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7《公众演讲》：一个人的“顶嘴”
在墙上绘制着漫画人物的酒吧里，弗兰·勒波维茨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而背对着镜头、面对着她的是左右两个听众，当镜头左侧的听众小幅度摆动动作，他的黑西装，他的白头发，他的黑边眼镜“闪现”了一下，某种猜测意义的感觉是：他是不是就是马丁·斯科塞斯？自始至终没有正脸，自始至终都是听众，也自始至终将这个问题搁置了：他是不是斯科塞斯似乎都不需要再纪录片中揭露隐秘者，他是不是斯科塞斯也无关弗兰完成她的“公共演讲”。
斯科塞斯将镜头对准弗兰，这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记录，弗兰是著名美国作家，她以对美国人生活的犀利社评以及身为纽约客的张狂个性而著称，《纽约时报》形容她是“当代的多萝西·帕克”。辛辣讽刺的风格，幽默机智的语言，是弗兰极具个人特点的标志，而这也构成了“公众演讲”的必要元素。但是正如酒吧里的拍摄场景一样，弗兰永远面对着摄影机，永远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听众永远面对着她、背对着摄影机，这种不同的“面对”构成的关系其实就是弗兰“公众演讲”的隐喻所在。她在其中一段“演讲”中谈到自己还是孩子时喜欢说话，但是被大人们称之为“顶嘴”，而成为了作家、演说家和业余演员之后，弗兰把“顶嘴”看成是“公众演讲”的进阶，“当我还是孩子时，这被称为顶嘴，现在叫公共演讲，但其实是一样的。”
孩子时的“顶嘴”，成人后的“公众演讲”，在弗兰看来都是一样的，“我显然喜欢说话，我从未想过自己擅长还是不擅长，对我来说，说话就像呼吸。”也许正是小时候的顶嘴训练成了弗兰作为职业性的“公众演讲”者。但是同为说话，它们并不一样，顶嘴是对大人观点的不同意，甚至是提出质疑以及辩说自己的想法，顶嘴构成的是一种争辩关系，而这种争辩关系的背后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顶嘴者和被顶嘴者之间是对话关系，必须有人说有人针对说而说，也就是说，顶嘴是由辩驳的目标的，而这个被辩驳的对象反过来又要将你压下去，如此顶嘴才能实现；也正是这个原因，顶嘴始终有压制性的一方，它是大人，它是权威人士，它是专家，在这种并不对称的关系里，顶嘴者才会据理力争，顶嘴才会在压力、武力甚至暴力中具有存在感——当然是言辞意义的武力和暴力。
|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
不敢如何，顶嘴必须有目标和对象，必须形成对话和对立的关系，取消任何一项都是在取消顶嘴本身。但是公众演讲却不一样，它是公开性的，它是从一方到另一方的单向传播，它是演讲台之上对台下的输出，甚至它是一个人对大众的言说。所以它不可能是顶嘴——即使顶嘴，也是台下的听众提出质疑，说出异议，展开批评，但是在整部纪录片中，几乎都是弗兰一个人在说，面对摄影机，她侃侃而谈，她口若悬河，她密集输出，根本没有对话者插话的机会，在公众场合演讲中，有下面的听众提出问题的机会，但是那些问题是不敏感的，不尖锐的，不犀利的，在弗兰的回答中，在斯科塞斯的记录中，问题仅仅是“公众演讲”的点缀，它永远构不成“顶嘴”，而当弗兰取消了“顶嘴”，也意味着她成为了权威，成为了压制者，成为了言说的“独裁”。
“我不经常在人们面前刻薄，非常罕见，我相信在背后说人坏话，那样他们听到不止一次，在人面前说话我会紧张，我保留了所有的恐惧。”弗兰如是说，这也许是她的一个“秘密”，但是斯科塞斯的纪录片没有从这个秘密出发，探讨面对和背后的问题，阐述潇洒和紧张的矛盾。于是整部纪录片几乎就成了弗兰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对于女性，对于同性恋，对于纽约，对于吸烟，对于新闻，对于种族，对于时间，每一个话题都能让弗兰沉浸在“公众演讲”的兴奋之中，而每一个听众都在面对她而背对摄影机中取消了“顶嘴”的机会。没有看过弗兰的任何一篇批评性文章，也没有正襟危坐听过弗兰的任何一场“公众演讲”，只是从纪录片中辑录了弗兰在不同场合进行“公众演讲”而输出的观点：
媒体每个季度都需要制造一个新的天才，如果你一生中能见到一位天才的作品，那就算你走运了，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就一直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下去的。
作家必须知道一些事情，他们必须了解生活，音乐家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音乐神童，有莫扎特。，但写作方面没有莫扎特这样的人，因为即使你有那样的天赋，你还是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才能写下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会学到更多关于写作的东西，也可能不会。有些人在第一本书时就完全成型了，像菲利普·罗斯。有些人专门写青春题材，他们会越写越差，如果你专门写青春，你会越写越差。
我认为所有女孩都应该做某些体力活动，比如爬树。如果我说些有趣的话，他们不会注意到我只爬到了树的第一根树枝上，而不是第50根树枝，我根本不想去那里，即使是孩子，我也觉得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理由，这是锻炼，换句话说，如果爬树对我来说有意义，那除非身后有纳粹在追。
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高中生，糟透了，我被学校开除了，你不能比这更糟了。我被开除的原因之一，我总是在课本后面读别的书，作为年轻人，真的想要任何东西，而不是做作业、不断受罚。
我对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詹姆斯·鲍德温，我完全被他迷住了。
我显然喜欢说话，我从未想过自己擅长还是不擅长，对我来说，说话就像呼吸。我小时候从未被表扬过，事实上，相反，当我还是孩子时，这被称为顶嘴，现在叫公共演讲，但其实是一样的。
很好，我认为作家用真实的声音写作非常重要，但前提是他们真的是好作家。
当我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我结识了一群不可思议的健谈者。这群不可思议的健谈者，他们都是男人，都是同性恋，他们比我大很多，至少大10岁。
我第一次来纽约时做了什么？我开出租车，刚好够付房租，然后我开始工作。一旦我一个月有那121美元，我就会去尝试，或者去想新事物，或者坐在酒吧里，抽烟。
纽约不是因为犯罪更多而更好，它更好是因为更便宜。当一个地方太贵时，只有有钱人能住在那里，这就是问题，你不能说一个全是富人的城市是有趣的。
纽约人需要时代广场，如果你是纽约人，你在时代广场遇到另一个纽约人，就像在七十年代的同性恋酒吧遇到人一样，你马上开始找借口解释你为什么在那里。
人们过去搬到城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如果你在小城镇长大，那是极其压抑的，让每个人都知道你的一切是非常压抑的，爱管闲事的邻居不是城市人物，爱管闲事的邻居是小城镇人物。
在过去30年里，我们在文化中有太多的民主，在社会中却没有足够的民主，没有理由在文化中有民主，因为文化应该由天赋的自然贵族来创造。
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27岁。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写书，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他们不想成为作家，他们想成为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
性别是运气的一个很大基础，男女之间有差异？对，就是睾丸激素，睾丸激素不是学来的，睾丸激素给拥有它的男人优势，因为它让男人有攻击性。
你知道，男人不想让女人拥有权力，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人们不想让别人拥有他们拥有的东西。
种族主义是一种优越的幻想，幻想可以结束，它也可能不会，女性的不平等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它是生物学的，它是现实。
写作的历史是人们对自己做了坏事的历史，它导致人们喝酒、写作时抽烟或对自己做坏事，那是为了惩罚自己扮演上帝。
嗯，这不是成为作家最幸运的时代，因为作家对文化没有很大影响。
我梦想的工作是在最高法院成为首席大法官，它是我的领地，我认为我会是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因为我也做快速判断。
是的，我绝对相信复仇，任何你得到复仇的机会，都不要错过。我相信冒险，我不相信宽恕，因为宽恕是基督教的东西。
我不给车加油，就这么简单，我害怕它爆炸，它闻起来很可怕，我不想碰它……
那是我的车，我买了新的，在1978年我的第一本书出来后买的，那是我第一次有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车。它非常大，它几乎和我买它时的公寓一样大，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可以奢侈地生活。
我不经常在人们面前刻薄，非常罕见，我相信在背后说人坏话，那样他们听到不止一次，在人面前说话我会紧张，我保留了所有的恐惧。
我认为我对权威有巨大的抵触。我认为我真的很懒，我是美国最懒惰的人，没有人比我更浪费时间，没有人，我是说，我这一代人中是最杰出的浪费时间者。
新闻中重要的是事实，但似乎没有人对事实感兴趣，他们对别人的观点感兴趣。
媒体已经取代了每一个机构，它是唯一的权威。
关于电视的另一个担忧是，像在1950年代知识分子说的，它会毁掉文化。电视变成了世界，而现在每个人都说互联网正在取代电视，它只是不同的的屏幕，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格式。
比如说纽约，我是极少数有街上体验的人，人们在纽约走路是一种交通方式。我到处走，我到处看，我不是闲逛，不是在锻炼，我要去某个地方。
我确实认为纽约更好，因为它不那么无聊，如果你是吸烟者，当你抽烟时，无论多无聊，至少你在抽烟。
同性恋权利正在进步，我的意思是，要成为民权对话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地球上最限制人的两个制度：婚姻和军队。
我收到熊猫专家的短信说，熊猫不吃披萨，熊猫吃竹子，这就是为什么竹子稀有，因为竹子越来越少。没错。所以显然它们应该吃披萨。
你知道，菲茨杰拉德死了，但如果他活着，他会成为更差的作家吗？他不会成为更好的作家。
托妮·莫里森的新书，是她最好的书，她76岁，人们说艺术家的浪漫想法，艺术家必须是年轻的，因为没有人对老年人有浪漫想法。
我感觉我在生命的阶段，我会称之为“笑到最后”的阶段，最后的笑声，它很好，因为你还年轻。
《公众演讲》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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