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28·2040805·0707
	作者：张悦然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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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骤然出现让我有些应接不暇。我紧紧地抱住双臂，冷。通常我很害怕电影院的，因为没有了听觉之后，视觉就是我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凭借，而在电影院，在比夜色更加虚伪更加浑浊的漆黑中，我总是感到自己身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樱桃之远》为张悦然的长篇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两个息息相关的女孩从小到大，由敌为友，面对友谊、爱情、生存和死亡的心路历程，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编号：C28·2040805·0706
	作者：阎连科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3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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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过之后她才日渐地明白，嫁给老大她原本不是为了老大，而是为了老二。她是为了老二才嫁给老大的，为了每天能看见老二才和老大进了洞房。”一部《金瓶梅》将潘金莲定为千古荡妇，时至今日仍难以昭雪。阎连科把古典名著里的主人公，重新投进当代生活的漩涡，演绎了一段发生在金莲身上，充满苦辣酸涩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故事。

	编号：C28·2040522·0704
	作者：张爱玲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4年3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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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因神秘原因“搁开”二十六年而未发表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终于被“发掘”出来。这部小说的面世除了让全世界的“张迷”们拥有完整的张爱玲的夙愿得以满足，我们会发现这部荒凉的女性传奇中不仅刻画了另类情感体验，而且这部小说的自传色彩也似乎展露出了晚年张爱玲———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对婚姻和爱情的别样感悟。这完完全全是一部女人们的“传奇”。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惯写爱情故事的张爱玲看似心意冷淡，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将爱情与婚姻的感悟推进到一个更荒凉的地界。

	编号：C28·2040305·0699
	作者：蒋子丹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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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丹的女性主义小说一方面指向男性的批判，一方面坚持“性同类”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她的这本小说集《黑颜色》为我们呈现出女性文化空间中一处华美而迷人的风景。个美术学院的女生，因总是用不好黑颜色而受到教授的斥责。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之后，她却出人意料地用黑颜色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永恒……《黑颜色》收有《黑颜色》、《没颜色》、《那天下雨了》、《圈》、《左手》《老M死后》、《最后的艳遇》、《从此以后》等12篇短篇小说。

	编号：C28·2040305·0698
	作者：格非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9月第一版
	定价：275页
	页数：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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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围绕1990年代初期上海即将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展开。会议执行主席贾兰坡教授突然神秘自杀，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宋子衿疯狂、会议赞助商被捕……而曾山与张末的爱情更是让人费解：他们一方面深陷于欲望编织的囚笼之中，另一方面则试图冲破它的束缚，复活古老的爱情诗意，寻找自身生命残剩的一点点真实感。正是这一点“真实感”。使他们的心灵靠得如此之近；同时也因为这种，“真实感”的脆弱和“奢侈”，他们又一次次地远离。“犹疑”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的轮廓，欲望的旗帜升起来了；没有安慰，没有援手，没有归宿，没有和解，剩下的只是一个迷惘的信念：活在真实之中……

	编号：C41·2040130·0694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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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徽》是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集中的一册，收入了其长篇小说《家徽》。孤独的发明家雁金八郎研制一种新酱油的过程中，山下的儿子久内娶了与雁金已私定终身的敦子为妻……这部作品与《寝园》都是以“第四人称”讲述的。作者认为，要更深入地描写或挖掘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自我意识，三个人称已经不够，于是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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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徽》：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

他穿过这片豪宅时心中暗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依靠生产或贩卖他人的发明品而暴富的。世上万物，除了自然存在的以外，都是由某人发明而产生的。
——《家徽续篇》

年近四十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归宿，自己苦心付出的酱油发明专利又一次次胎死腹中，对于雁金八郎来说，人生或者就是寂寞潦倒，只是当他再次走上大街的时候，西装口袋里依然装着两个小坛子，“衣袋里的东西很轻，只要沿着海边大道前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长年从事研究的沙丁鱼群。”这是被人忽视的发明，却也是自己毕生的心血，只有带在身上，只有陪伴左右，才能让自己有某种存在感，甚至有成就感，像沙丁鱼群，总是成为自我生命的一种写照。

像是逃离，但是是带着一生最爱的东西逃离——雁金离开的是“社会上最成功的事业家门的聚居地”，离开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别墅区，其实也是离开某种家徽荣誉的象征，一种割裂其实就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他是一个发明者，但是却处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生产或贩卖发明的人却成为暴富的人，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不再是个体间物品的转移，而是从脑力劳动转移到资本市场，那暴富的手背后是操控市场的人，这便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违反了神的旨意，因而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

而雁金的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开感情的那个漩涡，夜宿在久内家里，对于雁金来说，一定会涌现出复杂的感情：因为久内的妻子敦子曾经是自己的未婚妻，甚至在离开之后两个人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是即使敦子之后嫁给了久内，他们的婚姻也并没有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久内和初子保持的情人关系，初子和雁金曾经的恋人关系，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复杂的纠葛之中，即使久内和敦子经历了冷战和争吵，也重新开始相互体谅，但是当雁金夜宿家里，那种涟漪似乎又被荡漾开了，和久内夫妻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于雁金来说，是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一个是旧情人却也是最被信赖的人，他所面对的不是现实的尴尬，而是对可能结局的悲观：“他想，倘若自己与敦子的婚约真的付诸实行的话，那么现在每天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自己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两个人无疑会成为一对最为悲惨的夫妻。”

而对于久内和敦子呢？似乎也一样不是在感情上的所谓的嫉妒和无奈，久内处在一种自责当中，不仅是自己作为博士的父亲和研究所所长多多罗的设计陷害使得雁金的发明遭遇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是自己要和雁金一比高下的好胜心才使得两个人陷入某种僵局，甚至在感情上，和敦子、和初子之间总是有某种角力的成分，而当看到雁金潦倒的时候，久内的一个奇怪想法是：“这两个人真的有过婚约吗？”一个是穿着又脏又皱的外套，一个是亭亭玉立的妻子，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相配的婚约，而初子，当初和敦子一样，是家产超过二百万圆的富家小姐，她们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空有名门、小雪都没毕业的雁金而发生争夺战？所谓天壤之别，也是一种割裂，而对于久内来说，内心的浮想还在于自己也曾与这两个女子有过不解之缘。

而在这个屋檐下的敦子呢？当初是自己离开了雁金，取消了婚约，之后又与久内结婚却走向了分居，最后能够相互体谅走到了一起，但是面对雁金，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嫉妒、怨恨、焦急等这些伴随着爱情的复杂心情早已远离敦子，她之所以能接受这些，恐怕是为了填补空虚的内心吧。”空虚的内心所填充的早就没有了爱情。如此，不管是雁金，还是久内、敦子，所谓的爱情都已消弭，他们在一起，除了遗憾、无奈、嘲笑、空虚，还剩下什么？甚至在没有了爱的世界里，他们的关系早就退化成简单的合作，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人在社会上存在最表象的一部分。

仿佛就是那一群沙丁鱼，被捕捞，被加工，在牺牲了自己的同时，却也让别人成为了富翁，让别人住在了豪宅区，让别人享受幸福，而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不是在他们的身份转变中就已经注定？敦子和初子曾经是富家小姐，久内是名噪一时的博士之子，他们本来就是富人，本来就应追逐享乐生活，但是当家族遭遇破产，当父辈遭受争议，他们自己反而陷入在泥潭中，甚至难以自拔。而雁金更是一种典型，“家族代代勤王为荣”，这便是所谓的“家徽”的荣誉，但是这个家徽一样是表象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先传下来的家徽荣誉变成了现实的讽刺，小学没毕业成为雁金最现实的处境，所以在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走上发明创造的的道路，研发新的酱油成为他一生的付出，的确，他以自己的天才完成了发明，并引起了业内的反响，但是在阴谋论中，无论是研究所工作还是自己搞研发，最后终是无法逃离那一套规则，终是成为他们暴富的牺牲品，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可以说雁金其后的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这句话似乎点出了雁金陷于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体的争强好胜，不仅仅是内心燃起强烈的希望，而是整整一代人的疯狂和无奈，“世人的蔑视”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蔑视中迷失自我？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家徽的荣誉属于过去，而这个过去无疑也成为一种包袱，当人被丢掉了一切而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荣誉甚至变成了阴影，正是在这个阴影里，蔑视出现了，那种无法看见你成功的人一定会以蔑视的目光审视你，嘲讽你，所以愈发要激起斗志，也愈发陷入到割裂现实的困境中，长久以往，便像是一种牺牲品，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在“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中，雁金、久内，甚至敦子、初子，在被摘掉了头顶那桂冠的同时，已经看不清自己应该的定位，从而也失去了一个时代最积极的相应。

发明创造是向着那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前行，薯类生产酱油，鱼干生产酱油，这是创新，这是革命，从资金，从材料，从智力，雁金都投入其中，“雄心勃勃的雁金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次机会，同时也开始了他冒险的旅程。”所谓苦心旨意便是要告别这个被蔑视的时代，但是在努力告别蔑视的过程中，新的蔑视产生了，当发明成功，当报纸把他捧上天，他也依然无法逃离计谋，逃离资本的控制，“雁金只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对于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一窍不通。”最后终于在研究所多多罗的计策中身无分文，还陷入了长久的专利战争。与发明一样，对于感情，雁金也在不被蔑视的争强好胜中，“是的，我奶奶去年去世了。要不是为了怕我奶奶操心，当初我就跟初子结婚了。与敦子相比，我更喜欢初子，如今，我愈发对她放心不下了。”是因为奶奶，才在感情中陷入两难，而“奶奶”无非代表着一种“家徽”，它是压在雁金身上的另一个负担，所以最后既无法和敦子结婚，也无法和初子走在一起——因为自己专利的事，雁金错过了和初子和好谈论结婚的事，这仿佛也是一种暗示：为了旧有的家徽而错失，为了新的荣誉而迷失。

而久内也难以逃脱这一种束缚，和敦子结婚又和初子来往，同样是名门之后，久内仿佛是游手好闲的一代，而初子则是家族破产的第二代，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是在去除“蔑视”：“看样子久内仿佛是在下意识地与初子赛跑，看谁往下滑得快，他无由地疯狂欢呼，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十分怪异。”那一句“没等初子家破产，我这儿倒要先走一步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而久内对于雁金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对于他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敬仰，当他终于自谋出路时，满溢着对雁金的感谢：“我是个不肖的儿子，至今一事无无成，现在能够使父亲不再为我操心，也皆得益于雁金先生美德的感化，我对他怀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激之情。我也讲不好，就是代父亲说几句话。”甚至在交往过程中，雁金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人，两个人仿佛都在理想的路上奔跑，“啊，雁金这个人是堂吉诃德，而我就是桑丘·潘沙。”

但是，这无非是另一种虚妄，久内对善作说：“我从他的身上受益匪浅。我从现在开始拥有爱情和正义这类高尚的东西。我将渐渐地恢复自我，你现在还远不是你自己。”是雁金唤醒了他内心高尚的东西，而这些高尚的东西成为回复自我的象征，便是告别蔑视重新回到“家徽”荣誉的轨道上。所以久内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被人蔑视，所以即使雁金是自己的敌人，他也能从敌人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意义，这便是他所命名的自由：“正因为是敌人，他的行为才清楚地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表面上，我一直是输给雁金的，其实最终我还是赢了。”而最终他想让自己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控制，就像他看的那本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书：“人类的幸福逐渐变小了，但是这种事于我无关紧要，因为鹫诞生了。我已不爱人类了，我开始爱的是以人类为食维持生存的鹫。由此，我宣布无历史的人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的历史毫无疑问就是鹫的历史。”

对人类历史的重新命名，就是用鹫取代人，就是用争夺取代自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罗和父亲设计陷害雁金，何尝不是普罗米修斯的那只食人的鹫？和敦子分居是为了寻求自由，见到多多罗的女儿又想起了初子，是不是又是那只渴望控制人的鹫又复活了？以及做了保险销售员拉善作进来使他成为牺牲品，“为达到目的，久内狠下心肠，决心先拿善作开刀，他选中善作的另一个理由是，怨恨善作不久就要夺走初子。久内突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自己能够发挥全部力量的场所，而且与金钱毫无关系。”如此，“家徽”不仅没能从他的骨子里被去除，而且一直处在这样一种阴影下，当用不同的计谋试图消除那种被蔑视的感觉，其实反而加重了被蔑视的体验感，“随着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久内迎来了春天。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所谓心灵上的痛苦超过赚钱的辛苦指的就是这种工作吧。”

雁金活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只不过他将其转化为对于发明的自觉行为，久内也处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他则是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困境的制造者，而当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审视三个人以及更多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的感觉根本没有改变，甚至变成了新的轮回，只是，在《家徽》之后，在《家徽续篇》之后，这个循环并没有走上终结，当雁金离开久内的家，离开那个富人居住区，小坛子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东西，而沙丁鱼的自喻将他又推向了蔑视而努力，努力却再被蔑视的未来中。作者最后的附言是：“我计划将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最后归纳成一部单行本。此次只作为第一部告一个段落。”

第一部告一段落，这是未完的结局，雁金会走向何方，久内会如何生活，都是未解的迷，而其实这个未知的世界没有多少悬念，因为所有的路都已被预设，甚至一直在发生着，就像家徽，“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只是一种轮流，而对于这一现实，有一个人却在俯视着，那就是横光利一笔下那个特殊的“我”。从一开始，我是和雁金在一起的故事人物，甚至雁金追逐着敦子的车辆，我就是目击者；之后，我去找善作，知道了敦子和雁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之后，我在银座看到了久内和初子在一起，于是我又变成了旁观者；后来我又读到了久内给我他写的稿子，在文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种私生活小说展现在我面前，我则成了阅读者，“在这篇小说里，若从雁金与久内聚餐那晚回去的描写中抽出一小部分就更精彩了，我决定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动，当然，文中雁金、敦子、久内及初子用的都是化名，为防止产生混乱，我自做主张打算把这些名字都换成真名。”之后，我又听说了雁金和研究所多多罗之间的关系，听说了雁金成功发明了新的酱油，还读到雁金那天晚上写的公开信的草稿，这一切也将我变成了听说者；只有也遇见了久内，也收到了雁金的论文……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称，既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其中的人物，也通过不同的线索讲述着故事推动故事的发展，而在整个故事里，我其实也可以被抽去，而成为全知全能的人，但是在个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时候，我又退了出去，成为无主观的存在，失去自己的判断——如此，“我”便是所谓的“第四人称”——在你我他组成的传统人称之外，第四人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小说也脱离了传统，而这个复杂、多元的“我”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离开单一的现实，离开既定的命运，离开家徽的循环，而进入到一种未明的时代状态中？

	编号：C41·2040130·0693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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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作品集，内收《蝇》、《头与腹》、《太阳》、《宝贝儿》、《播种幸福》、《春天的马车曲》、《花园的思考》、《恶魔》等21篇中、短篇小说。横光利一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旗手，他率先在《太阳》、《蝇》、《头与腹》、《春天的马车曲》等中短篇小说中使用新的感觉和新的文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他一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新感觉主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横光利一就没有日本的新感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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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马车曲》：刹那间，苍蝇飞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发现所谓我的存在与活的时候相比，倒是死的时候倒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眼见的虱》

春而勃发，是生命的一个轮回，在被唤醒的季节和生命状态中，活着并不仅仅是可以遇见，可以看见，甚至并不意味着可以虚构，可以假想，存在和活着是那一篇《眼见的虱》，而死变成有用的东西却是另一篇的《一只活虱》，比喻和自拟，在文本之外，在虚构之外，或许接触到了生命之外那种模糊的存在，那种残酷的暧昧，而被感觉到的“一丝古典之美”仿佛成了这个社会“不断酝酿着怎样美好的转变”。

我的存活总之如一只小小的昆虫的状态，被风从这一处吹到另一处，没有归宿，没有安定，却也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惬意的避暑”，飘荡在这个无人认识的社会里，我的存在或许就是在纯自我的生物状态中，所以即使H的眼神中有那种正在寻找爱情的渴望，关于未来的社会和爱情，在我看来，似乎也只是被垂下的广告牌碰了脑袋，或者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他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构筑一种假象的活法，而作为生物存在的状态，我实际上不管是和H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和女演员S，还是和死在O桥上的乞丐，都不一样，他们的活法和死法，似乎都在一种不被自我观察到的层面上，或者从来没有认识到自我的可能性，而我作为一只小小的昆虫，最先看见的是一个无用的存活，他们在我的外面，在“惬意的避暑”的外面，以假眼的方式回应生活。

但是站在旁观者的自我，又如何逃避得掉那扑面而来的死亡？我成为某大学的尸体管理员，面对着各种尸体，就是面对各种丧失了观察、丧失了自我的生命形体，他们被浸泡，被当成标本，甚至被解剖，而成为无用的生物，就像死在O桥上的乞丐，甚至不知道尸体所在地面属于哪一个区管辖，而对于尸体的最直接反应是，谁应该出面处理，谁应该富有责任。而我管理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激活尸体的意义，“一具尸体会充分养育那些围绕着团团转的未来医师的，它强过任何一种养分。不久之后，他们就将拯救世上的病人。”以及可以成为实验对象，研究起作为人存在和死去的一种标本。

“我开始练习把人看成是一条条的鳕鱼。”这是将我从一只小小的昆虫变成一个旁观存在的尸体管理员的转变，在这个转变里，我寄生在尸体上而成为“一只活虱”，而当遇见与我分手的妻子辰子的时候，那种活虱的感觉越发不可改变，一个偶遇的女人，一个生病的女人，甚至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是活着，却在社会的伦理道理之外死去。而在这种死去里，对于我来说，却远非对于一具尸体那样简单而直接，也远非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者那样独立，因为我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也爱着她。相遇像是一次激活，但是并非是要将一切逝去的感情重新找回来，那只是H一样年轻人所虚构的现实，而我的矛盾就在如何在生与死，在灵魂与肉体，在旁观和进入中寻找一条“有用”的方法。

我是小小的昆虫，她是目光烁烁的长尾林鸮，我是尸体管理员，她是回旋在三个男人中间的妓女，我是爱着他的男人，她是必须要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的妻子……在两种状态，两种生活，两种存在里，矛盾和痛苦或者就是既不能成为他者，也无法成为自己，所以我甘愿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简单的存在着，以实验的方式回应着自己的生和死，回应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回应着自己的旁观和参与：“实验是这样设计的：当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时，让辰子在隔壁的房间里接客。我要将那时我的精神在我的肉体中产生怎样的变化——如实地报告给博士。”那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砒霜似乎是实验的必要手段，“当它不见了的时候，那就是咱俩中有一个人已经把它吃掉了，你明白吗？”我和辰子似乎在接受一种非此即彼的命令，一种自由选择的”有用“——不论是我的存在和赴死，还是辰子的肉体和用途，其实都构成了另一个必要的实验，那就是必须有人消失，必须有人被称为别人的观察物。

横光利一：在感觉的世界里体验刹那

必须其实是一种模糊的选择，是我想杀死她，还是想叫她杀死我？一包砒霜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的结局，但是在这非此即彼的存在中，我陷入的是一种社会化的评判体系，或者说我就已经成为无用的一环，辰子在离开时说的那句话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叫做厌世的沉重的奢侈品与那轻快的喜悦进行交换呢？”也就是说，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自我和他人，并非是对立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可能是一种交换，厌世也罢，喜悦也好，昆虫也罢，林鹗也好，是不是都是一种活着的存在，甚至尸体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也在某种感觉意义上达到了它自身的意义。所以在那种交换的思想下，我扔掉了砒霜，成为一个平和的人，“就如同一条仰慕苍穹的鲤鱼，即使在浮到水面上的一瞬间也要看一眼光明。”治愈我们的不是生存的方式，而是活着的意义，而在这交换之中，当辰子最后最后以离开的方式留下一种“古典之美”的时候，或许是有用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存在意义。

“是的，因为我已经不是纯洁的了。趁你还没有讨厌我时，必须得走了。”辰子离开是说，而站在对面的我呢，是真正的讨厌，还是真正的依恋？灵与肉，生与死在一种痛苦挣扎之后，辰子用交换的心态唤醒了其中的爱，可是必然是要离开，因为无论从道德评判还是社会舆论，都会逼迫一种污秽侵染一个人的身体，无从逃避，而我从小小的昆虫，从一名尸体管理员，从爱着堕落妻子的丈夫，却在一具尸体、一包砒霜、一部小说中重新又站在了旁观者、批判者，甚至屠杀者的角色，而在这样的转变中，面对辰子的离开，面对各种评论，我或者已经像一个死去而无用的人，“我因为自己的脸与曾经从福尔马林池水里浮上的那个死人面容相似而成了被博士所认同的男人。”所以那种拯救，那种自我，无非是要杀死固有的感觉，杀死不变的命运：“我必须丢弃我自己。我不能认同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像一发子弹，必须射杀掉那只使我如此虚弱无力的‘一只活虱’。”

活虱而死，旁观而死，自我而死，却可以在死亡的形式中找到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微笑》里当栖方完成“杀人光线”这项新式武器之后死去时那种飘荡着的冷笑：“看，把视线从扇页上离开的那一瞬间，就知道它是转动的了。我也立刻就要飞出来了。看！”是《时间》里十二个人在背叛和不忠交杂的最后逃亡中看见的希望：”我把‘罗汉们’传过来的宛如月光落下的水滴不断滴人病人口中。”是《静静的罗列》中Q川和S川在此消彼长的统治和被统治中最后迎来的改变：“于是，无声的陨石不分昼夜地带着新的生命，再次不断地降落在裸露的三角洲上。”但是不管是转动的飞翔，还是逃亡的希望、战斗后的新生，是不是真的在感觉里抵达了另一种生命形态，真的看见了有用的死亡？

《花园的思考》里，那个妻子因为患病正在向死亡靠近，无可逃避的死亡，必须逝去的生命，在丈夫“他”看来，是不是意味着悲痛，意味着生离死别？那种感觉在何处？“对这两人来说，时间早已不是爱情的伸缩，而只是使二人眼与跟之间或明或暗的太阳光线变化的清楚体现，是静谧的真空般的虚无。”当爱情不再，时间变成一种虚无，是泰然还是无奈？是应该“把这无数的痛苦和悲哀都看成是假的”？而他对妻子的劝慰是：“我也很快就死。我不想这样疲疲沓沓地活下去。像你这样走在别人前面倒不错。”走在前面的死亡，留在后面的存在，前后构筑的矛盾和痛苦，也只有那存在着能够感受到，这又是一个关于时间制造的悖论，虚无其实并不存在，而当人在存在的意义上命名一种虚无的时候，很可能只是一种虚假，所以那些渔场的鱼，或者花园的花，也像被虚构的种种存在，装点了痛苦弥漫的现实，“只要她在花园里，她的痛苦就会继续，而且肯定比鱼吐烟雾的时间要长。”

人死的感觉如何颠覆？如何在生命寂然中达到一种有用的状态，无论是劝慰，还是给她喜欢的东西，无论是陪伴，还是抱着她，或者都是作为一种旁观的无奈，都是作为一种痛苦的妥协，而在妻子真正抵达死亡的时候，肉体的消亡或者并不是呈现其残酷的一面，是在感觉的重新命名中有了那一丝古典的美，“他望着眼前显现出来的死的美，恍惚地呆立着。没过多久，他像一片飘浮的纸，步履蹒跚地向下面的花园走去。”这就是死，这就是美，这就是感觉，这就是新生。而在《春天的马车曲》里，同样是患了肺病的妻子，同样是劝慰和陪伴的丈夫，却在一种忘记死的状态中得到存在的意义。那新鲜的鸟的内脏，那朗诵的圣经，那可以给对方的所有爱，都毫无保留地成为死亡道路上的存在。而这种存在里的美，以一种叫做“栅栏里的理论”而被维系，全身的兴奋，是要破坏那种即刻降临的命运，是要改变无法更改的现实，但是肉体并不仅仅只是维系在“栅栏里”，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束缚，“他的理论却又系在她的栅栏上转圈，以致于她在栅栏里制造的病态理论的锋芒，每天加速地破坏她自身的肺组织。”

当她的左肺甚至不存在了，像婚姻里的两个人，像被栅栏维系的生命，都滑向了一种虚无，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妻子只一句“呀！真美啊！”又将生命推回到微笑的世界里，“这花乘着马车，沿着海岸边，最先把春天播撒到人间来了。”无非是一种感觉，无非是将春天当成了一种“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无非是“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无非是一种超越事物表面的创造，所以，在这样的触发中，在这样的创造里，“妻子从他手中接过花束，双手把花紧抱在胸前。然后，她将那苍白的脸，埋在明丽的花束中，如痴似醉地闭上了眼睛。”

“春天的马车曲”唤醒了生命的另一种感觉，抵达了命运的有用死亡，以花的方式超越客观世界，以美的感觉装点生命意义。此一种感觉，是从生过渡到死的创造和超越，而在命运里，却还有另一种感觉，是从死到生的复仇。《太阳》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太阳与月亮的矛盾，不弥国的公主卑弥呼和卑狗长兄似乎就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里，太阳和月光，几乎是颠覆式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卑狗独自期盼月亮，而美艳的公主卑弥呼身上的粉红色衣服，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她仿佛就如太阳的吸引，将另外男人的欲望烤焦。

长兄卑狗成为她的丈夫，而迷途的旅人长罗在误入不弥国之后，却也被卑弥呼的美貌吸引，从而在回到自己的奴国之后对不弥国发动了进攻，杀死国王和王后，杀死了长兄卑狗，俘虏了卑弥呼，但是在这场暴力的背后，却也是奴国宿祢被长罗杀死，而宿祢的儿子诃和郎又背负了为父亲复仇的使命。当卑弥呼被抓到奴国，迎接她的不是另一场暴力的婚姻，而是她的美貌被奴国国王吸引，最后长罗又杀死了父王，而卑弥呼被诃和郎掳走，共同的复仇计划又让他们结为夫妻。但是在流落至耶马台国的时候，诃和郎又被该国的国王反耶的弟弟反绘杀死。对于卑弥呼来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祸害，她的第一任丈夫卑狗、第二任丈夫诃和郎均被杀死，“几天之内，第一个丈夫被刺死，第二个丈夫遭到箭射，她悲痛至极。”而在两任丈夫被杀死之后，她又要面对反耶和反绘的兄弟仇杀，而在这连续的仇杀里，卑弥呼一直是无可逃避的因，种种的死亡都因她而起，但是这种连环的死亡却更有男权之间的争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卑弥呼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在情杀和仇杀之中，为什么最后死去的却都是男人？

就像卑狗一样，男人实际上是月亮的化身物，而卑弥呼却成为太阳的象征，怒火、力量和引诱，都变成了她“对于暴虐的男性握有地上特权的反叛和怨恨”，所以在悲剧降临的时候，在她哭泣的时候，内心燃烧着的是不灭的怒火：“啊！天父碰到了我的手。我将升到广大的天空。啊，大地之主看看我吧。我将在你上面如同太阳那样闪耀，光芒万丈。”她变成了太阳，毁灭月亮的太阳，不仅卑狗、国王、诃和郎、反耶、反绘，以及长罗被杀死，而且不弥国被毁灭，奴国被毁灭，耶马台国被毁灭，而在这男权不断被毁灭的悲剧面前，她反而变成了另一种统治：“不久之后她就能统治不弥国、奴国和耶马台国三国了。到那时，她还可以用这三股力量把长期相互攻击的各国暴虐的国王踩在脚底下。”

一种暴虐的死，一种权力的死，在卑弥呼面前，却变成了另一种生，变成了有用的东西，变成了对死亡真正的超越，变成了对悲剧的颠覆，而这种超越和颠覆，就是复活了主观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复活了“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也只有在这生与死之间，才能感受到被剥去自然表象后探入内心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美，一种有用，甚至是一种将客体主观化的触发物，无不实现着“有用”的价值，无不从“眼见的虱”变成一只“活虱”——活虱就是那一只“从车篷飞到车夫那耷拉下来的斑白的脑袋上，然后再落在濡湿了的马上，去舐那上面的汗水”的苍蝇，它不关心马车什么时候出发，不关心那个农妇的儿子是不是快要断气了，不关心姑娘和小伙子是不是会说出“再跑呗”那句话，不关心母亲和男孩对于“马，马”的叙述，也不关心乡村绅士是否给儿子买了西瓜才能两全其美，当然更不关心当马车从悬崖上跌落至河滩，只剩下“一堆重叠着的人、马和板片”，生和死是另一个世界的叙述，它只在自己的感觉里“变成有用的东西”：“但是此刻大眼蝇使劲展开它那双经过休息完全恢复神气的翅膀，独自优闲自在地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

是的，“刹那间，苍蝇飞了起来。”刹那间，一只活虱被射杀；刹那间，病人死在花丛中；刹那间，男人们倒在女人的美色里，也是再刹那间，发现了“春天的马车曲”里的美——刹那的感觉里，“我必须丢弃我自己。我不能认同我自己。”

	编号：C28·2040130·0692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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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三部曲”之一。这是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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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向死而生的时代寓言

这是一本永远带着运动特性的小说，从横向空间来看，对它的阅读横跨浙江、福建两省，途径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地，又原路折回，南来北往，辗转浙闽，对于208页的这本小说来说，够得上长途奔袭。但是对于空间距离来说，永远是阅读者的体验，书页只是粗糙的纸张的组合，文字错落，甚至有一点标点排版的细微差错，却并无任何因距离而产生的损失。但是一本小说的运动，在空间之外，还有时间。而这才是最关键的，是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时代，历史创造了一个时代。

我必须坦白，这是一本存放在书橱里长达七年的书，2004年的那个冬天，10.00元的单价让王小波符号进入我的视野，但都是一些虚拟的阅读，买了视作是自己拥有了，所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白银时代”未曾远去，它就在狭小的书房间里，那年，王小波逝世已经七年了，都是七年，这是一个巧合，七和七之间是多么不同，一个是死亡的时间，一个是诞生的时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就像在《未来世界》里所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而“我的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这是一个王小波式的时间循环，所以我会被认为是另一个“舅舅”。在七年之后，我也把《白银时代》当成是新的文本——像从来没有存放于我的书橱过。我现在在动车的车厢里打开，看到《白银时代》的第一句话：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谜语出现了：世界是银子的，前面的定语是：将来。这是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寓言，关于银子，关于银色，关于白银。两个舅舅，一个是患上心脏病的小说家，那是2020年；一个是没有执照的画家，那是2015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舅舅们并没有在未来世界里寻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反而在世界的荒诞中遗失了自己最原始的身份。“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有发表。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比人不同的是，他总是忙些正事。“一个是心脏病患者，一个是外斜视，身体的疾病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丧失了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荒诞的现实中他们甚至只能依靠肉体的错误来拯救自己身份的缺失。但其实，这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写未来就是为了寻找历史，未来和历史都可以远离现实，远离现在，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猜谜。

于是有了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而对于史料，则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所以对于这一规定，“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另外，还有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历史和小说，我和舅舅，于是有了某种乌托邦的味道，有了某种离合的快感，因为对于虚构来说，“历史是一种护身符。”

在护身的历史中逃离，或许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但并不是全部，那个有关将来是银子世界的谜语，才是解开小说的至关重要的钥匙。什么是银色世界，从金属物质的理解来看，银的原子核是既不聚变也不裂变的，所以很契合王小波所说的未来世界，但其实这和金属没有关系，它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历史分期方法，和元素周期表或金属材料的报价单一样，分成金、银、铜、铁四个时代，神创造了四代或五代人类，然后又不满意，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销毁，这里面有个不幸的规律，即人的品质与冶金技术的发展成反比，不过最后一代人类并没有被销毁，他们反而销毁了众神。王小波说：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死掉之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白银时代有着欢愉和痛苦，有着光明和黑暗，也有着神性和人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既没有直露错误，也没有影射错误，一切安好，那么走进历史实际上就是走进未来，走进一个充满诱惑、人人向往的白银时代，但这是一种陷阱，对于未来世界来说，其实是取消身份的历史，是充满寓意的历史，在这个非现在的时代，一切的美好都很恶毒，“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分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的钱财帐也两清了——这笔帐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

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名字的未来世界，只有代号，只有F或者M，或者，舅舅也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写小说的大舅舅，还是画画的小舅舅，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却一无所获，他们只在性爱中获得最起码的自我认同和尊重，在历史和未来的双中矛盾中，生活呈现出乌托邦的虚无和反乌托邦的痛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解脱的地方，甚至更为荒诞，更为无奈，“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历史和人都会犯映射、直露的错误，也都会丧失最起码的身份认同，所以在“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的谜语面前，只有更深的痛苦和无奈：“此时，我已是鲜血淋漓，在剧痛中颤抖着。只有最残酷的痛苦才能是我离开埃及的沙漠，回到这白银世界里来。”

其实，对于未来的白银时代，我并不解其意，我就像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游戏中穿梭，但是直到掩卷的时候，我才发现读懂这208页也绝不是容易的事，现实没有穿越，只有存在，七年是一个历史的短暂时刻，来了又去了，小说继续着小说，历史继续着历史，在一段动荡的铁轨上讲述向死而生的故事：

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编号：C28·2040130·0691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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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1982年开始写作、经历十年，《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里，那个叫“王二”的人是一个青年的象征，总是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中，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他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王二是一个活得下去的无知者，“我记得那些日子里……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王二明白：“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王小波以梦为马，自由驰骋在男人与女人的梦中。《黄金时代》呈现了种种观点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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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革命时期的爱情》

不动声色地开始阅读，读到一个地方，便感觉不对，好像早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625页的《青铜时代》，里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都似曾相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确定：我的确已经读过了，而且认认真真地读过了。读过是一种过去时，发生了的过去时，为什么在现在时的阅读状态里，会形成一种暂时性遗忘？是记忆会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把《青铜时代》当成未读书目的时候，却把《黄金时代》标记了未读。遗忘之后是找回记忆，找回记忆之后是重新调整，把《青铜时代》放进了书柜，开始阅读《黄金时代》——过去时还留在过去的记忆中，现在时一定要进入现在的状态。

小小的插曲，从过去调整到现在时态，一切看起来变得正常，疑惑的是，“时代三部曲”为什么会首先看《青铜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最后才是《黄金时代》？是不是一种逆反？三个时代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序列，是作为读者自我的设定罢了，而当从遗忘中把时间纠正了过来，仿佛一部小说真正开始了叙述，但是叙述在无形之中，像时间一样不动声色地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第一人称是“我”：“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或者，“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也或者，“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既不是画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做豆的工人，而是一个工程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前几年，甚至“已经四十岁”，都是把“我”置于现在的状态中，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之于我，才不会越过边界，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

但是，小说第一句却一下子把世界拉向了一种客观的存在，“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甚至到了1993年夏天，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时间里，那个四十二岁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的人还是叫王二。王二是王二，不是王一，也不是王三，所以在王二被命名开始进入叙事展开情节的时候，王二是一个人，他活着的意义和其他第三人称的人一样，是被叙述的，但是在还没有真正展开情节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干涉了王二的存在方式：“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王二是王二，王二不是王二，因为很多人都叫做王二，而作者在不是王二的时候，没有插过队，身材结实，毛发很重——作者是作者，而作者就是“我”？

把王二称作是同名兄弟，其实是“王二们”的存在，当然不是作者，也不是我，但是那个叫王小波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同名兄弟都叫做“王二”，有时也把自己叫做王二？《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第一句是：“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似水流年”的第一句是“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在“三十而立”里，第一句是“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一方面把王二从作者的世界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把我叫做王二，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在我和他之间，叙事的主体和角度发生了改变，过去和现在交汇在一起，很多人和一个人混杂在一起，于是，在符号的解构和建构中，小说进入到了关于虚拟和真实的世界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小时候我跑到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天空”，当胳膊被划破，比必须要“我”出场，“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的成分，而我臂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一条疤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因为一条疤代表着疼痛，代表着伤害，代表着真切的感受，“讲到了划破了胳臂，虚拟就结束了。”

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王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都在一种被叙述的层面上，都具有同名兄弟的虚拟性，也都没有那条疤的真切感受，只有返回到第一人称，才是真实的，才是现在时的，才是面对自己的，所以在虚拟结束之后，我才进入到真实世界，正是因为虚拟和真实之间存在的隔阂关系，王小波才会在这样的文本叙述中才能找到一种混杂的并置，“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在隔阂和并置中，才会有一种脱离而进入、客观而主观、规范而叛逆、无性而有性、阴和阳的体验刺激，才会在牵强附会、最不可信以及处处受阻中拥有性爱的快感，“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就像“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三人称的牺牲品和第一人称的体验者，在分离和交融中，在取消主体和恢复主体中“自发地做一件事”。

革命时期里有作为厂长的老鲁，有“帮教”者的X海鹰，有帮助会，有强化治安运动，它们构成了第三人称“王二”的存在维度，“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的就会成了牺牲品。”革命时期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王二，他们都是“王二们”，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已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看起来是某种逃避，但是在从第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时，我想要的安宁变成了另一种革命：我会用父亲五八年的宣传材料擦屁股，我会在X海鹰对我进行教育时磨屁股，我会在作画、写程序中成为一个诗人，我会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创造的句式，“我喜欢的是他创造的句式，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简直妙到极处。仿此我们有：革命时期的发明，革命时期的爱情，等等。”从第三人称的王二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的过程中，最真切地体验是，“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

吊在树上，亲吻之后是爱抚，爱抚之后是强奸，这是爱情还是暴力？或者说，当爱情变成爱欲，当爱欲变成性欲，当性欲变成暴力，“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完全变成了“爱情意义上的革命”，革命的政治性、思想性、运动性完全被解构了，它在一种反政治、反思想和反运动中变成了另一种暴力，而对于我来说，“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货真价实才是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从革命到暴力的转变，从虚拟到真切的改写，既是对所谓革命的一种悖逆，也是对革命的顺从，而这便成为了奇异的辩证法，“有一句古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革命时期，就是X海鹰治人，王二治于人。X海鹰中正彩，王二中负彩。她能弄懂革命不革命，还能弄懂唯物辩证法，而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不是虚构，因为站在X海鹰面前的只有一个我，不是想像，因为在这种对革命的消解和悖逆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行动，甚至用最极端的死亡方式体验暴力的快感，“我在X海鹰家里，双手擒住X海鹰的手腕，一股杀气已经布满了全身，就是殴打毡巴，电死，蹲在投石机背后瞄准别人胸口时感到的那种杀气。”最后作为我，在这样的行动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完整性体验的男人：“它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使我勃起，头发也立了起来。”当X海鹰终于从“帮教”房间里出来，当她脱去了鲜红色针织内裤，当她赤条条地躺在棕绷大床上的时候，我的革命也就完成了，而从革命开始，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它不是一种逻辑，在反逻辑意义上它甚至具有了普遍性，“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暴力快感、革命激情和性爱欲望，在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中获得了真切的感受，而在《黄金时代》里，这种悖逆式的解构更成为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不无辜”。“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已经结了婚的陈清扬找我要证明她不是别人口中的破鞋，这个要讨论的事情有两点疑问：一是陈清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二是她为什么找我证明？这两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让大家信服变成了让自己信服，因为关涉到的陈清扬和我都无法完成证明，甚至于证明本身就是从无辜走向不无辜：无辜意味着要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意味着人是合理合法合规地生活着，或者说，“无辜”本身就是一个讨好别人的态度，而推翻“无辜”的观念，走向一种“不无辜”，就是走向自我，走向本性，走向自由。

陈清扬来找我，是因为大家都说她是破鞋，破鞋意味着结过婚的女人偷过汉，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领导，在不知道陈清扬私生活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无辜也变成了伪命题，而我提出的证明方式则直接指向了身体叙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大家设想的破鞋指向陈清扬的道德问题，而道德所直接反映的便是作风，便是和身体有关的行为，所以我以身体叙事回击别人的身体误读，也正是从虚构的身体回到真实的身体，无辜也便成为了对于不无辜的证明——用返回人性的不无辜推翻别人口中的无辜，解构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这种否定式的肯定，或者肯定式的否定就是在本能意义上的消解，所以我对于不无辜的证明方法便是：陈清扬是处女；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一方面是这两点在别人那里都是难以证明的私事，所以不再是无辜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些私事又和我与陈清扬两个人有关，所以揭开了不无辜的生活：我在21岁生日那天在放牛的荒僻地方有了一次雄浑有力的勃起；我开始关于自己的欲望，想爱想吃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成为了我的真实想法；甚至我想和陈清扬性交，想研究她的身体结构——走向真实身体，走向私有生活，走向本能欲望，这种不无辜便是让我们进入到了“黄金时代”：“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在山上的小屋里，我和陈清扬好上了，我的小和尚开始直挺起来，陈清扬脱光了衣服乳房坚挺，在不无辜的生活里，我们走向了那个时代的反面，或者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便是真实，便是赤裸，便是面对面的身体，“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但是两个人要证明自己的不无辜，显然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无辜依然充满了荒诞的力量，党代表、队长、人保组、团长，都拥有集体话语权，批斗、斗争差，都构成了对于私生活的剿灭方式，“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写交待材料，他还说，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如果我不交待，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而我们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对抗，而最后的胜利其实证明的无非是不无辜的可能意义，“但是谁也没权力打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即使之后和陈清扬分开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在两个人的黄金时代，不无辜成为维护自身的实践，成为真实的身体叙事，反倒变成了真正的证明。《黄金时代》之后是《三十而立》，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已经和二妞子结婚，已经在大学任教，“三十而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社会人？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规范体系里？

其实依然是不无辜，依然是身体叙事的再展开——我邂逅了曾经交好过的小转铃，一种重逢揭开了身体的记忆，而记忆之中的那首诗就直接指向了身体的敏感部位：“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倒挂的性器官，性器官入诗，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人的颠覆。除了性意义上对于婚姻的颠覆，我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虚伪》，首先证明的是作者王二的不存在，“我那篇论文是这么开头的：假若笛卡尔是王二，他不会思辨。假若堂吉诃德是王二，他不会与风车搏斗。王二就算到了罗得岛，也不会跳跃。”这种不存在具有一种普遍性，“不但王二不存在，大多数的人也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大多数人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在虚伪的社会中不会写和阴茎相关的诗歌，而在虚伪的规则和不存在的“王二们”之外，我作为第一人称便成为了存在本身：“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是赤裸的身体，是倒挂的阴茎，是不无辜的生活，甚至是生命本身——在那个父母使用避孕套的夜晚，因为是旧货，后来破了，我便漏了出来，有了生命——从性生活本身开始，在一种社会性的束缚中漏出来，这种生命的诞生既回归到了欲望本身，也突破了规则，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和身体有关的真实欲望和存在本身。而在《似水流年》中，离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又遇到了旧情人线条，而线条是李先生的妻子，这种关系又遭遇到了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不无辜一样，正如性器官倒挂一样，在“似水流年”中我的回忆变成了另一种身体叙事。回到那个年代，是李先生从香港赶回来贴大字报，最后被人蹿了一脚导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是贺先生无法忍受批斗从楼上跳下，死去时那个东西却直挺挺在那里——一种是和政治有关的受伤，却最后成了留在身体里的符号，一个是和政治有关的死亡，却最后变成欲望的不死，“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

打击和死亡，是那个时代在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常事，它们最后都回归到了和身体本身，所以对于我来说，和线条“似水流年”的生活，便也成了对于自我本能的一种展现，“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甚至暴力、死亡本身也是生命力的体现，“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社会性的革命，时代性的暴力，最后变成了私有的、欲望层面和革命和暴力，即使似水流年，也不是矫饰，也是一种真实，“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的能量。”

死和活，政治和欲望，规则和生活，权力和身体，无辜和不无辜，都构成了一种对立，但是从云南插队时的陈清扬，到回忆中的小转铃，以及旧情人线条，在和女人的关系里，作为王二的我充分展现了性意识和性仪式，回到存在本身，创造黄金时代，这是一种对道德意义的颠覆，这是一种对荒诞时代的改写，这是对社会规则的涂抹，但是个体力量真的可以在不犯矫饰之罪中让阴茎挂下来，真的可以在不无辜中让生活具有最原始的冲动？《我的阴阳两界》似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患了阳痿——与其说我是身体上的阳痿，不如说我是政治上的阳痿，“阳痿根本就是一种思想病。换言之，上面的思想端正了，下面也会端正。”就像我干不正经事写小说，被退稿到党委办公室，退稿信里不是关于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建议对投稿人加强思想教育”，所以当阳痿成为一种社会症候，其实折射的是阴阳两界存在的对立。

“这叫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生活，它也有阴阳两界。在硬的时期我生活在灯光中，软了以后生活在阴影里。”光明和阴影割裂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一个是思想端正的，一个是道德低下的，一个是文明社会，一个是野蛮社会，就像李先生所拥有的汤恩比的历史哲学，其中说到，“人类的历史分作阴阳两个时期，阴时期的人类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吃了就睡，睡足了再吃，浑浑噩噩的生活。后来人类又到一些河谷平原聚群居住，有了文明，一切烦恼就由此而起。”当文明意味着正常、规范、有思想，它必然造成另一个世界的阳痿。而我的医生却是女人小孙，在性接触开始的治疗中，身体却被激活了，“后来她把身体俯得更低了，这时我能感到她呼出的热气。等到事情完了，她在我身边躺下时说道：咱们俩同时达到了性高潮。”但是这却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在阴的同时阳存在着，在硬的同时软存在着，我们达到了性高潮，然后是结婚，然后是分到了房子，然后我知道小孙是个女权主义者——在重新回到社会层面，回到正常、规范、有思想的世界之后，我的阳痿便成为一种过去式，但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阳痿的开始？我开始参加学校会议，我开始成为中年骨干，我开始准备去美国进修，“院长对我说，咱们医院懂电子的人少了，你的病好了，就得多干点。”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又成为普遍主义的“王二们”，我又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但是在讥讽中，在戏谑中，“不免就要改变口吻”地成为我自己，在不无辜的证明中，在存在本身的黄金时代里，在阴茎倒挂的似水流年中，我就在反熵过程中回到了只属于自己的身体本身，“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已，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反熵过程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编号：C28·2040130·0690
	作者：邓一光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
	页数：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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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说，“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因为主人公常常在地图上“看”着城市的变化，他收集了大量的城市信息，仿若生活在“城市”之中，实际上这种怀念是精神上的。改编为19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城市下的星空》后，演绎了一对手足兄弟如何反目为仇的故事、三个男人共同爱着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生死恋人如何飞蛾扑火的故事、一起两种文化多元生存演绎的故事和一群理智者如何心想事成的故事。

	编号：C28·2040130·0689
	作者：谢有顺(主编)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3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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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主编的“一个人的排行榜”，收录了1977到2002年17篇中国内地中篇小说。从反抗总体话语，走向个人——反抗现实制约，走向虚构——反抗形式崇拜，走向私语，到“对话时代的来临”，谢有顺认为叙事力量的显现，是小说全面解放的出路；展现个体与总体间的错位感，是小说获得丰富层次的手段。在中国，1977——2002年的文学中也始终存在狐狸与刺猬的争执，小说家们梦想成为刺猬，他们渴望求得一个坚固的阿基米德支点，由此可以撬起世界。寻求支点的努力轻易地演化为偏执的地图学热情；我们在哪儿？知识分子？人文理想？日常生活？边缘？民间？“下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