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2《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得读一切书之法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
——《序三》
11岁时因患小病告假出塾便以书为消息，从《法莲华经》到《离骚》到《史记》，再到《水浒》，终于获得一片新天地，“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12岁时得贯华堂古本，边日夜手抄，然后“谬自评释”，最终成为今本。从11岁时发现新天地，到12岁痴迷于《水浒》，经久岁月和《水浒》结下不解之缘，对于金圣叹来说，《水浒》的魅力就在于其书其作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在他看来，“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之所以从《水浒》中看到了文章之精严，金圣叹遂将其看作是“读一切书之法”，这一切之法不仅对于自己来说如此，更在对天下学者来说是一条大道，“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实际上这种读书心得传递出两种信息，一是金圣叹对《水浒》及其作者施耐庵给予极高评价，“第五才子书”的称呼既是对文本而言也是对作者所言，他在《序一》中就阐述了什么是“才”：“才之为言材也。”以材而为才，“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另一方面，“才之为言裁也。”以裁而为才，“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有才不是构思、立局、琢句、安字这些表面功夫，而是体现一种心手同至的境界。金圣叹分为几种不同的境界，“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真正有才之人，“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
在提出今人之标准和古人的境界的不同，金圣叹无疑批评世人的苟且，“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他把施耐庵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董解元之书都看成是才子之书，就在于他们能在心尽气绝、面犹死人之难时能让才“前后缭绕”，方能成书。但是金圣叹对《水浒》又另眼相看，之所以天下文章无出《水浒》之右者，就在于它成为了“文章之总持”：他在《读第五才子书》中就指出了《水浒》的方法和《史记》相同，但是又胜于《史记》，“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史传和小说创作的不同，“《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金圣叹在回目之前的评点就指出，“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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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指向了金圣叹对于施耐庵创作主旨的阐释，《史记》是“缓急人所时有”，这是司马迁著书的旨意，而施耐庵却是保暖无事中伸纸弄笔，于是寻了个题目，然后写出锦心绣口，这便是施耐庵做书的“心胸”，“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实际上这里金圣叹已经从《水浒》中读出了小说家自由创作的心境，而这种自由创作也让这本书成为叙事学的一种典范。《水浒》和《史记》不同，是体裁相异所致，但是《水浒》和其他小说类比呢？金圣叹认为，《三国》热人物事体说话太多，“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则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更要命的是，《西游》中遇到难题，都是南海观音来救了。《水浒》超越《三国》《西游》就在它的“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就在于他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鲁达既有粗鲁也有精细，李逵则是“天真烂漫到底”，林冲“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阮小七则是“第一个快人”，如此等等；当然，《水浒》之魅力更在于它丰富的文法，有倒插之法，就是将后边咬紧蓦地插到前边来，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都是如此安排，有夹叙法，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就是此例，有草蛇灰线法，武松景阳冈大户就有许多“哨棒”字，“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还有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
关于《水浒》之文法、之结构、之人物，在金圣叹每回的细细点评之处更可观之，他以小说家的眼光透过文本表象深入《水浒》之本质，从而揭示了“为读一切书之法”，更让《水浒》从故事变成了真正的文学。从结构上看，他在《楔子》中就指出如何“看书”，看书的目的就是洞悉著书者的意图，“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所以看书就要知道什么是得意处和不得意处，什么是转笔处和难转笔处，什么是趁水生波处，什么是翻空出奇处，什么是不得不补处和不得不省处。比如楔子，在金圣叹看来，“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而中间又有奇楔：《水浒》以诗起，“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这便是这部大书的诗结，即以“太下太平”起，呼应最后卢俊义从梦中闪开眼，看见牌额上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写到嘉佑三年三月三日，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金圣叹认为年月日合为九数，是为数之穷也，而穷生变，所以，从这句话就可看出“变出一部《水浒传》来”；洪太尉游山，“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在这里施耐庵先写风次写吼再写大虫，除了是文笔的运用之外，则是“初开簿第一条好汉”，接着洪太尉继续前行，“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写得出色。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也是先写风次写响再写蛇，文笔运用之外，“开簿第二条好汉”，第一条好汉是大虫，第二条好汉是花蛇，暗含着此后的线索，因为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引出的梁山第一人就是史进，而史进遇到猎虎李击，李吉就告知在少华山上没有獐儿、兔儿，史进却充满疑惑，“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金圣叹点评说：“以獐儿、兔儿引出虎儿、蛇儿，曲折之笔。”因为接下去李吉就说出了原因，是因为一伙强人扎下了山寨，聚集着喽啰，为首的三位大王，第一个叫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则是“跳涧虎”陈达，第三个是“白花蛇”杨春，这是梁山伯一百单八人的“三地煞”，而“跳涧虎”和“白花蛇”不正呼应着洪太尉游山所遇见的大虫和花蛇？“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檃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檃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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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圣叹：《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 |
这便是“开簿第一条好汉”和“开簿第二条好汉”在结构上的体现？而洪太尉在遇见大虫和花蛇之后，真人对他说：“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这也意味着“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即一百八人“并不伤人”，那个牧童正是天师，“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这也奠定了一百八人都是“额外之人”。洪太尉游山之中强行进入伏魔殿，又打开了陷在泥里的石碣，“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止，奇绝。”打开石碣一道黑气放出，冲到半天里三座百十道金光，这便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组成的一百零八将，“他日有称我者，有称俺者，有称小可者，有称洒家者，有称我老爷者，皆是此句化开。”而在结构中，整部《水浒》即以石碣为起始，最后则是石碣为终止，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中宋江就名人掘开泥土，不到三尺深浅，就看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数文字，这便是“以石碣止”，金圣叹评点曰：“—部天书以石碣始，以石碣终。章法奇绝。”
除此之外，第七十回除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而排座次之外，还有最后卢俊义惊恶梦，“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在金圣叹看来，这最后一梦也是结构安排上奇绝的体现，“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它所呼应的那个起始之梦就在第十三回，晁盖对吴用说起自己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还有斗柄上的一颗小星化作白光而去，这是七星聚义的开始，金圣叹将此梦看作是梁山泊聚义的真正标志，是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处”而晁盖是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人”，他的梦就是一百八人的梁山泊之梦，但是这个梦所证明的梁山泊故事“都无实事”，因为一百八人的故事声色烂然，却起于一梦，“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乎，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从晁盖之梦开始，到卢俊义之梦终结，“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
从“天下太平”而起，到“天下太平”而终，从石碣而始到石碣而终，从梦始到梦终，这种种的奇绝章法都体现了施耐庵在整体布局上的前后呼应，但是当金圣叹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不仅仅只是在文法和结构意义上的，这是金圣叹对《水浒》善读的体现，而这种善读已经超越了施耐庵的文本，它已经转变为金圣叹的文本，“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这种种的结构所体现的就是“大眼节”，“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在这里金圣叹其实已经从纯粹的阅读和点评转变为对第五才子书的“改造”：为什么《水浒》一书从“天下太平”而起到“天下太平”而终，从石碣而始到石碣而终，从梦始到梦终？因为这是符合金圣叹的文本结构，而这种符合论就是著名的“腰斩”而留下七十回本。一方面金圣叹以小说家的眼光删减了每回的开篇诗、“但见”“有诗为证”后的韵文，减弱全知全能的声口，就使得叙事流畅，文气连贯，这当然是一种叙事学的改造，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腰斩”一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而成七十回本，在金圣叹看来这是《水浒》唯一可以流传的版本，而这已经不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改造，完全体现了金圣叹对于水浒英雄归宿的一种理想主义表达。
手头有两部《水浒传》，一部是以明末杨定见序袁无涯刊的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传》为底本的《水浒传》，另一部则是金圣叹批评本的《水浒传》，对比阅读，百二十回本的引言成为了七十回本的楔子，但是引言在“有诗为证：万姓熙熙化育申，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中作结，之后转入“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开始的第一回，没有“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甚么？”也没有“一部七十回正书，一百四十句题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蛟龙。毕竟如何缘故，且听初回分解。”这一切都构成了金圣叹的“楔子”。而整部《水浒》，经过金圣叹腰斩之后以《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结，卢俊义梦醒之后吓得魂不附体，睁眼看见堂上的匾额就是“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在金圣叹看来这才是“真正吉祥文字”，到此作结，当然没有了百二十回本之后的重阳节菊花之会，也正是在筵席之中宋江大醉，然后叫人取来纸笔写下了满江红一词，然后在乐和单唱中说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而这一句话就变成了水浒关于招安的不同派别，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而李逵怒目圆睁：“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将桌子踢得粉碎。
可以说，宋江大醉中写下满江红说出心中招安的想法，以及武松和李逵等人的反对，是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的一个经典名场面，也是水浒英雄命运的重大转折点，而金圣叹就是从这里“腰斩”了水浒，为什么金圣叹要如此腰斩？当卢俊义做完梦后看“天下太平”四个青字，金圣叹电平为“真正吉祥文字”，是因为“天下太平”注解着一部水浒英雄的归处，既然是归处，何必走向太平之外的“招安”结局？这一玄机在金圣叹看来更意味着古本《水浒》原来的面貌，“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七十回之后的故事不仅是画蛇添足，更是一种改窜，而这种改窜就是如百二十回本那样把“忠义”二字附注于《水浒》之上，“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
为什么《水浒》不应该是一部“忠义”之书？在《序三》中金圣叹阐释了“忠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在他看来，“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但是施耐庵的《水浒》从题目上来看，就是远离忠义，“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离忠义之庙堂而成江湖，那么就是一种凶物、恶物，为天下之共击、共弃，如果说水浒是一种忠义，那么整个国家就没有了真正的忠义，甚至是一种反忠义，“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的《水浒》，如果冠以“忠义”，“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这就是一种不“善读”的表现，而且会带来祸害，《水浒》的真正意图就是：“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金圣叹要削“忠义”而成《水浒》，就是真正从表象看本质，“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就是一种明志：“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
金圣叹的这种观点既体现在他对整部水浒的文法和结构的解读上，更体现在对水浒人物的点评上，“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一百八人有一百八人性格，但是性格的背后所体现的却是施耐庵之志。他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把一百八人分成上上人物、上中人物和下下人物：鲁达、李逵、林冲、吴用、花荣、阮小七、杨志、关胜都是上上人物，秦明、索超、史进、呼延灼、卢俊义、柴进都为上中人物，在这里金圣叹把武松虽定为上上人物，但却是上上之上上，是天神，是天人，而宋江则是下下人物——武松和宋江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这种对人物的定位其实就体现了金圣叹腰斩之志。在宋江之前，对于梁山好汉聚义之事，金圣叹找到了他们的“初心”，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史进在少华山有一段表白，“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这就是史进的初心，史进的初心也是一百八人的初心，这初心就表现在“讨个出身”，就是不被“点污”，但是那些英雄好汉却最后落草为寇，“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水浒英雄都有不被点污的初心，但是水浒英雄最后都成了落草为寇的凶物、恶物，金圣叹质问“谁之过”？把晁盖看成是提纲挈领之人，晁盖之梦看成是提纲挈领之梦，金圣叹的这一提纲挈领其实指向的正是“谁之过”的问题，一方面一百八人之事迹从梦开始归于梦，“知无一而非梦也”，这个梦其实就是忠义之梦，“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而另一方面，这梦更是将“初心”真正点污了，而这种点污全因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他就是下下人物之宋江。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是全书入宋江传的开始，“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然后介绍他的为何被称为“及时雨”，这一段对于宋江的介绍是“大书”，在一百八人之中这是一个特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为什么宋江之传会成为一书之纲纪？因为他以未入水泊的“体制”之人做出了一件对水浒来说重要的事，那就是私访晁盖，“私访”的行为证明了宋江的真正用意，证明了忠义之荒谬，证明了水泊梁山初心之点污：“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他在浔江楼题反诗事小，但私访晁盖却是事大，“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如果说宋江是忠义之人，那么他不会放走晁盖，而他放走了晁盖就证明他不是忠义者，不是忠义者就自然成为了权术者，成为了群贼之魁，这就是宋江通天之罪，一百八人也从此从这一初心变成了为天下共击、共弃的凶物、恶物，“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可以说，金圣叹之后的点评处处体现他的“贬宋观”：第二十五回施耐庵写到了武松斗杀西门庆，一方面他在这里就表达了武松“绝伦超群”的存在，“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日第一人，不亦宜乎？”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宋江为对比，如果鲁达是阔人，那么宋江就是狭人，林冲是毒人，宋江就是甘人，杨志是正人，宋江则是驳人，柴进是良人，宋江则是歹人，阮小七是快人，宋江则是厌人……他更是假人、呆人、俗人、小人和钝人，武松绝伦超群，宋江则是比不上一百七人任何一个；宋江被称为及时雨，在金圣叹看来他其实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以银子为之张本”，这就是他的权术，“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何来青天之坦荡，何来明月之皎洁，何来忠义之根本，“以银子为之张本，而于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
武松和宋江形成了一大对比，李逵和宋江更是构成了完全的映衬，李逵出场那一句“干你鸟事！”痛快淋漓，在金圣叹看来更是“骂尽天下”的标志，而李逵的天真就是为了体现宋江之权术，《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李逵大叫：“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金圣叹认为这里偏写李逵之爽直，借以衬托宋江之权术，“一个跪说，一个斧砍，谁是谁非，人必能辨。”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处处体现两人的对位写法：
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倒。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书；李逵遇鬼，见两把板斧。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天书，定是自家带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带来。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到底无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吃仙枣，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愿见子为盗，李逵娘不得见子为官。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还时带三卷假书；李逵取娘，还时带两个真虎。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盗，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联又绝倒。
同样，晁盖和宋江的对位法也极为精彩，同样在四十回中，“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而宋江推脱，金圣叹认为宋江句句都是权诈之极，“让晁盖，还只是论齿，然则馀人可知矣。俨然以功自居，真乃咄咄相逼。”当晁盖终于坐了第一位，宋江开口，金圣叹点评：“看他毅然开口，目无晁盖，咄咄逼人。”当宋江说出“休分功荣高下”时，金圣叹认为这一句就将晁盖从前的号令都推倒了，“别出自己新裁，使山泊无旧无新，无不仰其鼻息。”宋江之后让旧头领去左边心头领区右边，金圣叹连发“贼！贼！”等评语，然后一句“尽入宋江手矣”便展现了宋江之权术。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中箭身亡，看看金圣叹对这一情节发展中的点评：当晁盖决心去打曾头市时，施耐庵写道：“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金圣叹点评曰：“上文若干篇，每动大军，便书晁盖要行，宋江力劝。独此行宋江不劝，而晁盖亦遂以死。深文曲笔，读之不寒而栗。”饮酒之间起了狂风，师奶爱写道，“众人见了，尽皆失色。”金圣叹点评：“大书众人失色，以见宋江不失色也。”晁盖引兵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打探消息，“此语后无下落，非耐庵漏失，正故为此深文曲笼，以明曾市之败，非宋江所不料，而绝不闻有救援之意，以深著其罪也。”所以金圣叹认为这正是宋江之罪；晁盖受伤水米不能进口，宋江守在床前啼哭，“俗士读之，便谓宋江好，不知正极写宋江之诈也。”而且金圣叹认为，“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人。”之后施耐庵写道：“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金圣叹点评：“宋江独哭，难乎其为下也。众人不哭，难乎其为上也。独哭，宋江今日之恶也。不哭，宋江平日之恶也。”最后晁盖去世，小说写道：“宋江焚香已罢，林冲、吴用搀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金圣叹认为，写到林冲和吴用搀扶宋江就是写出了宋江之权诈，其中的“居中正面”四字“丑不可当”，“夫文字，人之图像也。观其图像，知其好恶，岂有疑哉？”
在第五十七回的卷首点评中，金圣叹列举了宋江的十大罪状：
人欲图报朝廷，而无进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于强盗。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骫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郓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惩，便当大戒，乃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贻大僇于老父。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于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 黄信、秦明亦罗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于黄钺、白旄、朱旙、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
这十大罪状也正是否定了宋江是忠义之人，水浒是忠义之举，甚至宋江所说的招安也完全是权术，“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在对宋江的评点上，金圣叹几乎恪守一种定位，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体现了太多的偏见，而实际上金圣叹之忠义观也体现了他的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水浒英雄在宋江的带领下忘了初心成为了寇贼，的确违背了忠义，即使宋江口口声声说招安，也不是为了忠义，“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也。”所以他腰斩水浒就是取消了招安，就是删减了“忠义”，而卢俊义之梦就是对腰斩之必要性的解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对于一齐处斩的解释，化身为捕贼人的嵇康回答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
金圣叹点评曰：“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卢俊义之梦终结，水浒传也结束，“一齐处斩”也是金圣叹对于忠义之“腰斩”。但是另一方面，金圣叹之所以将水浒看成是第五才子书，除却对于施耐庵之才和对文本的赞誉之外，更是寄托着他的自由思想，他倡导的“性即自然”正是效法嵇康的风度，而他率性的个性所要反对的正是礼教，正是君权。所以金圣叹既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自我主义者，又是一个信奉“忠义”的地主阶级民主派，在这种矛盾思想中，他寄希望水浒英雄般众生平等，又嫌恶权术，所以在文本中快意怅然表达自己的看法，现实中却又陷入命运的困境之中，“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而当金圣叹最后在“哭庙案”中以叛逆罪判处斩首，这何尝不是一个“郁郁乎”的文人被所谓“忠义”无情“腰斩”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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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西游三国，宛如梦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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