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1《恶心》：明天布维尔会下雨

就在此刻——多么可怕——如果说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
     ——《星期一》

“星期一”是“星期二”之前的“星期一”，是“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于是“星期一”必然成为时间序列中的一种存在——时间是一种无法逃离的必然性？在“星期六”的下午，安托万·罗冈丹——小说中的“我”在分手三年的安妮到来之前先去参观了布维尔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里看到了那些和布维尔历史有关人物的肖像画，知道了布维尔作为法国商港的历史，“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在“星期二”的日记中我写下的就只是简短的几句话：“无事，存在过。”

星期六下午在博物馆看见布维尔的历史和人物，在星期二发出“无事，存在过”的感慨，为什么短短几天会发生如此大的转折，那么在其中的“星期一”又发生了什么？星期一我终于决定不再写关于历史人物德·罗尔邦的书，“结束了。我不再写了。”这是从历史转向自我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利用我的生命”的问题，在我看来，和罗尔邦有关的历史可能是谣言，他真的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人？他真的赢得了无数女人的芳心？他真的谋杀了保罗一世？他真的被沙皇派去做密探最后却背叛了他效忠拿破仑？也许这些和他有关的历史不是谣言——而是他的故事变成了别人记下或写下的故事、资料、传闻，那么历史的真实可能被这些东西覆盖了。所以在这个星期一，我终于发现了罗尔邦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酯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那么存在的是什么？罗尔邦只不过是想要写历史书的我曾经的合伙人，他需要我只是为了他的存在，而我需要他是为了不感觉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变成了他的体现，“他站在我面前，占领了我的生命，为的是体现他的生命。”体现仅仅是谣言，仅仅是历史的圈套，也仅仅是不存在——这就是一种虚无。当历史不存在，当罗尔邦不存在，我就要回到自己身上，“我存在”，我存在意味着一种在场，一种思想，“我的思想就是我，因此我才停不下来。我存在因为我思想，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甚至当我害怕存在也是一种存在，正是因为我害怕，我才能回到我身上，存在才能在我身上回涌，我也才能将自己从虚无中挣脱出来，那么当我的思想就是我，当我思想而存在，当我害怕存在而存在，存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让步，它就来到前面，来到我两眼之间，而我一直在让步，它在长大，长大，变得奇大无比，将我填得满满的，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而当星期二写下“存在过”这句话的时候，我到底是存在还是“存在过”而不存在？

以《恶心》为题，让-保尔·萨特在文学世界里探讨的正是他之后成型的存在主义思想，但是在1938年的时候，当萨特写下《恶心》的时候，距离《存在与虚无》的完成还有5年时间，这是不是就像这个“星期一”一样，成为一种承上启下的时间序列？他在《恶心》中表达的关于存在的观点是不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先声？如果“星期一”是“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那么《恶心》作为存在主义先声，它同样被放在一个时间序列里：一九三八年，萨特写下这部日记体小说，一九四三年，《存在与虚无》完成。五年并不长，却像罗冈丹在布维尔的那三年，表面上只是居住、阅读、写作、喝咖啡、看街景，内里却有一个东西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于是，日记成为最合适的容器，也成为最危险的容器，一方面“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另一方面又承认“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如果记录是为了让存在在场，那么记录本身又可能把存在推入另一种不在场。

“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这是时间上的抽离，罗冈丹不再直接说话，他变成了“文件”的作者，日记不再是被写下的当下，而是被找到的过去；“原封不动”又试图让过去重新在场，仿佛只要不加改动，就能保住那些瞬间，但文件之所以成为文件，恰恰因为写它的人已经退场；接着是“没有日期的一页”，日期是日记最表面的秩序，没有日期却放在最前面，等于先把时间取消，再让出版者用“充分的理由”推测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时间被取消，又被安放；被悬置，又被推断，罗冈丹自己也在那一页里说：“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这几乎是日记体的自供：写下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时间离开以后留下的痕迹，星期六和前天的感觉从指缝间溜走，石子、海、手、恶心，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方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冈丹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变得重要，历史研究似乎是在追捕一个不在场的人：信件、日记片断、秘密报告、警察局档案，资料甚至太多了，却“相互并不矛盾，不，然而也不吻合。它们说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罗尔邦参与还是没有参与暗杀保罗一世的阴谋？他是不是装扮成产婆混进皇宫？他是不是被沙皇派去东方做密探，又背叛亚历山大一世而效忠拿破仑？他是不是与阿图瓦伯爵保持通信，又和亚洲公国做枪支交易？这些疑问不是简单的史料考证，而是存在论上的困境：一个人一旦只剩下资料，他就被资料覆盖，也许历史越丰富，本人就越不在场。罗冈丹起初想依靠这些纸与罗尔邦沟通，后来却明白这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因为“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往昔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历史人物不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他只是被叙述、被推断、被谣言化。

“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这表明的正是历史本体论的失败，小说人物明明虚构，却比历史人物更可信，因为小说人物不必承担“曾经存在”的证明责任，他被讲述，就在讲述中成立。可日记呢？这本“献给海狸”的书首先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情节推动”的小说，它起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罗冈丹从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日记记载的正是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图书馆、马布利咖啡馆、铁路之家、残废者街、新火车站工地、博物馆、公园、布利贝街。日期反复出现：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星期四下午、星期五、星期六中午十二时、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封斋节前的星期二……这些日期像一些被钉在时间上的小木桩，钉住的是意识的流动：这里是马布利咖啡馆里法斯盖尔先生的谄媚神，是吕西一边给楼梯打蜡，一边向老板娘诉苦的生活，是自学者按字母顺序的阅读……这些细节没有英雄气，没有奇遇，甚至没有完整故事，却恰恰是存在主义文学最原初的现场。

编号：C38·2260904·2542 作者：【法】让-保尔·萨特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当当29.10元 ISBN：9787020182275 页数：315页

萨特淡化情节，不是因为不会讲故事，而是因为在这里，思想本身就是事件，意识流动本身就是情节，看日记的人不是被带到某个结局，而是被带到“我”的内部，直接体验那些不断涌现的哲学思辨和感受。这就是思想的在场，日记中的记录不真实，并不是失败，而是存在的另一个面向：人从来不是先有一个固定本质，再被记录；人是在偶然的存在中，一点点成为自己。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话在《恶心》里还没有被写成体系，却已经化成了石子、蓝衬衣、镜子和咖啡馆的灯光。恶心正是这种偶然性最尖锐的体验，它不是物本身的特性，不是石子有毒，不是蓝衬衣肮脏，不是咖啡馆的墙发霉，恶心是一种存在性的遭遇。罗冈丹在海边拿着石子，“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恶心从物传到我，却不是物的属性；它是我与物相遇时，存在突然显露出自己的多余；阿尔道尔夫的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

“我在恶心中。”恶心没有固定的位置，因为它不是主观情绪，也不是客观性质，而是关系，是存在者被抛入世界之后，发现世界没有理由、自己也没有理由的那种眩晕。虚无也由此不再是抽象概念，罗冈丹想象虚无，但他已经在这里，在世界上，睁大眼睛，活着，虚无只是他脑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存在的、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这个虚无并非在存在之前来的，它也是一种存在，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这是《恶心》最锋利的地方：它没有把虚无写成“什么都没有”，而是写成存在的一种方式，罗尔邦不存在了，但“不存在”本身仍然被思考、被语言、被文件包围，恶心让我喘息片刻，但我知道它将卷土重来，它是我的正常状态，在恶心中，在虚无中，每个个体都在偶然性中生活，只是大多数人用习惯、忙碌、人道主义、爱情、酒精、咖啡馆的灯光把这种偶然性遮住，而博物馆、图书馆、档案、肖像画，都成了不在场的证明，而恶心则是在场本身的证明：我在这里，我存在，我无法不思想。

奇遇的问题也在这里展开，自学者热情地说，等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奇遇不能重新开始，也不能延长，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但是，当开始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也就是说，奇遇感并非来自事件，而是来自瞬间相连的方式，来自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而和安妮曾经的时光中，当他们的双手紧紧握住，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这才是真正的时间：不可逆，不能重来，不能延长。

罗冈丹取消日常的偶然性和荒诞，产生出一种主体的自觉，最后，他以“自由”命名这种状态，“我的过去死了，德·罗尔邦先生死了，安妮回来又使我的全部希望破灭。我独自待在这条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独立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有点像死亡，自由也不是胜利，不是幸福，不是意义，而是一种承担：既然没有上帝或先天模式为人生提供答案，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但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罗冈丹最终放弃研究历史人物，选择离开布维尔城，正是通过行动来重新定义自己，在时间的不可逆中，在无理由的存在中，选择明天。当黑夜降临，普兰塔尼亚旅馆的两扇窗子亮了，新车站工地发出湿木头浓浓的气味，“明天布维尔会下雨。”这是自由的最小形式：明天没有理由，但明天会下雨，雨会落下，时间会继续，存在者必须在其中选择。

当然，《恶心》作为存在主义先声不，萨特的哲学思想并没有真正成型，一方面在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之间，它们的关系并不稳固，“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但是小说人物也是虚构，也是不在场，如果小说的有趣是一种自由选择，它难道不是另一种奇遇？它不也指向虚无？罗冈丹最后要写“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一件奇遇”，这听起来像新的救赎，但日记已经告诉我们，写日记的危险是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那么写书呢？书会不会只是另一种谣言、另一种资料、另一种罗尔邦？罗冈丹曾经需要罗尔邦来不感觉自己的存在，罗尔邦需要他来体现自己的存在，现在罗尔邦死了，罗冈丹自由了，但他又要写一本书，让书在他后面，让微光照着过去，这会不会是新的合伙人关系？他是否又把存在交给一个不在场的作品，让作品替他体现生命？

同样不成熟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处理，在这里，自学者说“应该爱人，应该爱人……”罗冈丹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他明确说“我不是人道主义者，仅此而已”，自学者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甚至被罗冈丹形容为“淋巴怪物”，但到了后期，萨特却明确提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前期被否定的人道主义，是以抽象人类之爱、以既成价值、以自学者式天真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而后期萨特提出的人道主义，则强调人自己创造自己，人在自由选择中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萨特后来不是回到自学者，而是重新定义了“人”。但在《恶心》中，这种重新定义还没有完成，罗冈丹只能否定，不能建构。只能恶心，不能给出伦理，自学者最终遭人抛弃，在凶恶的城里游荡，罗冈丹跑遍全城寻找他，却没有找到，“这个遭人抛弃的可怜的人道主义者，大概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无比羞愧和恐惧。”

小说采用日记体，淡化情节和故事，也使得其中的哲学味太浓，它让思想成为主角，让人物成为存在样本：吕西是被卡住的痛苦，法斯盖尔先生是滑进无意识的日常，自学者是按字母顺序阅读的人道主义，安妮是使时间恢复作用的界石，罗尔邦是不在场的资料，罗冈丹是恶心的现场，就像安妮所说：“你是一块界石，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界石没有故事，只有位置，这几乎就是《恶心》中人物的命运：他们不被情节推动，而被存在安置，萨特自认为这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它也意味着他最终从小说作者向哲学家的彻底转向。也许这就是《恶心》作为存在主义先声的真正位置：它不是体系，而是一个人站在布维尔的雨前，手里没有石子，面前没有历史，背后没有上帝，只有明天，“明天布维尔会下雨。”雨会落下，而人要在雨中选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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