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4《沉默》：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塞巴斯蒂安赤着脚，他的面前是摆在地上的圣像，这是一种名为“踏绘”的鉴定方式：如果你带着泥土的双脚踩在了圣像上，这就证明你不是基督徒，否则就是禁教令中的基督徒，“这只是形式而已”，曾经是自己的神父、现在已经弃教的弗雷拉对塞巴斯蒂安说，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绝不是一种随意而为之的形式，而是是否虔诚的考验。但是塞巴斯蒂安慢慢伸出了脚，小心地踩了上去，他完成了一次违背灵魂的行动，而这一行动让他和弗雷拉一样成为了弃教者：从此他有了日本人的名字：冈田三右卫门，从此他在日本有了妻子和家，从此他以弃教保证书证明自己的决定，也从此，“最后一位神父再也没有承认上帝，他的信仰已经告终”——甚至连最后死去，入葬的仪式也是完全按照佛教的仪式。
双脚踩出去或者不踩出去是弃教和信教的分别，是背叛和信仰的不同，对于一个心怀上帝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条信仰之线，当马丁·斯科塞斯用了影片中唯一一处的慢帧凸显的是塞巴斯蒂安面对考验的复杂心态，但是当塞巴斯蒂安知道踩出去意味着自己的“背叛”，为什么他没有选择拒绝？这是对于“只是形式而已”的自我安慰？还是面对酷刑苟且偷安？或者是为解救他人之死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在他伸出脚之前，电影中一直以来塞巴斯蒂安的独白第一次变成了“神之子”耶稣的声音：“上前来，没关系的。踩踏我吧。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分担人们的痛苦。我背负十字架，是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你的生命现已与我同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解脱了自己，他救赎了自己，他找到了在弃教和信仰之间的平衡点，通过了一次在人的意义上的信仰考验。
也许神没有发出声音，那只不过是塞巴斯蒂安内心的声音，而这个内心和解的声音和他之前挣扎的声音构成了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沉默和言说之间的矛盾，矛盾最终转变为一种斗争，“主啊，我与你的沉默作斗争。”而最后，即使是上帝的沉默，塞巴斯蒂安也听到了启示，“在沉默之中，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沉默中如何听到声音？沉默和声音看起来是一个吊诡，当它们构成了塞巴斯蒂安内心的一次告解，在某种意义上也解决了一直摆在塞巴斯蒂安面前的信仰危机——而这个危机的解决是不是也意味着斯科塞斯在“宗教三部曲”中找到了最终的解决之道？
《沉默》根据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坎坷历程：1549年，天主教传教士弗朗西斯·泽维尔在日本唐儿岛开始传教；1613年日本德川家康颁布了禁教令，在全国禁止天主教，长崎云仙山山区成为屠杀长崎天主教徒的场所；1627年，松仓重政首创“云仙地狱”的拷问方式，1629年小野守信首先在长崎地区实践了“踏绘”这一识别基督徒的方式，之后又发明了“穴吊”的惩罚办法……从颁布禁教令到实施云仙地狱、踏绘、穴吊等惩罚方式，不仅基督徒遭到折磨杀害，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在严刑拷打中也最终弃教，来自葡萄牙的弗雷拉就选择了这条道路。作为弗雷拉的弟子，塞巴斯蒂安和戈尔贝神父并不相信虔诚的弗雷拉最后会背叛信仰，于是他们偷渡到日本，一方面寻访弗雷拉的踪迹，另一方面也由此进入了禁教令下的日本长崎地区，而这种进入也意味着对他们的考验真正开始。
|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
1640年5月25日，“两人之军”从澳门偷渡到了日本，他们由在澳门流浪的日本人吉次郎带领，吉次郎虽然曾经是基督徒，但是他正是在“踏绘”中选择了背叛所以获得了自由，而一家人全部被烧死，在两位神父面前，他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带他们来日本更是因为自己要回家。当两人踏上了日本的五道，遇到了这里躲藏官兵的基督教村民，他们秘密为村民举行祈祷仪式，为他们受洗，让他们忏悔——吉次郎也在他们面前忏悔。但是他们的行为被官兵发现，村民被抓住，官兵让村民举报这里的基督徒，否则被抓的人将要带到长崎。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何选择就成为了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留下还是离开？藏吉让他们留下，然后再人冒充人质，而戈贝尔则坚持要离开，因为是他们给村民带来了灾祸。留下和离开的选择，是一场考验，塞巴斯蒂安的独白是：“上帝上我接受考验，他所做的一切自然都是好的。”所以他选择留下，而那些成为人质的村民，自然要面对“踏绘”这一鉴别形式，“只是形式而已”，是官兵的理由，被抓的村民们像吉次郎曾经做出的选择那样，踩在了圣像上，但是官兵并不相信他们，还让村民们朝圣像吐口水，除了吉次郎之外，没有村民这样做，当吉次郎获得了自由，其他四人则被绑在木柱上，最后在海潮中死去。
既然通过了“踏绘”，为什么拒绝吐口水？如果“踏绘”只是形式，吐口水难道不是形式？吉次郎的行为和其他村民的行为构成了对比，而面对死去的村民，塞巴斯蒂安经受了煎熬，他再次发出了质疑之声，这一次的质疑指向了上帝的沉默，“为什么这些村民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如何解释上帝的沉默？”在和戈贝尔神父分开之后，塞巴斯蒂安重新回到了岛上，但最后他还是被官兵发现被关进了监狱，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因为吉次郎的举报，当塞巴斯蒂安被抓时，官兵向吉次郎扔出了钱币，吉次郎也变成了犹大式的告密者。但是在之后吉次郎也被关进来之后，他再次请求塞巴斯蒂安宽恕自己，再次在神父面前忏悔，塞巴斯蒂安也再一次接受了他的忏悔。而作为神父现在面临的考验是：这里还有被关押的基督徒，按照长期奉行的说法，只要塞巴斯蒂安否认自己的信仰就可以解救他们，但是塞巴斯蒂安拒绝了，他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那些基督徒自然被处死了，眼睁睁看着基督徒被推入大海，甚至看见戈贝尔游向他们去解救结果也淹死在海里，塞巴斯蒂安痛苦万分，为什么坚持自己的信仰却导致更多人的死亡？为什么上帝给与自己着残酷的考验中依然沉默？
“踏绘”和吐口水是不是应势而变的形式？信仰是不是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动摇？而此后长崎奉行和塞巴斯蒂安的对话则进入到了更难以选择的考验中。按照长崎奉行的说法，之所以要禁止基督教，是因为它不适合日本，就像好丑女人和不会生育的女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妻子的，在日本信奉的只有佛教，对于这个问题，塞巴斯蒂安虽然没有否认佛教，但是他认为基督教在其他国家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的体现，为什么在日本却被禁止？奉行说他不了解日本，塞巴斯蒂安则认为日本不了解基督教。但这绝不是宗教之间的争论，而是政治对宗教的干预甚至禁止，所以争论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这里似乎也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隔阂问题，在没有宗教自由的政策之下，任何信仰都可以人为认定为非法。而对于塞巴斯蒂安来说，基督教的非法化又是“上帝的沉默”的一种证明，在永远没有答案的困境面前，上帝的沉默也变成了塞巴斯蒂安的沉默。
《宛若归乡路》电影海报
最后一重考验来自弗雷拉，在寺庙里塞巴斯蒂安见到了自己一直想要寻找的弗雷拉，但是已经弃教的弗雷拉已经改名叫泽野忠庵，他正在写的是天文学的书和一本揭露基督教虚伪的《显伪录》，弗雷拉劝塞巴斯蒂安也和他一样弃教，“这个国家就是一片沼泽，基督教无法扎根。”面对曾经的神父，塞巴斯蒂安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切，“你是个耻辱！”他红了眼哽咽着说道。当塞巴斯蒂安把曾经的老师看成耻辱的象征，他对自己的信仰没有动摇，但是弗雷拉告诉他的是，如果他能弃教就能拯救其他人的生命，这无疑是对他提出的一个终极考验：他弃教就是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就是像弗雷拉一样是个耻辱，苟安和死去又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他坚持自己的信仰，意味着其他的基督徒会失去生命，弃教不是对信仰的背叛，反而是一次解救。这是在自我信仰和他人性命之间的选择，他听到弗雷拉在说，“这只是个形式”，终于他听到了沉默的上帝通过耶稣发出的声音：踩踏就是让耶稣背负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为了分担众人的痛苦，这不是对信仰的抛弃，而是另一种坚持。
上帝沉默，上帝在发声，“在沉默之中，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它形成了一种信仰的自洽形式，而这种自洽完全是塞巴斯蒂安自我的告解：沉默是外在的、形式的，真正能听到的声音则来自内心，在这个意义上，沉默之外在转变为精神之内在，肉体之痛苦转变为灵魂之信守，弃教之表象转变为信仰之虔诚。斯科塞斯之所以以悖论的形式提出信仰的终极问题，其实和他“宗教三部曲”的主旨一样，这里的吉次郎像不像《基督最后的诱惑》中的犹大？而塞巴斯蒂安在河水中看到了耶稣的影子，在这里也完成了对位，不管是吉次郎之犹大，塞巴斯蒂安之耶稣，“最后的诱惑”其实凸显的是人性意义上的痛苦和挣扎，也就是说，斯科塞斯将信仰问题放置在了人的层面上。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是无限的存在，而人是有限的，他有痛苦，他需要选择，他面临困境，他遭遇厄运，所有这一切的选择都是在有限意义上完成的，所以在上帝沉默中，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就成为了对人的考验。
当在上帝的沉默中塞巴斯蒂安听到声音，这是一种从无限向有限，从外部向内心的转变，只要内心有着虔诚的信仰，外部的一切所为也许真的只是形式，踏绘也罢，弃教也好，有了日本名字的“归化”也罢，死时举行佛教仪式也好，都是外部的沉默，而当斯科塞斯的摄影机深入到正在火化的塞巴斯蒂安，亮光中显现的是那个衣服贴身处的十字架，它不为世人所见，却永被自己所拥，死亡之前他听到的是真正的召唤：“你的生命现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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