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C55·1980202·0419
	作者：（美）约瑟夫·海勒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545页

---

从某种程度上说，约瑟夫·海勒是另一个海明威，上过战场，对战争深恶痛绝，写作细腻，与海明威不同的是，约瑟夫·海勒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把可以射向自己的枪，他所痴迷的是一种“病态的，荒诞的幽默”。约瑟夫·海勒成为“黑色幽默”的创始人，“黑色幽默成为60年代美国文坛的一把双刃剑，《第二十二军规》锋利得可以与海明威那把枪相比。”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并将置人于死地。皮亚诺萨岛的一切就仿佛是约瑟夫·海勒玩弄世界的一个舞台，上面有一些小丑，尽情跳舞。

 

---

《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保佑我的良心吧

 

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在工作。他在玩。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全忘了。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所说的上帝——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
——18．看什么都是两个图像的士兵

上帝在哪里？在地中海皮亚诺萨岛上？在轰炸飞机抵达的上空？在住满精神病病人的病床上？或者就在那些被涂改的信件最后署名里，在被偷来的红色梨形番茄中，在被轰炸罗马街道的死人堆里，上帝和死亡在一起，和葬礼在一起，和疯子在一起，而最后，上帝只不过是自己创造的一个意象，一个不存在乌托邦，“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甚至就是一个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

“他在玩”，或者全把我们遗忘了，在一个关于活着作为最低要求的世界里，上帝不是通向终极关怀，而就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世界里，“皮亚诺萨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是个极小的岛屿，显然，无法为书中描述的所有情节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小说的背景一样，其中的人物亦都是杜撰的。”杜撰的小岛，杜撰的世界，所以根本没有出口，没有通向生命救赎的出口，而在这个不存在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生活里，那个叫二五六中队，或许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如果你想替我们中队写一首象征主义诗的话，”约塞连说，“那就是二的八次方。”二的八次方，是数字消解了意义，消解了轰炸的使命，象征主义，只是一个被重新命名的属性，而那个医院呢，都住着那些被认为发疯的人，“我们住的这一间是全医院唯一没有精神病病人的病房，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人人都是疯子。这样说来，全世界或许只有这间病房没住精神病病人。”这个并没有逻辑性，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其实将正常人和病人，病人和神经病患者，以及和那些被定义为疯子的军人混合在一起，就像每个人的生命意义一样，都是一种被虚设的东西。

这里有自认为有一颗爱国心的得克萨斯人，有射杀小田鼠取乐的哈弗迈耶，有以掷蹄铁作为毕生追求的老军官德·科弗利少校，有卑鄙的小流氓温特格林，有患有“运动表象型兴奋增盛症”的亨格利·乔，不管军衔怎样，不管等级如何，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都在疯狂中寻找意义，或者意义就是疯狂。最高指挥官是卡斯卡特少校，由于他一心想当将军，便一次次以增加部下的轰炸任务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根据司令部的规定，只要完成二十五次战斗任务的士兵就可以申请回国，但是从这个杜撰的小岛上离开，似乎是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当约塞连完成三十二次任务时，卡思卡特上校已经把指标提高到四十次，等他飞完了四十四次，上校又将任务改成了五十次，而当他完成五十一次时，以为马上就能回国了，定额又提高到六十次，最后甚至将飞行次数增加到八十次，而每一次次数提高，最后换来的是士兵的死亡。

除了卡思卡特上校，还有野心勃勃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这个毕业于预备军官训练队的少尉将战争变成了自己实现飞黄腾达目标的工具，战争爆发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的消息，因为他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向那些士兵大喊口令，在阅兵中体会快感。他是一个患病的人，从来没有机会上前线，所以阅兵成为他意淫的方式，这个“名不虚传的军事天才人物”用不移动双手的方式进行队列训练，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全部用在这样畸形的阅兵中，甚至将自己的私生活都撇之脑后，他的太太问他“你到底为啥不跟我做爱？”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时间，我没那工夫。难道你不知道在进行阅兵比赛吗？”与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相比，米洛则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士兵，他本是一个食堂管理员，看起来“忠厚老实”，可是内心里有着对于金钱的莫名崇拜，甚至在买卖鸡蛋的机会里赚取大量的钱财，“我将鸡蛋卖给我自己时，我每个蛋可赚三分二厘五。我再把蛋从我的手里买回时，我每个又可赚到二分七厘五。这样每个鸡蛋一共可赚到六分钱。这就是我如何以七分钱一只买进，五分钱一个卖出还蔓能赚到钱的原因。”把鸡蛋卖给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他人”，对于米洛来说，战争年代钱生钱是一个不错的计谋，他用这样的方式消解战争的意义，当军营中佩克姆将军提问：“哪个诗人会捞钱的？”，当有人说出是T·S·艾略特的时候，就像一个玩笑，这个在佩克姆将军看来，“说不定是个新密码，或是别的什么，比方说，当日旗号”的名字，恰好是米洛人生的一个注解，“对米洛来说，四月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里盛开，结在藤蔓上的水果也在这时成熟。”这个对于T·S·艾略特《荒原》的解构，正是自己对于金钱人生的一次致敬。他以或是采购为名，用大批飞机走私，诱惑那些有需求的士兵将飞机归于自己调遣，“机械师立即用乳白色的油漆刷了遍，将这些图案涂掉，取而代之的是将事先刻好的标志用耀眼的白色喷在飞机上。那标志是：M&M果蔬产品联合公司。”“M&M”代表米洛和明德宾德，用这个富有商业意义的名字覆盖机身、机翼和机尾的的“卐”形纳粹符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战争的一次无厘头处理，而米洛的神话似乎并不止于此，他办起了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甚至当上了市长：“我把酒从马耳他运到这里来，然后经我转手再替别人卖给我，这样赚头就大了。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兴行业。今天，西西里已是世界上第三大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出口基地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的原因。”他被当选为巴勒莫的市长，“同时也是附近的卡里尼、蒙雷阿莱、巴盖里亚、泰尔米尼-伊梅雷塞、切法利、米斯特雷塔和尼科西亚的市长——因为是他给西西里岛带来了苏格兰威士忌。”

约瑟夫·海勒（1923年—1999年）

也是飞黄腾达的生活写照，不管是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还是米洛的商业头脑，在战争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那些关于谁会获胜的讨论甚至只是一个妓院里的话题，美国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还是意大利人取胜，在这场充满游戏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满是疯子的军营里，除了那些驾驶飞机进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对于生与死最具有发言权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丹尼卡，一个是随军牧师A·T·塔普曼，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的延续，牧师面对的是死亡的仪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生与死之间从来找不到上帝的存在，丹尼卡医生最担忧的是自己的健康，他每天都要上医院量体温，他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把握，当然更无从对那些士兵的生命负责。在他看来，那些飞行战士只不过是在钻飞机的时候体会一种快感：“凡是喜钻飞机者，实实在在是一种潜意识的欲望：再次钻进子宫。”而随军牧师一直认为“让牧师最感虚伪的就是主持葬礼”，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可怕而又神秘的事件，却要装出一脸的庄严，还故作悲伤之态，“要装得像神灵似的对人身后的情况有所知晓，这乃是罪过中的罪过。”对于他来说，不是死亡的超脱，而是对于无爱生命的无力：“围绕着他的家人，他产生了许多病态的怪念头，产生了许多悲惨、可怕的预感，不是想到他们得了重病就是认为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意外。”

但不管是命令还是金钱，不管是权力还是地位，不管是生存还是死亡，在这个世界里还是有着上帝，那居于高处不可亵渎的上帝不是什么神，而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一开始就出现了，“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写在扉页上的话，这是统领士兵作战和生活一切的规则，它无处不在不容怀疑：审查官必须在自己检查过的每一封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必须禁止任何一个疯子执行飞行任务；凡是想逃脱作战任务的人，绝对不会是真正的疯子；你自始至终得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们有权利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能阻止他……这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具体内容。对于执行飞行轰炸任务，就是这个上帝的安排，而对于要求停飞的规定充满了“圈套”：

奥尔是疯了，可以获准停止飞行。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要求，他便不再是疯子，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果奥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但假如他就此停止飞行，那说明他神志完全正常，然而，要是他神志正常，那么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

也就是说，只有疯子才可以停飞，但是必须提出申请，但是只要提出申请，就说明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疯子，那么就不能提出停飞的申请，只能去执行任务，而执行任务被看做是疯子的行为，所以不必去飞行，如果不去飞行，就不是疯子，又必须去之行。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悖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用的是螺旋式的诡辩。其中各个组成部分，配合得相当完美。”螺旋式的诡辩是一个逃不掉的圈套，就像上帝是否存在的悖论一样，在信仰和现实面前无从选择，所以那个杜撰小岛上的生活与其说是在寻找上帝，不如说是在实践着永远不能回避的悖论。

约塞连说：“我刚跟你说过，他们一个个都是疯子，是不是？你总不至于让疯子来判定，你究竟是不是疯子，对不？”以疯子的判断来确定是不是疯子，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而在陶塞军士和梅杰少校的谈话中，也是在一种圈套中找不到出路。“您离开后，我可以让他们进去见您吗？”陶杰少校说：“可以。”陶塞军士的问题是：“可您早就不在这儿了，是不是？”而在那一次轰炸罗马的飞行计划中，麦克沃特的飞机坠毁，他们在丹尼卡的面前推断出，丹尼卡医生为了统计飞机时间上了麦克沃特的飞机，“而且，你没有跳伞降落，所以飞坠毁时你肯定牺牲了。”在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前说着“你肯定牺牲”的结论，让丹尼卡甚至无言以对，而按照程序，要发给远在美国的丹尼卡太太一份通知，那上面说：“她是她丈夫一万美元美国军人保险金的唯一受益人，这笔钱她随时可以领取。”这一笔钱对于丹尼卡太太来说，可以让自己和和孩子不至于挨饿，所以她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个无所畏惧的微笑”，而这个微笑对于还活着的丹尼卡来说，就像自己无从把握的健康一样，在戏谑中被轻轻抹去了。

上帝是个伪命题，在这个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终极里，上帝的确是在玩，所以约塞连没完没了的飞机轰炸中，被返送回国的期望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无奈，所以他假装自己受伤，假装自己换上了肝病，“如果它转成黄疸病，他们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它没有转成黄疸病而且症状又消失了，那就可以让他出院。可是他这肝痛老是拖着，怎么也变不了黄疸病，实在让他们不卸所措。”正是他运用着悖论式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才可以让自己像个病人那样整日闲躺在病床上消磨时光，而对于他来说，消磨时光中他需要创造一个上帝，一个自己的上帝，不是拯救，是为了逃脱。“初次相见，约塞连便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这种爱似乎是对于死亡的拒绝，而在病床上，他用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的笔记篡改那些信件，他“处决”着信件里的内容，让信里所有的修饰语，以及副词和形容词统统消失，接着又向冠词开战，把信里的一切全给删了，或者只留下冠词，甚至“他又涂掉了落款部分，正文则一字不动”，在这种修改中，他甚至将信封上的地址都改写了：他“随手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了所有的街道名称，好比让一座座大都市消失，仿佛他是上帝一般。”

他就是上帝，或者说，上帝就是那个找不到其人的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要成为上帝，就要将这一切唯一的东西都用另一种方式命名，就像桑德森少校说的：“你最好趁着还来得及赶快抓住你自己。起先你是邓巴，现在你是约塞连，下回你也许会声称你是华盛顿·欧文了。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你得的是精神分裂症，这就是你的毛病。”他是约塞连，他又不是约塞连，他是华盛顿·欧文，他是邓巴，他是上帝，在前来看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约翰眼中，他却叫“吉乌塞普”，母亲说：“那有什么区别？反正他就要死了。”

死是唯一面对上帝的机会？飞机轰炸是疯子，钻飞机是钻子宫，涂改信件是精神分裂症，讨论战争谁会胜利却在一个妓院里，而对于约塞连来说，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当科恩中校答应约塞连可以被送回国时，他不是疯子，也不是功勋卓越的人，当然更不是死者，“现在你知道问题的关键了吧。卡思卡特上校想当将军，我想当上校，这就是我们必须送你回国的原因。”这就是所有的原因，回国之后替他们说话，这就是交易的条件，而在约塞连被返送回国之前，他在被轰炸的罗马街上突然看见了生命的脆弱，很多人无辜死去，就像曾经在他身边死去的斯诺登，不停地叫着“我冷，我冷！”而那个失踪了的小女孩让约塞连发现了心中的真正上帝，那就是善良，那就是真实，那些谎言充斥着这个世界，对于约塞连来说，回国根本不是最终的归宿地，那里还有没完没了的谎言、欺骗和死亡，还有不可逃脱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不朽之城，那个老太婆的话让他终于有了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决心。当约塞连问老太婆，问什么会轰炸，老太婆的回答是：“他们没有必要给我们看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且强调说：“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当约塞连问“什么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的时候，老太婆最后的回答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终点即是起点，在这个死循环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上帝就是自己，他最后选择离开小岛，也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因为对他来说，寻找上帝，寻找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战争，而那个逃避的终点是中立国的瑞典，就像无数次试验着死亡的奥尔一样，他以消灭被命名的生命的形式获得了救赎，所以最后他带着“上帝的良心”寻找那个在罗马失踪的小女孩，然后找到她把她救出来，一起前往瑞典，“约塞连跑了出去。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她举刀砍了下去，差一点砍到他。约塞连跑走了。”

但约塞连真的可以找到小女孩，用自己上帝的良心带她离开战争？没有结尾，没有归宿，他没有摧毁第二十二条军规，对于离开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圈套，“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这是约瑟夫·海勒说的话，在这个用黑色幽默编织起来的世界里，或许上帝真的一直在玩，一直在涂改着这个世界，一直在做那首“二的八次方”的象征主义诗歌。

	编号：C38·1970907·0408
	作者：（苏）爱伦堡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62页

---

苏联“无冲突论”小说氛围的一次解冻。斯大林的逝世成为这一事件的标志，爱伦堡像一柄利剑，直指当时已近腐朽的苏联文坛。“《解冻》写人们心灵气候，表达我的解冻和我的希望。”这部人道主义小说为苏联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钟而成为苏联小说冲破禁区的象征，这在政治层面上尤为引人注目。爱伦堡是一个忧虑型的作家，他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俄罗斯民族最闪亮的性格。

---

《解冻》：我们在惊人地成长

真可笑，薇拉马上就要回来，可我还没有考虑好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什么也不说，或者就说：“薇拉，你看，到解冻时节了。”……
——《第一部·十六》

患病的索科洛夫斯基在两个星期养病期间，想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想到了信号装置、新焊接法，想到了已故的朋友和不在身边的女儿梅丽，想到了工厂厂长茹拉甫辽夫，想到了费拉托夫组织疗法，想到了其他行星上的生活，想到了亚洲的决心，想到和和平运动，但是不管是天下大事和个人小事，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最后他的一丝念头总是回到薇拉身上，当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索科罗夫斯基已经习惯了孤独生活，已经不再幻想爱情和友谊，但是为什么辽阔无边的思考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女人身上？

因为，他每次和医生薇拉见面，总是会带着喜悦，带着惊异和感激的心情，因为，有着相似经历的他们，见解、趣味和嗜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一段婚姻，一个妻子，以及那些青春岁月，代表的是过去，它在某种不幸的意义上是属于该遗忘的东西，而新的生活，新的女人，新的话题，又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过去和现在以及趋向未来的畅想中，最后思绪的落脚点已经成为索科罗夫斯基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他看到了希望，正如度过了寒冬一样，当解冻时节到来，证明万物都将苏醒。和索科罗夫斯基一样，塔尼奇卡听到沃洛佳说“一刀两断”时留下了眼泪，但是沃洛佳告诉她，生活中总是有“奇迹”存在，“第一，严冬已到尽头。不，请你先别反驳。我看得出你着斗篷都有点热，你还要穿大衣呢。其次，柳树已经发芽。三，小草发绿了。还有，你看，这是最主要的奇迹，你看看，洁白娇嫩……像是刚刚从坚冰底下钻出来的……”于是高高的暖阳开始温暖沃洛佳和塔尼奇卡，温暖潮湿的长凳，温暖黑乎乎的大草坪，温暖公园里的一对对情侣，甚至温暖了在冬季冻僵了的整个世界；安德烈的女儿索尼娅在和父亲进行了长谈之后，认为可怕的不是人，甚至不是没有行政能力的领导，而是如何让自己走进生活，“我怎样才能从课本过渡到机器呢？整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当对着来火车站送她的萨夫琴柯说：“人们忘掉的是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总会记住的。”还有工程师柯罗捷耶夫，当在路上遇见了自己一直想念着的莲娜时，他叫出了她的名字，而莲娜那一双绿莹莹的朦胧大眼睛在黑那种闪光，他吻了她，于是，“大街上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汽车喇叭声、春天的喧嚣声。”

索科罗夫斯基想对薇拉说现在已经到了解冻时节了，沃洛佳和塔尼奇卡寻找生活中的奇迹，春天的太阳温暖了曾被冻僵的世界，索尼娅虽然离开了萨夫琴柯，但是她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柯罗捷耶夫在鼓起勇气喊了莲娜的名字，吻了她之后，大街上传来了春天的喧嚣声……当冬天正过去，当大地开始解冻，当春天温暖世界，每个人都在发现生活的意义，每个人都开始醒来，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但是在他们发现解冻开始之前，是不是经历了困顿和矛盾，是不是遭受了痛苦和不安，是不是压抑着自己？这个从困顿到痛苦，最后走向苏醒和新生过程，在莲娜身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

莲娜是个中学教师，在丈夫的眼中她总是标新立异，但是在莲娜的心里，身为厂长的茹拉甫辽夫却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的时间全部扑在工作中，整天为工厂奔波，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除了面对孩子。实际上，莲娜有这样的想法，源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在这个工厂新村里，她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在茹拉甫辽夫的身边，是口头禅是“我只买不落空的彩票”的现实主义者沃洛佳，是阿谀奉承的希特罗夫和萨伏诺夫，是钻营于个人位置的布宁，在整体呈现出官僚化的场域中，莲娜感到苦闷和孤独，尤其是在婚姻世界里，她已经失去了信心，起初她还是劝自己在没有爱情的世界里也可以生活下去，因为有心爱的工作，有可亲的同事，因为自己还不到“演悲剧的年纪”，但是当她后来陷入丈夫的圈子文化而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时候，她真的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也终于鼓起勇气和茹拉甫辽夫“谈谈”，“这一切是很痛苦的，这是实话。可是，我已经全都想过了，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否则我太不诚实了……”

想告别这样的生活，是因为想要诚实面对自己，当茹拉甫辽夫怀疑她爱上了别人的时候，莲娜很坚决地予以了否定，“我已经坦率她告诉你了：我和你过不下去。我曾经做过努力，不行。并个是因为有了别人……就是和你过不下去，懂吗？……”坦率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是莲娜朝着诚实地忠于自我的道路上迈进，但是，她却真的爱上了别人，爱上了柯罗捷耶夫，但是在她看来，对柯罗捷耶夫的爱并不是自己婚姻解体的原因，而是本身就没有了爱，或者说，她从未把自己对柯罗捷耶夫的感情和自己的家庭生活联系起来，她相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在认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以前，她不是早就对丈夫失去了爱情吗？”和丈夫的爱情消失、婚姻解体，这是家庭相关问题使然，而和柯罗捷耶夫之间暧昧的关系，却是另一种轨道的情感，当莲娜如此分开两者，看起来更像是她在为自己的矛盾心态寻找一种解脱，因为，她自始至终不确认柯罗捷耶夫是不是爱她。

在工厂的读书会上，当讨论契科夫的小说时，柯罗捷耶夫曾批评过家庭之外的感情，甚至认为女人在其中只是扮演道德败坏者的角色，当柯罗捷耶夫发言时几乎所有人都在鼓掌，只有莲娜静坐在那里，她并不能对柯罗捷耶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联系到自己，她认为柯罗捷耶夫是在教训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古怪而轻佻的女人，“他是个正经人，他的头脑忙于想别的事情；而且，我本来就该明白这种事情是不会有的；总之，他这是在教训我。”在这个意义上，莲娜在茹拉甫辽夫面前提出离婚，并排斥了别的男人的介入，似乎显得义正辞严。但是这像是莲娜的自我安慰，而柯罗捷耶夫在大家面前指责小说中的情感，似乎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而实际生活中，柯罗捷耶夫经常去茹拉甫辽夫家中，也和莲娜有过几次聊天，他乐于和莲娜说话，是因为他觉得莲娜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有意思，我在莫斯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女子呢！”这样的感受让这个经历过战争创伤、见证过继父逮捕、遭遇过爱人被炸死的男人从想要遗忘过去的平静中获得了另一种激情，那种“从未体验过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一下子占据了他的心，但是他知道莲娜已经结婚，所以从小说的讨论他想到了爱情的危险，“爱情是水泥，大家都这样说，但这种爱情却会起腐蚀作用。”

但是工作似乎不能拯救自己，自己也仿佛无法控制情感，想念也成为一种幸福的理由——在柯罗捷耶夫想念莲娜的时候，莲娜也同样在想念他，“从俱乐部回来后，她明白了：柯罗捷耶夫占据了她的心灵。”两个彼此想念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的是另一种痛苦，这也许是某种寒冬的隐喻。同样被困于其中的还有索科罗夫斯基和薇拉之间理智的爱，薇拉是一名医生，在战争期间她在野战医院这所“无情的学校”里，看见过血肉模糊的身体、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双目失明的人、昏迷不醒的人，每天都有人在她的手中死去，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她学会了控制自己；而索科罗夫斯基，作为工厂里的总设计师，在他人眼中是个尖酸刻薄的人，甚至是个偏执的人，而这种偏执是因为他遭遇过生活的不幸，所以对于旁人，对于女人，他采取了拒绝——但是，这两个克制情感的人，又在彼此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喜悦，这一份无法遮掩的喜悦让他们开始融化自己内心的冰冷。

莲娜勇敢地结束了和茹拉甫辽夫之间的婚姻，是这个严冬解冻的标志，就像当萨夫琴柯问索尼娅的父亲安德烈，“假如一个人有情感，他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而斗争呢？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做是屈辱……”安德烈很坚决地告诉他：“应该斗争。必须穿过云雾……”穿过云雾是如莲娜一般让自己诚实，是如沃洛佳那样期待奇迹，是如索尼娅一样寻找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如柯罗捷耶夫那样，在一个星期寻找莲娜的身影而最终在剧院偶遇时，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而莲娜也终于在他面前笑了。莲娜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种解冻的信息，但是众人看见春天的暖阳，闻到春天的气息，其实还是另一件解冻的事，那就是茹拉甫辽夫被撤职。在莲娜搬离了房子之后，茹拉甫辽夫的确变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莲娜的离开让自己承受了痛苦，另一方面发现工厂里有很多“闹事的家伙”，希望把自己搞掉，“我从来不好向上爬，但我珍视领导上对我的信任，让我负责这样一个大厂。归根结底，这也就是我目前所有的一切了……”所以他每天都在工厂里到各车间巡视找工人谈话，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他甚至说索科洛夫斯基把家属送到比利时去了，而这一消息在希特罗夫的添油加醋中又变了味道。

实际上，茹拉甫辽夫的命运呈现了某种复杂性，在工厂里他是厂长，他控制着一切，他的背后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但这种所谓的官僚文化却又是脆弱的，当那次风暴突然来袭，第三排“乙字”工棚倒塌，拖延住宅建设的事被揭露，于是，茹拉甫辽夫被撤职，新厂长高洛万诺夫马上到任，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茹拉甫辽夫无法相信被命运摆弄，在他看来，自己成了牺牲品，“而我，伊凡·茹拉甫辽夫，一个小小的计算单位，我这个诚实的苏联人，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的人，算是完了。我牺牲，是风暴把我吹垮了，而且谁也不关心这件事……”一方面他想要追查谁告状，从索科罗夫斯基到莲娜，再到“他们”，他怀疑每一个人，认为是这些人把“一个正直的苏维埃干部给毁了”；另一方面，当他被撤职，再没有人阿谀奉承，他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茹拉甫辽夫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没有一个活人记起他来。发生过风暴，它造成了麻烦，又过去了。谁还记得平息了的风暴呢？”大家感兴趣的是新厂长，而高洛万诺夫似乎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茹拉甫辽夫的缺点：“茹拉甫辽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但却是个蹩脚的行政领导。”

什么是真正的行政领导？高洛万诺夫作为继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搞好各层面的关系，“一年过去了，不但生产计划完成得很好，而且人们也变得快活了，振作起来了，工作中的同志式亲密感情更深了；业余时间里笑声、知心的谈话和爱人们幸福的低语也更多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高洛万诺夫更擅长的是和高层搞好关系，正如以前茹拉甫辽夫意见最大的索科罗夫斯基在一次会议上反驳时说的，“茹拉甫辽夫干工作不是于害怕，而是本着良心干的，他没有中饱私囊，发生火灾时候没有惊惶失措，而且听说位他在战场上很英勇。”风暴带来的损失并不能怪罪茹拉甫辽夫一个人，“奥布霍布霍夫干吗去？还有特里佛诺夫呢？还有我这个总设计师索科洛斯基同志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有高层权力建立的体系矛盾，也有工人本身的问题，而这种寻找牺牲品的做法才是可怕的官僚主义。所以在茹拉甫辽夫被撤职之后，所谓在解冻时节的觉醒并不仅仅是情感上迎来春天，更在人的人性意义上追求真实，追求公正，追求自由，正如茹拉甫辽夫在风暴之前对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在成长，在惊人地成长。”

工厂党委召开会议，讨论索科洛夫斯基的坏脾气：他因为自己的设计不被接受，退出了业务会议，还重重地摔了门，还在高洛万诺夫面前说了些粗鲁的话，为此奥布霍夫提议给索科洛夫斯基以警告处分，而在这个决定投票时，柯罗捷耶夫“勉强举起了手”——一种从众心理让他成为了决定的拥护者，但是当和莲娜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莲娜问他：“那你为什么赞成？”柯罗捷耶夫竟然说不出原因：既说服不了莲娜，也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对于这些经历了严寒的人，在看见了解冻的时候，他们甚至也会退缩，也会按照老一套方式习惯性地活着，柯罗捷耶夫的继父维鲁宾回来了，他对莲娜说的一番话道出了真正要解冻而走向春天，需要的是激活人心和人性，“我遇到过不少样遭遇的人，但很少有人绝望……您说说，难道能够放弃支持着自己生活的那一切吗？说实话，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候，我也还是抱着希望的——早晚会水落石出。当然想活到—天。您看，我这不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了吗？……”

在绝望中抱有希望，不仅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更在于希望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开始寻找真实的希望，开始了在解冻世界的自省：索科洛夫斯基认为自己失去自制，是因为“处于某种精神上的热病状态”，因为早已逝去的青春、国内战争、那些饥饿的岁月、充满激情的年代，他曾经陷入困顿，因为当前的事业在一些人手里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愤怒：

当他到今天还在发生某些停滞不前的现象的时候，或者看到希特罗夫或萨伏诺夫之流又爬出来造谣中伤、高谈阔论什么生活中一切计划都已实现、甚至超额完成的时候，看到布宁这个在茹拉甫辽夫时期多次亲身遭受无理打击的人今天还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而他在看到窃贼和贪污受贿分子时仍旧小心翼翼地说：“有奥布霍夫，有领导，有检察官，这些不关我的事”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他变得过分地不能容忍。

认识到自己做出失去控制行为的原因，索科罗夫斯基是在成长；而沃洛佳也发现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庸俗的价值观，“我幻想过什么呢？大概只是奖金。而艺术是善于报复人的。”所以他从一心画风景画不钻营于金钱和权力的萨布罗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价值，“他会绘画，他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他不仅有天才，而且他心安理得。跛脚女人非常爱他。是的，和我比起来，他的确是富翁！”柯罗捷耶夫则在和莲娜的爱情生活中，在继父的乐观中感觉到了生命的价值，“不是夏娃，而是莲娜。现在我要十分郑重地告诉你：我不仅是爱你，比爱更多——有了你，我就可以生活了，满怀信心地生活，你明白吗？再没有包袱了。”于是在党委讨论是否要给索科罗夫斯基处分时，柯罗捷耶夫终于不再勉强举起手，而是遵照自己的良心投下了重要一票；索尼娅在萨夫琴柯穿越迷雾的爱情中感受到了力量，“当你走在巴黎大街上的时候，你记着：我和你在一起，我和你一同在参观，总之，和你生活在一起，明白吗？”

每个人都在觉醒，每个人都在成长，从以前的阴霾中走出来，从曾经的困苦中挣脱出来，看见了爱情，看见了自我，看见了新的生活，即使还有没有铺好的马路，还有墙皮脱落的建筑，还有希特罗夫的嘴脸以及其他成百成千的混乱现象，但是这是一片解冻后充满希望的土地，这是在春天的暖阳中被照耀的城市，所及即使身处巴黎这个西方世界的萨夫琴柯，他也感受到了祖国的人们在自由的世界里迎来新的生活：“当我身在这里，处在巴黎美景包围之中的时候，我想的是咱们的城市，那里有我的爱情、我的生活。”

	编号：C38·1970907·0407
	作者：（苏）B·拉斯普京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243页

---

“活下去，并要记住。”B·拉斯普京用这句颇有命令口吻的话做为自己作品的题目，谁应该活下去？谁应该记住什么？人的尊严还是责任？生存的压力还是对死亡的质疑？B·拉斯普京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气质将一个逃兵的背叛以及母性式的质问展现出来，特别是回答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纠葛时，该如何反思道德的犯罪感。这部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小说在更高层次上是对死亡的另一种阐述。悲剧不是在于该不该活下去，而是应该记住什么。

---

《活下去，并要记住》：该死的战争

她叹声连连，因恐惧和厌恶而颤栗不止，她连对自己都害怕了：她被污染了。事后她就洗呀，洗呀，洗她那抓过黏糊糊的坟土的两只手，她总是觉得手上有一股类似酵母的气味。
——《第二十一章》

她恐惧，因为四野漆黑一团，她颤栗，因为天穹沉沉欲坠，她厌恶，因为河水随时张开巨口将她吞噬，但是这些似乎都不是让纳斯焦娜感到绝望的，真正绝望的是她再无所求再无希望了：丈夫安德烈在哪里？那个让她容身的家在哪里？那些村民又在哪里？以及接受她怀孕消息的人又在哪里？“疲乏已转化为一种如愿以偿的、旨在报复的绝望。”在疲乏中，纳斯焦娜抓住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如绝望般将她推向了深渊：跌倒的时候，她手上抓住的是斜插在地里的木头十字架，以及一堆的坟土——那是雇农米什卡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搞起来的坟地，那里是死去的魂灵，即使有着木头的十字架，也无法将她从深渊里救赎出来。

不如说，十字架更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甚至让纳斯焦娜背上了道德的罪，满身的坟土让她变成了被污染的人，无法洗净的手就像她在黑夜中无法救赎的灵魂：“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跟她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她每走一步，都有人在监视；每转一个念头，都有人在侦探。”因为阿加菲娅·索莫娃家的小船上的人正在追踪她，因为她就是一个被驱赶出来的罪人。而当她在那夜偷渡安加拉河未遂之后，她也再无法回家里，年老的公公米赫伊奇让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快走，因为“有些人要动手了”；村里的纳季卡告诉她民警布尔达克已经来了，在丈夫会被抓、全家都要受辱，甚至村子里的人都要牵连的情况下，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而且，本不是她的错和她的罪，却让她一个人背负，“羞愧……对人，对己，为什么如此羞愧欲绝呢？她犯了什深重的罪孽以致于这般羞愧呢？这羞愧于今又该怎样发落呢？……”

只因为她是“被污染了”，只因为她再无容身之所，当纳斯焦娜怀着屈从的心情默认了遭遇，当她划着船在黑暗的河上漂流，她默认了自己的罪，“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度过—生之后，即令再给她以第二次生命，她终归还是学不会生活的。”于是在黑暗中，受污染的她消失在安加拉河上，带着怀孕的身体永远消失了。一个不曾上过战场的女人，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一个渴望生下孩子迎来幸福的女人，却在屈辱、恐惧和颤栗中被吞噬了。这是一个女人最后的命运，而当寻找他的人在黑暗中叫喊着她的名字，另一个人的命运却走向了另一端：安德烈看到栖身之所隐没于茫茫黑暗中，然后一跃而起，在那间冬屋中打点好，就窜进了原始森林，那里有他记住了的石岛，有可以躲藏的石洞，甚至还有石洞外面可以捕杀的山羊，当自己的妻子带着屈辱而死去，安德烈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安德烈边跑边寻思怎么办才好，砍木为筏，还是偷条小船渡水上岛。”

一个是可以活下来却死去的女人，一个是必须死却活着的男人，他们走向了相异的道路，命运带向了不同的方向，或者都可以叫做悲剧，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当胜利属于他们，死去和活着都成为一种荒诞的现实。安德烈选择逃亡，这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或者说，他从此开始远离人类社会，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因为他是一个逃兵。三年半前，他出发上了前线，他经历了坦克冲锋，经历了滑雪夜袭，经历了无休止的抓“舌头”，在战斗中习惯了出生入死，习惯了流血和痛苦，但是每一次真正在身后盯着的只有死神，“不过为了保险不让他跑掉，死神这一次是从他背后逼上来的。”当他在新西伯利亚军医院躺了将近三个月，当胸部开了两次刀取出了弹片，他本以为可以回家，但是晴天霹雳的消息是：他无法回家，而是回部队。于是，他开始了逃亡，于是，他成了一名逃兵。

逃兵是没有身份的，更面临着被枪毙的命运，当他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依然不敢露身，他从家里偷了父亲的斧子、烟叶和旧滑雪板，出没在雪地里，寻找着栖身之处。是妻子纳斯焦娜发现了丢失的东西预感到是丈夫回来了，于是在那件冬屋里她留下了充饥的面包，并等待着他出现。分开三年半，安德烈终于现身了，纳斯焦娜问他为什么逃跑，为什么不回去，以及认为“等战争结束了，或许人们能原谅你”，而安德烈知道，他不可能重新获得身份，“不，这种事儿是不会原谅的。像这种事儿，如果逃犯打死以后还会再活过来的话，那真会连续枪毙三次，从而杀一儆百。”其实他从离开战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逃亡而苟活着，不如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一个没有身份的逃兵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安德烈从内心发出的愤怒和无奈是：“要不是战争，要不是它，该死的战争，我不就是那样生活的吗？不就是那样劳动的吗？我才多大呀？——三十岁，刚活了半辈子，刚活了半辈子就完了，报销了。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为什么偏偏落到我头上？”

该死的战争摧毁了正常生活，该死的战争让自己身心疲惫，该死的战争让半辈子都完了，诅咒战争并不能让他成为正常人，即使在妻子纳斯焦娜面前，他依然无法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他只能靠她带来的粮食充饥，只能用她偷出来的工具捕猎，他只能在两个村子的交界地带打响猎枪，“若有枪响，上游的人会认为是下游的人开的枪，而下游则以为是上游开的枪。”他找到了石岛，睡在石洞里，抓住外面的野山羊，或者在夜晚学着狼嚎，“当他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打开门，发疯似地朝原始森林像狼那样悲哀、乞求地嗥叫起来，仿佛想以此为自己解闷儿，他听到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在他的叫声中沉寂、冷凝了。”

一种原始的生存方式使他只是活下来，而又一次进了村子，他只能躲在暗处远远看见自家的房子，看见站在那里的老父亲，只能回忆四年前和他一起上战场的维佳，维佳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安德烈聚精会神地回想起了维佳：维佳的面庞、嗓音、步态、姿势。这一切都亲切逼真地浮现在眼前，好像维佳刚才还站在自己的身边，过一会儿就回来似的。”而活着的他即使和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无限接近，他也只能把这个距离人为拉大，“四年来他第一次站在故乡面前，他站着，他明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站在故乡面前了。”也许对于安德烈来说，成为了一个没有家的野人，他只是活着，“活下去，并要记住”——但是他应该记住什么？记住战争的残酷？记住逃兵的屈辱？记住命运的无奈？“我的两位老人等不了多久就要归天了，到时我再和他们在阴间聚会，好好地谈一谈。也许那儿没有战争。而在这儿，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大家都只有一个指望，这指望就是他自己，别无他人。”

如果说安德烈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那么纳斯焦娜呢？她的命运里何止是无奈？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她就已经是孤儿了，埋葬了母亲之后她带着小妹妹逃命，沿着安加拉河向下游流浪，之后来到了柳季那村，认识了安德烈，成为了她的妻子，“和所有的人一样，纳斯焦娜从小就憧憬着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幸福的想象也不断地变幻。”结婚并不是苦难的终结，它是另一种不幸的开始，在家里她忍气吞声，像流浪时乞讨一样，而且婚后她没有生孩子，在村子里空肚子的女人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这更使她没有任何地位，而在此时战争爆发了，战争带走了她的丈夫，甚至让她成为一个完整女人的想法也破灭了——但是，战争破灭的又何止是这一类希望？

当安德烈重新出现在她面前，首先她听到的是恐吓，“我正要告诉你呢，纳斯焦娜。连条狗也不能让它知道我回来。你跟谁一讲我就打死你。一定打死你，豁出去了，你就记住吧。不管你你跑到哪儿去，我也要抓到你。干这种事，现在我决不手软。”他让纳斯焦娜拿东西来，拿猎枪来，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现在你走路要前后张望，一步一回头。”但毕竟丈夫回来了，尽管隐秘地不被发现，尽管还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在那件冬屋里，她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一个妻子的权利，“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现在还不知道，但今天却是属于她的。多年以来，只有今天她可以享受一个假日，她的整个身心都可以获得自由和休息了。”甚至为了让这种自由可以延长，在内心深处她祈祷人们能宽恕安德烈，甚至用二千卢布购买了公债券，为的是为安德烈赎罪——在他看来，安德烈虽然是个逃兵，但是他们却能找机会在一起，四年来也许这才让她感觉到了婚姻的存在。

纳斯焦娜是个悲苦的女人，她在安德烈身上得到的那一点可怜的安慰也是她最大的幸福，或许安德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有时不想连累纳斯焦娜，“坏事和坏事还不同嘛，纳斯焦娜。我是罪犯，法律要制裁我。干吗还要连累你，同我一起当罪犯呢？”有时让纳斯焦娜离开自己，“以后别来找我啦，别再来啦，听到了吗？我要走了，真的要走了。这样不行，够了，把自已折磨够了，也把你折磨够了。我不能这样啊！”但是作为丈夫，他又表现了对纳斯焦娜的控制，他害怕被人发现，却总是要纳斯焦娜带来一些物品，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中，纳斯焦娜竟然怀孕了，一个不怀孕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当有孕在身本来意味着她可以完整成为女人，但是，在无法被公开的现实里，这样的身份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

命运仿佛走向了悖论，而安德烈得知纳斯焦娜怀孕之后，在幸福中竟然要让她生下来，“他是我的亲骨肉，他会传宗接代的。我的血统没有断，没有绝，而我以为，我以为到我就完，一切都完了，要绝种了，孩子要活下去，他要延续这条线，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纳斯焦娜！你是我的圣母！”再也无法分开，再也无法赶走，因为“命运现在把你也拴在车上，鞭打着送到我跟前了”——安德烈让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人，但是这个完整性却又依附在自己身上：“我看你怎么挣脱命运的摆布！”当纳斯焦娜问他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安德烈根本没有以后的打算，“怎么办？你生孩子，就这么办。死也要生出来，这是我们的命根子。随你怎么办，可你得把孩子生出来。要做好准备。”他甚至做出承诺，要活下去，“要是他们把你逼得没路可走了，我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烧死，亲娘也不留情。”

实际上，真正承担痛苦的是纳斯焦娜，一方面她虽然有成为完整女人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是建立在安德烈身上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是为了“活下去”，另一方面，当肚子越来越大，终有一天被会被发现会被人议论，这无处藏身的秘密又该和谁说？如果说出了怀孕的秘密，如果告知了安德烈回来的消息，安德烈也必将被发现，枪毙始终难以逃脱；而如果不说是安德烈的孩子，那么纳斯焦娜将背负道德的罪孽，一样会成为牺牲品。在这样两难的境地里，纳斯焦娜还是选择了后者，作为一个女人想要保全丈夫，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一种性别意义上的无奈命运，其实也出现在村子里的纳季卡身上，当维佳上战场而牺牲，包括家里人对她的误解是：好像维佳的死是纳季卡造成的，而作为女人，在命运面前，甚至自己也无法挣脱出来，“她之所以这样说这样讲，正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有罪，但罪在何处，她一无所知。”

“我们有理由埋怨命运。如今我们到死都恨透了自己的命。”女人的宿命让纳斯焦娜承受着不公和屈辱，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无法站在村人面前，她无法面对公公和婆婆，即使战争胜利了，她也无法参加庆祝会，她怨恨安德烈，是他连累了自己，但是她又可怜安德烈，认为他也是无奈，她甚至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她怕露出有孕在身，但怕固然怕，可又希望这一天早点到，因为那时就用不着束腰藏肚了，就不用东张西望，看是否有人发现她已不是清白单身，而是肚子里有孩子了。”但是战争胜利了，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安德烈还是一名逃兵，无法洗脱的罪名，无法公开的身份，在最后和安德烈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更是威胁她：“你再也别到这儿来了，来也见不着我了。不过再一次请你记住：你要跟谁去说我回来过，我一定抓到你。死后也要来算账。记往吧，纳斯焦娜。”于是一切都让她自己做出了牺牲，他在公婆面前承认是别人搞大了肚子，于是婆婆骂她是母狗，是婊子，“跑了，怀了野种回来了！你滚，别等我用火钳把你挑出去。”于是村子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议论她，于是她成了一个被隔离的人，一个被污染的人。

实际上，战争结束不是终点，它是另一个起点，安德烈受伤而无法回家，他成了逃兵，这是对战争“正义”的背叛，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就像死了一样活着，而纳斯焦娜没有经历战争的生死，但是那些规则，那些道德，何尝不是带着战争的后遗症：它们划分了敌我，在二元对立中没有宽容，只有死去和活着——于是，在成为一个真正女人的完整性里，在亵渎了道德的罪恶中，纳斯焦娜只能选择死：四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冲到了河边，雇农米什卡去收尸，他也一定将她埋葬在那片坟地里，“他埋葬之后，女人们聚在纳季卡家，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的。”一种死甚至够不上悲苦，它只是消失，无声无息的消失——而安德烈选择以活着的方式消失，消失之于消失，都是命运的不可抗拒，都是身份的无法认同，都是生命的卑微可怜，也许最后连喊出“该死的战争”这样的愤怒都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