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27《论来到观念的上帝》：为他人，并由此向上帝
这神曲说不好到底是在神殿还是剧院中上演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你是笑不出来的，因为邻人亲近了，也就是说因为邻人的脸临近了，邻人无防备的脆弱而赤裸的脸临近了。
——《上帝与哲学》
出自上帝的“神曲”响起，不是“最卓越的他人”的到来，不是一种存在的在场，所以既不在神学意义的神殿上演，也不在封闭于自身中的剧院上演，而且也不是以笑的意向性构建了对神曲的“瞄准”——上帝来了，上帝来到观念，“为他人，并由此向上帝！”而当上帝以邻人的方式亲近了，为什么是一张脸的亲近？为什么是一种赤裸的脸的亲近？
“来到观念的上帝”，在列维纳斯那里实际上就是“上帝来到观念”，他以某种转写的方式“命名”了上帝之来到：“来到观念的上帝”，一切都只是上帝的修饰词，但是“上帝来到观念”却变成了一种走在从动词到名词的路上的现在分词，它是过程，它是行进，它当然也是最后的结果，以一张“无防备而赤裸的脸”的临近进入到对他异性的亲近，就是他人一上来就以这张脸“要求于我”，这种要求和命令是经由上帝而实现的超越之结构，是对上帝观念本身的超越，是对某种被瞄准的意向性观念的超越，正是在他人的脸的要求、命令中完成的超越，上帝的到来变成了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并非相互关系的关系，是一种对邻人的爱、一种不带肉欲的对邻人的爱。”
很明显，列维纳斯通过“他人的脸”建立的观念，去除了被瞄准的意向性，也去除了责任求回报的路径，它成为了“无限之观念在我”，我和上帝的关系，就在我和他人的关系中来临于我，也就是在对邻人的责任中来临与我，“他人的脸”具有的诫命是一种他异性，于我而言并不知道来自何处，而且，我必须为他人负责，却不期望他人对我负责，在并非相互的关系中，意向性、自身的存在、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有限性都被超越了，经验被超越了，它在无限中变成观念本身，变成责任本身，变成爱本身，一句话：“无限唤醒了思。”而这就是“上帝来到观念”而奏响的神曲。
列维纳斯无疑建立的是“无限的观念”，无限之于有限，观念之于意识，“破出存在”之于“耽于存在”，列维纳斯很明确建立了超越背后的对立关系，而超越就是对于思的超越，在《前言》中列维纳斯指出，我们所要找寻的思不再被构建为“将思者链接向被思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思不是思者之思，也不是被思者之思，不是思者与被思者的关系，思必须取消意向对象，必须挣脱意识，建立在相关项的关系中的思是有限，是意识，是“耽于存在”，思的取消，思的挣脱，思的“破出存在”就是“不带有对一个存在者的控制”，也没有“对存在者的前摄”，“破出存在”的通行解释就是无私，就是公正，而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是“打破存在‘进而’从存在中出来”——这种“破出存在”对无私和公正的追求必然是对他者的责任，必定是在邻人的亲近中成为完全的他异性——即无限性。
“无限的观念”当然就是一种观念论，列维纳斯从观念论和意识形态、科学的关系中首先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被用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所以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它的危险性就在于变得比谬误推理更具渗透力也更顽固，同时，意识形态越来越被神秘化，甚至逻辑的力量也无法对之去神秘化，意识形态还出于一种本身并不自觉的意向，“神秘化会使得施行神秘化者也变得神秘。”在这样的背景下，伦理就变成了“纯粹的作伪”，成为了阶级间的斗争和阴谋诡计，成为了各种利益和各种妄想的集结地。而科学呢？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侵入的是“以人为探讨对象的认知”，当宣布“上帝之死”，就是让价值论臣属于欲望，就是将冲动变成欲望机器的一部分，所以科学主义的认识论不再赋予人的主体性以任何先验角色——列维纳斯以加加林的星际航行为例，当加加林宣称在天上并没有找到上帝，主体性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连地球都成为了去人化了的星球，这是科学的探索？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寓言，就如黑格尔所说：“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类推，以至无限。”所以这样一种无限是“坏的无限”，它出自一种没有被真正思过的“知性之思”，是将一切的他异性取消而成为“同者”。
| 编号：B83·2230105·1912 |
意识形态在意向中变得神秘化，科学主义建立了“坏的无限”，列维纳斯认为这就是一个没有正义的时代，而要“破出存在”就必须回到主体性，必须追寻人，这个“人”在列维纳斯那里就是“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是简单的他者，它是将“他人的独特性纳入到普遍性”之中的他者，是不能被还原为某一类中的一个个体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者就是具有他异性而不是一个处在我们能力辖区内的对象——列维纳斯给这个他者命名为“邻人”。他者的存在本质需要被打破，需要“破出存在”，在列维纳斯看来，便进入到他的核心理论中：打破不能还原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对他人的责任，“是对在其脸的赤裸性中、在其作为无产者的‘无—条件’中被接近的他人的责任，是对总是‘流离失所’的他人的责任……”赤裸的脸意味着对他人的责任不是在目的论意义上的，意味着是毫无防备和遮挡地暴露在面前的，这就是作为他人的他者，这不是一个在意向性的过程中被认识的形式，他的一张脸是无产者的赤裸，是赤贫，对他者的责任就是亲近，就是共通，就是超越，不求回报。
所以列维纳斯说：“观念论先于科学和意识形态。”这种“先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得到了阐述，胡塞尔认为当自身向着自身的在场，它带来的是一种同一性，同一性中苏醒就是把自己呈现给一个“在内在性中超越着的”自我，这种呈现是睡眠之后的苏醒，是苏醒之后的清醒，在现实的冲击中它所依赖的是对象的他异性，但是这种对象的他异性完成的依然是面向自我的同化，或者说，他异性其实是同一性。“仔细看来，睡眠只有相对于守夜才有意义，并且，睡眠在其自身中就带着苏醒这一潜能。”引用胡塞尔的这句话，列维纳斯明确指出，守夜不带意向性，它是从守夜这一状态本身中苏醒过来，是从同一性清醒过来而向着“比自身更深刻者”，也就是说，守夜在自身中又从自身中解放出来，它在超越中具有了主体性，更是在守夜本身的觉醒中建立了对他人的责任。
由此，存在论的框架被打碎了，主体从同者走向了他者对同者的唤醒，主体也从自己的同一性和自己的存在中醒了过来。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就是“破出存在”，就是对人的唤醒——当同一性被背弃，他者来临就是“邻人之邻近”。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外，列维纳斯还分析了恩斯特·布洛赫的死亡主题，布洛赫对人的探讨是从存在开始的，苦难和失意、经济剥削体中被压迫，这些都是人的存在论，人的存在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里变成了焦虑，所以布洛赫认为，存在和人之间的一致性需要在这种焦虑中得到平复，正义便赋予了这样一种目的，而这也是主体的主体性的凸显，在布洛赫看来，劳动就是获得正义、获得绝对尊严的唯一途经，“人正是作为劳动者才成为主体性的。”所以布洛赫的存在论不是通过意识到存在的意向性，而是通过实践，是实践制造出了存在，是实践的主体完成了作品，“最终，人的完成就与趋向自身完全确定的存在等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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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维纳斯：无限观念是挣脱出了意识的思 |
胡塞尔的“守夜”，布洛赫的“劳动”，都是在建立人的主体性，列维纳斯献给米盖尔·杜夫海纳的《从无忧的不足到新的意义》中，则从人的种种不足出发，引用了杜夫海纳的一个观点：“人对人是一项任务。”人的种种不足来源于一种创伤，那就是“人之存在化的有限性”，有限而不足，不足而行动，但是似乎只能通过自由意志，只能通过任务完成，而列维纳斯却找到了人之不足的新意义，那就是，人之不足和失败就是将人局限为自身的同一，局限为存在，局限为自身意识中的活动，所以真正要完成人对人的任务，就是要突破局限、突破有限，就是与世界、与稳固的大地、与在场、与存在化的告别，即进入到无限之中，“向上帝”之中，“人属于无限的示意本身。”
“为他人，并由此向上帝”，列维纳斯通过“内在性的破裂”论述了“观念先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观点，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建立“大写的理性”，布洛赫的死亡主题完成“大写的存在”，杜夫海纳劳动正义提出“大写的实践”，从而让他人成为他异性的邻人。当他人以一张脸的赤裸而亲邻，为他人而“向上帝”也便让“上帝来到观念”成为可能。上帝来到观念，“上帝的观念”又具有怎样的他异性和无限性？上帝是《圣经》中的上帝，是言说的上帝，是哲学里的上帝，而列维纳斯的上帝必然是思的上帝。要让上帝成为思的上帝，一样必须让上帝来到先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无限的观念”。首先，无限的观念是对于有限的观念的颠覆，有限便是自身的在场，就是意识，无限的观念冲破了关卡和检控，让所有外面者进入，先于在场、先于所有的在场、先于所有在意识中的起源的意义化得以显现，并且不穷尽自身，这便是无限。第二，列维纳斯认为无限观念不是对有限进行形式逻辑上的否定，无限观念是在思之中对有限的否定，无限之“无”是隐藏在意向性之后的主体的主体性，“无限唤醒了思。”它在异于存在中开掘出不能被满足的欲望，不能被同一化的欲望，而这欲望也成为破出存在的欲望——对善的欲望，由此无限性指向他异性，他异性唤醒亲近性，“这亲近性意味着对邻人的责任，甚至于达至对邻人的替代。”
所以主体性就是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是向他人的臣属，而这种他异性是对“共时性之综合的抵抗”，是对意向性的去除，而自我也不再是被人意指的存在，而是说“看，我在这里”的自我，列维纳斯说：“主体就是这消耗的场所，主体就是这发生，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善。”主体性也超越了神殿或剧院，“破出存在‘拆解了’主体的存在。所谓伦理，指的正是这个。”由此，列维纳斯进入到了伦理学维度，初版于《新交流》杂志第11期的《超越与恶》即是对观念伦理性的一种阐述。他以尼莫所坚持的“焦虑是恶的深层事件”的观点开篇，泥膜根据《约伯记》的力经典句子来表达焦虑的深读导致了肉体的痛，“在其肉体的尖锐性之中的焦虑正是一切社会性的苦恶之根，是人类一切的荒颓的根：羞辱、孤独及迫害。”列维纳斯认为，尼莫将焦虑与恶结合起来，恶就是世界的终结，但是这个终结也是一种超出，它导向存在之外，导向虚无之处，导向存在哲学家们的否定和焦虑都没有想到的“之外”：恶既不是一种方式，也不是一种种属，恶是一种过度：与正常和常规的决裂，与秩序、综合、世界的决裂，这种质性本质是“无处安身”，是拒绝与任何东西苟同，而这正是他异性的存在——过度就是超出，就是超越。
但是恶也是一个意向性的存在，因为我遭受恶就是恶在寻找我，在打击我，我是被恶瞄准的，在这意向性的恶中，那个施恶者就是对我施恶的你，而意向性中的你也为恶之后的善让出了位置，所以列维纳斯认为，这就是对恶的意向性的超越，“一位施痛苦的上帝，但也是作为一个你的上帝。”上帝施恶于我就是为了将我从世界中撕扯出来，以成为那唯一的和例外的，“作为一个灵魂”。恶作为过度是一种超越，恶作为意向也是超越，还有对恶的憎恶，由此也转向了我和善的联结，“对恶的经验也会是我们对善的等待——等待上帝之爱。”所以恶最终在神显中开放了对整个世界的超越运动，超越也在“上帝来到观念”中以他人之脸向我们显现：“脸使我的同一性的自足变成了成问题的，脸将我迫入朝向他人的无限责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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