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B88·1960110·0235
	作者：（匈）卢卡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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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81·1951229·0233
	作者：（美）麦克斯韦·查尔斯沃斯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1.00元
	页数：334页

任何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的认识的本质，只不过被冠以“分析哲学”的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纯粹，更抽象，麦克斯韦·查尔斯沃斯将此归纳为“关于哲学的哲学”，并将本书定名为“哲学的还原”，他们研究的是关于“知道（know）”、“思绪（think）”、“或然（probable）”以及语言的问题,其中论述的重点是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哲学家以及剑桥学派、牛津学派。

	编号：B22·1951229·0232
	作者：周昌忠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50元
	页数：161页

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公孙龙子》是被忽略的，就像公孙龙子本人一样“行无师，学无友”。与其他诸子相比，公孙龙子是出世的，是形而上的，“白马非马”的论断就是其对“实在-思维-语言”上最形象的概括，从而使之成为语言哲学在中国最早的萌芽。本文作者将公孙龙子哲学与西方语言哲学进行了比较。

《公孙龙子新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马论》

白马为何非马？当一种否定形式被阐述，马和白马到底具有何种属性：白马和马是站在作为个体的同一层次？还是作为共相的存在？或者是在概念意义上被区分？一系列的疑惑，也是客难之所在，而公孙龙便以主答的方式解疑释惑。

第一句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马和白马之间的本质区别，马，是一种“命形”的表述，而白马是一种“命色”的表述，“命色者非命形也”，也就是说，它们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这里的主客问答其实是站在不同白马和马的立场来对话的，当客言“白马是马”的时候，指向的是事实，也就是一种个体，白马当然是马之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是马，这种指云事实的语句其实脱离了概念，它在具体场景中被表述，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主答的“白马”和马均在概念层面上阐述，也就是说它是指云概念的语句，所以一个是客体词，一个是概念词，两者在阐述时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而公孙龙进一步阐述了指云概念中的白马和马的区别，“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同是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入选马，但是不可以入选白马，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非马”–在这里，“黄马”和“黑马”中的马是作为主语的一种称谓概念，也就是说，黄马和黑马是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的，“马”便是对物的刻划，也就是在逻辑上是“主谓结构”；“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白马”是马和白的结合，马和白当然不是马，所以白马非马–在这里，白马是一种性质，而马是一种本体，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区分开来，而且“白马”作为性质存在，是感觉的对象，就像“坚白石三”的“坚白论”中提出的那样，“坚白石三”和“白马”一样，是一种从感觉水平出发来看待性质，而性质是分离的，白是白，马是马，所以，“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白马非马；“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马没有和白结合而成为马，白没有与马结合而成为白，白马只白和马的结合，当马与白色结合，如果还是叫马，那么就是用不相结合者来命名结合者，当然是不可以的。

“白马非马”在客体和概念、性质和称谓，以及感觉和命名上所区别的这个命题，其实在深层次上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而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和认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名实论》中，公孙龙就提出了实在世界的三个范畴，一个是“物”，一个是“实”，一个则是“位”，“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物是什么，物就是“天地与其所产”者，但是进一步说，物是“物其所物”，也就是在自己物的本质属性上，物便是“实”，物是一种现实存在，当然，实也是物体，但是实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一种充实，是物体作为充实的内容而占据一定是时空，这是“实”作为个体存在的表述；而“位”是什么，位是实形成所成之实而不留空缺，也就是说，“位”是“实其所实”，是“实”作为“实”而呈的自然状况，另一方面，“位”有“所位”和“非位”之分，离开本份的位，实就不在位了；处于本份的位，就叫做实的位正，无论是“所位”还是“非位”，都形成了对“实”的充实内容的一种规定。

物是现实存在，“实”是物的个体，而当实具有了充实内容的规定，便成为了“位”，而“位”也就成为了一种个体集合的共相，个体和共相组成了公孙龙的本体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正名”学说，“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正位，就在于正实的位，而所谓正实的位，则就在于正实的名，把“正实”引到“正名”，使“正位”转归于“正名”，揭示了事物自我同一的原理：个体应在“位”上自我同一，而这种将本体论转到了“名实”关系，也就意味着将同一性原理从事物本身转移到了运用语言的主体的说话者对所言说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揭示了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

如何认识？“夫名实，谓也。”名实问题，就是称呼问题，也即命名问题，命名的认识论同样需要一种同一性关系，“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只有“彼彼止于彼”，只有“此此止于此”，才是真正的命名，即“谓也”，所以公孙龙强调的是，“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也就是要审慎地对待名实关系和称呼问题–当他感叹古代的圣君“至矣哉”，并非是一种歌功颂德，而是想要在“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中为自己的名实论“正名”，使自己和学说真正能“位其所位”，从而被人接受。

但是公孙龙的某种寄托甚至呼吁，还是遭受了历史的无情遗弃，作为名家说的《公孙龙子》是以孔子的“正名说”为出发点，和《墨子》一样注重对于逻辑的研究，但是在诸子学说中却渐渐被湮没，“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是《晋书·隐逸传》引晋人鲁胜《墨辩注叙》道出了龙学的这一命运，“遂亡绝”便是无人问津，而后人对于龙学也是充满了鄙夷的目光，王充认为公孙龙的《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唐代成玄英则说，公孙龙“眩惑世界，虽宏辩如流，终有言而无理也”，南宋黄震认为：“公孙龙者，战国时肆无稽之辩……大率儿童戏语。”而明代杨慎认为，公孙龙“其说类《孟子》‘白马白人’之例，然其谣放颇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后代的评价折射出一个偏颇之处，认为龙孙龙的思想怪异怪诞，一方面认为如儿童戏语，有宏辩但无理，另一方面，和传统的中国思想相比，龙学个人根本“无益于治”，和儒家学说相去何止千里。“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列子》的这句评语是对公孙龙本人的评价，也是对于龙学整体命运的一种谶言，而究其原因，是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统的和主导的学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主流哲学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这种哲学基本上是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指南，所以在真正哲学建构中，缺乏思辨性，它们讲究的是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所以其哲学思维的模式就是以“体认”、“顿悟”等心理活动为主，而不用概念形式。即使公孙龙的“名”和“形”以及“指”和“名”，与语言哲学上的“六书说”之“象形”、“指事”有共通之处，但是中国小学最后的重点却在于训诂，而未能走出一条真正语言学发展之路。

被认为是儿童戏语，被认为“无益于治”，被认为“有言而无理”，公孙龙子的学说被排斥在中国传统哲学之外，这是命运使然，而这种命运或者也正是公孙龙发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一种预言，在《迹府》这篇他人对公孙龙子的记述中，也明显可以感觉到公孙龙的使命，“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五天下焉。”作为六国辩士，他所要做的就是纠正名实问题上的散乱，也就是要从“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要求出发“以正名实”。这种需求在历史的长河被湮没，当周昌忠再次触及到被误解为诡辩学的龙学，再次审视“白马非马”的命题，在“新论”中他认为，公孙龙子的思辨学说运用了一套范畴，建立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更是在精神意义上和西方理性思维下的分析哲学体系、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上，建立起了本体论思想，公孙龙在《指物论》和《坚白论》中反复说“天下有”，“天下无”，正是对实在之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世界的规定和把握，“有”和“无”成为“存在”范畴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关系，“天下无物，谁径谓指？”“谁”这个主体，其认识对象是客体。同时，主体要取得认识，也唯有从客体本身去认识客体。《名实论》中说，“正名”实质上就是正“实”的“位”，所以，公孙龙的本体论已摆脱了和自然哲学混为一体的素朴状态，甚至和中国传统主流的“天人合一”像对立，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它用“物”、“实”和“位”等最空泛却又最深刻的范畴去刻划和规定存在即独立于主体而自在的客体世界，而西方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哲学，就是建立在主客体显明对立关系上的，柏拉图创立了本体论，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使本体论和自然哲学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净化”了本体论的疆域。

同时，公孙龙在“实在-思维-语言”三元构架中展开阐述，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在本体论基础上，公孙龙的认识论在周昌忠看来，完全是一种知性认识，他摆脱了感性认识的束缚，把知性认识看成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且这种思维活动的目标在于认识和把握共相。本体论是建立了一个主客体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世界，而认识论的意义是在对立关系中构建认识主体。在《坚白论》中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色和坚硬都是一种感觉呈现，看的时候，看不到坚硬，只看到白色，那就是没坚硬；摸的时候，摸不到白色，只摸到坚硬，那就是没有白色。在这里，坚和白其实都是性质，它们和本体的石区别开来，性质是感觉的对象，而本体需要知性去把握，所以，“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所谓分离，也就是藏起来，“藏”是谁在藏？这里就凸显出了主体的位置。所以，公孙龙明确地把感觉和精神分离开来，强调常识观点乃建立在单纯感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它把理论思维作为哲学对象移到了理性，确切说来是“知性”的水平之上。

当《公孙龙子》在本体论基础上明确地把其整个哲学建构为关于知性的哲学，从而使其成为一门分析的语言哲学。语言分析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指”即概念本身作语言分析，另一方面是运用语言分析来确立“指”作为主体之认识贡献的地位。在《指物论》中，公孙龙提出了知性认识的对象是共相，而物又有其独立性，“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万物皆由指来指谓，但指所指谓的物并不就是指谓物的指，“物”和用以指谓它的“指”不是等同的，“而指非指”，指谓的物才不是指，所以，“指”的本性就在于指谓“物”，对于“物”有其独立性。如此，则有一个命名问题，命名也是一种指谓，也是一种语言哲学，“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这是说，万物莫不由形诸“名”的“指”来指谓。而著名的“白马非马”便是关于命名的语言哲学：“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命色和命形之不同，就是指谓之不同。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语言哲学到逻辑学，在“实在-思维-语言”的三元构架中，公孙龙子其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思辨体系，它的存在观，知性概念学说，逻辑思想，和西方理性思辨有着同一性，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总体框架里，公孙龙变成了边缘存在，直至慢慢湮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是没有如他的学说那样，那个认识的主体被悬置了，“天下无物，谁径谓指？”不是内圣之道，没有“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的功用，不是“体认”和“顿悟”的过程，公孙龙的思想显然就像“坚白石”一样，就像“白马非马”一样，就像个体和共相之命运一样，“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离而藏之，这也是“遂亡绝”之后为“新论”创造了一个千年以后的可能而已。

	编号：B81·1951228·0230
	作者：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462页

作为一个类的概括，“现代美学”颇为斑杂，但本书所指大约是20世纪已臻成熟的美学观念与新产生的美学理论，这其中包括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分析哲学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文化–历史观美学等，对这些美学，没有介绍，主要是评论。

	编号：B31·1951216·0224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6年8月第一版
	定价：10.70元
	页数：448页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大哲学家，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更多是处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嬗变阶段，其哲学见解的代表作便是《理想国》，其中一些乌托邦的想法，比如优生学、教育、男女参政等，虽有民主的成分，但多半是当时无法实现的空想。那个时候，这位哲学家的逻辑思想却已经相当成熟。

《理想国》：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

天上的原型是推动天体运转的那个叫“必然”的纺锤，是自上而下贯通天地的光柱，是上端有挂钩的圆拱，是八个有正有反有快有慢的运动，而在这原型、这运动、这和谐的音调面前，是命运三女神，是合唱着的海妖，是指挥的神使–次序和间隔，让每一个经过而且看见的人抓阄和选择生活模式。是的，在之前，他们或者是接受了审判和惩罚的人，是在洞口听见吼声而害怕过的人，是第十二天又看见光柱的人，而在此刻，他们是“一日之魂”，在包含死亡的另一轮回的新生开始了，而这次决定命运的不是神，而是自己：“谁拈得第一号，谁就第一个挑选自己将来必须度过的生活。”挑选不是随意，将来的美德也不是随机，而是和生活的方式和经历有关，“愿第一个选择者审慎对待，最后一个选择者不要灰心。”神使将明智和努力作为拈阄的标准，而那些灵魂的命运依然无法逃脱愚蠢和贪婪，甚至第一个拈阄的人看到了自己吃孩子的可怕命运，但是“不幸是自己的过错”–即使灵魂的善恶出现了呼唤，即使在人间已经忠实地追求过智慧，即使拈阄得到最后的选择，“这样的人不仅今生今世可以期望得到快乐，死后以及再回到人间来时走的也会是一条平坦的天国之路，而不是一条崎岖的地下之路。”

但是，那天上的原型仿佛也只是看见，并没有使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俄尔菲之于天鹅，赛缪洛斯之于夜莺，阿雅斯之于雄狮，阿伽门农之于鹰，阿泰尔泰之于运动员，厄佩俄斯之于有绝巧技艺的妇女，赛尔息特斯之于猿猴，以及奥德修斯抛弃雄心壮志而成为普通公民，“总之，所有的灵魂已经按照号码次序选定了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灵魂都被必然带向新生的开始，只是这新生的开始要走过平原，经过闷热，然后喝水，在雷声隆隆、天摇地动中被抛弃，“向各方散开去重新投生”。

投生的轮回是灵魂在人间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不管是不幸还是快乐，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都是“必然”，都是“定居”在那个天上的原型里，而在抵达和看见原型之前，是判决，是惩罚，“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而那个阿尔蒂阿依俄斯大王因为有着暴君的前生，一千年曾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加上其他邪恶的事情，所以在抵达天上的原型，在经过那恐怖的洞口之前，是被困住手脚头颈，是被丢在地上，是被拖在路上，是被荆条抽打，罪不容赦的灵魂甚至没有机会走出洞口，当然更看不见那个原型，也无法定居在那里，无法获得重新投生的机会。

这是厄洛斯的长故事，这是死亡十二天的梦境，而他所看见的那个有着碗形园拱、光柱、挂钩的原型只不过是柏拉图关于灵魂选择和救赎的宇宙构想图，但是构想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变成了对于“理想国”的最后陈词：“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象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对话是不是也是摹本？

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与智慧，这是厄洛斯的梦境，这是苏格拉底的经验，这也是柏拉图最后的理想，灵魂不死，能忍受一切的善与恶，只是那善的启示只在一个寓言里，一个虚构的勇士厄洛斯的死亡之旅中，放在火堆上复活的传奇开启了灵魂的寓言，但是当这一切回到肉身的时候，厄洛斯又睁开了眼睛，而那些原型，那些灵魂，那些传说都已经不见了，留下的只有躺在柴堆上火葬的命运。十二天的复活和回归并不是一种无奈，而是感悟，宇宙是不存在的，原型也不在天上，却在正义者的心里，在能够参加政治的理想里。就像对话者格劳孔问苏格拉底的那样，那个合意的城邦在哪里？那个理想中的城邦在哪里？

或者，这种合意和理想就是正义本身，“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结论都是：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是对的，主张不正义有利说的人是错的。因为，无论考虑到的是快乐、荣誉还是利益，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论证是对的，而反对者则是没有理由的，对自己所反对的东西是没有真知的。”经过辩论、经过阐述，经过对话，又回到正义和不正义的讨论中来，这反复而得出的正义观到底要推翻什么？从一开始似乎误解就存在，传统的正义观认为，正义就是拿了别人的东西照样归还，欠别人债务要还债；而朋友之间的正义就是要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帮助朋友是正义的，伤害朋友也是正义的–正义总结起来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这便是所谓的“还债”。这是西蒙尼得的正义观，而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在平时也有用处，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是正义的，伤害不正义的人，帮助正义的人，算是正义。而除此之外，还有色拉叙马霍斯激进的正义观：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即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制定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不论是国家、家庭、军队或者任何团体里面，不正义首先使他们不能一致行动。不正义的人根本不能合作。格劳孔的普遍正义观是：正义的人生活得比较有益。

不管是传统正义观，还是强者正义观，利益正义观，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都一一进行了辩驳，比如“还债论”，苏格拉底的问题是：“当金钱没用的时候，才是正义有用的时候吗？”又或者说，如果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一个正义的人，既善于管钱，也就善于偷钱啰？”对于强者论，苏格拉底说，如果正义是强者的利益，那么服从强者就是服从统治者，就是正义，但是立法者有时候却也会犯错，关键的问题是统治者统治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应该为他的统治对象服务的，“一切营运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

对于格劳孔正义的有益论，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正义观，或者这种有益是指和物质、权力、金钱有关的好处，而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事物之所以能发挥它的功能，是不是由于它有特有的德性；之所以不能发挥它的功能，是不是由于有特有的缺陷？”也就是说，如果在这种实用主义面前，心灵失去了特有的德行，如何去发挥其功能？“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在他看来，痛苦不是利益，快乐才是利益。所以在这种物质利益和快乐利益的对话中，正义的讨论渐渐趋向于关于善与恶的讨论，在格劳孔阐述了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正义付诸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及不正义的人日子过得比正义者还要好的困境之后，苏格拉底便展开了他的理想国版图，从城邦的建立和统治开始，论及人自身的利益、幸福、善良和智慧，“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而这种论述的目的，正如格劳孔所说：“我要你赞扬的正义就是指这个–正义本身赐福于其所有者；不正义本身则贻祸于其所有者。”

从城邦到人自身，苏格拉底选择论述的起点却是人，“你知道，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所谓性本善，所以在孩童时代，教育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苏格拉底认为，母亲给孩子们讲故事要选择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已经审定的故事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是远离丑恶远离虚假的故事，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丑恶的假故事却无处不在，这些故事“没有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而且，“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也就是说，将神描写得丑陋是对神的亵渎，是违反神的本质的，“神既然是善者，它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也就是说，“神和一切属于神的事物，无论如何都肯定是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下。”神不会产生恶，不会“乔装来异乡，变形幻影访城邦”，也不会讲关于普罗图斯和塞蒂斯的谎话，当然，“也不许在任何悲剧和诗篇里，把赫拉带来，扮作尼姑”。所以，苏格拉底对于对神的种种谎言迎头痛击实际上开始否定史诗等文艺作品中关于神的变形的描写，首当其冲便是荷马史诗，所以苏格拉底建造理想国的的减法便开始了，他要求诗歌、悲剧里删除“悲惨的科库托斯河”、“可憎的斯土克斯河”、“阴间”、“地狱”、“死人”、“尸首”等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名词，还要删除英雄人物的嚎啕痛哭，删去著名作者所作的那些挽歌，“也不应该老是喜欢大笑。一般说来，一个人纵情狂笑，就很容易使自己的感情变得非常激动。”要有自我克制的美德，但是不能让他们纳贿贪财，也不应该去要年轻人认为，神明会产生邪恶，英雄并不比一般人好。

如此种种，所谓净化，使神性只站在善的一面，而从来没有谎言，没有变形，而对于人如何将故事，苏格拉底认为，“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从诗歌、音乐、体育的教育中，让孩子拥有健康、拥有美，拥有爱，拥有节制：“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而经过这样的教育与训练，从童年、青年以至成年，都能够无懈可击，而这些人将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护卫者。

“当他生的时候应该给予荣誉，死了以后给他举行公葬和其他的纪念活动。”这是理想城邦的代表，在苏格拉底看来，护卫者必要的条件是：“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了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务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而这种没有私产按需非配的模式是为了让他们过最幸福的生活，而只有护卫者拥有了幸福，这个国家才会拥有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在幸福的国家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最糟的城邦里是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的。那么什么是幸福的国家？什么是正义的国家，在苏格拉底看来，国家必须具备四种品质：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而拥有这四种品质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论是生意人、辅助者，还是护国者，这三种自然人代表着节制、勇敢和智慧，所以当他们各做各的事情的时候，城邦是正义的，而“当一个国家最最象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那么这正义的城邦必定要有一个统治者，在苏格拉底看来，最好的国王和统治者便是“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的哲学家。

“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哲学是爱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全部，就像神对于善一样，也是全部，没有变形，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就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所谓真理就是能认识事物本身，又能将事物本身和许多个别东西混淆开来，这就是关于“有”的知识，“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与它对应的是“无”，而与知识最大的区别这就是“意见”，所以苏格拉底将人的灵魂比作眼睛，“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象是没有理智了。”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有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是想象。”在这个灵魂状态体系中，苏格拉底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面，灵魂把可见世界中的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象的实物作为影象；研究只能由假定出发，而且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在第二部分里，灵魂相反，是从假定上升到高于假定的原理；不象在前一部分中那样使用影象，而只用理念，完全用理念来进行研究。”所以在这个灵魂可能认识的世界里，就有了知识和意见，就有了形式和理性，这便是那个著名的“洞穴”：

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象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囚犯在洞穴中，被捆绑住的身体让他们只看见白墙上的影子，所以他们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而当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看到了洞口以外的真实事物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但是其他人都不会相信他，并且认为他比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他们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只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囚徒，他们只生活在影子的“真实”里，所以作为那个跑出去的人，那个看见真理的人，就像哲学家一样，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善的理念。

灵魂转向，是苏格拉底提出的寻找真理的方法：“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转向的目的是发现灵魂中最高的知识，是看见善，并上升到一个高度，而转向的方法上，他提出建立相关的学科体系，包括“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的算术和算学，包括“对象乃是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包括“能使灵魂的视力大大地向下转”的天文学，也包括“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的辩证法。

苏格拉底建立的学科体系，是为了使灵魂能够更好地发现善，发现真理，而他却将诗歌排除在外，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悲剧诗人只是模仿者，“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是对影像的模仿，不是对真实的模仿，也就是说诗歌是无法达到灵魂的高度的，有哪个诗人（无论古时的还是现时的）曾被听说帮助什么病人恢复过健康？哪一个城邦是因为你而被治理好了的？有哪一个城邦把自己的大治说成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优秀立法者，是你给他们造福的？你曾听说过荷马活着的时候有过什么战争是在他指挥或赞划下打胜了的吗？所以，“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而“模仿术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就是杜绝他们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以致去毁坏理性部分，同时也是为了杜绝建立一个恶的政治制度。

灵魂转向，看见真理，哲学家作为统治者，自然人做着自己的事，当然还有儿童共有，妇女共有，婚姻神圣，没有极权和奴役，而这一切就是一个正义的城邦，一种快乐的生活，就是理想国，就是天上的原型，只不过这在对话中构建的理想国既不在现在存在，也不在将来存在，他就是厄洛斯的一个火葬之前的梦。在现实的对应，则是柏拉图的政治失意，与斯巴达的战争造成雅典民主制失利，继而“三十僭主”上台执政，而“三十僭主”转而又被新的代议制政府取代，当公元前399年，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于是开始游遍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兰尼等地以寻求知识。但是那个理想国，那种灵魂的高度一直没能在柏拉图的生活中出现，“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榜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这在柏拉图《书札》第七中的话依然只是那个虚拟宇宙中的图景，只是一个摹本，就像通过对话，通过“苏格拉底”，“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所以，哲学家的柏拉图和那个合意却遥远的理想国之间也永远隔着两层。

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

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承认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

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是为它本身的利益的，而是像我们已经讲过的，一切营运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

所以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

你知道，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

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

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大致是这样的：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即神的本质来。无论在史诗，抒情诗，或悲剧诗里，都应该这样描写。

假使有人说，神虽然本身是善的，可是却产生了恶。对于这种谎言，必须迎头痛击。（讲这种话是渎神的）

神和一切属于神的事物，无论如何都肯定是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下。

因此看来，神是绝对不能有许多形相的。

神和人都尽善尽美，永远停留在自己单一的既定形式之中。

不许任何诗人这样对我说：诸神乔装来异乡，变形幻影访城邦。也不许任何人讲关于普罗图斯和塞蒂斯的谎话，也不许在任伺悲剧和诗篇里，把赫拉带来，扮作尼姑，

神在言行方面都是单一的、真实的，他是不会改变自己，也不会白日送兆，夜间入梦，玩这些把戏来欺骗世人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

因此很明白，婚姻大事应尽量安排得庄严神圣，婚姻若是庄严神圣的，也就能是最有益的。

我们可以推断：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另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

但是如果诗人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么模仿便被抛弃，他的诗篇就成为纯纯粹粹的叙述。

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它诗体里找到。

同一人也不可能既是好的朗诵者，又是好的演员。

那么，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

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过分的快乐有如过分的痛苦可以使人失态忘形。

那么，正确的爱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真正的爱者与被爱者不与淫荡之徒同其臭味。

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

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

一个错误意见离开学好了的人是自愿的离开，一切正确意见的离开是不自愿的离开。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我国的领袖们必须坚持注视着这一点，不让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败坏了。他们必须始终守护着它，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违犯了固有的秩序。他们必须竭力维护着。

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

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一—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特定性质的东西关系着特定性质的相关者，仅本身的东西关系着仅本身的相关者。

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够靖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

当一个国家最最象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

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

我们必须把关于“无”者称作无知，把关于“有”者称作知识

最优秀哲学家的无用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别人不用哲学家。

现行的政治制度我所以怨它们，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

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或将会实现的，只要是哲学女神在控制国家。

我们说，作为多个的东西，是看见的对象，不是思想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不是看见的对象。

人的灵魂就好象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象是没有理智了。

这个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面，灵魂把可见世界中的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象的实物作为影象；研究只能由假定出发，而且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在第二部分里，灵魂相反，是从假定上升到高于假定的原理；不象在前一部分中那样使用影象，而只用理念，完全用理念来进行研究。

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

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

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建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是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而当他们已到达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我们不让他们象现在容许他们做的那样。

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的天性。

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论战时平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一样干。他们的王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

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至同类廷型的人们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

政治制度的变动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而起的。

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可怕的强烈的非法欲望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在一些道岸然的人心里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来的。

僭主的天性是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友谊的滋味的。

如果爱利和爱胜的欲望遵循知识和推理的引导，只选择和追求智慧所指向的快乐，那么它们所得到的快乐就会是它们所能得到的快乐中最真的快乐；并且，由于受到真所引导，因而也是它们自己固有的快乐，如果任何事物的最善都可以被说成最是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我认为僭主暴君离真正的固有的快乐最远，王者离它最近。

我认为神由于知道这一点，并且希望自己成为真实的床的真正制造者而不只是一个制造某一特定床的木匠，所以他就只造了唯一的一张自然的床。

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

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想当悲剧作家的诗人，不论是用抑扬格还是用史诗格写作的，尤其都只能是模仿者。

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身美德。

一切能毁灭能破坏的是恶，一切能保存有助益的是善。

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象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编号：B54·1951216·0223
	作者：卢善庆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568页

1884–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美学因这一政治时期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思想，当然，此时的美学思想并不全是外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封建美学的继续和变化，甚至其中也有一些是封建古典美学。在分类上，作者的概念是模糊的，既将启蒙意义美学与民主主义美学割裂开来，又将美学思想与文学艺术观等同起来。本书共分8个部分，包括启蒙主义美学、太平天国美学、古典传统美学、改良主义美学、诗歌美学研究、文学戏剧绘画美学、中西美学思想的会冲与结合、民主主义美学等。

	编号：B82·1951205·0220
	作者：（德）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8.80元
	页数：349页

《苏鲁支语录》还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名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是中文的第一个译名，译者是徐梵澄，此后亦有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人对尼采的这部书进行了翻译。这既可以看成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散文，但撇开其形式，《苏鲁支语录》更接近哲学。关于尼采“超人哲学”的形式化阐述，苏鲁支像出世的尼采，向人们训说真理，“苏鲁支30岁，离开他的故乡和故乡的湖水，隐入山林。”“苏鲁支如是说，离开了它的墓穴，鲜健而且灿烂，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一始一终，紧紧呼应。

《苏鲁支语录》：这上帝是你们最大的危险

好吧！狮子来了，我的孩子们近了，苏鲁支成熟了，我的时辰到了：

—
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开始了，现在上升吧，上升吧，你伟大的正午！”
—《苏鲁支语录》第四卷

时辰到了，这是最后的“象征”，从堕落到上升，从黑夜到正午，从上帝到超人，过了这夜之后，一切醒了，这班高等人醒了，缺乏正当的人醒了，苏鲁支的禽兽醒了，“因为我醒了”，所以开始和我相称，所以和我的意，所以“象征到了”。是的，听到了狮子的吼叫，看见了近了的孩子，精神的三种变迁完成了，“苏鲁支如是说，离开了他的崖穴，鲜健而且灿然，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

而在伟大的正午到来之前，苏鲁支是走进这清凉而又深沉的夜色里，牵着最丑恶者的手，引他看这夜的世界，那崖穴外是醉歌响起，“让我们走入深夜”的呼喊里有一支回环曲，其名为“再来一次”，其义为“至一切永久真”，醉歌的十二个点是回环，是不息，是从“人呵！留心！”到“深的午夜说些什么？”，从“我睡了，我入睡了”到“从深深的萝里忽然惊醒”，从“世界是深沈的呀”到“比白日所想的更深“，从“深深是其痛苦”到“欢乐—一比心哀更加深沈“，从“痛苦说：过去！”到“但一切快乐需要永久”，从“需要深沈的，深沈的永久！”到最后十二点跌入最深的夜，是”愿望深深的深深的永住”，不管是最丑恶者还是最高明者，他们以为心满意足地活了这一生，而这难道是真的人生吗？在死神面前能不能用“再来一次”寻找到回环的歌曲，寻找到超脱的象征，而只有苏鲁支在尽力最求幸福，在尽力追求工作，追求从堕落到上升的途径，追求爱和超越，追求自我和上帝已死了之后的精神和道德，“鲜健而且灿然”，宛如从海底升起的旭日。

三十岁的苏鲁支，离开故乡和故乡的湖水之后，就开始隐入山林，这隐入是堕落，是自甘的堕落，“我必须像你一样堕落，如我欲下往之之人群所云。”下往的世界是将至深渊的堕落，是沉入夜间，就像太阳“没入大海之后”是为了重新“布光明于彼土”，是为了赠予和分给，是为了在人群中“智者重欢其愚庸，贫者更欣其富足”，而这种堕落是为了爱人们，是为了在上帝已死的世界里告诉人们超人的道理，“苏鲁支向人们如是说，我教你们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样应该超过的东西。你们作了什么以超过他呢？”他们是城市里的人，他们是山林里的圣者，他们还在称赞着上帝，还在“也酣笑，也悲泣，也低喃”中活着，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行径，“猿猴于人类是什么？可笑的对像或痛苦的羞辱。人于超人亦复如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超人是土地的意义。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义！”在超人面前，人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是不能超越自己的存在，而作为禽兽与超人之间的过渡，人架空与深渊之上，“是一危险的过渡，一危险的征途，一危险的回顾，一危险的战粟与停住。”所以空虚也罢，可笑也好，人是被自己蔑视了，而苏鲁支大声呼喊着：“人之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爱，在于其为过渡与下落。”就像和自己一样，在下落中才能上升，在遗忘上帝中寻找到自我。

而苏鲁支的堕落也是自我寻找的途径，人要树立目标的时候到了，“人种植他的最高希望的萌芽”的时候到了，在那些死者面前，苏鲁支被冷风吹醒，救赎的上帝已经遗忘了那些死者，所以孤独者站起来，是从内心深处发现了人生存的悲伤，“而且永远仍无意义，一个丑脚也能成为他的晦气。”所以他的堕落是为了寻找被传道的人，“一道光明启示我，我需要伴侣，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由我任意搬往何处的。”不是死人和僵尸，是活着的伴侣，连同那些禽兽，都成为苏鲁支世界里的那种存在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镜子里真的有一个魔鬼？

于人，是有道德者，而人从前寻找道德的讲师，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寻找良好的睡眠，“助之以罂粟花似的道德！”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妄，其中有死的说教者，规劝人们从生活的阻力面前退却，或者还有多余的人，用“永生”的名义“将其从这人世引诱开”，而那些道德者的箴言上永远这样写道：“你应该杀掉自己，你应从自己逃开！”杀掉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他们看来，肉欲是罪恶，所以不生小孩，因为在他们看来，生育是苦事，生出的只是不幸者，因为在他们看来，需要的仅仅是同情，而让生命更少拘束……

而此种道德者只不过是像毒蜘蛛一样，高呼的“平等”只不过是隐秘的暴君的欲望，乔装于道德的名词里，而另一种则是索要酬偿的道德，是和那些报酬、报复、惩罚、正义中的复仇联系在一起，而作为孤独者的苏鲁支，是创造者，他所要做的是是破除这道德的束缚，重新创造出一尊天神，这天神里有生育的女子，有为目的的小孩，有需要危险和游戏的男子，“你去接近女子吗？不要忘记带鞭子！”鞭子抽打的是那些兽性有关的欲望，而结婚生小孩是为了胜利和自由，“为你的胜利与自由应建筑起有生命的纪念碑：你应该超过自己而建筑。”生命的纪念碑里是胜利者，有自制者，有意识的主宰者，有道德的统治者，“但你应先树立了自己，肉体与灵魂皆得端方。”也就是说，这生命的纪念碑就是一种创造的个体，创造的世界，在创造面前，就会有最佳的爱情，有神圣的婚姻，有“使人远想超人”的欲念，“你该创造出高尚的肉体，原始的运动，自转的圆轮，–创造出一创造者。婚姻，我以为是成双的意志，以求创造出一者，多于创造之者。婚姻，我以为是这意志的愿望者彼此之敬爱。”

这是苏鲁支所说的“赠予的道德”：“像我吧，将飞散去的道德重新引同土地–是呀，回到人生与躯体，使其为土地开意义，人类的意义！”唯有赠与，才有创造，才有人超越的可能，而那些死者的意义在于被精神和道德的辉煌赋予新的意义，如晚霞环于大地，也就是说，真正的死是自由的死，是“在适当的时候死去”的死，是臻于圆满的死，“是胜利的，为希望者与誓约者所围绕。”在圆满之死外，还有死于战斗的牺牲，那战斗是思想的胜利，是超越的和平：“你们的最高思想便应由我命令–命令是：人是一样应当超过的东西！”也就是死得其所，这样，“如是我将死亡，使你们朋友因我之故更爱此大地；我将返成为泥土，在生我之地中永息。”所以，超越肉体的死亡而成为创造的可能就是最大的道德，“最高德行不寻常，也无用，然有光，而且色泽温柔，一种赠予的道德是最高道德。”这从无用而变为光的道德正应该出现在伟大的正午，光照耀一切，而人居于轨道的正点，而那轨道一端是禽兽，另一端是超人，从而在夜晚的征途中发现最高的希望，发现那回环的醉歌，发现那醒来的一切，“一切天神皆已死去；如今我们希望超人长生”–这将成为那伟大的正午时我们的最后愿望！”

而不管是死者的赋予，道德的赠予，苏鲁支所看见的树林里还有相信上帝的圣者，有半为侏儒，半为土拨鼠的怪物，有“一条黑而沉重的大蛇挂在他的口下”的青年牧童，“在挣扎，被扼杀，痉挛，变色”，有既无信仰也无迷信的现代者，有“无求无欲的观看生活”的敏感伪善者，有“好奇地瞧着旁人想出的思想”的学者，有好说谎的诗人–而苏鲁支不也是一个诗人吗？“皆是肤浅，如同浅海”的诗人里苏鲁支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在这诸多的人面前，在纵欲，贪权，自私组成的三恶里，世界呈现出过多的幻相，编织着过多的谜疑，而他手握一根手杖，“金铸的杖头饰着一条蛇环绕太阳”的苏鲁支也陷入了一个迷局：到底我是谁？

那时苏鲁支回到山谷间，重返于岩穴，他像一位播种者撒完种子等待着，其实灵魂充满了忧愁和思恋，因为他怀想那些他所爱的人，要给他们东西，可是在等待中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小孩拿着一面镜子向他走来，在镜子里，苏鲁支竟然没有看到自己，而是一个魔鬼的狰狞与讥笑。从梦中惊醒的苏鲁支第一次发现，没有找到自己，魔鬼取代了自己，仇敌取代了自己，而实际上，寻找自我是寻找仇敌，寻找恶魔，只有这样才会在死亡中重生，在堕落中上升，在可笑的人类中创造超人，“我奉献爱于我自身，于我的邻人如于我自己–一切创造者言说如是。”也就是说，只有推翻一切信仰，才能真正创造出新的规则，新的上帝，只有在魔鬼的镜子里才会发现自我的缺失。

重估一切价值，便是超越自己的开始，在幸福的岛屿上遥望远海，上帝只是一种揣测，上帝只是一种虚构，上帝只是一种思想，而那些信奉上帝的教士只不过是没有发现仇敌没有发现自我的囚人，“我觉得他们是囚人。已烙印者。那人，他们所称为救主者，将他们束缚了”，他们信奉上帝并不知道如何爱他们的上帝，“除了将人钉上十字架！”，绑架与反绑架，痛苦与反痛苦，一切只不过是囚禁自己，“血毒坏了最纯洁的教理，使之化为狂妄与中心之怨恨。”而在苏鲁支的遥望中，所要教的那一种意志便是超人，“也许不便是你们自己，我的兄弟们！但你们可将自己改造为超人的父祖和远祖，而且这便是你们最佳的创造！”这创造是生命的秘密，是全部的意志，是一切生物天性和服从的真理，“我便是那必需时常超过自己的东西。当然，你们称之曰生产之意志，或向目的，向高者，远者，多方者之冲动：但这一切皆是一体，皆是这一秘密。”

“这上帝，看见一切，也看见人的，造上帝必得死去！人忍受不了有这么一个见证者存在的。”因为那个上帝是看见了一切，也就意味着他在虚妄中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苏鲁支对教皇说：“去掉这么一位上帝吧！宁肯没有上帝，宁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运，宁肯当傻子，宁肯自作上帝！”自作上帝就是当自我当成信仰，把创造出超越者作为上帝，“让这世界自为其世界吧！不必举起一个指头反对它！”而这样的新的上帝是一种绝非单纯宗教意义上的颠覆，而是对于真理的探寻，“善人必定将自己发明道德者钉上十字架钉死！这便是真理！”把虚妄的上帝钉上十字架，死去的当然是虚伪、罪恶的上帝，是自私、欺骗的上帝，是神化的上帝，是拘束的上帝。

“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愿望，–超人生长。”创造者的超人，至善至恶的超人，权力意志的超人，“超人在我的心上，他是我的第一人，唯一的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邻人，不是最穷人，不是最苦人，不是最好的人。”这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可以取笑一切人的超人，而即使像生命本身一样堕落到深渊，“倘若权力化为仁慈，下降于可见者之域，我称这种下降为美。”而这种生命的秘密也就是精神的最后形式，“我为你们陈述精神的三种变迁：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化为狮子，狮子怎样终于变为婴孩。”骆驼是劳役，狮子是意志，而婴孩就是天真，就是爱，就是自我，“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近了，是创造者最后的时辰到了，是醉歌唱起的时辰到了，是伟大的正午时辰到了，“自然：你们如不化为小孩，你们不能进那天国。”

苏鲁支手指向上，从堕落的回归，是另一个上帝的创造，危险或者已经远去，而这个假借的主角，作为古代东方之拜火教主，是不是在传道说教中还一直被另一面镜子所照？上帝已死，圣经已毁，可是那《马太福音》中明明写着：“苏鲁支是谁？”，那《启示录》上也明明写着：“一千年的苏鲁支的封疆……”这是永远被引用的创造者，而当苏鲁支说出“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的时候，上帝在一旁偷偷发笑，因为他曾经也说过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苏鲁支语录：

于是，我必须降至深渊，如你在夜间之所为，没人大海之后而犹布光明于彼土，你这太过丰盛的星球！

猿猴于人类是什么？可笑的对像或痛苦的羞辱。人于超人亦复如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超人是土地的意义。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义！

诚然，人生是一污秽的川流，要能涵纳这川流而不失其清洁，人必需成为大海。看呵，我教示你们超人，他便是这大海，其中你们的大蔑视能够沉没。

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驾空于深渊之上。是一危险的过渡，一危险的征途，一危险的回顾，一危险的战粟与停住。人之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爱，在于其为过渡与下落。

看呵，我便是雷电的预告者，浓云中的一大雨滴，这闪电便叫超人。

时候了，人要树立目标。是时候了，人种植他的最高希望的萌芽。

一道光明启示我，我需要伴侣，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由我任意搬往何处的。

我为你们陈述精神的三种变迁：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化为狮子，狮子怎样终于变为婴孩。

婴孩乃天真，遗忘，一种新兴，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圆轮，一发端的运动，一神圣的肯定。

是呀，兄弟们，为创造的游戏，必需神圣的肯定，精神于是需要其自我的意志，失掉世界者要复得他自己的世界。

白天于有道德者这么过去。夜来，我留心不将睡眠唤到睡眠，一切道德之主宰，是不欲被呼召的！

现在我明白了，人从前寻找道德的讲师，正是寻求什什么。替自己寻找良好的睡眠，助之以罂粟花似的道德！

真的，一切存在皆难于证明，难于使之言说。告诉我，兄弟们，一切事物中最神奇的，岂不是犹且最好证明了么？

意识所感觉的，心灵所认识的，其事本自无穷。但意识与想心灵想说服你，渠们为一切事物之终极，其虚妄如此。

自我常常倾听而且求索：比较着，强制着，却掠着，破坏着。它，统治着，也是“我”的主人。

兄弟呵，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它寄寓于你的躯体中，他便是你的躯体。

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

诚然：我们爱此生，不因惯于此生，却因习于爱。爱中往往有些痴狂，但痴狂往往有些理性。

地上充斥的是多余的人，生命便因这班过多者而毁败。唯愿人用“永生”的道理，将其从这人世引诱开！

然则你们的道德箴言应该这样：“你应该杀掉自己，你应从自己逃开！”

我不劝你们工作，却劝你们战斗。不劝你们保持和平，却劝你争取胜利。你们的工作该是战争，你们的和平该是胜利！

国家便是一切冷酷的魔鬼中的最冷酷者。它冷酷地说谎；这谎话从它的嘴里流露出来：“我，国家，便是民族。”

我劝你们灭却情欲么？我劝你们葆情欲的天真。

但你遇到的最强悍的敌人，必始终是你自己；你自己在深林与穷谷中，窥伺你。

孤独者呵，你走上创造者的路：从你的七个魔鬼，你将创造出一尊天神！

我希望，是你的胜利和自由愿得一小孩。为你的胜利与自由应建筑起有生命的纪念碑：你应该超过自己而建筑。但你应先树立了自己，肉体与灵魂皆得端方。

你该创造出高尚的肉体，原始的运动，自转的圆轮，–创造出一创造者。婚姻，我以为是成双的意志，以求创造出一者，多于创造之者。婚姻，我以为是这意志的愿望者彼此之敬爱。

许多人死得太迟了，有些人又死的太早。这道理听来还觉新奇：“在适当的时候死去！”

臻于圆满者之死，是胜利的，为希望者与誓约者所围绕。这种死是最优者；其次优者，是死于战斗，牺牲这伟大的灵魂。

在你们的死中应使你们的精神和道德辉煌，如晚霞环于大地，或否则你们的死便不算圆满。

如是我将死亡，使你们朋友因我之故更爱此大地；我将返成为泥土，在生我之地中永息。

最高德行不寻常，也无用，然有光，而且色泽温柔，一种赠予的道德是最高道德。

这种贪欲所发表的是疾病与冥冥中的退化；这自私自利的贼似的贪心，发于不可医的病体。

告诉我，我的兄弟们，在我们什么是坏事和最坏的事呢？岂不是退化么？凡缺乏赠予的灵魂之处，我们常可猜得其退化。

像我吧，将飞散去的道德重新引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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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回到人生与躯体，使其为土地开意义，人类的意义！

你们未曾寻找自己：便已找到我了。虔信者皆如此，所以一切信仰皆不足重轻。现在我教你们丢开我，自己去寻找自己；当你们皆否认着我时，我将向你们回转。

那是伟大的正午，因为人正居于他的轨道的中点，那轨道一端是禽兽，另一端是超人，而且庆祝其向夜晚的程途为最高的希望；因为这是向另一新晨之路。

上帝是一虚构：但有谁尽饮这虚构的苦毒而不至于死呢？于创造者将取去他的信仰，于飞鹰将禁止其于高空盘旋？

上帝是一称思想，这使一切直者曲而立者靡。怎样？时光是过去了，而一切可消逝者不过是谎骗么？

凡人之于智识者：犹如一匹走兽，有绯红的双颊而已。

我的朋友呵：智识者这么说，羞耻，羞耻，羞耻–这便是人的历史！

但微小卑劣的思想如同病菌。这蔓延着，隐匿着，不欲居于何处–直到整个身体为病菌所侵蚀，衰萎了。

也留意听造句话吧：一切大爱超过其一切同情：因为这遗要将所爱者–创造！

我奉献爱于我自身，于我的邻人如于我自己–一切创造者言说如是。

反对他们者，加以痛苦者，他们称之曰上帝：诚然，在他们的虔敬中有许多英雄的气度！他们不知如何爱他们的上帝，除了将人钉上十字架！

但血，是真理的极不良的证明；血毒坏了最纯洁的教理，使之化为狂妄与中心之怨恨。

你们爱你们的道德犹慈母之爱其婴儿；但何尝听到过一位母亲为其慈爱要酬偿呢？

离开奴隶的幸福，退除天神与求梼，无畏而且可惧，伟大亦又寂寞，真实者的意志若此。

我亦有不可损伤者，不可埋葬者，一种崩崖裂石者，那便我的意志。它沈静地前趋，历年岁而无改。

这便是你们的全部意志，大智者，以其为向权力之意志，即算你们论说善恶，论说价值之估定。

只是，凡有生命之处，那里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我这么教你–向权力之意志！

倘若权力化为仁慈，下降于可见者之域，我称这种下降为美。

你们的道德之为你们本身，不是外物，或皮肤，或衣装。这便是自你们灵魂根基上出来的真理，道德者！–

但是你，苏鲁支呵，要观看事物之本来与背景：所以你必须上登，甚至超过你自己–上去，升高，直到你的星辰也在你之下！

最高的山何自生？我曾这么自问。后来学到，高山是生自海洋的。

因为根本上人只爱他的小孩和事业；凡有伟大的自爱之处，为有所孕育的表征：我这么发现。

将到黎明时苏鲁支中心自笑了，藐然说道：“快乐在追寻我。这是由于我不追寻女性。快乐却是女性。”

我便是苏鲁支，无神者：何处我能寻得同道呢？凡给自己以意志而抛弃一切顺逊者，皆是我的同流。我便是苏鲁支，无神者：我将每种“偶然”放在我的罐子里煮。直到这已完全煮熟，我然后欢迎之，当作我的食品。

纵欲，贪权，自私，这三者从来被人呪诅，最坏的被称说与虚张，—一这三者我将好好地人道的地秤其重量。

真的，学自爱，不仅是今日明日的命令而已。反之，在一切艺术中，这是最精深，最巧妙，最后，而且最坚忍的一种。

人是难于发现的，更难的是发现自己：智慧时常谎骗了灵魂。沉重的精灵是这么弄的。

一切，凡为善人所称为不善者，该应结合，生出一种真理：然我兄弟们呵，你们是否够恶，能有这一种真理么？

在河流上面的一切皆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价值，桥梁，义意，一切“善”与“恶”，这皆是固定的！

让这世界自为其世界吧！不必举起一个指头反对它！

善人必定将自己发明道德者钉上十字架钉死！这便是真理！

有谁称颂之曰爱的上帝，实是未曾想想爱的本身。这上帝不也是要作裁判官的吗？而真实的爱者，是超过赏与罚而爱的。

去掉这么一位上帝吧！宁肯没有上帝，宁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运，宁肯当傻子，宁肯自作上帝！

真的，我们且长久的等待吧，直到有人重唤醒你的上帝。那老上帝当然不在了：他已经永死。

这上帝，看见一切，也看见人的，造上帝必得死去！人忍受不了有这么一个见证者存在的。

在上帝面前么，–但现在这上帝死掉了，你辈高人呵，这上帝是你们最大的危险。

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愿望，–超人生长。

超人在我的心上，他是我的第一人，唯一的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邻人，不是最穷人，不是最苦人，不是最好的人。

“人应该更好而且更恶”–我如此说教。至恶是需要的，以臻于超人之至善。

你们创造者，你们高等人！有谁要生育的，是病了；有谁已生育过的，是不纯洁了。问问女人吧：人之生产不是因其使人快乐。那苦楚使母鸡与诗人皆格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