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8《公孙龙子新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马论》
白马为何非马？当一种否定形式被阐述，马和白马到底具有何种属性：白马和马是站在作为个体的同一层次？还是作为共相的存在？或者是在概念意义上被区分？一系列的疑惑，也是客难之所在，而公孙龙便以主答的方式解疑释惑。
第一句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马和白马之间的本质区别，马，是一种“命形”的表述，而白马是一种“命色”的表述，“命色者非命形也”，也就是说，它们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这里的主客问答其实是站在不同白马和马的立场来对话的，当客言“白马是马”的时候，指向的是事实，也就是一种个体，白马当然是马之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是马，这种指云事实的语句其实脱离了概念，它在具体场景中被表述，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主答的“白马”和马均在概念层面上阐述，也就是说它是指云概念的语句，所以一个是客体词，一个是概念词，两者在阐述时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而公孙龙进一步阐述了指云概念中的白马和马的区别，“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同是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入选马，但是不可以入选白马，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非马”——在这里，“黄马”和“黑马”中的马是作为主语的一种称谓概念，也就是说，黄马和黑马是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的，“马”便是对物的刻划，也就是在逻辑上是“主谓结构”；“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白马”是马和白的结合，马和白当然不是马，所以白马非马——在这里，白马是一种性质，而马是一种本体，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区分开来，而且“白马”作为性质存在，是感觉的对象，就像“坚白石三”的“坚白论”中提出的那样，“坚白石三”和“白马”一样，是一种从感觉水平出发来看待性质，而性质是分离的，白是白，马是马，所以，“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白马非马；“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马没有和白结合而成为马，白没有与马结合而成为白，白马只白和马的结合，当马与白色结合，如果还是叫马，那么就是用不相结合者来命名结合者，当然是不可以的。
“白马非马”在客体和概念、性质和称谓，以及感觉和命名上所区别的这个命题，其实在深层次上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而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和认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名实论》中，公孙龙就提出了实在世界的三个范畴，一个是“物”，一个是“实”，一个则是“位”，“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物是什么，物就是“天地与其所产”者，但是进一步说，物是“物其所物”，也就是在自己物的本质属性上，物便是“实”，物是一种现实存在，当然，实也是物体，但是实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一种充实，是物体作为充实的内容而占据一定是时空，这是“实”作为个体存在的表述；而“位”是什么，位是实形成所成之实而不留空缺，也就是说，“位”是“实其所实”，是“实”作为“实”而呈的自然状况，另一方面，“位”有“所位”和“非位”之分，离开本份的位，实就不在位了；处于本份的位，就叫做实的位正，无论是“所位”还是“非位”，都形成了对“实”的充实内容的一种规定。
物是现实存在，“实”是物的个体，而当实具有了充实内容的规定，便成为了“位”，而“位”也就成为了一种个体集合的共相，个体和共相组成了公孙龙的本体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正名”学说，“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正位，就在于正实的位，而所谓正实的位，则就在于正实的名，把“正实”引到“正名”，使“正位”转归于“正名”，揭示了事物自我同一的原理：个体应在“位”上自我同一，而这种将本体论转到了“名实”关系，也就意味着将同一性原理从事物本身转移到了运用语言的主体的说话者对所言说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揭示了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
如何认识？“夫名实，谓也。”名实问题，就是称呼问题，也即命名问题，命名的认识论同样需要一种同一性关系，“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只有“彼彼止于彼”，只有“此此止于此”，才是真正的命名，即“谓也”，所以公孙龙强调的是，“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也就是要审慎地对待名实关系和称呼问题——当他感叹古代的圣君“至矣哉”，并非是一种歌功颂德，而是想要在“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中为自己的名实论“正名”，使自己和学说真正能“位其所位”，从而被人接受。
编号：B22·1951229·0232 |
但是公孙龙的某种寄托甚至呼吁，还是遭受了历史的无情遗弃，作为名家说的《公孙龙子》是以孔子的“正名说”为出发点，和《墨子》一样注重对于逻辑的研究，但是在诸子学说中却渐渐被湮没，“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是《晋书·隐逸传》引晋人鲁胜《墨辩注叙》道出了龙学的这一命运，“遂亡绝”便是无人问津，而后人对于龙学也是充满了鄙夷的目光，王充认为公孙龙的《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唐代成玄英则说，公孙龙“眩惑世界，虽宏辩如流，终有言而无理也”，南宋黄震认为：“公孙龙者，战国时肆无稽之辩……大率儿童戏语。”而明代杨慎认为，公孙龙“其说类《孟子》‘白马白人’之例，然其谣放颇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后代的评价折射出一个偏颇之处，认为龙孙龙的思想怪异怪诞，一方面认为如儿童戏语，有宏辩但无理，另一方面，和传统的中国思想相比，龙学个人根本“无益于治”，和儒家学说相去何止千里。“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列子》的这句评语是对公孙龙本人的评价，也是对于龙学整体命运的一种谶言，而究其原因，是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统的和主导的学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主流哲学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这种哲学基本上是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指南，所以在真正哲学建构中，缺乏思辨性，它们讲究的是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所以其哲学思维的模式就是以“体认”、“顿悟”等心理活动为主，而不用概念形式。即使公孙龙的“名”和“形”以及“指”和“名”，与语言哲学上的“六书说”之“象形”、“指事”有共通之处，但是中国小学最后的重点却在于训诂，而未能走出一条真正语言学发展之路。
被认为是儿童戏语，被认为“无益于治”，被认为“有言而无理”，公孙龙子的学说被排斥在中国传统哲学之外，这是命运使然，而这种命运或者也正是公孙龙发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一种预言，在《迹府》这篇他人对公孙龙子的记述中，也明显可以感觉到公孙龙的使命，“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五天下焉。”作为六国辩士，他所要做的就是纠正名实问题上的散乱，也就是要从“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要求出发“以正名实”。这种需求在历史的长河被湮没，当周昌忠再次触及到被误解为诡辩学的龙学，再次审视“白马非马”的命题，在“新论”中他认为，公孙龙子的思辨学说运用了一套范畴，建立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更是在精神意义上和西方理性思维下的分析哲学体系、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上，建立起了本体论思想，公孙龙在《指物论》和《坚白论》中反复说“天下有”，“天下无”，正是对实在之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世界的规定和把握，“有”和“无”成为“存在”范畴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关系，“天下无物，谁径谓指？”“谁”这个主体，其认识对象是客体。同时，主体要取得认识，也唯有从客体本身去认识客体。《名实论》中说，“正名”实质上就是正“实”的“位”，所以，公孙龙的本体论已摆脱了和自然哲学混为一体的素朴状态，甚至和中国传统主流的“天人合一”像对立，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它用“物”、“实”和“位”等最空泛却又最深刻的范畴去刻划和规定存在即独立于主体而自在的客体世界，而西方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哲学，就是建立在主客体显明对立关系上的，柏拉图创立了本体论，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使本体论和自然哲学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净化”了本体论的疆域。
同时，公孙龙在“实在-思维-语言”三元构架中展开阐述，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在本体论基础上，公孙龙的认识论在周昌忠看来，完全是一种知性认识，他摆脱了感性认识的束缚，把知性认识看成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且这种思维活动的目标在于认识和把握共相。本体论是建立了一个主客体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世界，而认识论的意义是在对立关系中构建认识主体。在《坚白论》中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色和坚硬都是一种感觉呈现，看的时候，看不到坚硬，只看到白色，那就是没坚硬；摸的时候，摸不到白色，只摸到坚硬，那就是没有白色。在这里，坚和白其实都是性质，它们和本体的石区别开来，性质是感觉的对象，而本体需要知性去把握，所以，“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所谓分离，也就是藏起来，“藏”是谁在藏？这里就凸显出了主体的位置。所以，公孙龙明确地把感觉和精神分离开来，强调常识观点乃建立在单纯感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它把理论思维作为哲学对象移到了理性，确切说来是“知性”的水平之上。
当《公孙龙子》在本体论基础上明确地把其整个哲学建构为关于知性的哲学，从而使其成为一门分析的语言哲学。语言分析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指”即概念本身作语言分析，另一方面是运用语言分析来确立“指”作为主体之认识贡献的地位。在《指物论》中，公孙龙提出了知性认识的对象是共相，而物又有其独立性，“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万物皆由指来指谓，但指所指谓的物并不就是指谓物的指，“物”和用以指谓它的“指”不是等同的，“而指非指”，指谓的物才不是指，所以，“指”的本性就在于指谓“物”，对于“物”有其独立性。如此，则有一个命名问题，命名也是一种指谓，也是一种语言哲学，“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这是说，万物莫不由形诸“名”的“指”来指谓。而著名的“白马非马”便是关于命名的语言哲学：“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命色和命形之不同，就是指谓之不同。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语言哲学到逻辑学，在“实在-思维-语言”的三元构架中，公孙龙子其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思辨体系，它的存在观，知性概念学说，逻辑思想，和西方理性思辨有着同一性，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总体框架里，公孙龙变成了边缘存在，直至慢慢湮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是没有如他的学说那样，那个认识的主体被悬置了，“天下无物，谁径谓指？”不是内圣之道，没有“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的功用，不是“体认”和“顿悟”的过程，公孙龙的思想显然就像“坚白石”一样，就像“白马非马”一样，就像个体和共相之命运一样，“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离而藏之，这也是“遂亡绝”之后为“新论”创造了一个千年以后的可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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