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9《卡夫卡日记》：对身体之未来的绝望
但除此之外，我还是我自己，放下笔、打开窗户的这个我或许是我敌对者最好的助手。因为我低估了自己，这已然是一种对他者的高估，再说我确实也高估了他们。更别提我还在自我伤害呢。
——1910·异文
封面的设计是别具一格、别出心裁的：几乎一半的纸呈现出被烧焦的状态，不规则烧痕呈现的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得以保留，一半则损坏不见；可见的一半是《卡夫卡日记》的书名，和书名上停着的一只黑鸟，烧毁的一半位置却是夹着的一张黑色的纸；黑色的纸上是日记中摘录的句子，字号大小不一，最大号的字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其次是“我宁可在自己的圈子里挨揍”，这句话来自卡夫卡一九一〇年未标明日期的记录，完整的句子是：“比起在圈子之外揍人，我宁可在自己的圈子挨揍，可这见鬼的圈子究竟在哪里？”再小一点字号的句子是：“一个不写日记的人对日记的立场是错误的”，这句话是卡夫卡1911年9月29日阅读《歌德日记》时写下的，除此之外，引用的句子大都是副卡夫卡在写和不写之间的灵魂拷问，是1912年8月15日“一事无成的一天”是1912年7月9日的“那么长时间一点没写。明天开始写”是1914年2月16日的“一事无成的一天”，是1921年10月15日的一句话：“我是否还有写出某一类日记的能力？无论如何，这将是另一种日记，倒不如说，它会自我隐藏，根本就没有日记了。”
将卡夫卡日记中徘徊在写与不写的挣扎提取出来，把卡夫卡关于摧毁、错误、挨揍的矛盾摘录下来，将卡夫卡日记设计成被烧毁的样子，的确在图书编辑中这一点富有创意，它似乎表明了卡夫卡在记录和摧毁、书写和消解之间的永恒矛盾，以一半一半的分解方式呈现出来是具象的、直接的，也是富有隐喻的，但是当把黑色的海报翻至反面，漫画的卡夫卡站在那里，言说的区域却是一片空白，区域的上方表明了言说的不可言说：“让卡夫卡成为你真正的嘴替”。设计的别具一格和别出心裁原来在反面注解了别有用心：让卡夫卡的日记变成你的“嘴替”，让你不敢说的话通过卡夫卡的日记传达，是不是这些“嘴替”就是正面黑色中摘录的那些话：想写却没有写，没有写却要明天开始写，明天写的计划又被没有写所否定，于是在这种不断重复中，它变成了另一种日记，变成了在自我隐藏中“根本就没有日记了”。
设计有着太多创意，但是这些创意在变成“你真正的嘴替”中被消费了，甚至被娱乐化了，而这种对卡夫卡日记的态度似乎也让这本本应呈现作家痛苦心路历程的日记变成了被烧焦的半页纸：卡夫卡不是嘴替，卡夫卡“一事无成”不是无聊和虚度，卡夫卡的坚持与放弃背后不是游戏人生，只有跳过这花里胡哨的封面，真正进入到卡夫卡的日记世界里，才能看到既想自我隐藏又想表露心迹、既感觉到自己被摧毁又在自我摧毁的卡夫卡的真正内心。卡夫卡为什么要写日记？马克斯·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卡夫卡开始记日记，而这本日记就像卡夫卡的那些著作一样，也是布罗德违背卡夫卡遗愿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的，虽然只有1910年至1923年的日记，但呈现了卡夫卡在这一人生重要阶段在生活、思想和创作等方面的痛苦与挣扎、希望与绝望，而开篇的“一九一〇年”大致呈现了卡夫卡日记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敏感性、矛盾性和虚无感。
“火车驶过的时候，旁观者愣住了。”没有标注记录的具体时间，从火车驶过开始，从旁观者愣住进入，日记更多具有沉思和虚构的特质，在这篇日记里，卡夫卡写到了黑暗的森林，“森林还在那里吗？森林定然还在那里。可我的目光方移开十步，我就放弃了，又被困入无聊的对话。”写到了请舞者艾杜尔多娃跳查尔达什的梦境，“她脸庞中央，额头下缘与下巴间有一道宽阔的阴影或光线。”写到了自己一天里对着旁人说出的“放肆的言行”，他检讨自己放肆无礼，但又感觉到自己的痛苦，于是就有了被引用的那句“宁可在圈子里挨揍”。这一段没有标注日期的文字更像是卡夫卡对日记本身的一种背离，而这种背离就像他笔下黑暗的森林、潮湿的泥土、舞者艾杜尔多娃一样，他用梦境构造了现实之外的世界，之所以取消日期、构建梦境，恰恰就是一种“绝望”，“我写下这些，必定是出于对自己身体、对这具身体之未来的绝望。”因为绝望而写下，更是因为写下而更加绝望，这无疑提供了卡夫卡日记的一个进口：站在当下，看见的是对未来的绝望，写下梦境，感受的是身体带来的绝望，那么日记是不是和梦境一样，可以消融“对自己身体、对这具身体之未来的绝望”？
| 编号：E38·2260505·2489 |
为什么会有对“身体之未来的绝望”？为什么要用日记来化解对这种绝望的焦虑？和他人发生言行上的矛盾然后放肆无礼，这是卡夫卡面对他者的一种态度，他者无疑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当卡夫卡界定了自己的行为是放肆无礼的，也就是按照当下的、现实的、他者的、身体的标准做出的评价，“瞧，世人被你打败了，你离开的时候，售票员和被引荐给你的人心平气和，后者还与你道了别。”但是这种胜利毫无意义，这种标准无疑将引向那个“未来的绝望”，因为这意味着自己背离了自己，“即便在我的同伴面前，我也把这种放肆当作一种必须为之的放肆，当作正确的表情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赋予“放肆的言行”合理化之后，他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挨揍的圈子里，返回内心，面对绝望，书写心情，记录生活，“我终于有了再次和自己对话的念头。”而这也意味着他正式开启日记的记录方式，以另一方式返回到对自己、对身体、对未来的绝望之中，于是自我仿佛被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主体：一个是拥有绝望身体的自己，身体仿佛已经成为了不受控制的他者，仿佛是自己的敌对者，而另一个是看见了身体只未来绝望的自己，是日记中的对话者，是“放下笔、打开窗户”的自己，甚至是自我伤害的自己，于是两个自己在日记这种特殊的文本中完成了卡夫卡对自我的书写，“只有这样，我才可能保留些许力量，去体悟自己青年时代受到的损害，进而将其遗忘，进而对过去的各方各面提出责难，最后为自己储下剩余的力量。”
卡夫卡的身体首先是当下的、现实的、具身的，它被具体的时间、空间和事件所锚定，它是“超负荷工作”的突然瘫倒，是记录的“无眠之夜”，是家庭关系中矛盾和纠葛，1911年10月31日，卡夫卡记下了父亲对马克斯·布罗德的侮辱：“万一父亲又说我是个坏儿子该怎么办……”父亲的言语暴力不仅针对卡夫卡的朋友，更是通过朋友间接刺向卡夫卡自身，“坏儿子”的身份认定成为卡夫卡身体的一部分，内化为一种无法摆脱的自我认知。而在1911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中午，父亲责备我没有照看好工厂。我解释说，我参与其中，是因为我希望获得利润，但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我就不能去工厂帮忙。父亲继续斥责，我站在窗边，一言不发。”站在窗边一言不发的卡夫卡，身体僵硬如石，这种沉默是身体在暴力面前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1911年12月19日与母亲关于孩子与婚姻的谈话，则让卡夫卡“第一次明显地察觉，母亲对我的想象是多么幼稚、不切实际。”母亲眼中的“健康年轻人”与卡夫卡自我感知的病态身体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种认知的错位本身就是一种身体的暴力。
卡夫卡对身体的敏感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的自我审视，“我害怕镜子，因为我觉得，它们照出了我难以避免的丑陋，而且还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这份丑陋，因为如果我真的长成那样，肯定会引起更大的轰动。”镜子在此成为身体焦虑的放大器，它既揭示了丑陋，又隐藏了更深层的不堪。1912年3月18日的日记则更加极端：“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很聪明，因为我随时都准备去死，但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处理完了所有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我一点都没做，也不可能奢望去做。”身体的存在与死亡的可能性在此被并置，“随时准备去死”不是勇敢的宣言，而是对身体无能的绝望认知，1913年5月3日那句简短的“我内在存在可怕的不稳定性”，以及1913年12月4日对“年纪轻轻便殒命，甚至是自杀”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卡夫卡的身体是一个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崩塌的结构，它的未来不是健康的延续，而是绝望的终结。
卡夫卡身体的具身性还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他记录了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平静而荒诞地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一下午去游泳学校。”战争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日常活动并置，身体在历史的洪流中继续着它的私人节奏。然而身体的平静是表面的，1914年8月6日，他记录了布拉格街头的爱国游行：“我带着凶恶的眼神站在一旁。这些游行是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伴随症状之一。”卡夫卡的身体在人群中保持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1915年11月5日，他甚至陷入了购买战争债券的狂热计算中：“下午的兴奋状态。始于考虑是否应该购买、购兴多少战争债券。”这种看似理性的经济行为背后，是身体对战争的一种间接参与，“我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战争”——通过购买债券，身体被卷入了它无法理解的宏大叙事。1916年5月11日，他甚至声称“我要去服兵役，顺从这个压抑了两年的愿望”，但紧接着又承认“这一切都是谎言的延续”。
卡夫卡的身体还意味着欲望，而欲望最直接的投射对象是女性，然而卡夫卡对女性的关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悖论：他一方面被女性的身体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吸引转化为对穿着的细致观察，仿佛通过关注衣物可以超越赤裸裸的肉体欲望，寻找一种更为安全的归宿感，他遇到在露天咖啡馆邻桌的女人，他在文策尔广场遇见女孩，他对R.关注，几乎对女性的关注都聚焦于衣物：“肥胖亲切的R.身穿秋装，我们只见过她穿夏日衬衣和蓝色薄外套时的模样，毕竟一个外貌并非完全无瑕的女孩这么穿比不穿还让人不愉快。”而“事后，我觉得对她有了一丝小小的悸动。而当我思考原因的时候，我总是只得告诉自己：因为她穿得如此暖和。”“穿得如此暖和”成为欲望的对象，温暖的衣服替代了温暖的肉体，这种替代不是压抑，而是一种转化，卡夫卡通过衣物的温暖来想象一种安全的、不具威胁性的亲密关系，衣物成为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缓冲地带，是欲望得以栖息又不至于灼伤自己的庇护所。
1911年11月1日，与克鲁格夫人的告别场景将这种衣物美学推向了极致：“她靠在丈夫身上时，丈夫有时候只把她的右肩留在窗边，压着她的裙子和蓬松的大衣，她尽力以此给我留下一个空虚的标志。”“她一定相信自己被我爱着，她也确实被我所爱，而她用这样的眼神给了我唯一的满足。”克鲁格夫人的“裙子”和“蓬松的大衣”构成了一个被观看的景观，她在衣物中的姿态成为一种“空虚的标志”，这种空虚恰恰是卡夫卡欲望的投射对象，他爱的不是具体的女性身体，而是女性在衣物包裹下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姿态。1912年3月22日，他对G.F.的观察同样细致入微：“她向来戴一顶猎人似的帽子，穿一身猎人似的衣服。还有她脸上那种深绿色的光泽。顺脸颊而下的发丝似乎与沿脸颊生长的新头发融为一体，总的来说，像一层淡淡毛发的光辉，笼罩着完全垂入黑暗的面庞。”“猎人似的帽子”和“猎人似的衣服”将女性身体包裹进一种中性的、甚至带有男性气质的装束中，这种装束既吸引又拒斥，成为卡夫卡欲望的特殊对象。
从对女性身体的欲望投射延伸出去，卡夫卡在日记中探讨了更深层的身份问题：犹太性，犹太性对于卡夫卡而言，是另一种具身性的表达，它不是抽象的民族认同，而是与身体、语言、教育、社会处境紧密纠缠的存在方式。1911年3月26日，他在观看《犹太女人》后写道：“我们现在几乎已经习惯，在西欧的短篇小说里，只要他们想把一些犹太人群体包括进去，就立刻会在叙事内或叙事外寻找且找到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对“解决方案”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将犹太性简化为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的抗拒，犹太性在卡夫卡看来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与生俱来的身体标记。1911年11月1日，他开始“贪婪而快乐地阅读格雷茨的《犹太教历史》”，但阅读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我对这本书的渴望远远超出了我的阅读范畴，所以一开始对我来说，它比我想象的还要陌生，我不得不时不时停下来，以休息重拾自己的犹太性。”“重拾自己的犹太性”意味着犹太性是一种需要被不断找回、不断确认的东西，它不像身体那样始终在场，而是像语言一样需要被重新习得，这种习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具身化的实践。1911年12月25日，他通过洛维了解到华沙犹太文学的状况，并总结了文学的诸多优点：“精神的活动，将外部生活中往往不活跃、总是支离破碎的民族意识凝聚起来的齐心合力，该民族通过文学为了自己对抗敌对环境时获得的自豪与支持……对从事文学活动之人产生的尊重……将文学事件纳入政治关注。”文学在此成为犹太性的一种具身化表达，它不是抽象的民族主义，而是“精神的活动”，是通过书写将“支离破碎的民族意识”凝聚起来的身体性劳动。
对身体的思考，无论是从现实意义、欲望隐喻，还是犹太性问题出发，在卡夫卡的日记中都呈现出悲观与矛盾的双重色调，这就是“对身体之未来的绝望”，1917年9月19日，他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和平年代你庸庸碌碌，战争年代你流血而死。”身体的命运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没有任何出路，“庸庸碌碌”与“流血而死”是身体之未来的两种等价形式，都是绝望的不同面向。1921年10月21日，这种绝望达到了顶点：“一切都是幻想，家庭、办公室、朋友、街道，全都是幻想，更远或更近的是女人。但最接近的真实只是：你把头紧贴在无窗无门的牢房墙壁上。”身体最终被囚禁在“无窗无门的牢房”中，这个牢房不是外部的监狱，而是身体自身，身体的未来就是在这牢房中逐渐耗尽、逐渐熄灭。为了解决这种对身体之未来的绝望，卡夫卡记下了日记，而日记在卡夫卡那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日记是对现实生活的记录，这是一种身体书写的日记，它将身体的痛苦、欲望、矛盾、绝望铭刻在纸上，使身体获得了一种文字的替代性存在。
1911年12月23日，卡夫卡总结了“写日记的一个好处”：“在日记中存在相应的证据，哪怕你处在如今看来难以忍受的状态，你依然在生活，在环顾四周，写下你的观察。”日记成为身体变化的证据库，它证明身体即使在“难以忍受的状态”下依然在“生活”，这种证明本身就是一种对抗绝望的方式，1910年12月16日，卡夫卡宣告：“我再也不放下这本日记了。我必须在这里坚守住自己，因为我只能在这里这么做。”“在这里”指的是日记的文字空间，身体只能在日记中“坚守住自己”，这意味着身体在现实中的漂泊无依，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获得暂时的锚定。而在1912年2月25日，他给自己下达了写作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好好记日记！规律地写作！不要放弃，即使救赎没有到来，我也希望我每时每刻都能配得上它。”“配得上救赎”是一种身体的姿态，即使救赎永不到来，写作本身也成为一种身体的修行，一种在绝望中保持尊严的方式。
另一方面，日记也是写作，而写作抵达的是文学。在卡夫卡看来，文学是精神的活动，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是对犹太身份问题提供方案的可能途径。1911年12月25日，他在日记中总结了犹太文学的优点，其中提到“精神的活动”“将外部生活中往往不活跃、总是支离破碎的民族意识凝聚起来的齐心合力”“该民族通过文学为了自己对抗敌对环境时获得的自豪与支持”“将文学事件纳入政治关注”，这些表述将文学提升到了一种集体性的、政治性的高度，文学不再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对抗“敌对环境”的武器，写作在此成为一种身体的转化机制，它将身体中分散在各种欲望中的能量集中起来，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创造力量，这种转化既是身体的自我消耗，也是身体的自我超越。1917年9月25日，他写道：“只有当我能把世界提升到纯粹、真实、恒久的程度时，才能得到幸福。”把世界提升到纯粹、真实、恒久的程度是文学对现实的超越，也是精神对身体的超越，身体在现实中的痛苦可以通过文学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真实、恒久”的存在，这种转化就是卡夫卡通过写作对抗身体之未来绝望的核心机制。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痕迹，这些痕迹展示了写作如何从身体的痛苦中生长出来，1912年9月23日，他记录了《判决》的诞生：“《判决》这个故事是我在二十二日晚上到二十三日早上一口气写完的，我从晚上十点一直写到了早上六点。我几乎无法把因写作而变得僵硬的双腿从桌子下面拉出来。”1914年1月19日，他对《变形记》进行了自我批评：“在办公室里，恐惧与自信交替出现。不然我还要更有信心。对《变形记》极为抵触。读不下去的结尾。几乎是根本上的不完美。”1914年8月15日，他开始了《审判》的创作：“几天来我一直在写作，希望能保持下去。我不像两年前那样，如此提防着爬进工作中，如今不这样了，但我至少取得了意义，我规律、空虚、疯狂的单身汉生活有了一个理由。我可以再次与自己对谈，而不是就这么瞪着完全的空虚。”1915年9月30日，他将两部小说的结局并置：“罗斯曼和K.，无罪者和有罪者，最后两人都被无差别地以惩罚的方式处死了，无罪者与其说是被打倒，倒不如说是被更为轻柔的手推到了旁边。”这种对作品的总结性思考，显示了文学在卡夫卡心中如何成为理解身体命运的框架，无论是“无罪者”还是“有罪者”，身体最终都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文学只是让这种命运变得可理解、可叙述。
然而，一方面是身体性的日记记录，一方面是精神性的文学创作，它们呈现的也是一种深刻的矛盾性，精神一方面是对身体的抗拒，试图通过写作超越身体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对身体的延伸，写作本身就是身体的一种活动，是身体能量的一种转化形式。这种双重性尤其表现在卡夫卡对待婚姻的态度上，1913年7月3日，卡夫卡写下了一句充满矛盾的话：“通过婚姻提升、拓宽生命。讲道。可我几乎是怀疑的。”1913年7月21日，他“整理了所有赞同与反对我婚姻的观点”，这是一场在日记中展开的自我辩论，身体的欲望与精神的抗拒在纸上交锋，赞同婚姻的理由包括“对独自承受生活的无能”“通过婚姻提升、拓宽生命”，反对的理由则包括“我必须经常独处。我取得的只是独自获得的成功”“我厌恶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谈话（即便与文学有关）让我厌烦”“对结合的恐惧，对流逝的恐惧。然后我就再也不会独自一人了”。这些观点的整理显示了身体与精神的不可调和：婚姻代表着身体的归宿、社会的认可、生活的稳定，而这些恰恰是精神的对立面，精神需要孤独、需要与文学相关的一切、需要不被打扰的独处。
卡夫卡与F.的关系成为这种矛盾最集中的体现，1913年8月13日，他写道：“现在，或许一切都结束了，我昨天的信是最后一封。无论如何，这大概才是正确的。我将承受的痛苦，她将承受的痛苦，都无法与将要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较。”结束与F.的关系是为了避免“共同的痛苦”，但这种结束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身体在分离中承受着双重的折磨；1913年8月14日，他进一步思考了婚姻中的身体问题：“交媾是之于在一起的幸福的惩罚。尽可能过着禁欲的生活，单身汉都比不上我，这是我忍受婚姻的唯一可能。”“禁欲”成为卡夫卡想象婚姻的唯一方式，这意味着身体欲望必须被彻底压制，婚姻才能成为可能，但这种被压制的婚姻还是婚姻吗？1913年8月15日，痛苦达到了顶点：“临近早晨，在床上痛苦不堪。唯一的解决方法看来只有跳窗。”身体的痛苦在此转化为自杀的冲动，“跳窗”成为身体逃离矛盾的唯一出口。1914年3月9日，他总结道：“普遍的论证：我迷失在F.身上了。”“迷失”是身体在欲望与抗拒之间的失重状态，是身体找不到方向的漂泊。
然而，卡夫卡无法彻底放弃F.，因为F.代表着身体对归属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精神无法完全压制的；1914年5月29日，他去柏林见F.，“我感觉到的是紧张的团结，还是真正可靠的团结？那会是什么呀！”这种对“团结”的质疑，是对身体能否与他人真正结合的怀疑。1914年6月6日，他从柏林回来，“束缚得像个罪犯。……我的婚约就是如此，所有人都努力让我活下去，因为实在忍不了我这段时间的样子。”婚约成为“锁链”，身体在婚姻的承诺中被囚禁，这种囚禁比单身生活的“空虚”更加难以忍受。1916年7月6日，他终于得出了结论，但这个结论依然是矛盾的：“不幸的夜晚。不可能和F.一起生活。无法忍受与任何人一起生活。对此不遗憾；遗憾的是不可能不保持单身。”“不可能和F.一起生活”与“不可能不保持单身”构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逻辑死结，身体在婚姻与单身之间找不到第三条路。
卡夫卡的一生都没有解决好这种矛盾，或者对于卡夫卡来说，这种矛盾本身就是和身体有关又想逃离身体的写作，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写下了最后一则日记：“可怕的濒死时刻，难以计数，几乎没间断过。散步，夜晚，白天，对什么都力不能及，除了疼痛。”“对什么都力不能及，除了疼痛。”身体最终缩减为纯粹的疼痛，疼痛成为身体唯一能够“及”的东西，这是身体之未来绝望的最终形态。然而，即使在最后的绝望中，卡夫卡依然没有放弃书写。“每一个词都在灵魂手中翻转——这种手的摆荡是它们特有的动作——变成回刺说话者的矛。像这样特别的一句话。就这样成为无限。唯一的慰藉是：无论你想不想，它都会发生。而你想要的东西对你的帮助微乎其微。比慰藉更重要的是：你也有武器。”书写就是身体在绝望中锻造的武器，它既刺向自我，也刺向虚无，在“成为无限”的过程中，身体的有限性被暂时超越。
卡夫卡日记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具体的、矛盾的、真实的卡夫卡，透过日记能够管窥卡夫卡的心路历程，它是身体性的记录，是精神性的写作，是摆脱身体束缚的自由，也是被身体囚禁的痛苦，它是生命虚无的体现，也是人生意义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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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亚细亚吹来“韩”冷的风
顾后：大海啊，全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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