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9《悲欢的形体》：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自传》
九十年代必定是回望，当人的一生将被定格在最后时刻，去日无多不免有诸多的感慨，而对于冯至来说，写下这几乎是最后的《自传》，也就把人生看成了一个成型的文本，但是纠结处在于：这一生到底是应该肯定的，还是有着太多否定和被否定的东西？
肯定和否定，本身的矛盾性是一种自我定义的尴尬，但是对于冯至来说，自我定义的背后却有着无法主宰的力量。九十年代之前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前是七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三十年代和二十年代，每一个年代似乎总有不同的主题，冯至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之后的十年否定这之前的十年，在一种否定里，主体是“我”，但是这是站在一个诗人和学者的角度说的，但是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却不再是自我定义，那么，那个那“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的人到底是谁？
还有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也不再是自我定义，在缺少了“我”的时代里，把一切都说成错的人，悔恨否定事物那么多的人，以及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的人，是不是都是我之外的存在，一种在隐秘处的主体，冯至没有说出，而在这不被说出的感伤中，每一个年代也仿佛不再是属于个体的时代。否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每一种情绪似乎都在否定，冯至说：“我的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即使他认为否定里也有肯定，但是这种哲学式的想法又何尝换来一种清晰的人生定义？
考入北大，哈尔滨教书，留学德国，这是冯至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构筑的历史是向外的，如果进一层，或者缩小范围，只对冯至诗歌做一种评价，两个时期是关键阶段，那就是创作诗集《昨日之歌》时期和《十四行集》的时期，前者，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极力褒扬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后者，朱自清以其“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总结：“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如果对应于冯至所说的时间，那也都应该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多也只是到了四十年代初期，而在这之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是不是真的都被“否定”了？
| 编号：S28·2181103·1514 |
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自我之外界，社会之个体，《自传》里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诗人，所以冯至在九十年代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回归自我的方式注解了人生这个文本：“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又回到了那个不断否定的“我”：我之否定是彷徨，是隔离，是漂泊，是动荡，甚至是无助。第一部诗集，第一首诗歌，《绿衣人》写的是邮夫，一个送递他人消息的人，在“日日的来来往往”中，却看到了疮痍满目时代的悲歌：“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当他正在敲人家的门时，/谁又留神或想，/'这家人可怕的时候到了！'”那些不幸的消息是什么？不怕的时候是什么？无非是分离，无非是割裂，无非是死亡，在这邮夫看见的世界里，众人似乎消失了，那些消息也没有了该读的人，所以，当“有的含着讥诮走远了，/有的含着畏惧走远了”，整个世界便成为孤独的存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得也缓缓地走去。”
《小船》里是消逝，“它的主人一去无音信”；《瞥者的暗示》里寂寥，“向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怀友人Y．H．》里则是惶惑，“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似乎没有回应，没有对话，所以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我一人游荡在郊原，/把命运比作了青山淡淡。”命运是一种无归宿的存在，它似乎会随时中断，“续了又断的/是我的琴弦，/我放下又拾起/是你的眉盼。”在我的不安中，“你”其实是一种想象和预设：“你”是“新的故乡”：“这里一切安眠/在春暖的被里，/我但愿向着/新的故乡飞去！(《新的故乡》”“你”是女神：“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狂风中》）”“你”是化身为蚕的女儿，“瞬间风雨都停住，/皓月收束了雷和电；/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你”是我想念的一个对象，一种温暖的象征，一个归宿的存在，冯至甚至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你”的形象，《帷幔》里那绣着帷幔的少尼，满心都是“对人间的愿望”，《寺门之前》里活在“蜃楼的幻影”的和尚，在默默生活的三十年里却对着那死去的女尸存有想念——传说似乎不在现实里，它以并不美好的浪漫方式，构筑了现实之外的“你”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却含着太多的悲苦。
所以对于冯至来说，“你”的遥不可及，“你”的虚幻梦境，“你”的传说特性，都是“我”投射之后的无助和无奈，那首最著名的《蛇》便是传递着现实的冷寂，和冷寂之中的暖意：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1926年的蛇是寂寞的“我”，在梦里被思念，也是思念梦中的“你”——这是冯至的《昨日之歌》，似乎在寂寞、安静、轻柔中并不想打破如梦的存在，但是当一种叫“北游”的生存状态降临，“在迷濛中再也分不清楚你我”。尽管那时也有属于我的“灰色的、岁暮的感受”，也有属于你的“绯色的春光”，也有我心中燃起的烽火，也有全身的沸腾血液，但是这变化的生活，已经指明了一个必须前行的方向：向北，而在这行走的路上，却不再有“你”，“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望蔼覃的《小约翰》成为一句题辞，表明了诗人行走时的心情：是寂寞，却更冷漠，是分离，却是悲伤的隔离，“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窗外听不见鸟声的啼唤，/市外望不见蔚绿的树林”，世界所呈现的东西叫做“阴沉”：街上行人的面色阴沉，微笑的情调阴沉，欲雨不雨的天空阴沉，“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可是客居的世界不再有轻柔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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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归终我更认识了我的自己 |
而我真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呆望着车窗，一个人经过礼拜堂，一个人参加追悼会，一个人像游行地狱，“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自我疑问甚至连我也不存在了，“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没有归宿感，大约是一种地理的变迁带来的困境，但是没有自我存在，何尝不是最痛苦的无望？所以在最后的尾声里，冯至似乎集聚了所有的力量：“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我不能长此忍受这里的阴沉。(《北游》)”
1928年的《北游》，是在无我的世界里寻找自我，是在阴沉的陌生里打破冷寂，“这时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南方的夜》）”从北方的现实到南方的梦境，从被隐藏的希望到急欲开放的青春，冯至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否定更可以看成是一种肯定，而到了《十四行集》里，他的诗歌开始向外，不再是单纯的“我”和“你”，而是变成了“我们”：我们准备领受意想不到的奇迹，我们的生命第一次拥抱，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我们的生命所承受的是“彗星的出现”。当我变成我们，就如一种结合，“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悲欢的形体”是从过去到现在，从漂泊到凝聚的过程，它是有形的，是一体的，是充满着生命的力度。
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战斗气息的时代，“我们安排这我们”，“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我们在争斗，像“不朽的英雄”，从不埋怨命运，而是以一种超越的方式“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我们的生命像一片原野，会认出和生命有关的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迎接新的开始，“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所以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所以在这样一个经历着战争，激发了力量的时代，那些人也成为冯至“我们”世界里的一员，他们是“但是你却永久/暗自保持住自己的光彩”的蔡元培，是“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的鲁迅，是“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的杜甫，甚至是歌德，而他的那句名言“死和变”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旋律，即使有死亡，有苦难，所以冯至才会大声疾呼：“正义，快快地到来！自由，快快地到来！光明，快快地到来！”
一个时代总会到来，一个时代也总会过去，从《昨日之歌》的孤独，到《北游》的惶惑，再到《十四行集》的激烈，从“我”世界的孤苦，到“你”世界虚幻，再到“我们的时代”的超越，冯至已经用诗歌书写了不同时代的主题，而自始至终这个“我”都是不缺失的，都在自我定义，都在呼喊，都制造着不一样的青春。但是，当时间翻过了另一页，那个“我”去了哪里？《西郊集》有祖国，有社会主义，有劳动者，有伟大的石油城，却没有我；《立斜阳集》里有“我和我的祖国”，但是我既不独自存在，也不和人对话，他只是“祖国”中微小的存在，“祖国，为了给你减轻/十亿分之一的负担，
我的血液，/我要经常检验。”一切为了祖国，祖国是一切的归宿，当一个看起来宏大的叙事体系湮没了我的微观视界，也再无生命之体悟，再无精神之斗争，在无灵魂之超越。
“一程比一程地远了，一程比一程地荒凉了。”这曾是冯至在《北游及其他》序中所说的话，那时是惶惑不安，是寂寞和隔绝，但是那个我是存在的，他远行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荒凉，也能够在否定之否定的超越中寻找自我的意义，但是当有一条路不和自己有关，即使开阔通畅，即使飘荡着歌声，也并非是真正属于自己该走的路，而清醒在最后的九十年代，路却已经走完，似乎诗歌也早已经离开了故乡，所谓“自知之明”也只是寻找一种曾有过“我”的记忆：
归终我更认识了我的自己，我既不是中古的勇士，也不是现代的英雄，我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感情；归终我不能不离开那座不曾给我一点好处的大都市，而又依样地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的北京，握住我的朋友们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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