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27《李斯佩克朵时刻》:真理的一击

—通电话结束了梦游:“那伊朗呢?”而我向它们投降。
——《生如橙子》
“那伊朗呢?”这是雷娜塔的疑问,也是雷娜塔的痛苦;这是埃莱娜·西苏的听到的声音,也是她想要远离的事件;这是李斯佩克朵的声音,也是她对于女性的态度。三个女人,三种声音,三种命运,将她们连在一起,所谓相遇,便是“李斯佩克朵时刻”的到来。
这是1978年10月12日,埃莱娜·西苏读到了李斯佩克朵的作品,这一刻便降临了,这似乎不是一个女作家与另一个女作家的偶然相遇,西苏将之称为“来到我身边”,从此这个时刻以一种声音唤醒的方式被铭记,“这声音不是找我的,它不写给任何人,它写给所有的女人,写给写作,用一种陌生的语言,我不讲这种语言,但我的心明白它,那沉默的话语在我生命的每一条血管里被转译成疯狂的血液,欢乐的血液。”声音从遥远的巴西传来,从一部作品的文字中传来,为什么它会被西苏定义为一种降临?为什么她不曾听到过?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故乡的声音”?为什么会激起疯狂和欢乐的血液?
这是声音的传奇,在西苏看来,身为一个女人,之所以迷恋声音是因为声音低哑、深邃,却又谨慎,“一种声音,它的第一道光遇上新生的心。”当女人说话,就是在提醒、在拯救,如灵巧的手指不是为了捕捉而言说,而是待在事物近旁,“宛如它们发光的影子,映照和保护这些始终如新生儿一样脆弱的事物。”声音是对事物的保护,是让事物不在脆弱中丧失自我,就像写作一样,写作的意义就是“为了用最细腻的照料去关怀生命的诞生”,它是温柔的,温柔就是为了与灵魂相遇,而灵魂从来都是需求着这温柔的声音和写作,于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声音唤醒了我们的心。”所以当李斯佩克朵的声音从遥远巴西的文本中降临到西苏的世界,它就是一种对灵魂的照应,就是对写作的唤醒,而之所以在1987年的那个时刻发生,是因为西苏在之前承受着写作的挣扎,承受着灵魂的炙烤。
“我的写作因天真、傲慢而有罪,因无辜而有罪,我独自承担这所有的罪;有时我审判它,有时我给自己定罪,我判它无罪,我为它正名。”她指责自己在进行着宗教式的写作,但是这种写作不是为了救赎,而是沉迷,是为了负罪而负罪,所以声音在她那里是一种害怕,害怕自己的声音,害怕鸟类的声音,害怕“向外部看”的呼唤,当声音寂灭,“一种写作找到了我,当我找不到我自己。”那就是一只橙子的命运,“你和女人们有什么共同点?你的手甚至不再能发现一只附近的、耐心的、可能的、静静躺在果盘里的橙子?”写作是发现独一无二的橙子,当写作只是写作,而不是在寻找关于女人的那只橙子,它消失在果盘里,于是,写作的手失去了善意,“不再能认出橙子的善意、这种水果的善意”,于是,写作与橙子分离,“不写橙子,不走向它,不呼唤它,不把它的汁水带至我的唇边。”
只有当李斯佩克朵的声音唤醒灵魂和写作,也就唤醒了橙子的善意,唤醒了橙子代表的写作,在西苏看来,橙子的写作意味着最初的写作,意味着瞬间的写作,而这就是女人的写作,为女人的写作,“对所有把思考水果这一需求作为一项人生任务的女人,我献上多汁的冥想果实。”可以说,西苏给“李斯佩克朵时刻”的命名就在于为原初的、瞬间的、女人的橙子命名,当这个时刻到来,它意味着关于女人的三天:不忘记橙子是一件事,想起橙子是另一件事,加入橙子则是另一件事,“至少需要三个时期,才能开始理解瞬间的无穷无尽。我已经在一只橙子周围生活了三天。”这三天是“对橙子的爱也是政治的”三天,是经历窒息的恐怖的三天,是危险的写作的三天,就像那句“那伊朗呢?”,如何在橙子的写作中回到现实,回到原初,回到瞬间,以及回到女人。
1978年10月12日,西苏读到了李斯佩克朵的小说,这对于西苏来说是真正确定的“李斯佩克朵时刻”,但是身为作者的李斯佩克朵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但是她留下了作品,那些小说就是李斯佩克朵的声音,就是李斯佩克朵的橙子,为什么大洋彼岸的巴西作家的声音会唤醒西苏的女性写作?会启动一个重要时刻?相遇而唤醒,唤醒而写作,这是女人和女人的对话:李斯佩克朵从乌克兰移居巴西,西苏从阿尔及利亚移民到法国,两人都离开故土来到新的世界,这是她们共同的声音,而这共同的声音除了出生和移居之外,还有她们都是犹太人,她们更是女人,所以橙子问题衍生的是更多的问题:“我是犹太人或者我是女人?我是犹太女人或者我是女人?我是女人?或者女儿?我是女人或者我重生为犹太人?”而在这些橙子问题中,“那伊朗呢”也不再是一个远离现实的问题,只有李斯佩克朵的时刻所具有的唤醒意义才能解答和女人有关的橙子问题,“前往起源的必要性。忘记源头的轻易性。被一个前往起源的潮湿的声音拯救的可能性。在故乡的声音里更进一步的必要性。”
| 编号:E38·2260120·2424 |
橙子就成为了迷恋源头却不害怕源头的象征,在西苏看来,“李斯佩克朵时刻”代表的是一种纯真,“这里有纯真。这里有克拉丽丝的光芒,那么近,但难以接近和触摸。”代表着两种勇气,“去往源头的勇气——去往自我的异乡;回来的勇气,回到她自身,几乎无我,不否认前进。”纯真的李斯佩克朵、勇敢的李斯佩克朵,在进行着关于橙子的写作,“她说出事物,事物们走向某人,走向我,走向女人们,燃烧着抵达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落在我们身上,被给予我们。”而当她的纯真和勇敢变成1978年的时刻,对于西苏来说,就是一次重生:这既是李斯佩克朵在写作中的重生,她走向了语言的底部,走到了沸腾的中心,然后用它自我命名、自我忘记,“仅仅保留一个声音、一个字母,并且自我重生,重生!”这种重生就是对女人的重新定义,“女人这个名字专属于那些为了揭示所有国家的橙子而支付代价的女人。”她让巴西的那块石头具有胚芽的条件,然后以“决定性沉默拥有无限的耐心去等它成熟”。
而当李斯佩克朵的时刻降临,李斯佩克朵的声音唤醒,李斯佩克朵的橙子在成熟,对于西苏来说,重生当然是自己身为女人以及写作的重生,李斯佩克朵的光照到了她,她将李斯佩克朵看做是“闪耀,超然”的天使,“这个夜晚,写作来到我身边——克拉丽丝,她天使的脚步来到我的房间。”她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她的光之声,真理的一击,出现在我的房间荒漠里。”仿佛是对一个神的膜拜,西苏完全将“李斯佩克朵时刻”看做是一次创世纪的诞生,天使降临,天国的门开启,“克拉丽丝的力量,她充满生机、新鲜感和温暖的空间,假定了女人,假定了鲜活的、原始的、完整的我们,在一切翻译存在之前。”所以实际上这篇充满了抒情力量的《生如橙子》完全是西苏对神化的李斯佩克朵的礼赞:她听到了来自天使的光之声,她感受到了“真理的一击”,她在光芒之中进入到了写作,她看到了李斯佩克朵第一张脸、第二张“非脸”和第三张揭示意义的脸;她找回了橙子的滋味,她重新理解了橙子,而这一切变成了李斯佩克朵的投射,“而我遇见了她,因为跟随着我所有的可能性,我就可以遇见她。”最重要的是,她完成了对于李斯佩克朵一切传奇的命名:她把与事物发亮的音乐相和谐的目光称为“克拉丽丝鸢尾”;她把箭矢、飞跃、豹子、着陆等相关运动的颜色看作是“李斯佩克朵橙”;她把周围的光称为“克拉丽丝闪电”……而且西苏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名字进行不同音节的拆分、组合,拼写出不同意义的单词:
克拉。丽丝李斯。丝李斯。李斯佩。克拉丝佩。克拉丽丝佩。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拉——丝佩克一朵——李斯——意丝李斯——以斯佩——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克拉丽丝佩克朵——克拉裸——李斯朵——笑——克拉笑——尊重——遵重——克拉遵重——冰——克拉李希队、噢克拉丽丝,你是你自己光的声音、鸢尾、目光、闪电、我们窗户周围的橙色的克拉丽丝闪电。
李斯佩克朵是一种力量,温柔女性的力量;李斯佩克朵是一种运动,广阔的星辰运动;李斯佩克朵是一种行动,涌向我们的神的行动;李斯佩克朵是一种爱,“她拯救生命的方式里有一万五千种爱。克拉丽丝。一个灵魂的源泉。记忆。具有令人陶醉的精确度的活的登记簿。”当然,在西苏看来,她更是在阅读女人、书写女人、定义女人中成为了鲜活的橙子,“如果你想在一只鲜活的橙子被再遮掩起来之前及时来到它身边,你必须不遗忘这一切:财富、贫穷、机会、可能性、风险、生活的条件、价格、每种水果的价格、苹果自由的代价、女性享乐的代价。工作。”
《生如橙子》是感性的、抒情的,甚至是神化的,它是一个看见了危险的女人找寻女人力量的过程,是自我重生中命名了重生的行动,而在西苏的另一篇文章《在一只苹果的启发下》,她将李斯佩克朵的写作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栖居,“目光坚韧、声音挣扎,写作是为了重新取出、挖掘、不忘却什么呢?活物,地球上我们的‘栖居处’中无法穷尽的奥秘。”这是作为哲学家的存在,甚至更像是让生命“敞开自身”的海德格尔命题,但是当她把李斯佩克朵看成是不可思议的女人,把她的写作看成是不可思议的写作,一种对比却无可避免的掉入了性别二元论的粗浅认识:“如果卡夫卡是女人。如果里尔克是一个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裔巴西女人。如果兰波当过母亲,如果他活到了五十岁。如果海德格尔能够不再是德国人,如果他写了尘世的小说。”卡夫卡不是女人,里尔克也不是犹太女人,兰波当然也没有当过母亲,海德格尔永远是德国人,这一些的假设都是无效的假设,西苏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对比中强化李斯佩克朵作为不可思议的女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写作,“卡夫卡是无法追上的,除非……是被她。”
不管是《生如橙子》还是《在一只苹果的启发下》,西苏都在进行着感性的水果叙事,《真理作者》中她也依然引用了自己作品《柠檬水,无穷无尽》中的那句德语,“柠檬水,一切如此无穷无尽。”这句卡夫卡生前写在纸上最后几句话中的某一个,似乎也是一种水果叙事,但是“柠檬水”的无穷无尽却是卡夫卡死亡之前的失语,“当时,他的喉咙灼痛,不再大声说话。一个句子从那个无法言说的地带来了,在那里,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最微小的、无穷尽的东西被说了出来,无声却明晰,我们无法轻快地向外界表达它们,因为它f门是如此脆弱,如此美丽。”在西苏看来,“无穷无尽”的无声和明晰,无法言说而被说出,正代表着李斯佩克朵的写作意义,“因为正是从死亡开始,也正是拜死亡所赐,我们才发现了生命的光辉。从死亡开始,我们想起了生命蕴含的宝藏、它所有生动的不幸和享受。”
《星辰时刻》是一首对死亡的恩典之歌,李斯佩克朵的签名成为了一个,摹本,作者成为一种保留,而这就是真理,“成为真正的作者就是待在保留之中。在旁边。文本并非毫无保留。它富含真理,但又隐晦。”真理在保留中显现,李斯佩克朵以一种“去除自我”“去除自私”的方式呈现着那个享乐主体,它是一种反抗“占有”的有,是“拥有我们拥有之物”,在《隐秘的幸福》中,童年故事就是一个“秘诀”,“关键不在于什么都不理解,而是不让自己受困于理解。”在《外国军团》中则是爱,“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记得,因为那是晚上,所以我伸出手,我救了一个孩子。”而在《G. H.受难曲》中,李斯佩克朵站在了死亡的“是”这一边,“只需要活着,活着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善。”
“这些文本不否认我们必须面对孤独,但同时也向我们伸出手,帮助我们进入仁慈的世界。”西苏在《真理作者》中对李斯佩克朵的作品进行了和水果叙事并不相同的解读,一种“是”的生命肯定,一种力比多的教育,每一种拥有之物的哲学,以及一个仁慈的世界,“作者是其作品的作品。作者是孩子,是父亲,以及(实际上是)母亲。”李斯佩克朵是作者,但是更是在一种人的普遍意义上写作,也许这也是西苏超越个体性“李斯佩克朵时刻”而发现的另一种意义:
多么遥远啊,一颗星星和我的距离,噢,多么不可思议的亲近,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从一个成年人到一个孩子,从一个作者到一个人物,多么难以捉摸的距离,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多么隐秘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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