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03《到山中去》：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
那么，究竟是他们羡慕我们，还是我们羨慕他们呢？
——张晓风《到山中去》
放下150万字大部头的《世界电影史》，拿起这本《到山中去》，的确有一种从繁重到轻简瞬间变天的感觉——至少在双手捧读时那种直接呈现的物理性是明显的，这也贴合这套丛书“极简的阅读”的定位。但是，当敲下这本书的题目时，却两次变成了《到山中来》，一字之差，但是“来去”之间和文本轻重之间的转换一样，似乎有着另一种深意。
到山中来，无非是居住于山间的主人对你发出的邀请，包含着待客之道的全部热情，而“到山中去”则是在一种向往中走向山的方向，但一定不是闯入，而是探寻和发现，也许这种探寻和发现同样是对山所发出邀请的一次敬意。来去之间的不同，是山的位置的不同，也是游者方向的不同，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来去呈现的是“邀约”的状态，而“到山中来”是一种“邀”，“到山中去”则是一种“约”。和书名同题的文章出自当代作家张晓风，当她以给一名叫“德”的朋友写信的方式发出“到山中去”的约定，实际上背后也是一种邀请的“到山中来”，于是来和去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递进关系：山对我发出了“到山中来”的邀请，然后我实现了“到山中去”的目的，最后我又邀请朋友德“到山中来”，在这个意义上，来和去又呈现了一种同一性，它的背后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邀约。
“从山里回来已经两天了，但不知怎的，总觉得满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气息。”这是张晓风写给德的第一句话，她无疑就是一个完成了“到山中去”的游人，却又向朋友发出了“到山中来”的邀请，为什么身为游人的自己会向朋友发出主人般的邀请？“人不到山里去，不到水里去，那真是活得冤枉。”曾经以为每座山都只是有相同的石头，每块石头也都只是石头而已，还有树木，还有溪流，它们都是山中的静物，没有感情，没有生命，但是当张晓风进入山中却发现这里充满了别样的趣味，“这些年来，在山这边住这么久，每天看朝云、看晚霞、看晴阴变化，自以为很了解山了，及至到了山那边，才发现那又是另一种气象，另一种意境。”甚至时间呆的久了，自己也成为了山上的石头，溪边的一棵树，见到旁人，也像面对朋友一样，再也想不起什么客套辞令，只是不断重复一句话：“你到山里头去过了吗？”
问题其实已经提供了答案：你应该到山里头去，甚至你必须“到山中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这依然是来和去之间的生活哲理：山里和山外，本质上是人的不同，那些在山里的人也许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们用原始的凿子，在无人的山间敲打出最迟缓的钟声，而当他们望着山外的世界，是不是也会流露出羡慕的目光？也许所谓“羡慕的目光”只不过是外面的人强加给他们的，这就是一种隔阂，山里和山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所以很明显，当他们羡慕我们，是山外的人主观上的想象，而当我们羡慕他们，则反映了背后城市生活带来的迷失，张晓风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读书干什么呢？究竟干什么呢？我们多少时候连生活是什么都忘了呢！”当她看到瀑布时是兴奋，差点为这面“水墙”而哭泣，“人真该到田园中去，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原来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这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回归，淳朴世纪的回归，这就是“到山中去”的发现，而在这种发现背后的真谛是，“我们的脚总不能永远踏在柏油路上、水泥道上和磨石子地上……我们得踏在真真实实的土壤上。”
“到山中来”和“到山中去”，再次体现了山代表的自然具有的不同位置，它所折射的是山里人和城市的人之间的差距，或者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忘记了那座山、那块石、那棵树，忘记了那片真真实实的土壤，忘记了我们的出发和回归之处，所以张晓风的约定是大自然的邀请。张晓风是当代作家，她立足的视野是现代城市人和大山的隔阂现实，而这本书中所选的大部分散文出自现代作家之手，同样和山有关的是丰子恺1935年发表的散文《山中避雨》，而这篇文章虽然和张晓风的散文隔了一个时代，但是里面一样呈现了不同游客对山的不同理解。在山中，浓雾之后开始下起了雨，而且雨越下越大，这当然是扫兴的事，但是当丰子恺山中阻雨，却发现了寂寥和深沉的趣味，甚至比晴天游山更好，这就是“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
| 编号：E28·2260918·2556 |
这篇文章原题《民众乐器》，当下雨在山中小茶点歇息的时候，丰子恺就拿起了胡琴，然后拉出了种种西洋小曲，这乐曲不是丰子恺独奏独乐，两个避雨的女孩和着开始唱歌，一曲《渔光曲》，让丰子恺找到了“乐以教和”的境界，这便是他所说的“民众乐器”具有的魅力。是因为山中避雨而有机会发生，这当然也属于“寂寥而深沉的趣味”，但是在“乐以教和”发生之前，这山中避雨的经历一样凸显着“到山中来”和“到山中去”的不同：丰子恺已经感觉到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但是他看到这两个女孩却怨天尤人、苦闷万状，她们没有融入到自然之中，她们也体会不出“寂寥而深沉的趣味”，她们和整座山、整片雨、整个自然隔开了，“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但是一把胡琴却化解了这种隔阂，所谓“和”就是一种融合，就是把“到山里去”变成了“到山里来”。
张晓风和丰子恺都在山中发现了趣味，发现了自然的已经，这一种发现是主动的进入和融合。同样是山，老舍笔下的是青城山，《青蓉略记》就是他1941年夏秋之际从重庆到灌县和青城山一路游历的见闻，这也是一种发现和融入，老舍从自己的旅行经验中，得到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景好的地方，虽无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这不是对古迹的偏见，反倒是在寻找真正的风景，青城山就是这样一个被发现的地方，“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青城山不太高也不太深，不让人畏惧其旷远，也不嫌它太狭窄，老舍从这刚好的青色中发现了“悠然现南山”的“悠然”意境。不是山是吊脚楼，沈从文的《鸭窠围的夜》也是发现了一种意境，而他的这个意境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关。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光打破了黑暗，然后是岸上和船上的说话声，是吊脚楼上妇人唱出的小曲，是有人听到小曲发出的笑声，甚至还有人家养着的小羊叫声——虽然小羊是为了过年宰杀而准备的，它们的叫声让人感觉到忧郁，但是当这些声音组成黑夜里的生活协奏曲，当明白了小羊的命运归宿，“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包括后来传来的哀乐，它的背后更多是眼泪，是哀戚，却也“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如此种种，呈现的就是当地水手、渔民与吊脚楼居民的生活图景，这是一种途中所见所闻的发现，对于溯沅江返乡途中的沈从文来说，这种发现也让自己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
“到山中去”是一个方向的转变：从背对到面对，而《山中避雨》《青蓉略记》《鸭窠围的夜》等文，已经慢慢将“山”的视野扩展，融入了更多时代的东西，它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在所选的几篇郁达夫的文章里，这种背对和面对的状态则变成了城与城的关系。1934年创作的《故都的秋》是郁达夫游览北平的所见所感，“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从杭州赶到青岛，又从青岛赶到北平，就是为了饱尝故都的秋味，为什么要从南方赶来感受故都得秋？甘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它们有秋天的味道，但是色彩不浓，只有北方的深秋才能感受得到底，甚至郁达夫说：“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而在一年之后郁达夫写过《江南的冬景》，生长于南方的他似乎又怀念起了江南的秋天和冬景，在他看来，南方的秋天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而冬景比起北方来说更有一种“明朗的情调”，“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予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他甚至想象门前泊着一只乌篷船，屋里坐着几个酒客，还有窗外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江南的冬景如此浪漫和洒脱，为什么一年之后郁达夫又要对着“故都的秋”抒情？一南一北，一冬一秋，以及一种洒脱和一种浓烈，它们之间的确有着差别，而郁达夫之所以“见异思迁”，在某种程度上和他所经历的变故有关，和他在时代中的不同心情有关，在1936年的《北平的四季》一文中，他更是描写了北平四季的景物和生活气息，“冬天是室內饮食奄息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四季各不同，不是为了区别，而是为了在自己的进入中融合，就像江南和北方，也都在洒脱和浓烈中融合，“至于各节各季，正当移换中的一段时间哩，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而这种融合传达的正是对故国山河的深沉感情，“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各季是不同的，却有各季的风味，丰子恺的《湖畔夜饮》是西湖里的春，“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当时年未见的老友CT即郑振铎来访，夜饮之中也不免发出感慨，“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写的也是杭州，却已是秋天，而1941年的他46岁，正入中年就是走进了人生的秋天，但秋天不是肃杀，不是凄凉，不是荒林，不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秋天的真正意味在林语堂看来就是成熟；鲁迅的《雪》当然写的是冬天的飘雪，而且是江南“滋润美艳之至”的雪，“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但是当雪在凛冽的天宇中落下，在无边的旷野中翻飞，“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徐志摩《北戴河海滨的幻想》没有说到季节，但是海滨总是想到夏夜，但是这篇1924年创作的散文，看不到激情，看不到狂澜，看布不到猛烈，而是在23个连用的“忘却”中看见了“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
1924年的徐志摩因为左眼发炎独自留在北戴河海滨，他赞美着青年“反叛与冒险”精神，“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叫胜利之狂欢或歌败丧的哀曲。”但是又沉入“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之中，爱成为冷酷的毒刺，天才消歇在无形之中，崇拜的冲动“不可测，不可节，不可预逆”……各季有各季的不同，各人有各人的际遇，所以这些散文看上去都和自然之景有关，但是却是那个时代对自我、故国、命运的不同书写，林语堂在《春日游杭记》中写到了1935年5月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的旅途见闻，当他想起西湖边被放生的鱼，就不免疑问：“和尚爱鱼放生，何不把它们放入钱塘江，即使死于非命，还算不负此一生。观鱼虽然清高，总不免假放生之名，行利己之实。”所以他问起了一个和尚关于现代婚姻的看法，那和尚自然对女人也动心，自然也有情欲，但是被情欲所困更多是烦恼，恋爱最后也都是离婚的遭遇，“你看我，一人孤身，要到泰山、妙峰山、普渡、汕头，多么自由！”这让林语堂想起了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他们也发表了女人的妙论，却也终生未婚，而女人对于他们来说，何尝不是和尚雇来给香客洒扫的？
“而叔本华柏拉图向来并不反对女人洒扫。”和尚和女人的关系实在微妙，站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上对比似乎又有着某种共性，同样发出这一疑问的是徐志摩，1926年8月他在天目山小住时写下了《天目山笔记》一文，在天目山他听闻钟声、松涛和泉鸣，他认识了两个和尚，一个在山上敲了十一年的钟，“他每晚是坐着安神的，一只手挽着钟槌的一头，从长期的习惯，不叫睡眠耽误他的职司。”在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也让看不出失眠的倦态，只有笑容，“念什么经；不就念阿弥陀佛，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问他那边是什么山，除了天目山他也并不知道。“竟许是不识字的”对于和尚来说，就像着山上的钟、松和泉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和尚在昭明太子读书台的旧址上，也就是在一间茅棚里，但和那个“竟许是不认识字的”和尚相比，这个和尚出家近十年，“三年前坐过禅关，现在这山上茅棚里来修行；他在俗家时是个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许还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说他中年出家的缘由。”是因为俗业太重了，所以出家，而看起来他更像是在俗世犯了事的人，也可能是防火杀人的忏悔者，也可能是回头是岸的浪子，但是，“他分明是色的世界里逃来的一个囚犯。”
徐志摩最后的疑问是：出家是不是可以真正解脱？他也从西方的救赎观念、印度的皈依之法来看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分明不仅仅是个知识乃至意识的浅深问题，也许这情形尽有极有趣味的解释的可能，我见闻浅，不知道我们的学者怎样想法，我愿意领教。”这和林语堂的问题如出一辙，但是女人成为了洒扫者，西湖边的和尚寻求自由，“一人孤身”是他寻找的解脱之法，而天目山两个不同的和尚自然经历过不同的事，他们内心也当然是不同的，在徐志摩疑问出家只是对色世界的逃离时，那个脸上永远保持着微笑、不念阿弥陀佛、敲了十三年钟的和尚也许才是答案，“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他就是那钟，就是那松，就是那泉，就是那山，自在的状态，不羡慕他人也不让他人羡慕自己，于是“到山中去”还是“到山中来”也无分别，最重要的也许是山成为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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