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5《通往奴役之路》：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
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
——《引言》
因为制作博客题图需要更高清的封面图，在百度图片里搜索，却跳出来这样一行字：“抱歉，无更多相关图片。”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为什么图片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平台中却是一个空白？搜索引擎是不是自动在“通往奴役之路”上设置了访问的进口从而切断了这条“奴役之路”？还是互联网平台拥有更大的权力让搜索的自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是现实发生的偶然事件而已？当那场令哈耶克担忧的战争已经远去80多年，当战后的政治格局在嬗变和流变中发展，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早已在探索和实践的曲折道路上具有了多义性，这种搜索的过滤机制似乎还没有从1944年哈耶克所预言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历史的意义是在回望中进入未知的境域，而实际上当1944年的哈耶克指出历史“不是历史”的时候，回望的意义并不是和现实隔绝，因为“历史正在进行”：正在进行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制造的欧洲战争，是战争会导向何种方向的担忧，更是英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会走上何种道路的危险，当一切正在进行，并且以“历史”已经显明的方式渗透到现实，它就不再是历史，而对未知境域的判断也不再是一种预言，这是基于经验和兴趣的结合而做出的揭示，它同样在“正在进行”的当下，“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在1943年的序言中，哈耶克说，自己将更能胜任、从长计议更重要的事“搁置在一边”，将自己倾向向往的学术工作中断，就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正在进行的历史中的一员，他具有的使命感无法让自己缄口不言，更不能让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者所操纵。”——如果经济学家真的被战争机器所吸纳，那么历史真的变成了只能作为教训的历史，担忧真的会变成逃避式的沉默，危机也就真的会演变为一场溃败。
公共舆论不被那些居心叵测者操纵，经济学家不会战争机器吸纳，历史不再是重蹈覆辙的代名词，至少在哈耶克看来，自己的发声也是一种警告甚至是拯救，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不走德国法西斯那条路，甚至在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上也可以放弃这条危险之路，所以从历史中避免危险并在正在进行的现实中扭转方向，就需要看到一种“真理”：不是因为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质，极权主义也不是德国特有的因素，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社会主义观点流行所致，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哈耶克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警告，就在于他认为世界的现状是我们自身错误的结果，而这一错误就在于放弃了他所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放弃了个人主义，“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被离弃的道路”，而这不仅仅是道路被放弃：放弃的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更是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基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更是从一拉丝模和蒙田、西塞罗和塔西佗、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继承下来的基本个人主义——放弃的是西方传统甚至是西方文明中最显著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哈耶克看来，西方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是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当个人从他从事日常生活的束缚、习惯和羁绊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社会发展有了总方向：个人主义带来了自由主义，而经济自由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划和预见布道的副产品”，它还带来的科学的惊人发展，安排事务时更多运用了自发的社会力量，对于改善命运具有了更多的信心。无疑，在哈耶克看来，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而自由主义从来不是静止的教条，在正在进行的历史中，我们更需要在“被离弃的道路”中返回，重新认识和重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信条。
但是为什么个人主义被误解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自由主义的成功为什么又是它衰退的原因？反过来当社会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坚持的信条，它恰恰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源，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而和自由力量联系起来，但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被承诺的“新自由”，因为它在本质上摆脱了必然性，是从环境的强制中得到的解放——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匱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只不过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对于新自由的要求，所谓的进步派人士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
| 编号：W53·2260210·2425 |
当哈耶克把对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解看成是“被离弃的道路”，把社会主义的“新自由”看成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乌托邦，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本质差别？为什么会导致一次次的选择混乱？“这种混乱指的正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了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毋宁说，这是一种社会主义，不如说它就是和个人主义相对的集体主义，“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需要的是一种对经济生活的“军队化”制度，它体现的是集中管理，计划是其中的一种制度，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则是竞争，竞争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协调，它排除了对经济生活进行某种强制性干预，但依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需要交易调节的法律框架。所以集中管理的计划和竞争，两者如果都不是完全的，也都将成为拙劣的、无效率的工具，另一方面，只有当为了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来反对竞争，两者才能结合起来——哈耶克所批评的计划就是那种反对竞争甚至取消竞争的计划。
为什么会出现反对竞争的计划？哈耶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制造了一个神话：技术的发展导致竞争被消除了，这种发展的表现形式就是垄断，当垄断出现，竞争必将走向没落，而技术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而正是在竞争被消除之后，需要一种“不可避免”的计划，在这里哈耶克震耳发聩指出，“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也正因为思想的问题，计划反而具有了“不可避免性”，竞争才在技术发展和垄断面前被消除，分工和分权之上的自由才被破坏，“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不过一步之遥。”所以哈耶克重提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将选择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重要的就是解决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它是实践的、制度的、正在进行的现实问题。
在《民主与计划》一章中，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共同目标，它表达为公共利益、普遍福利或普遍利益，通过计划而达到这一共同目标是不是民主？哈耶克认为，共同目标全面但只不过是单一性的目标，“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它无法构成全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只不过是计划目标缺乏真正一致的掩饰，更没有个人的选择和意愿，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但是在没有想去的地点上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不得不进行一次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做的旅行。所谓的民主议会也是如此，将权力赋予它只会导致机构的无能为力，控制的可能性只限于某些领域而其他领域只能听凭运气，这反而成为了民主的代价，甚至，“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哈耶克拒绝将民主供为神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使用装置，如果要通过集中计划创造民主，它走向的不是民主而是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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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克：我们必须再次尝试 |
同样，计划不会给随心所欲的人提供机会，而是要在人民的实际需要出现时给他们有意识的选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社会主义中只是形式规则，“形式规则事先告诉人们在某种情况下，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这种规则用一般性的措词加以限定，而不考虑时间、地点和特定的人。”形式规则只是工具性的，它无法遵循法治这一原则，“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法治的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原则，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它不是提供权力而是限制权力，它不是为了立法而是限制立法——法治不是政府是否就具有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当希特勒以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他当然是合法的，但是那纳粹的极权主义却是对法治的完全破坏，相反，对立法权力的先知，才能承认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可不侵犯的人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才能得到保障。
同样，当计划实现了对经济的控制，按照贝洛克的说法，“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这也意味着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而真正要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乃是我们自己。”只有在竞争性的社会中，当某一个人无法满足我们的愿望时，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从而有了选择的自由，相反，在垄断者面前，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唯命是从。而在实现公平的目标面前，看起来国家权力取消了私人财产权而更加公平，但是当所有人的权利转移给拥有权力的国家，国家就置于了其行动必须决定其他一切收入的地位，只有国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不仅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将转变为政治问题，而且这种所谓的平等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没有竞争，也没有真正的正义——同样，当利益具有单一性，教育也变得单一，世界观是共同的，价值标准的明确的，没有了对人尊重的道德，没有了基于理性的真理：
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使其成员不受其他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组织社会“细胞”和设置装置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也就是他们。
所以在廓清了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权力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教育、宣传的本质之后，哈耶克认为这是用强力实现了“少数迫使多数保留少数所享有的自由”，甚至“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当然不会拥有属于自己正当的自由。而奴役的反面就是文明，“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奴役的反面也是道德，只有当我们对自己负责并有牺牲它们的自由时才有道德价值。所以，独立、自力更生、自愿担当风险、坚持自己的信仰、与邻人资自愿合作，才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美的，才是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也正是基建于个人主义上的自由主义，哈耶克在正在进行的历史中，对并不未知的未来做出了展望。
不能走组织军队化、权力集中化、利益单一化、目标齐一化的集体主义道理，那是一条通往纳粹德国一样的极权主义道路，是奴役之路，这是他对英国道路选择提出的警告，而在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的世界，他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国际秩序”，要实现持久和平，避免各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当然不能像单个国家治理那样走计划之路，也决不能把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手里，而是要赋予这样一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能够制衡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并在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能保证公平；它无权指挥不同民族的行动，但必须制止他们损害其他民族的行动；它拥有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而且必须由法制来限制……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无疑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外延，每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国与国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协调，它的权力是一种制约的权力而不是计划的权力，而每个国家则拥有竞争的自由：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国际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级国家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行暴政。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
提出“自由人的国家共同体”也许是哈耶克在战争这个危险时期对建立联盟关系的急切期盼，有很大的战时考虑，但是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就有很多乌托邦思想，如果要建立一个具有更高政治权力的国际机构，那么谁来赋权？如果不要这个国际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力，谁又来限制？而且哈耶克为了避免这个国际机构的中央集权，竟然提出“我们不应该大规模地重建文明”——先换来和平再说，文明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有重建的可能。当然，对于国际秩序的展望还是着眼于一种大同思想，一种基于自由的大同思想，它的最终目标还是回到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个美好世界：“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次尝试。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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