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还是从但丁开始吧
早晨起来在山中漫步，谈一些哲学问题；然后进早餐，听音乐和歌曲；在那以后，在某一个清凉的浓阴覆盖的地方举行一篇新诗的朗诵，题目是前一天晚上规定好了的；到晚上，全体走到一个泉水旁边，大家坐下来，并由每一个人讲一个故事；最后用晚餐和进行生动活泼的谈话。
——《社交的高级形式》
从早晨到中午，再到晚上，从哲学到音乐，再到诗歌和故事，对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这种惬意且富有情趣的生活成为一种时尚，这样的“社交的高级形式”，一方面是个体自由人格的充分发展，邦德罗在小说序言中有过这样的开场白：“这种谈话，女人听了可以不感到羞耻，男人也不象喝醉了酒以后讲的。”很明显，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完全挣脱了一种劳作的辛苦，在“不感到羞耻”和“不像喝醉了酒”的状态中自由交流，他们都没有了生活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这些社交高级形式不是个体之间的交流，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不管是谈论哲学问题，还是听音乐和歌曲，或者朗诵新的诗篇，乃至最后每人讲一个故事，都是以团体的方式出现的，这就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集会，“他用其他方法使我们了解到集会的情况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和富有吸引力的。”
这是“社交和节日庆典”之下的意大利，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人们对于外表生活的美化和提高，是其他欧洲国家甚至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这种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现象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合在一起构成那种我们所谓的舒适”：人们在香水和服饰的运用中追求个人风度的实现，追求在社交中拥抱一种风雅，在集会里，不管是什么出身，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才能和教养，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一种代表身份的语言，作为社交的最重要基础，语言折射出个人修养，折射出文化和艺术内涵，也从此诞生了“完美的社交家”，他们有才艺，有骑士精神，有组织严密的纪律，当然，有高尚的情操，无论如何，他们都成为了“无论在理论方面和在实际方面都是整个欧洲的老师”。
个人之外，在家庭和社会层面上，社交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风尚：在家庭中，家政的意义被凸显，它终结了中世纪以民间道德为主的生活状态，在环境的改变中更具有一种自然倾向；而节日庆典的丰富性，造就了奇迹剧的诞生和宗教式游行的出现——不再是为游行而游行，而是带有了“凯旋式”的性质，它成为人们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标志。不管是个人层面，还是家庭社会层面，就像从早晨到晚上的团队活动一样，这样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便是男女之间的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教育使得上层阶级的妇女在个性上和男子一样得到了发展，其他国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才提升了妇女的人格地位。男女人格和地位上的平等性，其实折射出的是阶级的平等化，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意大利各地，富有的阶层已经很难用家族的力量反对教育的作用，他们曾经享用的政治上和宫廷上的特权，已经无法激起任何强烈的封建等级感情，或者说，特权在解体，等级感情在衰落，阶级固化被摧毁——个人主义、人文主义正得到蓬勃地发展。
当阶级平等下的“社交和节日庆典”成为一种主流，它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它会不会带来一种利己主义？雅各布·布克哈特显然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目光事无巨细地罗列意大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篇论文》，这本书的的文原书名其实显示了他的最初目的：用论文的形式来阐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这篇论文的论点在“第一篇”序言里就已经提了出来：我们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中发现的是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却是随心所欲，甚至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它最消极的意义是：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每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萌芽。但是这个最消极的意义，却同样会受到一种最积极力量的抵抗，那就是要克服这种“邪恶的倾向”，甚至以任何一种方式补救——如何将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变成符合人文意义的个人主义，如何寻找克服的动力和补救的方式来阻止权力的践踏和摧残？
也就是说，在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之外，是不是有一种同等的甚至强于这一种力量的建设性权力，使得双方在角力中逐渐走向健康？雅各布·布克哈特是从历史的梳理中发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在意大利生根发芽，诺曼帝国的弗里德利希在13世纪时就决定彻底摧毁封建国家，从而把人民变成缺乏意志、没有抵抗力的群体，他依靠宗教裁判的力量来完成统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君主立宪说，主张君主应该得到自己任命的上议院和人民选举的下议院的支持，但他却也主张不给人民以革命的权利。弗里德利希的统治，阿奎那的君主立宪说，都具有欧洲近代政治精神的萌芽，但是一旦这种统治灭亡之后，历史舞台上便出现了一群暴君。从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掌握绝对权力、沉溺于奢靡和放纵自私的暴君，出现了由雇佣兵队长建立起的独立王朝，出现了在最小国家里制造最大罪恶的小暴君……暴君专制当然统治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挥舞着权力的指挥棒，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言人，“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最嘉纳的。”薄伽丘的这句话更多是一种讽刺，但是在绝对权力之下，即使每个人内心都反对暴君专制，但是都采用了容忍和妥协的方式，而不是想要以联合的方式消灭它。
编号：W43·1970907·0412 |
克服邪恶的倾向，以任何方式得到补救，这种积极的力量似乎在暴君专制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在暴君专制之外，去而出现了独立的城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的存在以及发展书写了意大利从封建走向近代的轨迹。雅各布·布克哈特给予了这两个意大利城市非常高的地位，“我们不能想象出有一种能够比这两个城市所给我的更鲜明的对照，而前此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的任何一个相比。”这种不可比拟性使得意大利最终成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什么是“艺术工作的国家”，那就是一种具有自由和人文人格的国家，以自身健康的力量阻止“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威尼斯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傲然孤立的性格，他们蔑视一切的精神，也排斥其他国家的嫉恨，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威尼斯确立了享受生活和权力的最高目标，随着利益的增加，他们建立了最获利的工业体制，开辟了新的商业途径；而佛罗伦萨因为具有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势，所以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它的近代性意义就在于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马基雅维利将这个他出生的城市描述为“活的有机体”，雅各布·布克哈特也把他称作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作为独立城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而辐射至全意大利来说，意大利人身上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由人格，雅各布·布克哈特甚至认为意大利人就是近代欧洲“儿子中的长子”。但不仅于此，暴君专制在权力的挥霍中，其实也培养了君主，也培养了雇佣兵队长的个性，在这种层级意义的传递中，那些他们所保护的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也形成了独特的个性——他们其实对政治漠不关心，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文学艺术的兴趣又让他们开始享受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出现了一种现象：当权的党派更换的次数越多，个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力。世界主义下的个人主义，两者在一种悖论式的和谐中同步发展，就如但丁在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故乡，“我的国家是全世界”似乎就是把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统一在一起。
但是世界主义似乎是静止的，而个人主义却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在对于文学艺术的兴趣中，意大利出现了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在个人内部的发展中，开始注重声誉，他们从罗马大帝国的神话、圣徒故事、民间颂赞、文学传说中找到了永恒的理想，这个理想使得诗人学者们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万神殿；个人充分得到发展之后，“逗笑的人”和“滑稽戏演员”开始出现，近代的机智与讽刺成为生活的主题……这是意大利“个人的发展”，它是伴随着独立城市的出现而出现，也是在暴力专制中形成的个人主义。在人的意义逐渐被发现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和“天才”相结合的文化的复兴，而这种文化复兴不是单纯在文化意义上的，而是在民族精神上寻找新的力量，这便是意大利古典文化的复兴。
“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这是但丁对于罗马古城的意义阐述，雅各布·布克哈特于是重新从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现实中转过身来，“还是从但丁开始吧。”因为作为对罗马城墙保持尊敬的天才人物，但丁身上有着一种对民族文化激活的最强大的力量，他甚至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象征，“无论意大利或西欧都没有产生另外一个但丁，所以他就是而且仍然是首先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罗马城墙，代表着罗马文化的悠久历史，代表着意大利民族的最古老血统，当然更代表着意大利拉丁化的复兴契机。从罗马城墙开始，文人学者从古代著作中寻找继承的遗产，“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土多德、普鲁塔克和其他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在继承之外，便是发展，意大利的大学和学校的建设，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促进者的努力，以及拉丁文在宫廷的运用、一般文化的拉丁化，都是他们寻找民族精神的一次实践。
但是，钻进故纸堆的拉丁化运动是一次复古，在重新梳理文化源头方面的确有着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近代欧洲的发展中，意大利并不仅仅只要古典文化的复兴就可以了，他们的目光更是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时代，一种关于国家和人的新的发现。于是，他们面向大海，开始摆脱欧洲的约束，开始了向着更广阔世界的旅行；从但丁在《神曲》的暗示中，意大利人开始研究自然科学；他们发现了自然美——也还是但丁，就是他用诗句唤醒了那片沉睡的自然，“他不仅用一些有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对于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的光辉，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有所感受，而且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沿着他的文字，和伊尼亚斯·希尔缝优斯一样的旅行家开始领略意大利雄伟壮丽的风景；诗歌开始描绘人类的心灵世界，解释了丰富而完整的人性，除了十四行诗对于语言的革新，基于意大利喜剧的“假面戏”也流行起来，“意大利的感情世界以一系列清晰、扼要和最简洁有力的描绘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关注人的层面上，“对历史人物按照他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加以准确的描写”的传记也开始出现；更进一步，人的外貌描写也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方式，费伦佐拉给“漂亮”“妩媚”“美丽”迷人”“优美”“庄严”等词下了定义；而在生活动态的描写上，意大利诗歌里出现了一种对乡村生活做更现实主义的处理的征象……
古典文化得到了复兴，世界和人被发现，社交和节日庆典下的生活呈现出丰富性，如此种种，对于意大利来说，似乎就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大发展，但是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序言的论点所说，这种近代精神里包含着更多的利己主义，它甚至会肆无忌惮地演化成一种破坏力，暴力专制的国家如此，那些被发现了人性意义的个人也可能走向这种“随心所欲”的生活，“他们的没有拘束的利己主义以其最可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道德上，想象力成为内在力量，在小说创作中涉及了更多的男女私通问题，也暴露了更多的性格软弱问题；在现实中，性格的堕落导致了更多的犯罪，“那个时代在道德上比抢劫更坏的一种现象是频频发生雇人行刺的事件。”道德之外，宗教也遭遇了利己主义的考验，“他们的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特别趋向于世俗化。”怀疑主义产生了对上帝信仰的动摇，对世界的看法也变成了宿命论，而且古代文化的一种糟粕便是导致了近代迷信的产生，灵魂不死被怀疑，甚至产生了对教会的愤恨……
道德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信仰在哪里？似乎在人文主义发现了人的世界之后，道德和宗教走向世俗并危险地走向了个人，肆无忌惮和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正“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每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萌芽”，甚至“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也面临解体，西塞罗《共和国》第六卷中的那个“西庇阿之梦”，成为一个异教的天国，他们从古代著作中得到的天国证据完全掩盖了基督教生活中的理想，甚至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带向了解体。所以在这样一种文艺复兴的道德和宗教危机中，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要寻找化解这一危机的办法便是那种积极的人文主义，那种可贵的民族精神，那种从但丁开始的反思和建构：从个人主义走向“我的国家是全世界”的世界主义，“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而这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正意义，“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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