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5《爱情和其他魔鬼》：为爱死在了床上
“是魔鬼，我的神父，”德劳拉对主教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
——《四》
神父德劳拉打开了谢尔娃·玛利亚的小箱子，拿出了箱子里面的东西，在挨个辨认之后，他拿到鼻子旁边嗅闻，他伸出手抚爱，最后用六韵步诗对它们说话，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探路胸脯，从工作台的抽屉里抽出铁戒尺，朝着自己抽打起来。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德劳拉完成了对于自己的三重定义：他对玛利亚箱子里物品的迷恋，带着肉体的贪欲，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欲望的男人；他用六韵步诗对物品说话，虽然引用的是淫秽的诗句，但是肉欲已经过渡到了更具精神意义的爱欲，他期待的是从诗歌中寻找心灵的共鸣——和肉体之爱欲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诗人；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用戒尺抽打着自己的身体，在满腔仇恨中驱赶着玛利亚的影子，这种抽打是对自身肉体的伤害，是对玛利亚爱欲影子的驱赶，这是自我拯救，他恢复了作为神父的身份。
从充满爱欲的男人，到用六韵步诗说话的诗人，再到惩罚自己肉体的神父，德劳拉的三重身份转变让他回到了最初的自我定位，也让他回归了教会、修道院构建的神学体系中，也只有在重新成为神父之后，他才会对主教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但是当他用身体之沉欲和惩罚得出结论，他所说的魔鬼是在两个维度里存在的：玛利亚的物品让他身为男人的欲望被激活，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失去了常态，这说明魔鬼通过玛利亚的物品让他堕落，更何况玛利亚这个人？但是当德劳拉确定干扰他、侵入他、激活他的是魔鬼，他其实在恢复神父身份的同时也在挣扎和逃离，因为他无法拒绝这种引诱，即使肉体需要被惩罚，即使在血与泪的泥沼中打滚，魔鬼再也不会离开他了，因为这是真正爱情的魔鬼。
引诱人的魔鬼，发现爱欲的魔鬼，这两种魔鬼在德劳拉身上共同开始起作用，他既是一个有欲望的男人，又是一个要去除贪欲的神父，他既是一个寻找爱情魔鬼的男人，又是一个抵抗着撒旦的神父，这便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在这里具有的深刻意义。而马尔克斯这部写于1974年的小说取名为《爱情和其他魔鬼》正是对德劳拉身上双重可怕魔鬼的注解，“爱情和其他魔鬼”，书名分成的两部分被“和”连接起来，一边是“爱情”，一边则是“其他魔鬼”，“和”所连接的两部分看上去是分开的，是独立的，但是“其他魔鬼”暗指着“爱情”也是一种魔鬼般的存在，它们其实是“爱情魔鬼和其他魔鬼”；在另一个意义上，“和”分开的两部分并非是并置关系，它们被结合在一起，“和”所起到的是伴随关系、属性关系，甚至是包含关系——书名所呈现的多义解读，其实就是对德劳拉口中所说的“魔鬼”的多元化定义，而马尔克斯的小说除了揭欲望的魔鬼、爱情的魔鬼之外，更是以“其他魔鬼”涵盖了权力、等级、秩序、男人所制造的一切之恶，而面对一切的恶，真的能如德劳拉那样，在“血与泪的泥沼之中打滚”来驱魔？
要理解德劳拉所说的“最可怕的那种魔鬼”，必须先回到小说中“爱情”这一核心母题，马尔克斯笔下的爱情绝非浪漫化的情感符号，而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爱”的缺席与渴求。玛利亚的父亲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杜埃尼亚斯，是“智力迟缓”、二十岁时才第一次体验“生命迹象”的男人，他唯一的恋爱对象是“神圣牧者”疯人院里的女病人杜尔丝·奥莉维亚，这段被父亲强行斩断的爱情，成为侯爵生命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坠入爱河”。父亲的权威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将侯爵的青春与热情永久地封存在阿维拉神学院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侯爵后来回忆道：“我活在自己竟然还活着的恐惧当中。”这种恐惧并非源于对死亡的畏惧，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虚无感，当爱情被剥夺，生命便沦为一种机械的存在。之后父亲安排的婚姻同样是一场爱的缺席，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长相漂亮又多才多艺”，却在意外的闪电中化为灰烬，这场婚姻从缔结之初便注定是悲剧：侯爵“碰也没碰过她，根本不给她生孩子的机会”，而自己则过着一种“无能的单身汉的生活”，闪电在此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魔鬼，它不仅是自然的暴力，更是命运的嘲弄。而贝尔纳达·卡布雷拉的出现，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的荒芜，这个“粗野的梅斯蒂索女人”带着对财富的贪婪与对肉欲的病态渴求进入侯爵的生活，她在与奴隶犹达斯·伊斯卡柳特的私通中找到了短暂的发泄，却永远无法填补灵魂的空虚，她对女儿谢尔娃·玛利亚的仇恨，正是这种空虚的投射，当她无法爱自己，无法爱丈夫，便只能将恨意倾泻在这个无辜的生命身上。
| 编号：C65·2260103·2415 |
侯爵声称自己爱女儿，但这种爱是何其自私与愚昧，直到萨坤达告诉他女儿被疯狗咬伤的消息，他才“不得不承认他为了省心始终在自欺欺人”，这种迟来的父爱充满了表演性：“只要能重新得到女儿，我做出再大的牺牲都不为过。”然而，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将女儿推向了更深的深渊——宗教裁判所的牢房。侯爵的爱是一种父权制下的典型情感模式：它以保护之名行控制之实，以关怀之名施暴力之实。正如贝尔纳达所表现的，“知道女孩还活着，她总算松了口气”，这种释然并非源于母爱，而是源于对自身名誉的维护，在这个家庭里，爱从未真正存在过，有的只是权力的博弈、欲望的纠缠与责任的逃避。在这里，贝尔纳达自身也成为了一种魔鬼，她出身平民，凭借婚姻获得了贵族头衔，却在肉欲的迷宫中迷失自我。犹达斯·伊斯卡柳特“压在她身上的躯体如火般灼热”，感官的暴力与存在的荒诞，就成为了贝尔纳达迷恋的东西，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简化为单一的生理欲望，她便已经沦为魔鬼的傀儡。
侯爵和夫人的世界里没有爱情，只有着魔的扭曲世界，而这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整体病症？马尔克斯从圣克拉拉修道院墓穴发现“二十二米又十一厘米长”的少女头发这一真实事件，结合外婆小时候讲过关于侯爵的女儿12岁得狂犬病死了的故事，创作了这部小说，在小说中他引用了圣托马斯·阿奎那《论人体复生之整体性》中的论断：“看来，头发的复生远没有身体的其他部位那么必要。”这句话作为题记，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神学基础。阿奎那讨论的是末世论中的身体复活问题，但马尔克斯将其转化为一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隐喻，一方面，头发作为死亡的遗留物，它的“复生”象征着被压抑的历史的回归，1949年墓穴的发掘，不仅揭示了一个十二岁女孩的悲剧，更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暴力：宗教裁判所、殖民统治、父权制度交织而成的“其他魔鬼”。而另一方面，比“头发的复生”更重要的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的复生，这是欲望的复生，爱的复生，灵魂的复生，甚至是自由、知识、理解、尊严的复生。
“其他魔鬼”无处不在，萨坤达是一个“通晓印第安人能令不治之人起死回生的秘密”的流浪女人，她将狂犬病与日全食联系起来，这种前现代的认知方式被阿布雷农肖医生斥为迷信，却暗含着对殖民医学的批判；阿布雷农肖“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广行妖术和出言不逊的坏名声”，他用“幸福疗法”来治疗谢尔娃·玛利亚，就是把玛利亚看成是堕落的符号，而所谓欲望在他看来是一种“天赋”，“性是一种天赋，而我没有这种天赋。”；还有主教，他也把玛利亚看成是被魔鬼附身的怪物，要对她进行驱魔，关押在修道院孤零零的房子里，给她套上束缚衣，将她不断推向了深渊；总督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带着“女王送给他的礼物”来访问，四人弦乐队无非帝国中心文明教化的教化，它其实是混乱，“一个脚手架轰然倒下，死了一个泥瓦匠，还有七个工匠受了伤。”院长将灾祸归罪于谢尔娃·玛利亚，这种归因方式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制造替罪羊来维持自身。
马尔克斯几乎制造了“群魔共舞”的扭曲社会，而小说中的空间政治同样如此，卡塔赫纳作为加勒比海的港口城市，是殖民帝国的边缘地带，也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圣克拉拉修道院“孤零零的房子”，曾是宗教法庭的监狱，现在关押着“走上歧路的克拉拉会修女”，这种空间的连续性揭示了权力的持久性，从宗教裁判所到现代修道院，规训的机制从未真正改变，而侯爵府邸与“神圣牧者”疯人院的毗邻，则构成了一组意味深长的对照：疯癫与理性、疯狂与秩序，只有一墙之隔。所以当马尔克斯让爱在德劳拉和玛利亚之间展开，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自由、知识、理解与尊严的渴求，是一种爱的觉醒，但这种觉醒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爱情”魔鬼的阴影。德劳拉三十六岁，是一个“确立了通向圣灵精髓的道路”的神学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图书馆馆长，“这是我唯一适合的工作。”德劳拉渴望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知识生活，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然而，当他踏入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当他透过铁栅栏看到马尔蒂娜·拉波尔德的背影，当他闻到图书馆里飘荡的栀子花香，他的精神堡垒便开始崩塌。德劳拉对谢尔娃·玛利亚的检查是一场微妙的精神角力，他向她解释“把她送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害死她，而是怀疑有个魔鬼进了她的身体想偷走她的灵魂”，这既是官方话语的重复，也是内心挣扎的外化，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揭示了权力关系的暧昧：在驱魔者的角色背后，他是一个渴望被理解的孤独灵魂。而谢尔娃·玛利亚的沉默与微笑，成为最具颠覆性的回应——她没有被定义为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以自身的神秘性挑战着德劳拉的权威。
当他们开始用诗歌交流，爱情的魔鬼便真正降临了。德劳拉用炽热的声音诵出加尔西拉索的诗句：“我为你而生，因为你，我有了生命，我必为你而死，因为你，我奄奄一息。”这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动人的爱情宣言，却被用在一个被指控为女巫的十二岁女孩身上，诗歌成为跨越权力鸿沟的桥梁，也成为魔鬼现身的媒介，德劳拉在图书馆里感受到的栀子花香，是一种通感式的体验——香气、诗句、欲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最可怕的那种魔鬼”的完整图景。谢尔娃·玛利亚的成长轨迹同样充满了反叛的色彩，她在女奴的棚屋里长大，“还不会说话时就学会了跳舞”，同时掌握了三门非洲语言，这种多语能力在殖民语境中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她不属于单一的宗教体系，而是在天主教与约鲁巴教之间自由穿行，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对她的教育是一种混杂的文化传承：“在一门宗教里找不到的东西，她会在另一门宗教里找到。”德劳拉与谢尔娃·玛利亚的爱情在牢房中逐渐展开，这是一场德劳拉教她看书写字，带她欣赏诗歌，“盼望着那幸福的一天：他们获得自由，结为夫妻。”它既是爱情的表达，也是对殖民秩序的反抗，在一个禁止女性识字的时代，知识本身就是解放的工具，她梦见“白雪覆盖的原野”，怀抱“金色的葡萄”，这个梦境成为爱情最纯粹的象征。然而，这种爱情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存活。
“爱情和其他魔鬼”最终揭示了一种本体论的困境：我们无法将爱情与其他魔鬼分离，因为爱情总是已经包含了魔鬼的维度。德劳拉男人、诗人、神父的三重身份正是这种困境的具象化，他在每一种身份中都无法获得完整，只有在身份的转换与撕裂中，才能体验到爱的真实。谢尔娃·玛利亚的多语言能力与多宗教信仰，同样是一种身份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威胁着殖民秩序的稳定性，因此必须被监禁、被驱魔、被消灭。最后，“爱情魔鬼”把德劳拉送上宗教法庭，他被指控有异教徒嫌疑，最终被判在麻风病医院做护士；谢尔娃·玛利亚在等待中开始绝食，“这使她更像被魔鬼附体了”，而主教的最后一次驱魔是一场彻底的暴力：她的头被剃得精光，套上束缚衣，“以一种撒旦的凶猛面对主教，嘴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这种“恶魔化”的表演，实际上是谢尔娃·玛利亚最后的反抗——她用疯狂来对抗疯狂，用魔鬼的语言来嘲弄驱魔者的逻辑。
“五月二十九日这天，已经气息奄奄的她又一次梦见了那扇窗户，窗外是大雪覆盖的原野，那里没有卡耶塔诺·德劳拉，他再也不会出现在那儿了。”谢尔娃·玛利亚“两颗两颗地摘”葡萄，“为了把最后一颗吃进嘴中，她几乎喘不上气来”，这是梦境中的葡萄，它是圣餐的象征，是爱情的果实，也是生命的倒计时，当她“为爱死在了床上”，“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皮肤像初生的眼见着越长越长”，就像死亡之后还在长的头发，“二十二米又十一厘米长”是复生的象征，身体的复生最终超越了肉体的死亡，成为一种永恒的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爱的能力也不会被彻底根除——它只是转入地下，等待下一个春天。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76]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