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2《隧道》：我只能让逻辑支配自己
“您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您就是发信人呢？”
“我有信的草稿。”我把草稿纸拿出来说。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就是原信的草稿呢？”
“很简单，把信拆开就可以了。”
“如果不知道这就是您的信，我们怎么能把它打开呢？我不能这么办。”
——《30》
如何从邮局里拿回已经寄出的信？要有身份证明，这样可以证明寄信人的身份？要有寄信的收据，这样就可以证明的确寄过信？但是这并不能真正让信退回到自己手中，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没有收据。”于是，取回自己的信件就成了一个完全的悖论：要证明你就是发信人，就必须让那封信和曾经写下的草稿基本一致；但是这个证明的前提是要拆开这封信，而私人信件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私自拆封的；不能拆封就无法看到信的内容，也就无法和草稿进行对比，也就无法取回信。
摆在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面前的就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种种通向这个问题的终点又将他拉回到原点，而悖论对于卡斯特尔来说，并不仅仅是信的问题：他写这封信也完全是一种矛盾，在庄园里他被冷落，又目睹了玛丽亚的堂哥温特尔和咪咪“虚伪而轻浮”的表现，一气之下离开了庄园，然后在信中开始对玛利亚进行谩骂和伤害；但是在写好之后，又对信件作了修改，把“逃跑”改为“出走”，把“我非常敬重她对我的关心”的“对我”改成“对我这个人”，把“正如她自己能想象的”的“想象”改成“估计”，口气变得缓和，似乎不想太赤裸地伤害玛丽亚；而等到这封信寄出，又后悔于这种刺人的方式，甚至不想告诉她自己离开是因为“温特尔在吃醋”；但是当信已经从自己的手中寄出，在矛盾而悖论的世界里，再也无法收回。
无法收回便成为了一个唯一的结局，而这个唯一的结局就只属于卡斯特尔：一种像是隧道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隧道，一条阴暗孤独的隧道：我的隧道。”从自我出发，一切都在自我的猜测和怀疑之中，在如信件一般成为最私密的存在，还有什么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处女作，他塑造了一个活在“隧道”般命运里的个体，并不是外界让他躲进了隧道里，当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囚禁起来，他其实就是隔绝了这个世界的隧道：不是孤单和孤独，而是自我的孤立，而在这条隧道里，最可怕的不是里面的人试图爬出来，而是在矛盾中制造悖论，在感性中建构理性，最终只能越陷越深，越来也就极端：最后拿起了刀，刺向了一个在他看来深爱着的人。
这无疑就是最后的悖论：“曾经有一个也许能了解我的人。但是，此人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制造死亡才是悖论最后被解开的结局，所以关于死亡本身并无任何的悬念：在第一章的时候，萨瓦托通过卡斯特尔的自述，讲出了这起杀人案：“我想只要说出我的名字——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杀死玛丽亚·伊丽巴内的那个画家，大家就能够回忆得起这桩案子，对我这个人也就无须多做解释了。”我是杀人者，一个名叫卡斯特尔的画面，我杀的人是叫玛丽亚的女人；在第二章，卡斯特尔又重复自述道：“我已经讲了，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而在第三章，卡斯特尔的自述是：“大家都知道我杀死了玛丽亚·伊丽巴内·温特尔。”前面三章在合分的不同自述中，强调着关于死亡两端的信息：我杀死了玛丽亚，如此重复，如此强调，其实就是将杀人变成了一个和他人无关的事件，一个没有任何疑问的结局——而这又是一个悖论：这个毫无疑问的事件却是因为卡斯特尔充满了太多的疑问，当所有的疑问都不是为了寻求解答，当所有疑问都在自我推论中建立“逻辑”，逻辑也完全变成了感性的存在：它是推论，它是或者，它是可能性，于是最后逻辑变成了更多的疑问。
悖论就是那条阴暗的隧道，就是囚禁自我的隧道，就是毁灭人的隧道，而卡斯特尔之所以把自己的逻辑变成了疑问，就在于他的整条推论线路都是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正如他无法忍受对他画作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一样，他们所谓的“一些深刻的理性”让他感到恶心，也就是说，卡斯特尔并不想进入他们的理性世界，而是活在自己的隧道里：在这个隧道里，记忆之中是灾祸、无耻和残酷的面孔，“记忆就像一束可怕的光线，它照亮了一个充斥着耻辱和肮脏的博物馆。”在这个隧道里，世界是可憎的，“在一个集中营里，一位曾经的钢琴家因为抱怨肚子饿而被逼吃下一只老鼠，那可是一只活老鼠。”连这样一件事都可以证明世界的无情；在这个隧道里，他把自负看作是“人类进步的崇高动力”，和仁慈、自我牺牲、慷慨结伴而行；在这个隧道里，即使他杀了人，即使把杀人的经过写下来，也认为是出于傲气和狂妄，而且认为对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不需要作出解释。没有真理，没有解释，只有耻辱和肮脏，只有自负和狂妄，这就是卡斯特尔的“隧道哲学”。
但是，当他那幅名叫《母性》的画作中画着一扇被忽视的小窗，从小窗里可以看见荒凉的海滩，在海滩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女人正在望着大海等待着什么，这是不是就是在隧道哲学中留下了一个进口？“我认为，这个画面提示了一种忧郁的、绝对的孤独感。”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想要结束这种隧道的生活，但是正是因为打开了这个小窗，那个名叫玛丽亚的女人在这里驻足，正是因为玛丽亚在这里驻足，他找到了“同类”，他在孤独中发出了呼唤，正是因为他以绝对冲动和偏执的感性发出了呼唤，并让玛丽亚看到了他，于是不仅是玛丽亚再无法走出，卡斯特尔也将永远把自己禁锢起来——可悲的是，他依然活在自己的隧道里，以对外界敌视的方式为自己的罪恶寻找解释。
| 编号：C63·2240707·2151 |
小窗打开，隧道打开，当玛丽亚看见这条幽深而令人害怕的隧道，卡斯特尔对于这个能感受孤独、忧郁和绝望的“同类”表现出了无法遏制的冲动，寻找她、接近她、等待她、需要她、报复她以致最后杀死她，构成了卡斯特尔情感行进的步骤，而每一步都是在自己的所谓逻辑中，从怀疑走向更多的怀疑，从伤害切入到更深的伤害，从偏执发现更大的偏执。画展中注意到玛丽亚是卡斯特尔故事的第一步，他认为找到了自己，所以等待她再次出现；终于在街上看到了玛丽亚，于是进行了跟踪，在T大楼的电梯上，他找到了机会进行了搭讪，从那幅画，从那扇窗开始，没想到玛丽亚在犹豫之后记起了什么，然后回答他的是：“我一直记着它。”这是一句让卡斯特尔兴奋的话，茫茫人海中遇见知音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事，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地发生了，“我高兴极了，感到身体里有无穷的力量。”
但卡斯特尔也从此进入到了自设的逻辑世界里：在玛丽亚进入T大楼之后，卡斯特尔在外面等她，他分析了和玛丽亚有关的几种可能：玛丽亚是到这里来办事的，所以她还会出来；玛丽亚在相遇之后很是激动，她会先出去走走再来办事；玛丽亚就在这里上班。但不管是那种可能，对于卡斯特尔就只有一种行动：等待她再次出现。但是等待着等待着，从等待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在七点还差一刻的时候，没有见到玛丽亚的卡斯特尔又为自己提供了可能：她或者是这里的高级职员，或者是高级职员的秘书，“我抱着一丝希望想着”，但是，“到七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后来还是等待，还是寻找，终于在希望快成为泡影的时候，看到了地铁口出来的玛丽亚，于是再次上前和她谈话，卡斯特尔比上一次更直接：“我很需要您。”而在谈及了那幅画作之后，玛丽亚告诉他的一句话是：“但是，我不知道您与我见面会有什么收获。一切靠近我的人，都会变得不幸。”
画作、窗户、玛丽亚，或许都可以看做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它们在卡斯特尔那里仅仅是看见的现象，对于玛丽亚，他并不了解却不顾一切地想要她，这种想要一开始是知音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在“需要”意义上被冠以为爱，而实际上是得到，是占有，甚至是肉体的结合，玛丽亚对画作容易忽视部分的关注，那句“我记得你”的话，以及礼貌性地说起“我也想你”，使得卡斯特尔越陷越深，他以为这就是爱，这就是结合的开始，自我的逻辑不断延伸，不断组合：因为猜测而怀疑，因为怀疑而嫉妒，因为嫉妒而自卑，因为自卑而狂妄，最后可能的情况变成了必然，感性的解释成为了结论，“我只能让逻辑来支配自己”：他打电话给玛丽亚，发现玛丽亚在另一边想要担心被人听见，“我一关上门，别人就知道不该来打扰我了。”玛丽亚的这句话留下了诸多疑问；之后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女人却在犹豫中对话；直接去了玛丽亚的家里，却发现里面的男人竟然自称是她的丈夫，而且还是一个瞎子，而且还交给他玛丽亚的一封信，而且玛丽亚还在心里写着“我也想你”……
于是诸多的疑问开始涌现：玛丽亚为什么要逃离自己？那个女人为什么犹豫？为什么去她家里是丈夫给他的信？玛丽亚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已经结婚？嫁给一个瞎子是她被迫的？还有玛丽亚去的那个庄园名义上是表哥温特尔的，但他们在那里到底搞什么鬼？信中那句“我也想你”是什么意思？是写给自己的还是写给别人都是这种口气？卡斯特尔被这些疑问包围着，而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些疑问的制造者，“我的经验告诉我，它几乎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每当有一件看来非常清楚的事，—个看来属于小事的行动，它们的背后几乎总是有很复杂的动机。”但是更可怕的是，卡斯特尔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回答确信，他也认为自己“无限分析事情和言论的习惯”容易走向极端，也认为应该忘掉自己作出的种种愚蠢推论，甚至也希望求得玛丽亚的原谅，甚至在自己的这个黑暗隧道里，他也希望自己以自杀的方式逃离困境，但是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那些所谓的后悔也构成了他的逻辑，乃至最后对玛丽亚变成了威胁：“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欺骗了我，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把你杀掉。”
他渴望所谓的爱，渴望肉体的结合，但是他又怀疑玛丽亚的爱只是一种母性挚爱或姐姐之爱，甚至认为她的一切所为都是伪装出来的，而在去了庄园之后，他开始怀疑玛丽亚就是温特尔的情妇，甚至将其演变成了一连串的“阿连德问题”：“爱我？爱温特尔？爱那些打来电话的神秘人物中的一个？或者，她也很可能像某些男人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爱着不同的人？但是，也可能她一个人也不爱，而分别对我们这些可怜虫、毛头小伙子中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是她的唯一，而其他人只是阴影，她同他们只是表面关系。”在那封信无法取回之后，卡斯特尔开始恨自己，他去酒吧买醉，他霸占了一个罗马尼亚妓女，然后头脑中闪出一个念头：“她当然是个婊子！”罗马尼亚女人和玛丽亚，他在仇恨中建立起了逻辑：同为女人，同为快感，同样伪装，玛丽亚就是妓女，“玛丽亚和妓女有着相同的表情；妓女假装有快感，因此，玛丽亚也假装有快感；玛丽亚是一个妓女。”这是卡斯特尔运用自己的逻辑作出的推理，而这个推理彻底将他推向了那个幽深的隧道。
看了画作最后一眼，含着泪看见了海滩、女人，“种种希望都变成了纷纷剥落的碎片。”这个被打开的小窗就是一个绝望的进口，卡斯特尔终于拿起了刀，戳进了玛丽亚的身体，还在阿连德面前说：“您才是蠢货！玛丽亚也是我的情妇，是许多人的情妇！”在仇恨、轻蔑和同情中，杀了人的卡斯特尔选择了自首，甚至通过回忆和自述将其变成了出版物，这是卡斯特尔的悔过？这是事件带来的启示？真正可怕的是，卡斯特尔还在自己的逻辑里，还在自己的推论里：他还会分析骂他是“疯子”的阿连德可能自杀的原因，他还要画画并且怀疑医生们将在自己背后偷偷发笑，他甚至还偏执地认为“只有一个人理解我的画”——那扇不被人注意的窗户还留着，那个偏执的黑洞还打开着，那条黑暗的隧道还没有封闭，“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隧道，一条阴暗孤独的隧道：我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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