚至胡乱地摸了她的身体，却称之为为了安全的“搜查”；想要坐飞机离开回国，机场不是也在没有任何通知下被关闭，而他们身边，也有很多来自美国的朋友不断地失踪，克里奥失踪了，大卫没有消息，而后来弗兰克也被抓走了，最后查尔斯更是神秘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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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科斯塔-加夫拉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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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美国人，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面临异国政变，他们在安慰中获得某中希望，而这种希望的渺小，甚至变成绝望，似乎还有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当查尔斯失踪之后，他的父亲霍曼先是在美国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任何线索”，而当他乘坐飞机赶到这里的时候，虽然有大使馆人员的服务和沟通，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几乎也都是“没有进展”。似乎贝丝已经习惯了政府部门的推诿，所以每次见到大使馆人员，她都用一种冷嘲热讽，甚至抱怨和谩骂的态度，这种态度曾经也让霍曼很是生气，他希望大家能够合作，而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也只能通过政府的努力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他甚至在气氛的时候说查尔斯的失踪，贝丝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她是他的妻子，他和她一起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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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失踪》电影海报 |
霍曼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起到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而当失踪事件发生之后，也希望他们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线索，最后能把一个活生生的儿子送到自己面前，然后离开这里，回到美国。但是这样的希望，在寻找过程中，却慢慢变成了失望，甚至绝望，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对于霍曼来说，最大的打击是连儿子失踪甚至死亡的知情权都无法获得，而那个查尔斯的儿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名字而已，当他看见河道里被冲下那一具尸体，看见停尸房里都是成堆的尸体，看见街上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那一刻，霍曼也迷失了，死亡不是和自己无关的生命现象，而成为自己无法逃脱的恐惧，而那些政府官员的冷漠、消极、推诿，让他对于美国人这一身份都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在这场政变中，动荡的城市，持枪的军警，打响的枪声，遍布街头的尸体，或者是他看见的白色恐怖，而在真实场景之外，那些所谓国家利益的阴谋，或者并不知情，在并不知情而寻找知情权的过程里，其实就形成了两种分割，一种是所谓的国家利益，一种是个人权利，而当个人权利被国家利益的阴谋所吞噬的时候，像霍曼一样，只能是无比的失望，而和贝丝一样，面连着“丧失信心”的结局。“片中部分人物姓名被更改，是为了保护其生活中的原型，也是为了保护这部电影。”这是电影开始前的提示，当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名字被更改，当那一段动荡的历史被模糊，就像查尔斯当初面对玻璃之外的世界一样，它所呈现的是一种扭曲，而所谓的保护，只是为了不直接触及那场阴谋，这种躲避式的态度，是一种艺术对于政治的隔离，而隔离带来的效果却比直接暴露那场阴谋更让人思考，所以，查尔斯“大失踪”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不是淡化阴谋和国家利益，而是在扭曲变形的影子里更大胆地暴露。
这种大胆的揭露就是重新回归到个体生命意义上，重新回到人权的普遍境况里。查尔斯是一个自由作家，爱好旅游，从美国来到这里似乎也是为了体验那种自由，所以在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有所谓的激进言论，从来没有支持谁反对谁，“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我总梦见我的伊甸园。”“我想去游泳，自由地畅游。”“我喜欢安静的地方。”如此，怎么会牵扯到政治，怎么会成为打击的目标，又怎么会在失踪之后死亡？即使他在餐馆里偶遇了那些美国海军官员而自称是来自多维利弗尔的工程师，陷入到一个“政治麻烦”中，对于查尔斯来说，也没有一种真正的政治意图，不是为了反抗或者暴动，而圣地亚哥之行就像是一个对于自已作家的诱惑，当他决定去那里感受异域风情的时候，就再也无法返回了，在酒店楼顶上，他看见了隆隆飞过的直升机，在街道上，他看到了长驱直入的坦克，飞机和坦克，谎言和诱惑，当这一切取代了自由和写作，取代了个体的向往，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他最后的结局。
但那只不过是一个个体的行为，而当国家阴谋吞噬了生命意义，在迷失的世界里，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人情，是人性，是爱，就像“片中部分人物姓名被更改”是为了保护这部电影一样，放大人性的关怀，是一种从政治影像返回个体生命意义的保护行为。而在查尔斯失踪这个事件中，最能体现这种人文关怀的就是父亲霍曼和妻子贝丝对于亲人的寻找过程，它把玻璃上的那些扭曲的影子去除，打开窗户，看见的是一个真实、具体的生命。
查尔斯离开自己的国家，本身是带有逃避意义，所以从隐性线索来看，查尔斯和霍曼之间存在着隔阂，当美国政府人员问霍曼，查尔斯是干什么的，霍曼有些犹豫地回答，可能是个作家，而他在和贝丝的聊天中，告诉她查尔斯小时候喜欢玩易拉罐游戏，从美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也拿来了查尔斯喜欢的食物和书，但是确实这是父子之间很少的共识，他不明白查尔斯为什么会离开美国来到这里，不知道查尔斯是不是喜欢摄影，当然也不明白他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那些日记，那些画作，那些笔记，甚至和贝丝的那场婚姻，对于他来说，都有些陌生，他就像面对一个陌生的孩子。
但是，查尔斯是他的儿子，他只希望在自己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有儿子陪伴，但是当查尔斯失踪之后，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回来，在自己身边，一起回到美国回到家乡。这是一个朴素的要求，这是一个简单的希望，但是在陌生的国家，在白色恐怖的城市，在冷漠的官员面前，这个做父亲的唯一希望也慢慢破灭。而父子之间真正的感情却在“寻找查尔斯”的过程中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升华。他和贝丝出入美国大使馆，前往军队医院、军队监狱，前往尸体堆放地，也从他的朋友、报社记者、犹太人那里获取一点一滴的线索，力图还原这个儿子，还原那一种被疏离的父子之情。
是的，从住处留下的那一张张画作中，他体会到了儿子的童心，画里的鸭子是现实中那只宠物鸭子的艺术化，对于查尔斯来说，何尝不是丰富感情的表达；从贝丝留下的那一盘录像带里，他们喝酒他们吃饭他们娱乐他们说话，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查尔斯；读到那些笔记和日记，他感受到了查尔斯渴望自由的心；而在军事监狱里，面对坐在如罗马竞技场上的犯人，霍曼拿着话筒说：“查尔斯，你爸爸来了，你还记得家乡吗？我在等。”但是尽管一遍遍叫着查尔斯的名字，一次次回过身看谁会站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回应，当有人站起来跑过来的时候，他像看到了希望一样用目光追逐那个人，而那人却对他说：“我的父亲没来。”其实，这个犯人也许像查尔斯一样，在异国他乡希望见到的也是自己的父亲，但是等待的父亲，失望的儿子，在两个破碎的家庭里上演着同样的生命悲剧。
终于听到了儿子在圣地亚哥被处决的消息，他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似乎一下子老迈了许多，终于在搁掉电话后吃力地站起来，对着还和美国政府人员沟通的贝丝说：“我们回家吧。”两个查尔斯的亲人，紧紧抱在一起，希望破灭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现实，但是在那一刻，回家成为他们共同的方向，回家是为了告别恐怖，告别死亡，告别阴谋，而回家也是为了返回生命的意义返回亲情的世界——当霍曼回到美国后对这件事提起了诉讼，而一年后由于没有更多的线索，诉讼被最终撤掉，但是在七个月后，那一具写着“查尔斯，来自圣地亚哥”的尸体终于被运回来的时候，或许也是对于生命意义无奈却也是完整的结局，因为寻找的最后目的就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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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铁人》：波兰社会的“父子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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