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1《零一年》：“我受够了”只是一个笑话
时间的距离有多远？零一年，即2001年，站在2021年的现在，回望过去是20年的距离：这20年改变了人，改变了事，改变了世界的走向，改变了时间的维度——同样是二十一世纪，对个体来说，当初的期待也早已变成了某种习惯；但是改变却似乎又是一种不变，依然是媒体从业，依然是采访和报道，依然是并不真实与客观的记录，甚至依然是同一个生产的模式，似乎在走过了20年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什么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变与不变之间，时间是不是一种曲折的回环，是不是一种隐蔽的轮回？而当你站在1973年的时候，遥望18年之后的“零一年”，那是怎样一个对未来的期许？
雅克·杜瓦隆、阿伦·雷乃、让·鲁什就是站在1973年的法国，他们对于“零一年”或者也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变与不变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在影像叙事中，这个不可企及的“零一年”完全变成了一部电影，它被封闭在画框里，在内部演绎，在内部说话，在内部革命，最终在内部瓦解——还是回到1973年，回到1973年的当下，打出的字幕是：“零一年，一部电影，报告完毕。”一个未来，一部电影，独立存在，它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它无法成为确定的未来，它仅仅只是一部90分钟的电影：问的是：“电影没有音乐吗？”回答：“没有，但是等会儿电影里面有一首歌。”说的是：“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电影。”回应的是：“这不是我们一起制作的，事实上，我们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努力。”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符号，“我看不懂，就像警察查找线索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卢梭。”提醒的是：“嘘，开始了。”
开始了，就是1973年的观众进入“零一年”的可能，开始了，就是2021年的观众进入“零一年”的历史，在以过去和未来两种方式进入“零一年”的状态中，一部电影到底在解说什么？一部电影到底是不是伟大？一部电影探寻的是什么？就像警察查找线索，它们是可能性的编织，它们是怀疑和确认，它们是肯定和否定。在1973年的世界里，生活着最多的当然是“当下派”，他们是在街上行走的人，他们是投入工作的人，他们是想念面包的人，关于他们，电影以采访的方式问及了那个有些遥远的零一年，“你知道零一年吗？”一个渔民面对镜头说：“我听年轻人说起过，先要过了2000年，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重要的是现在。”现在就是捕鱼的现在，就是这些鱼卖多少价格的现在，是这些收入能不能维持生活的现在——今天之后再是明天，明天之后再是2000年，2000年之后再次零一年，在和今天隔了太多日子的零一年，水里的鱼不知道，打鱼的渔民也不想知道。
这是1973年的“当下派”，回到今天，回到当下，就是生活的全部。但是生活的全部就在当下的观点是不是意味着永远在今天？是不是零一年就永远是1973年？“嘘，开始了”的电影开始了，火车站的站台里站着两个男人，白衣男和黑衣男，颜色的非此即彼是明显的对比和分野，他们对未来的零一年是不是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开始对话，“我要乘坐下一班火车。”但是火车即将进站，“突然我不想上车了，我总是做同一趟车。”这是黑衣人的想法，进站上车，毫无悬念，从起点到终点，缺少改变，在日复一日的行车中，零一年是不是就是1973年？火车进站，列车长长的车身遮挡住了对话者，他们的身影连同对话都被遮住了，这是一种重复对个体生活的遮挡，当没有了改变也就没有了个体。但是当火车驶离，两个人再次出现，在摄像机远景中，一个声音传来：“我怕坐火车。”一个是不想重复，一个是怕坐火车，于是漫长的等待取消了，于是日复一日的循环取消了，于是个体又回来了——他们这一次没有再坐上火车，他们开始抗拒重复的生活。
| 导演: 雅克·杜瓦隆 / 阿伦·雷乃 / 让·鲁什 |
是把现在看成是最重要的当下派，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当下派，他们在1973年对零一年没有概念，但是当下派的现实也折射出1973年的问题，这一天能捕到足够的鱼吗？这一天不坐火车他们会去干吗？1973年的人们坐在车上收听到的是“非法”的电台，1973年的工人在“金钱就是老板的音乐”中生存，1973年的女人喊男人起床，“你要迟到了。”1973年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食物……当下的生活充满了矛盾，面临着困难，于是，更多人希望零一年快点到来，男人说：“零一年快到了，你看，他就写在天上，所有人都可以看见，零一年是新的生活的开始，不用担心死亡，零一年是战争的一年，也是没有战争的一年……”不管是战争还是没有战争，零一年都是对当下的改变，都是注入新的内容，乐观者甚至认为：“幸福就是向前迈一步。”而悲观者说：“但这种进步从来不是幸福。”乐观和悲观，幸福还是不幸福，总会在零一年迈出比1973年更多的一步。
战争的零一年，是革命者释放的信号，没有战争的零一年，也是革命者释放的信号，革命就是打破旧秩序，革命就是建立新社会，战争和没有战争，就像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总是希望看见变化，总是期待改变——在街头撒尿的人都会将自己命名为革命者，还有什么可以阻止革命的进行？于是，“星期二下午三点，我们什么都不干。”工厂里的几个工人开始革命，他们提出了“停下来思考”的口号，他们确定了罢工的时间和革命的形式，他们发出了传单，他们骑着自行车开始了实践——零一年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白，他们需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为这个空白的符号写上具体的内容，于是，工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学校老师上完了最后一课，街上的年轻人“奉献了口水”，为了下午三点的到来，钳工们甚至准备了13把钳子，工具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武器，他们等待着所有人参与革命的“下午三点”的到来。
《零一年》电影海报
三点钟到了，仿佛整个世界都敲响了“停下来”的钟声：12个革命者骑车来到了农场，告诉大家什么都不用干；犁地的农民停止干活，他们用实际行动开始了“停下来”的生活；女人再不用打字了，她可以停下来挤牛奶，挤自己家奶牛的牛奶；他们可以完全自己支配时间，再不用担心早上六点起床会迟到；连兵工厂的士兵也放弃了守卫，他们无事可干……这是提前到来的零一年，不是2000年之后的零一年，不是二十世纪的零一年，而是自设的零一年，创造的零一年，充满臆想的零一年，革命的零一年——所谓革命，就是让旧秩序里的一切停下来，就是让习惯性甚至麻木性的生活消失。但是“停下来”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对生活、对秩序的否定？是不是一种不再生产的破坏性革命？巴黎停了下来，巴黎开始崩溃：股市开始大跌，工人开始失业，面包开始紧缺，自杀成为一种风潮，起先的革命被称为是“欧洲把门锁打开了”，在停滞中打开了门锁的世界不再需要钥匙，连设防的门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关于钥匙的隐喻，钥匙对应的是锁，是门，是秘密，是安全，是个体，但是当欧洲的门锁打开，当世界不再需要钥匙，巴黎的街上是被下令扔掉的钥匙，它们堆成了一堆，它们变成了废品，230公斤的钥匙完全失去了锁门、保护自己、守住秘密的意义，它只是“可以卖5法郎”的垃圾。
这是钥匙的革命，这是钥匙的废除，那个白手起家的老板已经在革命中失去了一切，他把头钻进了垃圾箱，“我想把所有东西都藏在洞里。”垃圾箱成为没有钥匙的他的藏身之所，而自己在革命中也变成了垃圾。于是在“消除利己主义”的口号下，扔掉的水晶灯变成了“艺术品”，教堂里已经空无一人，那些钞票完全贬值，“它是抽藏品。”老妇人自我安慰。没有了钥匙，没有了生产，没有了面包，当然也没有了“当下”：当下就是一片混乱，当下就是一种空无，当下就会变成一个乌托邦：男女在艺术的世界里做爱，在革命的名义下出轨，在裸体的世界里放纵，在动物尿液当酒的错乱中疯狂……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未来，不是真正的零一年，在革命派取代了当下派的“停下来”的生活中，在没有真正的未来派建设的理想中，“零一年”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它是被钓上来欢呼着“这是零一年第一条鱼”的菲尔；变成了自我的毁灭，它是演讲着从桥上跳下去的士兵；变成了一个玩笑，父亲在工厂的墙上看到大字：“我受够了。”然后在吃饭时大笑而停不下来——因为受够了所以停下来，因为停下来而失业，因为失业而嘲笑，因为嘲笑而停不下来，从“停下来”的革命到“停不下来”的讽刺，父亲演绎着一个关于乌托邦的寓言：后来进行了第三次自行车游行，父亲带头参加了，后来的七月有一场军事表演，最后发生了暴乱……从带头的革命者到最后暴乱的被镇压者，对“受够了”嘲笑的“父亲”最后去了哪里？
“后来南部播放了电影《零一年》，父亲坐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零一年变成了一部电影，所有的革命行动都是电影的一部分，在电影里演绎零一年的可能性。无论是当下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变成了电影的主角，而电影的主角也是电影的观众，“嘘，开始了。”这是一部有一首歌的电影，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这是一部很多人参与的电影，但是它只是1973年的电影，“零一年”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毁灭的象征，玩笑的寓言，最后，连观众也走开了，‘’但我没有看到父亲，他也许是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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