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54·1950311·0107 |
| 作者：（美）福克纳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0.10元 | |
| 页数：493页 |
福克纳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疾人如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书名，是其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悲剧阐述。作品中的“福克纳式诅咒”是对现代主义的一大贡献。实利主义者杰生、白痴班吉，以及悲观主义者昆丁，都像是与世隔绝者，天生充满恐惧与不安。大段的心理描写，不同人物的事视角使福克纳的小说艰涩难懂，让我们在阅读中同样充满“喧哗与骚动”。内收《喧哗与骚动》、《熊》。
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看见温顺的耶稣说：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弟兄们啊，弟兄们！我见到了末日的霹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欢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受难才能复活，死去才能重生，当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的复活声音在教堂里响起的时候，谁能看见罪恶与救赎，谁能看见复活和光明，谁能看见沉重的负担，谁有能看见那羔羊的鲜血？对于“康普生旧家”来说，一切似乎只剩下仪式，只剩下在牧师口中的“上帝的羔羊”，只剩下疾病、阉割和“黑鬼”，以及那燃烧的火光。“受罪的并不是你。”当康普生太太对黑人仆人迪尔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全世界的苦难都变成了一种历史和家族的重，变成了一个信仰意义上的罪，都变成了无法救赎而被阉割和失去童真的错，变成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妄。
鲜血和羔羊，在手捧着的那本《圣经》里，在牧师祷念的句子里，可是这被“现在”记叙的一九二八年四月八四，又剩下了什么？耶稣复活的那天，坟墓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而遗体已经不见了，而在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匆忙逃留下的一些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这并非是一种象征，“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但是对于康普生一家来说，最后剩下的却只是一个残缺的肉体：“到如今只有那副百折不挠的骨架剩了下来，象一座废墟，也象一个里程碑，耸立在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内脏之上，稍高处的那张脸让人感到仿佛骨头都翻到皮肉外面来了。”家族没有人在牧师面前“把羔羊鲜血的事迹铭记在心”，只有迪尔西，静默而虔诚地记住了复活的故事，看见了末日的霹雳，听见了金色的号角，而所有一切的复活都是因为“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
死者是另一个时间里的罪恶，而这样的时间里是不是都充满着喧哗与骚动？1898年大姆娣病了，1910年昆丁投河了，1912年康普生逝世了，而对于所看见一切的迪尔西来说，仿佛就是背负着这死去的沉重罪恶。“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在时间的长河中，并非是如此自始至终地展现死亡，但又如何去消除罪恶？而在时间之外，那些道德又如何变成新的罪恶，在复活之前“杀死了我”？
复活之前却到处是歌声，死亡的歌声，“迪尔西在唱歌。”三十三岁的班吉似乎总是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时间里他三岁，另一个时间里他叫毛莱，另一个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坟地”，另一个时间里他闻到了树的香味。那一声“开弟”仿佛唤醒了另一个的时间，他听到了“凯蒂”的声音，“她有一股树的香味。”这一股香味永远停留在三岁的时间里，甚至是在1900年圣诞节前两天送一封情书的罪恶故事里，那味道也一直没有散去，所以当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当猫着腰钻过去，时间总是以真实的幻觉回到一个被阉割的孩子身上，但是这三十三岁的时间和三岁的时间里，总是隔着那一道栅栏：“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被阻隔的栅栏，就仿佛是两种时间的隔离物，当前和过去，死去和复活，即使看见，也必须透过，必须穿过，必须改名，必须冲洗，必须逃离。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从毛莱到班吉，似乎是将一个带有出生和母系属性的名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他生下来的时候名字还没有用坏，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把他带向一个“创世纪”的神话中？白痴班吉的改名无非是一种仪式，一种复活的仪式，甚至是一种死去的仪式，没有用坏的名字其实早就没有了家族的意义，就像他作为男人的器官没有了意义，“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当班吉看到了自己被阉割的下身，就像永远听不到自己原初叫“毛莱”的名字一样，已经从自我历史中被抹去了。
  |
| 福克纳：透过栅栏看见“家族的没落” |
但是，班吉却还会哭泣，还会脱掉衣服看看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初”，而他似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终”——因为终已经被阉割了，三十三岁的终只被定义在三岁的臆想和梦境中，可是那种和家族有关的味道却被班吉敏感地闻到，“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1912年康普生去世的那晚，他就在醒过来的时候闻到了“死”的气味。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却成为无法被抹去的“初”，那根吉姆草上也有味道，那一声“开弟”里也有味道，那撕破的衣服上也有味道，所有的味道在死亡之后都开始复活，“父亲把我抱了起来。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而被改名那天，班吉也闻到了昆丁身上的雨的味道，甚至威尔许，都有那种在时间里复活的味道，在当前和过去，在现实和梦境里，味道混杂在一起，就像时间混杂在一起，但是在这味道的集合里，却再也闻不到凯蒂身上树的香味。
那个没有味道的“始”其实早就写在了凯蒂的故事里，“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这是1898年的逃离，对于七岁的凯蒂来说，这仿佛是自我世界里的第一声抗议，而在班吉的世界里，这初的逃离就是对味道的背叛，“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凯蒂急急地从外面回来，急急地走进家里，那一个晚上再也没有树的香味了，第一次委身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对于班吉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开始，推进洗澡间，无非是要洗掉代替树的香味的香水味，洗掉身体上的罪。这是1909年的夏末，空气中已经没有了味道，对于已经在另一个时间里被定义、被阉割的人来说，班吉只不过象征着一种最初意义的罪，不是道德之罪，也不是信仰之罪，而是肉体之罪，看见的一切都是黑夜：“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晚上一样，象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
没有了香味，没有了月光，这沉睡的黑暗其实早就在昆丁的时间里出现过，“最后一下钟声也打响了。终于钟声不再震颤，黑暗中又是一片寂静了。”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的黑暗里，时间在逃离，那只从祖上传下来的手表是在复活着时间，还是在扼杀着时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总是告诉昆丁时间活着，从祖父到父亲，时间一直没有死去，没有死去的时间是不是将改变复活的仪式，是不是会在上帝面前显出人类的愚蠢和失望？“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拉丁语，意为：归谬法）。”时间其实并非是荒谬的，而是钟表的荒谬，人类经验的荒谬，所以在这个“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的时间里，昆丁将钟表砸碎，玻璃碎屑布满了表壳，钟表碎了，但是时间活着，对于昆丁来说，无非是从一种荒谬走向另一种荒谬，那橱窗里还有在走动的十几只表，即使被砸坏了也可以再次被修复。当时间必须在谬误的人类经验中被证明的时候，昆丁的征服和逃离最后都只能以一种下沉的方式结局。
“只有铁熨斗才会浮起来”，这无非是昆丁荒谬的命题，当身体投向那水中的时候，那骨头一定会沉向河底，就像把钟表砸碎了之后，时间永远不会在那个夜晚死去。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耶稣也没有妹妹，所以在关于对凯蒂童真的救赎中，昆丁只能看见那一个溺死的黑影。父亲说，童真是男人想出来的，就跟死亡一样，仅仅是一种别人都有份的事儿，所以这便是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可悲之处，“所有的事情，连改变它们一下都是不值得的。”凯蒂委身于一个男人，失去了贞操，但失去的似乎就是被男人定义的贞操，童真是达尔顿·艾密司口中的“都是骚货”，是赫伯特·海德口中的“什么道德原则去他娘的吧”，是“躺在桌子上每只角上都点着一支蜡烛两朵假花捆在一根玷污的粉红色吊袜带上”的那封结婚请柬。“凯蒂你可不能结婚，你有病啊。那个流氓。”当昆丁对凯蒂说出这一句忠告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总得嫁人呀。”嫁人、结婚，和童真有关吗？而那次委身的经历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女人从来就不是童贞的。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凯蒂从自然中被剥离出来，而“我总要嫁人”似乎又回归到了自然，而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对于昆丁来说，却是一种信仰的彻底覆灭，是一种爱的彻底沦落，纯洁永远在一种否定状态中，它带来的是背叛、是逃离，以及自灭的死亡。而在昆丁的世界里，纯洁的火焰燃烧起来，便是超越死亡的肉体之美，“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接着一条鳟鱼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蝣，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颗花生。”
所以在那个孤独的夜晚，昆丁所看见的是浮出水面的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来的。我把熨斗藏在一边的桥底下，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杆。”水面上的铁熨斗，仿佛是一种召唤，让他决意于从桥上跳跃下去，看见微光，看见波澜，看见沉睡中睁开的眼睛，看见火焰的燃烧，看见女人周期性排泄带来的微妙平衡，而那个意大利女孩，在昆丁的世界里成为了另一个“妹妹”，给她面包，带她回家，而即使被逮捕被审判，也在生活的“终”里看见纯洁的火焰在燃烧。凯蒂的离开，对于昆丁来说是爱的覆灭，但是却在另一种死亡方式中找到了自己，“我干过的一切也都成了影子，我感到的一切为之而受苦的一切也都具备了形象，滑稽而又邪恶莫名其妙地嘲弄我。它们继承着它们本应予以肯定的对意义的否定，我不断地想，我是我，不是谁，不是不是谁。”尽管像砸碎钟表阻止时间一样荒谬，但是在“Non fui.Sum．Fui．Non.sum．”中变成了一种救赎，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过，现在即将不存在。在于不在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其实只是那一片归于寂静的黑暗，那不再震颤的钟声。
“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但是在昆丁看来，永远否定状态的纯洁在1989年凯蒂的离开宣言中就已经不存在了，投河寻找上浮的荣耀之主，对于昆丁来说，却像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可是当一切的肉体之爱都覆灭之后，谁还会在复活的路上听见时间的声音？而当时间又指向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的时候，当三十三岁的班吉在“初”，迪尔西的祈祷在“终”的时候，复活也变成了一个只有苦难的名词。“我早说过，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杰生对着凯蒂的私生女昆丁说着关于罪恶的话，一切似乎都和金钱有关，都和财富有关，“你的血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是现实里的鲜血，不是羊羔的鲜血，对于黑人，对于女人，似乎都在这一种冷冰冰的故事里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杰生说：“吃饭的时候一厨房都是黑鬼，都得让我养活。你们就光会跟着他满街溜达，等到我想换一只轮贻，就只好我自己动手了。”杰生说：“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绝对不保留女人给我的片纸只字，我也从不给她们写信。”对于杰生来说，家族的印记已经渐渐在他身上抹去，不像昆丁一样在哈佛求学，凯蒂的丈夫赫伯特也没有给他在银行做事，“我只求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把自己的钱赚回来。等我赚回来了，那就让整条比尔街和整个疯人院都搬到我家里来好了，让其中的两位到我的床上去睡，再让另一位坐到我餐桌的位于上去大吃大喝好了。”对公平的追寻在杰生那里，其实变成了疯狂的报复，凯蒂给他50块钱只能看小昆丁一眼，那些寄给小昆丁的信却早就被杰生拆开拿走了里面的钱，而在小昆丁翻墙出去的时候，他也跟踪她，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而那一笔不见了的钱其实无非是自己制造公平世界的一个报复的象征：“这笔给抢走的钱，是他用来补偿自己没到手的那份差事的损失的，是他花了好大心思；冒了很多风险才弄到手的，这笔钱象征着他丢失的那个差事，最最糟糕的是，使他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下贱的丫头片子。”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是基督受难和复活日，那些死亡和复活，那些道德和罪恶，那些童真和死亡，在被重新书写的时间中讲述着关于康普生家族的荣辱，从1699年至1945年，从一个被废黜的亚美利加王到一无所有的贱民，康普生家族的时间表上，有着荣耀和权势，也有着没落和颓废，从“康普生家”到“康普生旧家”，“康普生家的任何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痕迹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死亡，那朝不保夕的贞操，其实无非是一种家族的荣耀观念的失落，当昆丁用死亡来牺牲自己寻找归宿的时候，他爱的只是死亡，而对于杰生来说，荣耀观念就等同于财富和权力，“他完全不把上帝这样那样的教诲看在眼里，考虑的仅仅是警察会怎么说。”牧场、姐姐和火光都在那个世界里失去，却又重新“复活”，只是这样的复活已经没有了信仰的意义，“耶稣又不是您弄复活的，是不是？”康普生太太无非是一个另一个荒谬的利己主义者，上帝不在她心里，只在那敲响的钟声里。所在康普生家族的时间里，那消除罪恶的羔羊的鲜血，有时是失去童真流出的血，有时是女人自然生理周期性中的平衡之血，有时却是追逐财富头撞在铁轨上流出的血，而这些血和死亡一样，将康普生的家族历史，一层一层掩盖住。而唯一探出脑袋看见这仪式的，是活在自己三岁时间里的班吉，罪恶和死亡都过去了，苦难和疼痛都过去了，肉体和信仰都过去了，甚至白人和黑人的故事也都过去了，最后的“喧哗与骚动”里已经没有了栅栏：
那支折断的花耷拉在班的拳头上，建筑物的飞檐和门面再次从左到右平稳地滑到后面去，这时，班的蓝色的眼睛又是茫然与安详的了：电杆、树木、窗子、门廊和招牌，每样东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