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8《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
有时我想，我的朋友是为我而死，他要离开人世，以便使我的生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的生存，如果根本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无论如何也要变得可以忍受些，这个想法并非绝对情理难容。
依然是一个段落到底构成的全文，依然是批判、讽刺甚至谩骂的写作风格，也依然被界定为“散文作品”，这是9月阅读的第四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读完的第五部作品，无疑，对于伯恩哈德风格的熟悉伴随着一种厌烦，那些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有时候甚至变成了絮叨。这是不是一种重复式的同构？但是伯恩哈德在每一部作品中却试图构筑关于人生、艺术、社会、危机、命运、道德新的世界，而这一本书当然和死亡有关。
同构中的异构，异构有时候也是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对于伯恩哈德作品的观感其实也体现在这部作品中，副标题为“一场友谊”实际上就是一种同构：它是我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之间的同构，保尔身体的疾病、对社会的讽刺、对艺术的观点以及对人生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着我的看法，保尔和我就是在“一场友谊”中成为相同的观察者，或者说，伯恩哈德就是以真实存在的保尔和与保尔之间的友谊为自己发声，保尔是自己的一个“传声筒”——但绝非是《历代大师》中那个博物馆的守卫伊尔西格勒，按照雷格尔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蠢货作我们的传声筒”，而在这部作品中，伯恩哈德以“友谊”的同一性构建了自我言说的传声筒，是为了强调一种合谋性：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在面临死亡的忧患中，两个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相同感悟会更深刻、更彻底也更有普遍性。
“如同保尔几十年与疯癫为伴，我则几十年带着肺病度日；如同保尔几十年扮演着精神病人，我几十年表演着肺病患者；如同他为他的目的利用了精神病人这个角色，我则为了我的目的利用了肺病患者这个角色。”病房里结下的友谊是他们共同面对这个社会和走过人生的契机，也是他们不约而同针对这个荒诞、错乱、可怕社会进行议论、讽刺和谩骂的开始。医治我的医生是萨尔策，萨尔策就是保尔的舅舅，保尔称这个舅舅是“天才和杀人犯”，他走进病房，他进行手术，就是一位天才或杀人犯走进病房、进行手术，一个人既可以是天才也可以是杀人犯，这说明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萨尔策既是奇迹的缔造者，让那些已经病入膏肓的人继续存活，也可以让患者死在自己的手术刀下，而这种生杀大权的使用却完全取决于偶然，患者死于手术刀下，“是事先没有预见的天气骤变引起萨尔策教授烦躁不安，以至于双手变得不听使唤。”从萨尔策既是天才也是杀人犯的讽刺，伯恩哈德接着又开始向医生开刀，“他们如同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至少通过总是给疾病以错误名称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舒适，可这轻松和舒适无异于谋害患者的性命。”他认为所谓的心理医生就是“时代的恶魔”，“他们无法无天，大言不惭地干着一些堪称是暗无天日的勾当。”
在医院里住院、被救治、手术，我们的友谊也体现在对于疾病的看法，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我住在赫尔曼病房，保尔身患的是精神疾病，我生的是肺病，住的病房不同，身患的疾病也不同，但都是作为重症正在走向死亡，都是把疾病看做是一种“生存之源泉”：“如同保尔几十年与疯癫为伴，我则几十年带着肺病度日；如同保尔几十年扮演着精神病人，我几十年表演着肺病患者；如同他为他的目的利用了精神病人这个角色，我则为了我的目的利用了肺病患者这个角色。”在我的病房里有一位病人是警察，他是一个喜欢玩二十一点纸牌游戏的人，我也学会了这个游戏，学会游戏之后，“至今无法放弃，这使我常常濒临发疯和神经错乱”；还有一个来自神学院的大学生，是一对法官夫妇的儿子，他们住在维也纳最高雅、最昂贵的住宅区里。警察和神学院的学生，一个代表着法律和秩序，一个代表着宗教和信仰，但是他们也一样会患病，一样会失去财富和权威，一样在游戏人生，一样和我发疯和神经错乱，谁也无法逃离命运的束缚。
| 编号：C38·2250901·2343 |
保尔从前对音乐、赛车和帆船运动有着无比的热情，而生病之后这一切都从生活中消失了，“但时过境迁，他现在哪里还能任凭他对体育的狂热恣意妄为？”通过保尔的改变也在传递着我对命运的喟叹；保尔和他第二任妻子埃迪特在柏林看歌剧的时候结识，他们有着让人羡慕的爱情，但是艾迪特比保尔更早去世，再没有人照顾保尔，他陷在一种无助中，从此一蹶不振，通过保尔的无助我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病人生病期间，健康人完全疏远了他们，放弃了他们，只顾如何保全自己去了。”医生对保尔说接近大自然可以让疾病更好地治疗，也是通过保尔我说出了憎恨自然的想法，医生让我在大自然中生活就是为了战胜疾病，但是活在大自然中更意味着“它会置我于死地”；和保尔一样，我是城里人，在大自然中会精疲力尽，有一次为了读到刊登莫扎特歌剧《扎伊德》评论的《新苏黎世报》，我几乎找遍了维也纳也一无所获，“我早把它淡忘了，自然没有这篇文章我也不会就活不下去。”憎恨自然，实际上在讽刺城市，讽刺城市让人盲目、让人迷失，就像和保尔一起，“他与我在夕阳里坐在纳塔尔我家的院墙旁，还在回想着，他去过多少次巴黎，去过多少次伦敦和罗马，喝过多少瓶香槟酒，有成千上万瓶吧，引诱过多少女人，读过多少本书。”
当然，在友谊中完成同构传递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对文学奖的评论，“颁奖并非如我在首次获得文学奖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会提高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奖都是外行颁发的，他们作为门外汉设立这样一个奖项就像是在人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地在你头上排泄一番。”同样如果获奖者去拿奖了，除了低三下四之外，就是被羞辱，所以对于这种侮辱，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过来羞辱他们，我详细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是距颁发格里尔帕策奖很久之前的事情，我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当时报纸报道说，这次颁奖最终以一场丑闻而告结束。颁奖典礼在政府接待大厅里举行，那位向我致所谓贺词的部长，讲的尽是些不着调的话，是他的一位主管文学的官员为他写的稿子，他在台上照本宣科，比如，说我写过一本关于南太平洋的书，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我什么叫候写过这样的书。这还不算，那位部长还改了我的国籍，在讲话里竟说我是荷兰人，我从来都是奥地利人。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专门写历险小说的，实际上我对这种题材一无所知。他还多次说我是外国人，做客奥地利，等等。对那位部长从讲稿上往下念的这些胡诌八扯，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位来自施泰尔马克的老兄，在当上部长以前，在格拉茨任主管农业的秘书，主要负责牲畜饲养，闹出这样的笑话其实并非他的责任，但这位部长与所有其他部长一样的那副蠢相，让人恶心，但我并不为此感到气恼，我听之任之没有干预。然后轮到我致所谓答谢词，表示我对获奖的感谢，我在颁奖前匆忙地、很不情愿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可能稍微带一点哲理性，其实我只是说人是可怜的，注定要死亡的，我的讲话总共没有超过三分钟，这时那位部长便怒不可遏地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我挥着拳头，他其实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条狗，当即离开大厅，在身后把玻璃门重重地摔回去，致使门玻璃“砰”的一声变成了一堆碎片。所有在场的人都跳了起来，惊讶地望着那位离去的部长。一霎时大厅里，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鸦雀无声。随后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那一伙我称为投机之徒的人，紧跟着扬长而去的部长走出大厅，离开之前也都向我示威，不仅谩骂而且挥着拳头，我清楚地记得艺术委员会主席亨茨先生朝我挥动拳头的样子，也清楚记得，人们在这一刻对我表示的一切其他形式的敬意。
后来报纸上还指名道姓批评我，说我粗暴对待部长抹黑了国家，这个关于“丑闻”的故事正是伯恩哈德亲身经历的，也许正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部作品被界定为“散文”。同样还有伯恩哈德对于剧院演出的批评，应该也是他经历的真实事件，“这些扮演主要角色的毫无才华的演员，几乎没有任何摩擦地就能与观众沆瀣一气，阴险地反对他们所演出的剧目，反对他们所演出的剧目的作者”，伯恩哈德认为这是维也纳几百年来的传统，这一丑恶的行径把德语世界的第一舞台变成了“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戏剧妓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混乱、丑陋、没有道德感、病态的社会正是疾病的根源，保尔病了，我病了，所有人都变成了疯子，变成了被天才或杀人犯处理的病人。
虽然我和保尔在友谊的世界构筑了同一性关系，但是伯恩哈德在同构之外却也在进行着一种异构，那就是保尔最终指向了死亡，而我还活着，“我想，从根本上说，我就是持续了十二年之久的死亡过程的见证人，在这十二年里，我从我朋友之死中，为自己继续生存汲取了很多力量”，保尔一步步走向死亡，十二年治病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正是从保尔的死亡中得到了启示，这种启示和保尔的身份有关。医生萨尔策是保尔的舅舅，却成为了天才式的杀人犯，而保尔的另一个亲戚就是维特根斯坦，他是保尔的叔叔——这部作品的名字之所以不是《保尔之死》而是《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就是凸显了保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更凸显了维特根斯坦对于伯恩哈德来说的象征意义。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而且是天才哲学家，哲学家意味着什么？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精神富有的人，他特立独行，他追求，他藐视一切的规则，他破坏一切的秩序，他被人看成是疯子，他看别人更是疯子——“今天整个知识界，还有整个伪知识界都知道他的《逻辑哲学论》”，伯恩哈德的这句话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嘲笑。
所以保尔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他同他叔叔路德维希一样具有哲学头脑，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反过来也与其侄子保尔一样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以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名声，另一位，保尔，以他的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也许更富于哲学头脑，另一位，保尔，也许更为疯癫；我们相信这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他的哲学写成了书，而不是他的疯癫，我们认为那另一位，保尔，他是疯子，因为他压抑了他的哲学，没有发表它、公开它，只是把他的疯癫展示了出来。”精神疯癫者就是另一种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家也是另一种疯癫者，伯恩哈德所要强调的就是：哲学家和疯癫者被社会所不容，也唯有他们才能真正看透这个社会。所以保尔的死对于我来说具有的意义，就是这种活着而能看透的能力：
他蔑视当今社会，这个社会在所有方面否认其历史，因此这个社会，如他有一次所表述的那样，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陷入了原子科学那种呆钝状态：他抨击腐败的政府和狂妄自大的议会，同样他也抨击那些满脑子虚荣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所谓擅长复制的艺术家。他质疑政府、议会、民众，以及那些创造性和所谓后创造性艺术及其艺术家，如同他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疑问。他对待自然如同对待艺术那样，既热爱又憎恨，他以同样的激情洋溢和无所顾忌去热爱又憎恨人们。他作为富人看透了富人，作为穷人看透了穷人，同样他作为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作为精神错乱者看透了精神错乱者。
富人看透富人，穷人看透穷人，病人看透病人，健康人看透健康人，看透是站在更高的地方，是抽身于这个社会之外，不与人同流合污，永远做一个他者，在这个意义上，看透就是死亡本身，这也许就是伯恩哈德在身患疾病的1982年创作这部作品的原因，死亡在一步步逼近，活着的人无可逃避，但是在死亡的他者中体验并感悟人生，或许就是“看透”的本质，于是在保尔抵达了死亡之后，我也完成了一次看透的行为，“据我所知，参加他的葬礼的只有八九个人，我本人那时正在克里特岛上写一个剧本，我把它完成后，立即又将它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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