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2《鹰的王座》：政治永远是漫长的性欲高潮
从前常来看我的那位先生和太太我已经不再问是不是还能再见他俩了有时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俩只是梦见过他俩……
——《信七十（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
没有标点，没有语法，不是一气呵成，而是语无伦次，这是一种孩童的“失语症”，这个孩童就是在孤儿院的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身为贝尔纳和玛利亚的私生子，他是被遗弃的存在，遗弃就像是“失语症”本身一样构成了一种身份的缺席，但是在身份缺席和话语权缺席的状态中，他还有一本“蓝色本子”，还可以在上面乱画，这反而构成了一种言说，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他渴望说话，渴望大家听到他内心的声音，“你们跟我说话吧跟我说话吧求求你们多多跟我说话呀我听得见我明白大家说的我都明白”，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直记得从前常来看自己的“先生和太太”，他甚至还在想念他们；即使智力缺陷，即使言语混乱，即使身份缺席，但是他的内心永远表达着对这个社会的质疑：“他俩再也不会来看我了吗？他俩没看见我非常孤单吗？他俩不知道一个孩子是不会忘记的呀？为什么要把我双手捆在背后？这样我怎么玩啊？这样我怎么在我的蓝皮本上写字啊？”
排比式的疑问构成的也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质问，当他将小说中的最后一章安排在这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当小说中的最后一封信呈现没有标点的状态——甚至这根本不是一封有明确收信人的信，这个在小说中唯一一次出场的人物也便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绝对边缘存在，他说着没有语法的话，恰好是对政治语法的解构，他说出了内心真诚的声音，正好是对政治谎言的颠覆，他有属于自己的本子，私密的蓝色本子也正是对那些冠冕堂皇的政坛人物的讽刺。但是这样一个智力缺陷、身份缺席、言语缺失的存在，也构成了整出政治戏剧的隐喻：它是一段呓语，它是一个秘密，它是一种病态。
七十封信，构成了墨西哥政坛为争夺“鹰的王座”而进行的斗争，在墨西哥，鹰作为权力的象征，是装点总统王座的雄鹰，“统一登上鹰的王座，就应该表明：墨西哥只有一个声音——总统的声音。”总统是最高的权力象征，它也成为每一个政客觊觎的目标，在墨西哥陷于国际纷争、国内矛盾的双重困境时，谁能在这场内郊外困的斗争中坐上“鹰的王座”，就成为故事的焦点。无论是国际石油的价格之战，还是面对美国的态度，无论是国内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还是如何对待罢工、罢课和游行的政策，也无论谁是现任总统实施权力，还是在总统任期未满遭遇不测按照宪法进行临时过渡，这一切都被置于政治所必需的“公开”的角度，也就是说，政治的面向从来都是一种“公共社会”的存在，它和“公众”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富恩特斯的伟大创举就是以“书信体”小说的样式将“政治话语”变成了写信、收信、回信的私人维度里，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解构了政治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在这里没有开诚布公的态度，没有国家的公理，没有政治公平，也没有民主、爱国主义、法治、分权、公民社会、荣辱教育，当一切都变成了“私信”，它就是私情、阴谋、圈套、谎言、秘密，一切只剩下了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追名逐利中如何坐上“鹰的王座”，这种公私的颠覆关系就如国务秘书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所说：“简单地说，我认为政治就是把私人的激情当着公众的面表演一番，或曰公开‘作秀’，或许其中应该特别包括展示热烈的爱情。”这也指出了政治就是充满了危险、冒险的一次博弈，“政治有更多的弯道、瀑布、宽滩、险狭、明礁暗礁、回流漩涡啊！”
富恩特斯首先构筑了“2020年”墨西哥政坛的混乱局面，通过不同的信件还原了“事件”：与美国的石油价格之争，拉美的紧张局势，国内的通货膨胀，罢工罢课和游行不断，现任总统罗伦索·特兰在致国会的信函中要求美国占领军撤出哥伦比亚，附加条款里还禁止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石油，除非华盛顿按照石油输出国组织要求的价格购买产品，这一决定使得“我们同我们的石油、天然气、道德原则一道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世界中断了联系”，国际压力与国内矛盾相互交织，财政部部长安第诺·阿尔玛森提出了他那套对国家经济健康有益的“福音”：避免通货膨胀，不允许以全国情况紧急为借口开动印钞机；提高税率，以便支付紧急开支；以情况紧急的名义压低工资；稳定物价，绝对不允许抬高物价……然而这些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的漩涡中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权力的真空，“这里、那里，四面八方，到处是权威空白。”
在这个权力真空中，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每一个人都开始了秘密的谋划。内阁办公室主任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这个“奴颜媚骨的发明家”，以其卑躬屈膝的姿态赢得了现任总统的信任，却也在暗中积蓄力量。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治道德的反讽，“像塔西托这样一个如此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会是一个诚实的人吗？您不怀疑在这样卑躬屈膝的态度后面隐藏着深深的伪善吗？”塔西托的办公室成为了腐败的温床，女秘书多里丝的遭遇揭示了权力最肮脏的侧面，“塔西托的残忍行为比他那变态表现要坏多了”，然而塔西托也有他的政治智慧，他向总统表白忠心：“明白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伤害您就是伤害我自己。我强调我这个态度，为的是时机一到——2024年总统换届选举，您可以相信，也有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权力近在咫尺，却从来没有掌权的野心。”这种表白本身就是一种精心计算的表演，因为野心正是通过否认野心来掩饰的。
国务秘书贝尔纳·埃雷拉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政客，他自诩有经验、沉着、冷静、讲究实际，明白“秩序是有范围的，但无序却是没有边界的”，他与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结成同盟，共同策划着未来的政治版图，他们看中了一个年轻人就是从法国回来的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这个三十四岁的混血儿，有着漂亮的外表和天真的政治信仰。玛利亚以爱情为诱饵，将尼高拉斯引入政治的迷宫，“你当上墨西哥总统之日，就是我成为你的女人之时。”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因为“我们怎样把他捡起来的，也可以同样把他扔进垃圾堆”，尼高拉斯成为了“实用政治”中的一个偶然产物，一个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抛弃的棋子。
| 编号：C57·2251221·2409 |
前总统塞萨尔·莱昂的回归为这个混乱的局面增添了更多的变数，这个被流放的“非人”突然回国，带着他的政治资本和复仇的渴望，他向现任总统提出合作，“为总统竞选疏通渠道”，但他的真实意图却令人怀疑。贝尔纳警告总统：“塞萨尔就是那个对蛤蟆说'让我趴在你脊背上过河吧，我保证不蜇你'的著名蝎子。可是，过了河，它就蜇了蛤蟆……”莱昂的回归不仅是对现任总统的挑战，更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嘲讽，因为政治就是一个循环，昨日的被流放者可能成为明日的统治者，而今日的掌权者必将沦为明日的阶下囚。
然而，谁成为总统并不是富恩特斯故事的核心，书信体的叙事隐喻就在于揭示那些隐藏的秘密，而“秘密”在富恩特斯那里是多维度的，它首先就是对表面上所说爱情的背叛，“政治永远是漫长的性欲高潮”，所谓爱情，无非是政治的砝码，政治的工具，政治激情的体现。玛利亚和尼高拉斯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私人激情”，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工具，她和贝尔纳、哈维尔甚至总统特兰都有不正当关系。她对尼高拉斯说“你当上墨西哥总统之日，就是我成为你的女人之时”，这不是爱情的承诺，而是权力的交易。更令人震惊的是玛利亚与贝尔纳的关系，他们不仅是政治同盟，更是秘密的情人，他们甚至有一个私生子——那个在孤儿院里失语的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这个秘密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咱俩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咱俩生活在一起共同照顾孩子，并且牺牲掉咱们的政治雄心呢，还是你留下来跟孩子在一起，把我解放出来——我是自由了，但是会受到让你不能实现理想和离开了孩子的双重折磨。或者继续咱俩已经做的事情，让孩子寄宿在救济院，时不时地去看望他——次数越来越少。”政治野心战胜了亲情，这个孩子成为了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他的失语症正是被遗弃者无法言说的痛苦。
“金瓜子”，是财政部部长阿尔玛森的妻子，她与塔西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政治肉体”，她在给塔西托的信中写道：“我的主人，我的金娃娃，我的咸蛋，你干脆告诉我，自从咱俩好上以后，我没干别的，就是经常给你写信，这到底要不要紧啊？”这种肉体关系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交易，她利用与塔西托的私情来获取政治情报。而这只是她阴谋论的一部分，当塔西托关于墨西哥能源公司肮脏交易东窗事发，“金瓜子”将没有利用价值的塔西托仍在一旁，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她与西塞罗·阿鲁萨将军的关系，“跟阿鲁萨睡觉，是为了拿你当屏风，是为了让你相信，这个阴谋是对你有利的。”最后她直接表露要将丈夫推上总统宝座，在这种肉体的交换中，爱情已经彻底死亡，剩下的只有权力的算计。
小说中可以称之为“爱情”的也许只有两种。一种是杜尔塞对已故丈夫、被暗杀的前总统莫罗的怀念，杜尔塞·德拉·卡尔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她给玛利亚写信，询问自己丈夫的下落：“夫人，假如您曾经对我男人有过爱情，我想肯定有过，那么请您稍稍同情同情我吧！看在您一生最爱的男人面上，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可怜。可怜我孤独和痛苦的日子吧。请您告诉我：我爱人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把鲜花送到哪里去？我可以跪在哪里为他祈祷，想念他，诉说我多么多么思念他，多么需要他？”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哀歌，她的丈夫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在2012年大选中获胜，但在上任前被杀害。然而尸体从未找到，坟墓是空的，“”什么第一口棺材里的蜡人没有任何伤口呢？为什么你的头部完好无损了呢——尽管正在熔化？”杜尔塞的爱情是一种执着的发问，是对真相的追寻，但在这个政治的世界里，真相永远被掩盖，爱情永远被利用。
另一种爱情则是尼高拉斯和无政府主义者赫苏斯·里卡多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谈话建立的同性之爱。尼高拉斯在信中向赫苏斯坦白：“在我一生中只爱过一个男子，那就是你。”这种爱情是精神上的共鸣，是对理想主义的共同追求。赫苏斯心目中的英雄是巴枯宁，他坚信：“美的社会应该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惩罚的社会。”他们在屋顶上的对话，面对着“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黄沙之城、墨西哥的雾都”，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的幻象。然而这种爱情同样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尼高拉斯成为代理总统之后，派赫苏斯去杀死关在监狱里的“面具仙人掌”——那个还活着的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这是尼高拉斯的背叛，也是理想的毁灭。赫苏斯完成了任务，但也完成了自我的异化，“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小心点，因为现在我是一个杀手了。而下一个牺牲者就是你啊”，赫苏斯从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变成了恐怖主义者，这就是政治的辩证法，它吞噬一切纯洁的东西，将爱变成恨，将理想变成暴力。
私情的爱已经彻底不存在了，书信揭示的是更多的秘密。富恩特斯重点从书信中浮现出三个秘密。第一个是“莫罗之死”的谎言。这是一个理想总统成为“政治幽灵”的悲剧，2012年，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赢得了大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准备消灭腐败现象，“他经常说，腐败是盗窃穷人东西的最卑鄙的行径。”但这种理想主义在政治现实中是危险的，因为他威胁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被称为“门廊老翁”的前总统在信中说：“我对莫罗说：‘你的毛病就是希望地图和大地吻合。听听我的建议吧，安安静静地住在地图中央！让腐败的村社社员去种地吧！’莫罗不理睬我的话。他到处宣布自己解放人类的企图。”于是，莫罗必须被消灭。但暗杀一个当选总统会引起全国的动乱，于是“门廊老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伪造莫罗的被杀，“我派人绑架了他，运用我在韦拉克鲁斯的族长权威，向动乱中的全国宣布：有人杀害了莫罗总统。我下令立即逮捕并且处死了杀手——一个名叫马丁·卡巴龙的阿根廷狂人、地下党‘从牛到屠宰场’的党员。一切都纯粹是虚构，但都是无从查证的最佳虚构……”莫罗被囚禁在圣胡安·德·乌鲁阿城堡的地牢里，戴着仙人掌面具，成为了一个活死人。这个秘密的揭示构成了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莫罗的第一次死亡是虚构的死亡，是政治的谎言；而他的第二次死亡则是真实的死亡，是理想的彻底毁灭。
第二个秘密则是玛利亚和贝尔纳的私生子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这个孩子是贝尔纳和玛利亚“爱情的结晶”，却是政治的牺牲品。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秘密，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救济院的围墙之后。他的失语症——那种没有标点的、语无伦次的言语——不仅是生理的缺陷，更是政治的隐喻。在政治的世界里，真话是无法说出的，或者说，真话只能以失语的方式说出，“为什么要把我双手捆在背后？这样我怎么玩啊？这样我怎么在我的蓝皮本上写字啊？”这就构成了他对政治压迫的最原始的抗议，是对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呼喊。而对那些“先生和太太”的记忆，则是对亲情最后的执着，尽管这种记忆可能是虚构的，“有时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俩只是梦见过他俩。”在政治的世界里，连记忆都变得不可靠，连亲情都变成了梦境。
第三个秘密则是尼高拉斯的出身。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一个被命运抛弃的人，但实际上他是国防部部长猛龙·冯·巴尔特拉的私生子，冯·巴尔特拉在信中揭示了真相：“1986年12月12日，你出生在巴塞罗那的一家诊所里（而不是那个不幸的保利娜以为的什么马赛），那时候我驻守在华雷斯城的军区里，距离你母亲很远。那时她已经结婚；但是，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患有性能症，她的老情人是个残废。那么她儿子的亲生父亲应该是第三个男人。”这个秘密的揭示改变了尼加拉斯的自我认知，也改变了小说的权力结构。尼高拉斯不再是政治棋盘上的棋子，而是成为了棋手之一。他的父亲冯·巴尔特拉利用手中的权力击毙了联邦警署的总长西塞罗·阿鲁萨将军，然后目标就是和尼高拉斯父子合作坐上总统宝座，“尼高拉斯，你是我的作品，是我的继承人，是我的同谋，你会看到，只要咱俩一起上阵，就可以办成一切。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上台并永远掌权。”
然而，富恩特斯的“秘密”还有一个，那就是总统特兰之死。这是一个政客和下属给他寄信却从来没有给他们写信的人物，一个始终处于“缺席”状态的总统，而他的上台本身就是一个谜团——在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被暗杀”后的混乱中，“2013年，平淡无奇的紧急救国联盟阵线主席掌握了政权，这是一个灰色、被人遗忘、临时上阵的元首，他的特点是办事没有效率，得过且过，八面讨好。”他的统治是失败的，因为他既无法满足理想主义者的期待，也无法满足现实主义者贪婪，他听从“智囊塞内加”哈维尔的建议，做出了对抗美国的决定，结果招致“美国佬的粗暴回答”；他无法在罢工、罢课和游行中找到平衡，只能在各方的压力下疲于奔命。他的死亡是突然的，也是可疑的，玛利亚承认：“我没对他说：我知道罗伦索·特兰总统患了不治之症。”这句话暗示了特兰的死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政治谋杀。但真相永远被掩盖，因为在这个秘密的世界里，每一个秘密都掩盖着另一个秘密，每一个谎言都指向另一个谎言。
富恩特斯通过这七十封信，构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真理，只有话语；没有爱情，只有交易；没有理想，只有权力。书信体形式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既是私密的，又是公开的，既是真诚的，又是虚伪的。每一封信都是表演，都是策略，都是权力的工具，就像玛利亚教导尼高拉斯的信：“谩骂可以遗忘，仇恨会酿成，怒火会扩散，失败会令人难以接受，会不由自主地引发混乱，而混乱则挑起非理性行动，会掩护最危险、最适得其反的政治冒险行为。”这是政治的语言学，是话语的辩证法。而“门廊老翁”则传授了更古老的智慧：“政治是这样一门艺术：吞下癞蛤蟆也脸不变色。”“在墨西哥的政界里，甚至连瘫痪的病人都是走钢丝的演员啊。”
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戴着面具，每一个面具都掩盖着另一个面具。塔西托戴着忠诚的面具，掩盖着野心；玛利亚戴着爱情的面具，掩盖着计算；尼高拉斯戴着理想的面具，掩盖着欲望；冯·巴尔特拉戴着军人的面具，掩盖着阴谋；而那个戴仙人掌面具的人——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则是面具的本质，是政治的真相：他是一个活死人，一个被囚禁的理想，一个必须被消灭的纯洁。最终，坐上“鹰的王座”的是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从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从一个被利用的棋子，变成了一个利用他人的棋手；从一个相信爱情的人，变成了一个背叛爱情的人。他成为了总统，但失去了灵魂；他获得了权力，但失去了爱情；他到达了顶峰，但发现自己只是另一个“门廊老翁”的翻版，“到最后我也会坐到韦拉克鲁斯一家咖啡馆里，跟一只蹲在我肩头饶舌、不合时宜尖叫的鹦鹉玩多米诺骨牌吗？”而玛利亚，这个政治舞台上的永恒演员，在游戏的最后重新找到了她的台词。她向贝尔纳表白：“但我是个女人。我不向时间的无可置疑性投降。我自信于自己性感的魅力与年龄无关。我用不着年轻也依然令人垂涎。”这是政治女性的自白，是对权力的执着，也是对失去的哀悼。她发誓要让贝尔纳成为墨西哥总统，“为此，我发誓。”游戏还在继续，“鹰的王座”永远有人觊觎，政治的戏剧永不停歇。
那个失语的孩子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仍在等待，“你们跟我说话吧跟我说话吧求求你们多多跟我说话呀”，他的等待是徒劳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倾听弱者的声音，但他的蓝色本子是唯一的真实，是秘密中的秘密，是谎言中的真理，富恩特斯通过这个孩子告诉我们：在政治的世界里，唯一真实的语言是失语，唯一真实的存在是缺席，唯一真实的爱情是遗忘。这就是“鹰的王座”的真相，这就是墨西哥政治的悲剧，这就是人类权力的永恒寓言。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159]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