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05《渡江侦察记》：我们该如何回去
“写影·1975”在2024年岁末的时候观影了9部电影，2025年年初又观影了7部，在新春之前总计观影16部，而当春节假期结束，随着“写影·1975”专题的成型，这一观影计划正式进入年度实施阶段。此前16部电影已经观影到了1975年三月上映的电影，但是在春节重新整理电影扩展了电影片目后，又重新回到了1975年1月，而新春第一部观影的电影是1975年1月1日上映的《渡江侦察记》，作为元旦“献礼片”，这也是一部关于“回去”的电影。
1月1日上映的电影至少有三部，一部是伯格曼的《魔笛》，一部是《渡江侦察记》，另一部则是中国香港罗维导演的恐怖片《心魔》，三部电影呈现三种风格，分别代表着西方电影、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如果说伯格曼的《魔笛》是对神话传说的演绎，《心魔》讲述的是鬼神恐怖故事，《渡江侦察记》则体现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史诗，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鬼怪故事，构成了1975年观影“回去”的三种层次，而处在特殊时期的《渡江侦察记》又在文本和故事演绎中体现着双重意义的“回去”，由此构筑了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一方面，故事讲述的是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的前夕的“侦察记”，解放军某部的连长李春林为了做好百万雄师渡江的准备，率领侦察班从江北来到江南进行侦查，这就是一次“回去”，因为就在四年前的1945年，他在江南的战场上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正是在江边遇见了父母被惨杀的渔家小姑娘刘四姐，救下刘四姐之后，李春林在刘四姐小船的护送下成功到达江北，临行前李春林握着给予赶回去报仇的刘四姐的手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从江南到江北，这是四年前的回忆，从江北到江南，这是四年后的现实，担负“渡江侦察”重任的李春林就是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回去”，当他率领队伍找到了收到敌人迫害的陈老爹一家，消除了他们的顾虑，期盼着人民解放军的陈老奶奶激动地握着李春林的手，李春林就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不对，我们回来了！”四年前的回去变成了四年后的回来，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江乃至解放全中国，这就是1949年的重任。“回来”是电影中连接时间的一种叙事，而实际上，“回去”也是电影本身甚至是那个时代对英雄主义的一种叙事方式。《渡江侦察记》在1954年就已经在全国上映，而在21年后的1975年，《渡江侦察记》以重拍的方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那么，时隔21年，经典的《渡江侦察记》为什么还要重新完成一次“回去”？
| 导演: 汤化达 / 汤晓丹 |
相隔21年的两部电影几乎是同样的故事，陈述在两部电影中扮演的都是敌情报处处长这一角色，而导演汤晓丹也是两部电影的导演，只不过1975年的导演除了他还有合作者汤化达。《渡江侦察记》的“回来”并不是从黑白到彩色的转变，也不是为了向老电影致敬，更不是要重新诠释主题，而是为了更好实践那个时代的文艺要求，据悉，那个十年“重拍”的电影有十部，除了《渡江侦察记》之外，还有《青松岭》《战洪图》《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万水千山》《年青的一代》等电影，在老电影基础上“重拍”的意义，就是以“三突出”的原则重塑英雄形象，使之成为一篇那个特殊时期政治电影的“范文”：反面人物不许出现特写镜头，演员要出生更好、政治上更牢靠的演员，特别是要避免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情节，于是，在修改了无数次之后，《渡江侦察记》终于在四年后“回来”。
李春林对十八岁的小马说：“要记住这阶级的仇恨。”首长对侦察班的指示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关怀着我们，江南人民在盼望着我们，全中国、全世界在注视着我们，军党委和全军战友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这次渡江侦察任务。”周长喜在执行任务时受伤，他在临死前交出了敌人炮兵部署图，并对李春林说：“我可以牺牲一切。”随后便忍痛撞向敌人卡车同归于尽，镜头是仰拍的青松；李春林拿着阅读的是《大众日报》，头版是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政治正确下的审美标准，这就是“三突出”中的英雄主义，这就是“回去”中的革命叙事，而时隔21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将李春林和刘四姐朦胧的爱情故事完全删除。
《渡江侦察记》宣传海报
在1954年和1975年的版本中，都有相同的画面：已经成为游击队的刘队长护送侦察班渡河，在岸边她用竹竿将小船推离河岸，然后撑住竹竿跃上小船，李春林看到这一幕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思索片刻才从这熟悉的动作和身影中认出刘队长就是四年前的那个渔家小姑娘，这次见面时对于四年前“一定会回来”的践诺，但是在这里两部电影却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叙事。1954版的电影中两人重逢后欣喜万分，刘队长知道李春林喜欢一种叫“三月红”的鲜花，于是悄悄采集了一些放在李春林的屋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告白，但是镜头语言分明在传递着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之后他们一起侦察，一起行动，一起战斗，在火与血的考验中内心的爱情之花也在默默绽放，而当侦察人物完成，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渡江战役，李春林将和大部队南下继续战斗，临行前对刘队长说：“我们就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又见面的。”而刘队长的回应就指向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感情，“不管时间多久，我一定会等你的。”没有海誓山盟，但是在画面语言中，在镜头表情里，爱情就已经成为两人的期盼，就像对革命的期盼一样。但是在1975年的版本中，没有“三月红”的鲜花，没有共同执行任务时暗生情愫，当然更没有“我一定会等你的”许诺，而是在百万雄师过江之后，在活捉了敌军张和情报处处长之后，电影便落幕——打出的是“剧终，1974年重新摄制”的字幕。
爱情线的去除当然是重拍的要求之一，所以1975年的电影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典范之作，但是这样的“回去”也成为了噩梦，当时的汤晓丹还处在“不敢乱说乱动”的状态中，他私下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公然提出来，只能按照要求修改，“那时候真是被折腾得受不了。折腾得受不了。”2003年已经83岁的另一位导演汤化达面对崔永元“口述历史”的采访时痛苦地回忆说。身心被折磨，但这部电影并没有成为新的经典，1974年在完成最后一个指令“芦苇再拍得好看一点”之后，电影终于在1975年1月1日全国上映，但是一年之后那个时代也结束了，这部重拍片被认为没有原版好，1954年的《渡江侦察记》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这部特殊时代诞生的电影也成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样本——或许，这才是上映50年后再次“回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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