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灯塔去

编号:C38·2030317·0667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90元
页数:221页

作为一个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与她的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对英国社会现状的考察,她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迫切解决的妇女问题,《到灯塔去》也是她对自己女性观的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1927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在小说中,她否定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同时又赞美拉姆齐夫人身上感性直觉的气质,很显然,《到灯塔去》更是一篇女性主义宣言。


《到灯塔去》:他将永远也达不到R

 

到灯塔去。但把什么送到灯塔去呢?死亡。孤独。对面墙上灰绿色的幽光。那些空着的座位。这就是构成人生的一些成分,然而,怎样才能把它们凑合成整体呢?
——《第三部 灯塔》

这一边的别墅,那一边的灯塔,他们之间隔着一片可以制造圣诞节大风暴危险的大海,隔着人去楼空甚至死亡的十年,隔着一幅包含所有色彩和线条的画,“到灯塔去”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种成长,却在充满危险和漫长的时间里,变成一个遥远甚至不可企及的目标,而正是将这被隔开的现实完全纳入其中,灯塔才最后变成一个整体,一个满足了凯姆死里逃生和冒险感觉的行动,一个在詹姆斯跃起而宣布“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一个莉丽表现了某种意念内涵的作品,一个拉姆齐先生露出微笑对詹姆斯说出“干得好”的称赞。

隔着那么远,其实是隔着不能跨越的现实,“到灯塔去”像是一句宣言,也像是一个命令,它凝结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逐,对于自我的超越,对于远方的向往,有人说“到灯塔去”的时候,谁又会说一声“但我不愿去”呢?似乎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个“但”字都不会说出来,不会在理想、超越、向往和证实中转折而回,但是“到灯塔去”却又是如此脆弱,一个已经计划好的行动,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这是拉姆齐夫人对六岁的詹姆斯说的话,只要明天天晴,只要詹姆斯很早起床,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而且,即使明天不晴,明天的明天也还会晴,未来的诸多可能都会满足“明儿天晴”的客观要求,但是,这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这已成定局的行动,这势在必行的远游,这盼望多年的奇迹实现,却如此不堪一击,“明天晴不了。”就是拉姆齐先生这简短的一句话,将所有的一切都击碎了。

“明天晴不了。”就是一种客观,一个现实,它就像拉姆齐先生一样,永远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要走向那传说中的世界,在那儿,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熄灭,我们脆弱的孤舟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一个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真实、毅力。”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种理性,一种抵达真实、客观和赤裸现实的理性,而在这无法改变的现实和理性上,拉姆齐先生的人生中就一定是不让步的态度,是熄灭理想的无情,是勇气、真实和毅力支撑的品质。

这是可贵的,还是可憎的?这是无情的,还是有意的?“明天晴不了”才是隔着别墅和灯塔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对于拉姆齐先生这样一个处处体现权威,处处遵从理性,处处揭露真实的人来说,人生反倒变得有些茫然了,一个卓越的脑袋,一种追求理性的思想,对于人生的设定充满了秩序感,“如果思想就象钢琴的键盘,可以分为若干个音键,或者象二十六个按次序排列的英文字母,那么卓越的脑袋可以稳定而精确地把这些字母飞快地一个一个辨认出来而不费吹灰之力,一直到,譬如说,字母Q。”二十六个字母是人生走向的不同阶梯,只有一步一步向前,按照次序排列,才能达到一个个目标,但是“在整个英国,几乎没有人曾经达到过Q”的现实带来的却不是荣耀,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失落,“对于Q,他是有把握的。Q,是他所能够阐明的。假如Q就是Q——后面是R”,是的,Q之后是R,甚至R后面还有S,还有T,“究竟能有几人,可以达到Z?”没有达到R,无法达到Z,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隔在永远达不到目标的地方,隔在再来一次也无法企及的理想的前面,“他将永远达不到R”就像“明天晴不了”一样,是无情的现实,是赤裸的失败。

“但他不愿躺在那儿束手待毙;他要寻找一片悬崖峭壁,他要站在那儿,凝视着暴风雪,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目光仍力图穿透那茫茫的黑暗,他要站着死去。”拉姆齐先生的勇气、真实、毅力是一种品质,却也是一种站着死去的悲剧,但是在这个“明天晴不了”的现实面前,拉姆齐先生却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有拉姆齐太太,一个博爱、宽容的女人,一个理想意义的太太,她对于丈夫的冷漠态度,似乎是反对的,“如此令人吃惊地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真实,如此任性、如此粗暴地扯下薄薄的文明的面纱,对她说来,是对于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但是,他在她那里,却也成为一种敬意,“再也没有比他更受她尊敬的人了。”拉姆齐夫人甚至完全生活在编织梦想的世界里,她即使知道明天晴不了,也对詹姆斯说:“也许睡了一宵醒来,你会发现太阳在照耀,鸟儿在歌唱。”似乎理想就在自己的心里,似乎理想从来不曾泯灭,而在生活的现实里,拉姆齐太太的理想就变成了一种弥补,“当他走开去的时候,这脉搏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把她和她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且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一种安慰,就象同时奏出一高一低两个音符,让它们和谐地共鸣所产生的互相衬托的效果一样。”

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窗口望见永远的灯塔

理想就是一扇窗,是打开可以看见远方的窗,是心怀目标而望见灯塔的窗,在拉姆齐封闭的屋子里,这一扇窗的打开就是为了让风吹进来,让远方不消失,让世界多一种期待,“窗必须开着,门必须关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难道他们就没人记得住?”所以她希望莉丽像一个正常的女人那样结婚,因为在她看来,“一位不结婚的妇女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所以,她认为卡迈克尔先生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妻子,才导致了不幸的婚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大哲学家”;所以,即使明天去不了灯塔,她也还是认真地织那双准备送给灯塔看守人索尔莱的袜子。在她那里,似乎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一切都为了抵达那个灯塔。

所以,灯塔对于她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永远放在心里的念想,通过那一扇打开的窗,“她的目光越过海湾望去,就在那儿,毫无疑问,穿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有规律的灯光先是迅速地闪了两下,然后一道长长的、稳定的光柱在烟光莹凝之中直射过来,那是灯塔发出的光芒。塔上的灯已被点燃了。”灯塔上的光,是照耀自己的那种快乐之光,是照耀别人的博爱之光,是击破现实的理想之光,她在这种凝望中,似乎才抵达了自身,“只有作为人的自我,作为一个楔形的内核,才能获得休息。”所以虽然拉姆齐夫人在丈夫和孩子面前,从不反对什么,和和气气,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总是看见自己无法逃避的现实,“她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某种真实的、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她既不和子女又不和丈夫分享的东西。”

也是真实,也是纯粹属于个人,也是无法和别人分享,其实和拉姆齐先生一样,她需要的勇气、真实、毅力,面对镜子的自己,看到两鬓花白的自己,五十岁仿佛就已经苍老,拉姆齐夫人所面对的是生活,生活是爱情的欢乐,生活是事业的抱负,生活也是“孤独地在阴暗的地方忍受不幸的煎熬”,所以在生活面前,拉姆齐夫人像一个战斗者,“他们之间一直在互相较量,她处于一方,生活处于另一方,而她总是尽可能地去战胜对方,就象对方要战胜她一样。”战胜生活才能拥有理想,拉姆齐夫人不是去拥抱生活,而是在从窗户里看见灯塔,并用灯塔的理想之光对抗生活,而在这种对抗中,她才感觉成为了自己,才拥有那个楔形的内核,才会保持到灯塔去的向往。“她的目光离开了她手中编织的袜子,她抬头望见灯塔的第三道闪光,对她来说,这好象是她自己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相遇,那灯光,就象只有她自己能够做到的那样,深入探索她的思绪和心灵,把其中的实质精炼提纯,剔除了那个谎言,一切谎言。”

明天去灯塔,明天是一种理想的持续状态,是一种不被现实泯灭的自我时间,所以拉姆齐夫人也不愿自己的孩子长大,她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是淘气的魔鬼,是欢乐的天使,“永远别看到他们发育成腿儿长长的庞然怪物。”因为长大就意味着会失去天真的乐趣,就会像镜中的自己被生活改变,就会被“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击碎。但是不愿孩子长大终归要长大,生活里的时间总会无情地改变理想,看起来,在和生活的对抗中,拉姆齐夫人处在了下风,甚至她也开始了妥协,终于她对詹姆斯说明天去不了灯塔,“不,明天不去,她说,但是不久就可以去,她向他保证,下一次天晴就去。”是的,明天会下雨,窗户会关上,袜子也没有织完。生活的时间,时间里的生活,都在无情地改变着一切,明天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跨越十年的漫长等待。

十年里有悄悄溜过的光线,有到处摸索的空气,“它们似乎有着轻如羽毛的手指,并且象羽毛般轻柔持久,它们疲乏地、象幽灵一般地俯视床上那闭着的眼睛、松弛的手指,然后它们倦怠地折起它们的长袍消失了。”时间就那样改变着一切,岁月流逝,是从“像一个处女的早春”变成了“大地苏醒”将临的夏季,是从“海风又派遣它的密探前来侦察这幢屋子”的夏天到“炎热的天气令人昏昏欲睡”的盛夏;岁月流逝,是“拉姆齐夫人已于前晚突然逝世”,是普鲁·拉姆齐走进婚礼的教堂却最后难产而死,是安德鲁·拉姆齐在一颗炸弹爆炸中立即死去,而这有着一扇窗户的屋子里,“铁锅已经生锈,草席已经朽烂。癞蛤蟆小心翼翼地爬了进来。”还有将近七十岁的管家婆麦克奈布太太和肢体僵硬的贝茨太太。

十年,从战争到和平,从活着到死去,从热闹到冷寂,从童年到长大,“那地方已经破败不堪了。只有灯塔的光柱在那些房间里照耀片刻”,是的,灯塔的理想之光还在照耀,所以当十年之后的明天到来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新的开始,拉姆齐先生还在,但是那种勇气、真实、毅力却在拉姆齐夫人死去之后,变成了一种需要别人给予的同情,“他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他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强迫她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同情。”而实际上,这样的同情虽然可恶,但毕竟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宽容、博爱、对他崇敬的拉姆齐夫人毕竟不会永远在身边,当被时间夺走了一切之后,拉姆齐先生真的必须面对真实的现实,他无可逃避,人生意义不是启示,它只是黑暗中的一根火柴,一刹那点亮希望,就像别人同情的目光,就像灯塔里发出的光,所以拉姆齐先生在十年之后走进了生活,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灯塔,在涨潮时刻启航,即使凯姆没有准备好,詹姆斯没有准备好,南希忘了吩咐厨房准备三明治,但是“到灯塔去”就在没有明天的现在,就在不管下雨天晴的此刻。

而“到灯塔去”变成现实的行动,反倒在真正的航行中看见了真实,拉姆齐想起了圣诞节遭遇大风暴而沉没了船只的往事,在颠簸中,凯姆在心里默念起那条誓约:抵抗暴君,宁死不屈,而对于詹姆斯来说,当他真正抵达灯塔的时候,才发现曾经隔海相望保持了十年的向往,却只是“光秃秃的岩礁上的一座荒凉的孤塔罢了”,但是这种理想的差异也让他体会到了一种满足,一种征服的满足,一种成长的收获,当拉姆齐对他说“干得好”的时候,不仅是拉姆齐冷酷性格的改变,“‘但我曾卷入更加汹涌的波涛,’拉姆齐先生喃喃自语遗。他已经找到了那幢屋子,而发现了它,也就在那儿发现了他自己。”而同时,也是詹姆斯成长蜕变的象征,灯塔不是不可触及的明天,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一种可以抵达的现实,“根本没有上帝”的宣言打破的是一个自我想象的神话。

“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地灭亡了。”这是拉姆齐的感慨,灭亡不是终点,灭亡其实是新的起点,因为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永远也达不到R”的命运其实是一种自我封闭,秩序是可以被打破的,就像“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只需要一种行动就可以重新构筑希望。而在这十年“到灯塔去”的等待和抵达中,那个一直想要完成一幅画的莉丽,似乎收获了更多。她是一个老处女,从来没想着和别人结婚,“她喜欢独身,她喜欢保持自己的本色;她生来就是要作老处女的。”而她的画似乎就像她自己一样,“这幅画是她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是她每天的生活和她多年来从未告人,从不披露的内心秘密相混合的结晶,让别人的眼睛看到它,对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同时,它又是一种极大的兴奋。”

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再加上岁月流逝的十年,对于莉丽来说,似乎这幅画就包含了生活的一切,那些色彩,那些线条,都是生活的一个整体,“抹在画布上的一根线条,就意味着她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作出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决定。”但是当她再次来到拉姆齐先生家的别墅里,在人去楼空中似乎感受到了真正的生活,而拉姆齐先生的“到灯塔去”的决定也终于将她置身在生活的整体中去,置身在事物本身里,“她重新坚定地站在画架面前,不顾一切地说:抓住它,从头画起;抓住它,从头画起。”也是一种理想,却必须包含着生活的所有,一幅画是一座灯塔,在大浪中遇见灭亡,在看见“荒凉的孤塔”里揭示“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所以当拉姆齐先生最终抵达灯塔的时候,莉丽的那幅画也大功告成,“是的,包括所有那些碧绿湛蓝的色彩,纵横交错的线条,以及企图表现某种意念的内涵。她想:它会挂在阁楼上;它会毁坏湮灭。然而,她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

生命的死亡,岁月的流逝,画作的湮灭,何尝不是生活的整体?何尝不是另一种现实?明天会天晴或下雨,成功会达到Q或R,人可能结婚或者独身,但是只要“到灯塔去”从理想变成现实,从明天回到今天,世界总是真实的,总会抵达内心的,总能照耀一切,“那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伟大启示,从来没有出现。也许这伟大的启示永远也不会到来。作为它的代替品,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奇迹和光辉,就象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了一根火柴,使你对于人生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

都市新人类

编号:C28·2030316·0666
作者:邱华栋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版本:1997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22页

平心而论,我不喜欢邱华栋的小说,他总是毫无阻碍地穿行于日新月异的大街小巷,出没于九十年代的欲望现实,熟悉这座现代大城市的种种去处就像自己的掌纹,在他的都市小说中,映入瞳仁的,只有门扇不停旋转的大商场,节奏紧张的写字楼,以及灯光恍惚暧昧的酒吧、舞厅、俱乐部……他的小说批判有余,意义不足。

祖师禅

编号:B52·2030316·0665
作者:董群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02页

所谓“祖师禅”,也就是南宗禅法,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传来,传至六祖慧能以下五家七宗的禅法。它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接由师父传给弟子,祖祖相传,心心相印,见性成佛,所以叫做祖师禅。本书对祖师禅的发展历史、慧能创立过程、祖师禅的内容等进行了论述。


《祖师禅》:佛性即无南北

祖师禅的全部理论基础是心性关系论,心性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佛性论,讨论众生和佛的关系,强调众生即佛。
——《第四章 众生即佛:祖师禅的佛性论》

许是巧合:“我的图书馆”千册百部阅读计划第三批书目变成了一本本被翻阅的图书,《慧能与中国文化》在上面,压着《祖师禅》,本来只是因为都和禅有关便放在一起阅读,对于作者似乎并未过多关注,而当读完《慧能与中国文化》之后,打开《祖师禅》,才发现两本书出自同一作者:董群,而且在《祖师禅》里,关于慧能禅文化部分,几乎就是《慧能与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再书写,其中有重合甚至重复:在介绍祖师禅的特点时,董群分列了佛性论、顿悟论、修行论和超越论,讲的就是慧能所建立禅宗文化的几个特点,并将其定义为佛学革命的三大宣言,“所谓佛学的革命,在心性论上,是使佛性人性化,禅学儒学化;在觉悟观上,由传统佛学的渐而转向顿;在修行观上,从传统佛学的注重修行转向无修。这可以说是慧能佛学革命的三大旗帜。”

但是,两本书的结构还是有所区别的,《慧能与中国文化》关注点在于慧能禅法在对于中国传统儒道等的回应中,进行的一次佛学革命,从而在完成佛学中国化中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禅文化,同时达到了三教合一的融合目的,无论是慧能禅文化的建立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董群都在中国文化的体系里进行论述,而《祖师禅》偏重于祖师禅本身的沿革历史,从慧能建立祖师禅,到祖师禅发展了佛性论、顿悟论、修行论、超越论,从禅学入世的儒学化到强调独立意义的主体性,祖师禅遂成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但是祖师禅并非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文化现象,董群在序言中就指出,“研究祖师禅,必须把它置于各种关系的比较中”,所谓的“各种关系”是一个交错的网络,从历史坐标来看,就是由祖师禅上溯而认识如来禅,从祖师禅发展而进入分灯禅阶段,所以董群将祖师禅的研究放置在它和如来禅的演进关系,它和分灯禅之间继承和突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祖师禅的特征才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诸种关系里,祖师禅的独特意义可以从慧能初见弘忍时说的那句话里得到最直接的解读,当弘忍问他关于佛性的认识时,慧能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人无南北,佛性也无南北,一方面这是慧能对身份的差异化的一种抹除,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的獦獠、一个以苦力为生的穷苦的劳动者和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他最终创立的禅宗就具有了“佛性无南北”的平等性;另一方面,这种平等性凸显的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这是慧能的求发宣言,更是祖师禅精神的基本体现,再加上他和神秀在弘忍面前同做的那首偈,区分了祖师禅和如来禅的区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所讲的就是一种无修之修的修行观,而后来慧能拒绝皇帝征召,就是反对禅在政治上对外在势力的依赖,从而保持了它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更是自信、自在和自由的主体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倒了外在权威和偶像,更为之后分灯禅非心非佛的泛性论奠定了基础。

董群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祖师禅的革命特色,他认为祖师禅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心性关系,心性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佛性论,“禅宗中第一个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心性观的,是慧能,第一个系统的心性论体系,是慧能的祖师禅体系。”慧能的心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精神,是自心,“自心归正,……自心归净”;是本心,“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心或本心具有清净和虚空的本质,而它的作用便是“含”,即万法包含在自心中。而性是作为人心之本质的性,是自性,也是具体的人性,它同样是清净和空寂的,而它和万法的体用关系表现在含和化中。慧能提出心性论,并非是一般性探讨心性和万法之间的关系,而是着重讨论众生的本性与佛性的关系,“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佛性,就是“觉也”,只有当一个人觉悟了,他便成佛而解脱了。而所谓的觉悟,其实就是一种智慧般若,慧能认为佛性是众生自性的本觉之性,智慧是自性中具有认识自性情境本觉之性的内在的体悟能力,所以慧能的这种“众生即佛”的佛性论,在董群看来,是将佛智从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拉回到了众生心中,这既是一种平等观,也是一种入世观,而这正是祖师禅“向儒学复归的一个表现”。

心性论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慧能提出的顿悟论就成为一种指向般若智慧的上根之法,或者说实在心性论的本质观之后提出的方法论,在慧能看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本质主义的表现,但是有人认识到了这一自性,有人却认识不到,有人是觉悟者,而有人则是迷痴者,“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所以根性有差异才有顿渐之分。慧能提出的顿悟论就是通过瞬间觉悟而进入佛的境界,这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它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突发性的飞跃,所以董群认为,“无论就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都是革命性的。”当然基于这种顿悟论,慧能就提出了无修论,它包括无念论、定慧等学等观点,而对于一行三昧,他指出,“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由此慧能定下了贯彻祖师禅的基本原则:不要争论,要真心实行。和顿悟相应的,则是“内在超越”的精神,它也是在瞬间完成的:它超越众生的自我,即众生而成佛;它超越充满烦恼的自我,即烦恼而成菩提;它超越陷于无明的自我,即无明而成智慧;它超越轮回生死的自我,不舍生死而入涅槃——董群认为,这种至于佛地,成就菩提,入涅槃境的顿悟表现了自我否定的自觉和勇气,但是超越又不是彻底否定现世、否定人生,而是立足于现世解脱,在现实的人生中成就解脱,这便是祖师禅宗教理性的体现。而从祖师禅的超越论来看,慧能强调的是人的本性,人的自主性,这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所以祖师禅不屈服于外在的权威和偶像,不受他人的支配和主宰,不听命于命运,在自信、自主和自由原则中使人成其为自身。

慧能是祖师禅体系的构建者,是佛教中国化的革命者,为什么祖师禅能成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他所进行的革命改变的到底是什么?董群对祖师禅的解读就是将其放在一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维度里,它的前端是如来禅,它的后来者是分灯禅,而在历史的谱系中,如来禅、祖师禅和分灯禅也并非是一种直线式的分布,其中的关系既有纠葛,也有分叉,其中的观点既有重合,也有分化。要认识祖师禅,要考察祖师禅的革命性意义,要疏离祖师禅和如来禅、分灯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祖师禅。最早提出祖师禅概念的应该是仰山慧寂,他在沩山灵佑门下时,师弟香严智闲因偶尔抛瓦击竹出声而得悟,他对仰山慧寂说:“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时。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但是仰山慧寂认为,这是“心机意识著述得成”,是“夙习记持而成”,不是正悟,香严智闲又作了一首颂:“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这在仰山慧寂看来,是如来禅,而非祖师禅,“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于是香严智闲又做一颂,“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这时仰山慧寂才认为是祖师禅,“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

一般来说,如来禅是指如来所传之禅,是经典中所传之禅,而祖师禅,是禅宗诸宗所传之禅,是教外别传之禅,广义来说,祖师禅是指慧能所创立的禅法,也包括五家分灯的禅法,或者说,如来禅是印度禅,祖师禅是中国禅;而狭义来说,祖师禅就是“禅宗”。从达摩到弘忍,这是禅宗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祖师禅的“前史”,考察这一段前史,达摩的“二入四行”禅法、慧可“理事兼融,苦乐无滞”的禅法、道信的“一行三昧”,弘忍开东山法门,都和慧能的禅法有所区别,董群认为,这一段禅法,既有如来禅的思想,也有祖师禅的成分,尤其是道信从专重《楞伽经》转向般若类经,就是如来禅向祖师禅演进的重要标志,而弘忍东山法门农禅并用的禅法使得禅走向入世,而他对《金刚经》的注重更是为慧能祖师禅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弘忍之后,禅分化为以神秀为代表的如来禅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祖师禅,更通俗的提法是“南能北秀”,但是董群认为,北宗和如来禅并不是两个相等同的概念,即使在慧能的南宗禅体系里,也有如来禅,而如来禅和祖师禅分化的标志是禅法的区分,“大致可以这样说,五祖师的坐禅渐修法门,被神秀继承了;重般若的一面,则为慧能所继承了。”神秀一派是渐修的北宗,但是在其禅法中也有顿悟,和慧能的顿悟不同的是,神秀的顿悟是摄心内证后的顿悟,是渐修的顿悟,是一念与净心相应而悟,而慧能祖师禅的顿悟则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是一念与自性相应而悟,“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顿悟,而在于如何达到顿悟。”一个讲究的是寂静不动,另一个讲究的是本空,反对心静止于一处;一个讲究离念而悟,离染而净,离动而静,夸大了妄念的障碍作用,另一个则是即妄而悟,即染而净,即物而空,所以神秀和慧能代表着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分化:

神秀等人的如来禅从渐修的方面发挥了达摩以来的禅法,慧能的祖师禅则从顿悟的角度、无修的角度建立禅的基本精神;当神秀等人把禅和官方政治结合起来的时候,慧能却把禅和普通人的生活结合了起来;当神秀泛泛地讨论真心的时候,慧能却在热忱地关怀众生具体的染心;当神秀追求离念解脱的时候,慧能却在宣传直指人心的不离尘染而得解脱;当神秀在一般地谈论内善知识的时候,慧能却在一再地强调自证自悟;当神秀基本上纯就禅本身来论禅的时候,慧能却站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来论禅;当如来禅僧们标榜祖师的高深文化水平的时候,慧能却公开宣布自己一字不识。这大致可以看出弘忍门下的两个不同分化方向,也是慧能时代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基本区别。

这是祖师禅从如来禅分化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开始,慧能之后的菏泽神会则最终确立了祖师禅的正统地位,但是神会又被门下的宗密拉入如来禅,宗密禅法又具有如来禅的特点,他对于洪州宗的批评就明显反映了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不同特点,而其实,慧能之后,门下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也开始了分化,之后又衍生出南岳一系和青原一系,后来又衍化出五家禅门和七个宗派,五家七宗使得禅宗进入了分灯禅时期。考察慧能的祖师禅和分灯禅的不同,董群认为,祖师禅体现的是儒学化的特征,而分灯禅则表现出庄学化特征,儒学化是文化的回归,强调佛性论的人性论,而庄学化则是从人性论的角度直接讨论,采用否定的遮诠方式表达;祖师禅讲的是即心即佛,从本性角度讨论人和佛的关系,分灯禅则从非心非佛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用否定来扫除情见;祖师禅认为佛性遍于有情,慧能有“无情无佛种”之说,而分灯禅则把佛心泛化为一切无情之物,形成了佛性论上的泛性论;从佛的清净本觉之性到自由之性,从无念法门到无心、平常心、无事,从见性成佛到超佛越祖,从不离文字到不立文字、道不可说,从上根法门到多根之法,从无得之得到审美愉悦,从教外别传到藉教悟宗……祖师禅和分灯禅完全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从如来禅到祖师禅再到分灯禅,禅宗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而考察三者之间的多种关系,董群所希望解决的是在分分合合中如何走向融合,“应该为三者的融合提供依据,为禅在今天的复兴提供思路。”而这也曾经是许多禅宗高僧的看法,“沩山语录”中载,玄觉禅师说:“且道,如来禅与祖师禅分不分?”对于这个问题,长庆慧棱禅师的回答是:“一时坐却。”这个回答就认为如来禅和祖师禅要一起截断,一齐抛却,两者都不得有执着,用这种方法反对两禅之别。而在禅宗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之路似乎一直在探索和实践中。菏泽系的宗密在禅宗鼎盛期就提出了融合论,他主张把顿悟之宗和渐修之宗统一起来,主张禅家和教家统一,主张三教合一,但是他是以菏泽禅作为本体之宗来融合禅家各宗,在确定荷泽宗为本宗的前提下承认其余诸宗的合理性,以北宗之渐来融合南宗之顿,以如来禅来融合祖师禅。所以董群认为宗密的融合观是机械的融合,不是各宗派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统一,在他看来,分灯禅提出藉教悟宗就是一种融合的呼声,石头希迁提出“道无南北祖”,佛法并不分南宗和北宗,他希望顿法和渐法能够像人的双脚一样,是统一不可分离的,而这一观点和慧能“佛性即无南北”的观点吻合,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祖师禅的回归,所以融合的风格成为后世禅学的主流,而董群认为这种融合的当代意义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从大背景而言,需要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宗教精神,都有深入的洞悉,就禅本身而言,需要在对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基本特点都有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讨沦两者的融合。”

鞋癖

编号:C28·2030316·0664
作者:韩少功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10页

“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韩少功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已摆脱了“寻根”时的某种理想,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来体验记忆体验生活体验过去,然而在神神鬼鬼的叙述中又始终有一种智者理性的抗争。在他的小说中,他以幻想重新裁剪了时间与空间,打通各种隔阂,让过去、现在和来世同时发生,让阴面与阳面穿透转换。

睁大眼睛睡觉

编号:C28·2030316·0663
作者:毕飞宇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95页

毕飞宇的小说渗透着哲辩的思想,在字里行间让你有思考的空间,《林红的假日》中的林红似乎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宿。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毕飞宇小说《睁大眼睛睡觉》、《林红的假日》和《青衣》三篇。

痛苦比赛

编号:C28·2030316·0662
作者:东西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74页

东西的小说没有深奥的意义,他只是在非常平实的记述中表现荒诞,而这种荒诞只是轻轻掠过你的头脑,没有痕迹。在《痛苦比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幽默”。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东西小说《痛苦比赛》、《肚子的记忆》和《慢慢成长》三篇。

苏通之死

编号:C28·2030316·0661
作者:鬼子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81页

在《苏通之死》中,我们读到了一种受难式的救赎,苏通的个人经历似乎在昭示着一种精神的死亡是多么可悲,而“我”总是以过客的身份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鬼子小说《苏通之死》、《农村弟弟》和《被雨淋湿的河》三篇。

不正常的人

编号:B52·2030316·0660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3年1月第一版
定价:22.00元
页数:400页

本书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一部分讲演记录稿的结集。其实,福柯的几乎所有著述,都可以归在“不正常的人”这个题目下。《疯癫与文明》讲的是疯子,《规训与惩罚》讲的是罪犯,《性史》讲的是各种性倒错者。福柯总的意思是,“不正常的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疯子”、“罪犯”、“性倒错者”这些名词所指称的人虽然自古就有,但他们被当作另类来看待和对待,却是长期历史中权力(其中包括知识)运作的结果。建构不外乎划界限,既云界限,就分两边,划出去的属“不正常”,划进来的就是“正常”,所以,正常人其实也是建构的产物。


《不正常的人》:它指向了奇特的权力谱系学

现在,你们看到由于类似夏尔·茹伊这样的人物,由于这一类被如此精神病学化的个人,这三个要素,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三种人物将汇合一处:小手淫者,严重的畸形,以及这个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
——《1975年3月19日》

1867年的一个具体事件,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人物,具体人物表现的具体症候:一个名叫夏尔·茹伊的女孩和另一个女孩在树林边上遇到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于是她们让他手淫,之后她们“毫无问题”地向一个成人吹嘘这件事,并笑着说“挤出来浓浓的奶”,而那个成人回应道:“哦,你们是‘两个小坏蛋’!”在美好的乡村场景中,19世纪的这个案例以夏尔·茹伊“毫无问题”的态度,以听者笑着回应的方式,成为米歇尔·福柯对于“不正常的人”进行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研究的一个案例。

米歇尔·福柯所说“这三者完全混杂的形象”是指“挤出来浓浓的奶”的夏尔·茹伊?是指那个头脑简单被手淫的人?还是笑着说她们是“两个小坏蛋”的成人?像一个玩笑,当夏尔·茹伊“毫无问题”地给头脑简单的人手淫,当她成为别人眼中的“小坏蛋”,夏尔·茹伊无疑就成了福柯所说的“被精神病学化”的人,她是三种人物的汇合:是小手淫者,是严重的畸形,是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当成人说他们是“小坏蛋”的时候,看起来是戏谑,实际上包含着把夏尔·茹伊归类为“不服从任何纪律的人”的权力,夏尔·茹伊给头脑简单的人手淫,“挤出浓浓的奶”就是让自己成为了“小手淫者”,而她的“毫无问题”带来的无耻感构成了也“严重的畸形“。

1867年的案例混杂了三种人物形象,混合了精神病学化的三个要素,福柯分析了案例中构成行为意义上精神病学成为可能的东西,首先不是“突然膨胀起来的本能的过分和过度”,而是不足,是缺失,是发展的停滞;而童年构成了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的历史条件,两者所构建的是幼儿的精神病学化,但是对精神病学化进行命名的权力则属于成人,也就是说,在成人行为和幼稚科学之间,精神病学成为了关于正常和不正常行为的科学。夏尔·茹伊事件是19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现实样本,但它为19世纪末精神病学在理论和话语上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福柯分析了这套新分类学建构的三个方面:一是把一系列变态的、异常的行为组织和描述为疾病的症状,从而将其视为不正常的症候群;第二个特征就是在重新评估中确立了“谵妄的回归”;第三,则是将法莱尔引入的“精神本质”进行了重新阐述并将其命名为“状态”。

症候群的分类学,谵妄的分类学,状态的分类学,19世纪末的精神病学从这三个方面构筑其理论结构和话语,它具有的巨大任务就是提高医学权力的价值,但是对于“不正常的人”的病理学建构,却又使它在“退化”中形成了一个悖论。“退化”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医学化的主要理论工具,退化者于是变成了“神秘地医学化了的不正常的人”,这是一个医学权力价值的体现,但是医学化了不正常的人却使精神病学在扩张中不再围绕疾病——与种族主义的接通就是一个证明:从退化的概念出发,从对遗传的分析出发,精神病学导致的就是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和人种的种族主义不同,它部分导致的是优生学的产生。所以为了解决这种悖论,福柯认为,精神病学还有一个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那就是社会保护功能,“它把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病学化作为出发点。”针对政治犯罪,精神病学能够起到保护社会秩序的意义。

但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完成“1975年3月19日”这一讲座之后,留下的是“我将重新思考”的计划,“1975-1976年的讲课将结束这一系列,这将是对一种机制的研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从19世纪末起企图‘保卫社会’。”将来时变成了未完成的状态,福柯的提前结束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退化”?当“保卫社会”的极致研究成为一个空白,当精神病学与种族主义、保卫社会无法形成对悖论的解构,“不正常的人”是不是将永远在不正常的建构中?——这种不正常似乎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回到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第一课,1867年混合形象的案例也演变成了1955年两个极端的个案。

这是1955年的刑事精神病学鉴定报告,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女人的小女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女人的情人是一个私生子,他由母亲养大,很晚才被父亲承认,并有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父亲死了,他独自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的境况不佳,但是她仍让儿子读中学。福柯重点分析的是受害者母亲之外的那个情人,在他看来,情人的出身和经历构成了一种“反常”:他属于一个鱼龙混杂很不稳定的阶层,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状况,对他的自尊心产生了影响,“大体上说,他这一类的人总是感到没有很好地被他们所处的世界接受;从这里就产生了对反常思想和对一切导致混乱之物的信仰。”另外他分析认为在心理特征上,这个情人明显有着一种“唐璜主义”。而当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曾说起过一对伴侣为了建立不可分离的关系,必须去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虽然没有直接说过会杀死自己的女儿,但是女人却决定这么做,而情人也没有推翻这个说法,他的这种“反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缺乏批判精神的女人,甚至把这些反常当作了行为的准则。

福柯还提到了同样出现在1955年的另一个精神病学鉴定报告,那是关于一起性案件中被控告勒索的三个男人的报告,报告指出三个男人都存在着道德问题,淫荡或者同性恋,最后变成了“罪恶”。福柯分析了两个鉴定报告,为什么这些和犯罪有关的案件是从精神病学进行的鉴定?法律话语是不是转变为了医学话语?在他看来,社会同时拥有三种属性的话语,一种是司法话语,一种是医学话语,另一种则是真理话语,在这两个案例中,福柯认为医学话语代替了司法裁决的话语,从而使得真理话语的运转变成一个问题,而真理话语的问题其实质则是科学话语的缺失,如此,所谓的鉴定报告甚至成为了一个笑话,“司法真理的运转不仅成为问题,而且引人发笑,这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杀人的话语变成了使人发笑的话语?如果让要司法话语运转成真理话语和科学话语,需要的是关于惩罚的原则,除了充分的、完全的、完整的证据之外,还需要一种“证明的算术体系”,那就是“内心确信”的原则:法官只能在内心完全确信而不是仅仅怀疑罪行成立的情况下才能判刑;只有法律规定和确定资格的证据才能有效;人们承认证明成立所依据的标准不是有效证据的规范表格,而是确信:任意一个主体,即不同主体的确信。这是内心确信原则的三个意义,但是内心原则即构成了对司法真实性的现实操作,又使它失去了平衡,甚至导致了扭曲,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主体进行陈述时,出现了“怪诞”的话语,而“怪诞”的背后则是行政权力,“怪诞是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一个内在手法。”在这样的话语中,“权力赋予自己这样的形象,这种形象来源于这样的人,他戏剧化地乔装打扮得像一个小丑。”

福柯将这种话语称之为“于布话语”,这个出现于1922年的词汇出自A.加里的戏剧《于布王》,“指某个人,由于其怪诞的、荒谬的或可笑的性格,使人想到于布这个人物”,它是“极端地戏剧性的残忍、厚颜无耻和胆怯”的象征,在权力的“于布式”陈述中,司法话语被精神病学鉴定所取代,案件中人物品行所违反的不是法律,“心理不成熟”,“不健全的人格’,“深度不平衡”的鉴定本身就指向了“不合规范的举止”,并将其视为“变成犯罪的对偶物”,也就是说,法官判决和惩罚所针对的是“被假定为犯罪的原因、根源和形成之处”——精神病学鉴定完成了一种运转,它使得惩罚由法律确定的犯罪转到从心理-道德角度衡量的犯罪性可能。而精神病学鉴定的运转还没有结束,福柯认为在给犯罪叠加上犯罪性之外,还给犯罪的责任人叠加了18世纪出现的“犯罪人”,即“人在没有犯罪之前就已经像犯这种罪的人”。由此,犯罪的主体在精神病学鉴定中变成了客体,“一种纠正、使再适应、使再被接纳、改造的技术和知识的客体。”客体出现了,那么主体必将诞生,他就是给罪行叠加上犯罪性的医生-法官,“惩罚这个肮脏的职业就这样变成了治疗这个美好的职业。这个转变是精神病学分析造成的转变之一。”在一系列关系的转换和取代中,精神病学建立了一种规范化的权力,而这种被建构起来的规范化权力除了医学上的惩罚权力之外,更有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教会权力等,“规范化权力的出现,它形成的方式,它得以安置的方式,它从不只依靠唯一的制度,通过游戏,它最终在不同的制度中建立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展了它的统治权——这正是我想要研究的。”

精神病学鉴定提供的病理学样本,如何通向“不正常的人”这个问题?当人行为时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就既无罪行也无犯法,精神病学鉴定应当允许,这种允许其实是进行了二元划分:疾病和责任之间,病理学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主体的自由之间,治疗学和惩罚之间,医学和刑罚之间,医院和监狱之间。这种二元划分其实是相互排斥的,但是鉴定却变成了医学和司法的双重定性,同时,“要么监狱,要么医院”,“要么赎罪,要么治疗”的制度性交替也被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原则取代——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做出的判断是:他是不是反常?他是不是具有危险性?所以反常和危险变成了法医鉴定的本质核心和理论核心——福柯指出了这种鉴定的可笑之处,“在法医鉴定中,司法和精神病学相互通奸。”相互排斥具有的独立性被“相互通奸”具有的叠加性所取代,对正常、不正常的二元划分也变成了对个体进行规范化惩罚的权力——以18世纪出现的对待鼠疫病人的“容纳”控制为例,当它不再是以前对麻风病人的排斥,这种“容纳”意味着权力相对于个人越来越精细地接近,当个体解体,法律便被遗忘,“它是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的美妙时刻。”被解构的个体权力,最终便产生了“不正常的人”。

从法律制度到医学病理,这是权力的一次转变,而权力在构建惩罚机制中又使得个体被解构,从而形成了规范化、普遍性的“不正常的人”,在这个精神病学化过程中,权力完成了它的谱系学,“这是一种其他类型的权力,我暂时把它称为规范化权力。通过鉴定,人们有了一种关涉不正常的人的活动,它使用某种规范化权力进行干预,并且它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它保证医学和司法之间联系的作用,趋向于一步一步既改变司法权力又改变精神病学知识,把自己建立成对不正常进行控制的机构。”福柯说,“它指向了奇特的权力谱系学”,由此,福柯分析了19世纪发挥作用的三个“不正常”的领域,它们是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畸形首先就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站在法律的对立面,违法而且达到了极限的违法,但是它不引起法律的回应,它是把不可能和不允许结合起来的东西。但是当它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当它成为反自然的形式,畸形的人便成为了“需要改造的个人”,在定义扩大中,不仅畸形的人,而且需要改造的人,都成为了普遍现象;而手淫的儿童是19世纪出现的全新形象,本身这一形象被限定在卧室、肉体、父母等狭窄的空间里,但是在最极端变态的解释中,它也成为了一种近乎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人手淫”所折射的不正常的性,又将“不正常的人”拖入到了悖论空间里。

这三个不正常的领域是如何在规范化权力中变成普遍现象?权力又如何在干预中建立它奇特的谱系学的?第一种不正常的人是畸形的人,福柯进行溯源认为,畸形不是医学概念,而是法律概念——罗马法明显是作为畸形领域的背景,只有在自然法则的混乱触及法律,使法律混乱和担忧的时候,才存在畸形性,也就是说,畸形是自然的混乱在法律中引起的“决疑论”,但是当法律成为畸形的背景,本身就制造了混乱:是否应当为一个有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脑袋,或者有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脑袋的个体进行洗礼?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畸胎,财产将归谁?当一个有两个身体或有两个脑袋的畸胎出生的时候,是应当给他洗一次礼,还是两次呢?18世纪的转变是“道德畸形的自治化”,也就是说吧畸形从古老的体质和自然的混乱领域转移到纯粹简单的犯罪领域,福柯认为,这样的转变是惩罚权利的经济学转变,但是到了19世纪,道德畸形又将转变的关系倒转过来,人们认为所有罪行的深处都有畸形,“无论如何,每个罪犯都可能是畸形,与过去每个畸形都有可能是罪犯一样。”而第一个出现的道德畸形是政治畸形,而第一个政治畸形则是国王,“在惩罚权力经济学的新体制中出现的、显露的第一个法律畸形,第一个出现的畸形,第一个被定位和定性的畸形,不是杀人犯,不是强奸犯,不是破坏自然法的人;而是破坏社会根本契约的人。第一个畸形,是国王。”

福柯考察了畸形历史,他认为,畸形人物有两个轮廓:吃人和乱伦,“他统治着刑事精神病学和犯罪心理学的最初年月。”于是犯罪精神病学从畸形出发被建构起来,而惩罚机制需要对理性有清晰的确认,更需要确认惩罚的主体的理性,正是畸形人缺乏理性,所以此种惩罚权力受到质疑,而这便造成了疯癫,“理由的缺席马上变成疯癫的在场。”而疯癫在傅尔尼、马克等人的理论中指向了本能,也使得无理由的行为过渡到了本能行为,“本能理所当然将成为不正常这个问题的媒介,或者还是一个操作者,通过它,犯罪的畸形和简单的病理学上的疯癫将找到它们进行配合的原则。”

用本能构建疯癫理论,使得精神病学的惩罚机制具有了普遍化:精神病学和行政控制被挂钩,建立行政的参照系;精神病学在家庭中成为一种“消费”,家庭成为另一种参照系;精神病学具有了政治要求,政治参照在社会稳定和静止的背景上使疯癫突出出来——在三种普遍化进程中,精神病学建立了三个参照系,这三个参照系完成了精神病学“非精神病化”,福柯说:“精神病学的运转不再需要疯癫,它不再需要精神错乱,它不再需要谵妄,它不再需要精神发狂。精神病学可以在不参照精神病的情况下把每个行为精神病学化。”精神病学成为关于不正常的人的科学和技术,对于精神病学来说,与犯罪-疯癫的相遇将不是一个极限的情况,而是一个通常的情况。

畸形和需要改造的个人,在精神病学“非精神病化”中建立了对于不正常的人的普遍机制,而当性问题穿越不正常这个领域时,社会权力、教会权力在规范化中建立了属于他们的奇特的谱系学。“性在西方,并不是人们要求保持沉默的东西,并不是人们必须使它沉默的东西,而是人们必须加以坦白的东西。”这种坦白,自然建立齐了强迫坦白的权力程序,这便是“忏悔”,而手淫成为可坦白的性的首要形式,“坦白的话语,性的耻辱的、控制的、矫正的话语主要是从手淫开始的。”当肉体化的身体在大的生理学中和身体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肉体便成为权力体系和机制的相关物,而手淫问题也指向了教育医学,指向了本能这个不正常的中心问题,一方面,教会建立了审查的法律、坦白的机制,忏悔的模式,它以权力的干预完成了对肉欲之罪的惩罚。而另一方面,手淫的体质化归因于引诱时,它凸显的是社会和家庭这个成人世界的问题,“医学-家庭的齿轮组织了这个同时是伦理和病理的领域,性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控制、强制、审查、审判和干预的对象。”但是福柯认为,社会权力并不意味着家庭是控制的新组织,反而通过儿童的性让家庭落入陷阱,“在其掩护下,人们从家庭那里骗取了孩子。”或者说家庭也是规范性权力的一个控制物,而乱伦则变成了家庭意义上的不正常,它同样被纳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和教会权力体系中。

畸形的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者,这是福柯所说的“不正常的人”的三个领域,它们在精神病学的认识论、政治任务的本能和性的孪生理论中被制造出来,构建了“谱系之书”,这种谱系学在19世纪心理病理学的重要论著——海因里希·卡恩的《性心理病理学》中得到了论述,他指出存在着一种与消化器官对应的饥饿的感觉、感受和动力学,它是一种本能,是在自然化和普遍化原则中建立的病理学。当不正常的人在病理学上成为权力的客体,当权力建立普遍化和规范化惩罚机制,精神病学的非精神病化便完成了权力的谱系学,正是这种权力谱系学命名了不正常的人,“我要说,精神病学当它把自己建构为针对精神错乱的医学的时候,就把疯癫精神病学化了,而疯癫也许并不是疾病,但是它为了确实成为医学必须在自己的话语中把它当作并使它等同于一种疾病。”

卡尔维诺文集(三卷)

编号:C38·2030316·0659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1年9月第一版
定价:59.00元
页数:1076页

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当年去世而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的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二战后最具实力的一位作家,他以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创作风格著称于世,对习惯于传统阅读的人来说,卡尔维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挑战。三册文集共收录作品《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美国讲稿》、《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烟云》、《阿根廷蚂蚁》、《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遇》和8篇短篇小说。


《卡尔维诺文集》:我丟失了自我的故事

这本小说的开头愈是没有特色,愈是时间、地点不清,你和作者他就会冒更大的风险来把你们的一部分与我这个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你们尚不知道我的历史,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急于要脱手这只箱子。
——《寒冬夜行人》

这个季节不是寒冬,这个晚上也没有夜行人,甚至“你”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称,但是当“我”出现的时候,必定要选择一个对应的人称,以表示“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随机的,不是可能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你”在,“我”就是一个第三人称。而在这个冒着风险做出等同的动作之前,在“寒冬夜行人”出现之前,我是需要去除那个引号,把自己带进一个时间和地点明确的现实里。

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卡尔维诺文集,从最上面,到中间,再到最下面,整整齐齐叠放在桌子上,其实这一套文集是五卷本,2001年9月第一版,译林出版社出版。当以三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书橱里的时候,我是遗忘了为什么不将另外两卷也一起买来的原因,什么时候购入,哪个书店购买,都已经成为一种悬疑,当时间、地点不清的时候,书其实是摆脱了背景,它就是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变成我阅读的对象。没有文本相关的历史,就是把那个和书本有关的“我”抽离到现在时,没有书店,没有橱窗,没有遇到女读者,没有看到打折和优惠,当然也没有“击退这些书的进攻”带来的难题,书不是“你早已计划要看的书”,不是“你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书”,不是“与你现在的工作相关的书”,更不是“你希望放在手边随时查阅的书”,没有无限量的数量,也不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它只是三本书,可以翻开的书,可以阅读的书,当然,也是可以合上的书。

甚至,当我翻开第一页,阅读那一句“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的时候,我甚至从来不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是谁,但是它出现了,第一句就要我认识这个人。但是小说中的这句话提到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不是就是封面上那个用左手抵住嘴巴,发出平静目光的那个人?专注却不焦虑,当视线从封面延伸到书本之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在看我,看我如何从书橱里翻出三本的著作,看我如何认识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看我如何打开一本书从第一页第一句开始阅读,或者看我在读完这一句之后是否起身看看现在是不是是寒冬,外面有没有夜行人,看我是否在看完第一页之后又翻到封面略微疑惑地注视这个叫卡尔维诺的作者——他看我,我看他,在这种对应的关系里,其实谁都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不知道在我之前的卡尔维诺在何时写作《寒冬夜行人》,他也不知道在他之后的我何时会将三卷的《卡尔维诺文集》翻开又从《寒冬夜行人》开始阅读他的小说。

看见,却看不见,我和卡尔维诺站在书的两个维度,当然是一种无法直接对应的关系,所以自始至终历史是不存在的,“这只箱子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如取消和我有关的这个夜晚的背景,取消卡尔维诺作为一本书作者的历史,“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逐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所以实际上取消我,就是让我变成了那本小说里写到的“你”,而卡尔维诺在进入小说之后也变成了“作者”,你和作者共同组成的“你们”,而直接对应的关系是“我这个人物”,一起进入故事,一起成为叙述的对象,一起做一场冒险,而在这个奇妙的组合里,“这只箱子”终于是慢慢打开了。

卡尔维诺:我看见你了,你像我一样只是一个作者?

可是,这本书有关的你还是出现了,但是和我无关,和一个在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读者无关。“你”不是理想读者,也没有理想的阅读姿势,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出版了,只是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这本书的封面和书名,只是走进了书店在新书陈列的地方挑了这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只是离开了书店怀着迫切的心情回家,只是回到家从封面看起然后认真地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而当这一切都发生了之后,“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却恰好把你故事都写进去了。

那么,你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你早就是被卡尔维诺设计好的一个理想读者?但是从第一句开始阅读,第一次认识卡尔维诺,却并没有按照顺利的计划新进,后来你从第一页的前几行看起,在看了三十来页的时候,你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把书又从头重复看了一遍,跳回到17页,好像不是为了领略一本小说的无限魅力,因为你想到了曾经在书店遇到的一个女读者,她可能也这样拿着这本书在看,你和她,同时拿着书,同时进入故事,走进书里又变成了另一个故事,“你们要念的这个故事上面蒙上了你们可能要经历的故事——你与她邂逅的续编,或者说你与她关系的新编。”然后就像在密林中行走那样,你知道了那个女读者的名字,以及她留下的电话,你还打电话过去,问她看了这本书的感受,但是接电话的是她的姐姐罗塔里娅,她还极力证明没有你想找的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给她不太熟悉的人留我的电话号码,她说要利用我使别人不能接近她……”但是这电话的确是柳德米拉家的,而且柳德米拉也在电话中最后现“声”,你们一起说到了那本书,也说到了其他的书,那本夹有白页的书,一个圈套,其实是另一种可能,你甚至就是喜欢这种新的可能,意味着你们可以以相同的遭遇和欲望去探寻和这个白页有关无关的阅读。

是的,之后你们去找教授乌齐-图齐,了解新梅里亚语的写作,了解年轻诗人乌科·阿蒂的那本唯一的小说,当然你们也开始阅读这本小说,但是最后小说在某一处中断了,找不到书籍的下文,其实预示着你们又必须从这一本未完的小说中返回,从另一种语言中返回,打开了另一本小说,是作者用笔名写的小说,但是不管是波兰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还是乌科·阿蒂的《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管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还是《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它们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毫无联系,作者没有联系,而读者是不是需要建立某种联系,除了是你,除了是柳德米拉,除了你们两个,其实和你们无关的人都没有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而你们的打算也是和作者一样,画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

但是阅读改变了生活,这是变成另一种人的前提,当小说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当小说被禁止发表,甚至被套上假的封套,是不是会变成“另一部书”,另一部书对应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对应另一个读者,甚至在你和柳德米拉之间也出现了另一个人,所以最后你变成了第三人称,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你从第二章起就以第三人称出现了,这是因为一本小说要成其为小说,必须有个第三人称,必须使第二人称男性与第三人称女性之间发生某种事情,再进一步发展,或以喜剧的方式结束,或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即人生的各个阶段。”第三人称叫做男读者或者女读者,或者是被男读者阅读的女读者,是被自己阅读的男读者,在这种被第人称改变的故事里,唯一可以找到的线索,那就是制造小说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真相,那就是作者。”

谁是作者,是苦闷作家还是多产作家?“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作者并不是固定的,苦闷作家和多产作家,可能是写出了同一小说的两份抄本,可能是被两份手稿搞混了,也可能是被一阵风吹乱了手稿,或者是有人故意将多产作家换成了苦闷作家,又将苦闷作家换成了多产作家,而小说的发展出了这些作者的无限可能之外,当小说变成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小说,是不是作者就是那个机器?一本是《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另一本是《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内容毫不相干,作者当然也没有意义,当计算机储存的小说被消磁器抹掉的时候,那些情节,那些人物,那些可能都被换成了“il il il il,di di di,da da da da, che che che che”互不关联的词,“那本小说被粉碎了,瓦解了,再也不能复原了,就像一堆沙被风刮平了。”当小说被瓦解,就如小说变成了无法阅读的禁书,那么在文本和作者缺席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寻找精神意义上的存在?是否应该寻找普遍意义上的真理?

仿佛就是和“我”有关的箱子,一种巨大的冒险解构了读者,解构了文本,也解构了作者,谁是真正的我,谁是真正的你?如果再从《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开始,这个过程其实只是小说中的故事而已,不是被阅读,是被写作,《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是:“故事发生在某火车站上。一辆火车头喷着白烟,蒸汽机活塞发出的声响掩盖了你打开书本的声音,一股白色的蒸汽部分遮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覆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以及第一句,是一股白色的蒸汽,是一列冒着白烟的火车,“某火车站”的不固定性为这个故事展开奠定了诸多可能,但是在“某火车站”相关的可能叙事里,为何会有“我”,“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小吃部与电话亭之间穿梭而行。或者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我’。”在某个火车站,在没有名字的城市,我作为主人公,是一种从排斥状态进入文字的努力,因为这样”他不需要再详细描述主人公了“,去除了历史,我变成了不在时间和地点里的人物,所以当”严被杀害“之后,我其实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寒冬夜行人”。

而与“我”的出现相反的《在马尔堡市郊外》,“这本书里一切都非常明确,什么东西叫什么名称以及它们给人什么感觉。”所以我又变成了一个具体人物,一个看见了相片上的题字的人,一个被拳头击打到脸的人,也变成了双重形象:“当我与蓬科分开时,尽管我想用唾沫擦洗干净绒背心上的血迹,那也是徒劳无益的,我已经具备了双重身分。”双重身份有时是一种逃避和虚化,又是却是另一种冒险,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一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趋向世界末日的轮回,“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在《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里,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普遍现象,而不再有偶发事件,所以当有逃犯的信息向我发来的时候,我感到宇宙的秩序出现了一道裂缝,它分裂着故事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分裂着替代者的我和真实的我。而另一种分裂在《不怕寒风,不顾眩晕》里,就是性别的分裂,“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在战争的故事里,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在《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里,这种分裂就是生者和死者的分裂,“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分裂成相互连接的线和相互交叉的线,那里的电话,那里的镜子,不是将双重的形象变成一个人,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劫持者,“由镜面组成的墙壁无穷尽地反射出我的形象。难道我被我自己劫持了?”就像既是女儿的恋人又是母亲的情人,一个男人如何在欲望和伦理中走出来,而那个空墓穴无非是无数相同脸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一次阴谋,那么,《最后结局如何》?我成了他们的人,但是我却在自己的裂缝里陷入到无法再回来的深渊里。

那个双重形象,那个替代者,那些男女革命者,以及母女的恋人,在故事里都变成了分裂的人称,他和我,我和你,以及你和她,而这种分裂其实也是作者主人公的分裂,那么读者是不是在暗处发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将一切的分裂都看成是一种故事?如果从文本中脱离出来,返回到读者的世界里,那么谁能成为理想读者进入那些小说找到真正的“我”?读者可以用游移的目光阅读,可以“一刻也不能离开书本”地阅读,可以重温已经读过的书,可以把读过的每本书当成“我通过阅读逐渐积累起来的那本综合的、统一的书的一部分”,可以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记忆,可以是为了看书前的一刹那,可是把结尾看成是书的重点,而在这诸多的阅读者里,还有一个叫做“你”的人,你发言是为了表达自己读书的趣味,而当那些小说连成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就是作者?“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堡市郊外,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在空墓穴的周围……‘最后结局如何?’他问道,急不可待地欲知下文。”

最后结局如何?当作者变成读者,或者当读者变成作者,最后的结局是作者写就的小说的结局,也是读者阅读的现实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第三人称又变成了第二人称“你”,最后的结局是你决定要和柳德米拉结婚,最后的结局是柳德米拉合上了自己的书,关上了自己的灯,最后的结局是你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你是《寒冬夜行人》的读者,你又在《寒冬夜行人》里,离开也是为了进入,第二人称也是第一人称,作者也是读者,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看见那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不管是七十八张一套的塔罗纸牌,还是马赛牌,命运和这些牌上的人物有关,也和讲述故事的“我”有关,和自己发生的故事有关,也和别人讲述的故事有关,“每个故事都与另一个故事相对,一个同桌摆出他的牌行后,另一个则从其尾端反向引出自己的另一个故事。”无论是宝杯骑士,还是宝剑国王,无论是倒吊着,还是异教神,无论是情欲,还是战争,也无论是犹豫不决者的故事,还是复仇的森林的故事,无论是自左而右组合成哈姆莱特的故事、俄底浦斯的故事,还是自下而上组合成掘墓人的故事,女巨人的故事,它们都交叉在一起,叙述者的作者会变成下一个故事的读者,而读者也会成为下一个叙述的作者。

但是在这种连环相套的故事里,“我”又在哪里?在无法言语的沉默中,还是在所有的牌最后中间空出的位置上?其实我是丢失了自我的故事,“这一切都像言语自身所含的一场梦,只是通过写作者才得到解放,同时也解放了写作者。”宝剑骑士、隐士、巴尕托都是我,是我想像的自己,而当我成为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混在了“由众多故事构成的那团尘埃中”,而这样的结局之有一个:“我得到了自我的解脱。”被困囿于词语中,被写进在句子里,被虚构在小说里,被陷害在阴谋中,我其实是无奈而无力的,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带入一个命运昭然而没有悬念的结局中,但是真正的命运必然是交叉的,作者和读者的交叉,叙述者和旁听者的交叉,帕洛马尔各种数字序列的交叉,马可·波罗和可汗对于看不见城市的交叉,甚至是我和柳德米拉、卡尔维诺的交叉,时间地点不清,人物的关系不清,只有这样那一场冒险里才会看见意义:“可是我觉得只依照一定的严格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才有思想,那就是每个故事都必须与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则就分文不值,自给也不要。”

所以在这个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时候,我把三本书合拢叠放在一起,用左手抵住嘴巴,却学着卡尔维诺和“你”的语气对自己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乔伊斯短篇小说选

编号:C38·20201231·0658
作者:(爱尔兰)乔伊斯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235页

其实这本小说选就是他的《都柏林人》,这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在这里,文字还没有那么晦涩,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当时都柏林人的生存空间,以幼童面对死者起始,以成人回忆死者做结,其间十数篇,急管哀弦,离合聚散,诉不尽生者伤心尴尬无奈事。《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为爱尔兰人谱写的清明哀歌。

南回归线

编号:C54·2021226·0657
作者:(美)亨利·米勒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5年1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31页

亨利·米勒写完《北回归线》,又写了一部《南回归线》,这可能是他寻求某种对称之美。实际上《北回归线》也不是惟一的题目,北回归线,英文是Tropic of Cancer,巨蟹座回归线的意思。由于巨蟹座代表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米勒很喜欢这个意象,认为可以概括他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无拘无束的性爱体验把所有文字都指向一种肉体的归宿,而这种归宿在米勒看来,意味着恰恰是一种解放。

孩提时代

编号:W71·2021220·0656
作者:(美)何德兰、布朗士
出版:群言出版社
版本:2000年3月第一版
定价:8.00元
页数:322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和英国传教士坎贝尔·布朗士在中国生活期间,目睹了那个时代中国特殊的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儿童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其实,在这两个传教士眼中,中国儿童的孩提时代仍然有他们的快乐,有他们爱玩的游戏,但是这样的生活到底有多少历史的真实?


《孩提时代》:山神打开了仙境之门

如果我的工作能让天涯相隔的人们从中看到亲切、博爱和友善,那么,这本小书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中国的男孩与女孩·自序》

天涯相隔,便是东方和西方的距离,1909年,当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在《中国的男孩与女孩》的自序中写下这句话,他其实在这中国生活了21年,1888年来华,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对于何德兰来说,通向古老东方大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只不过曾经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大门是不是真的能为西方人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提供一种可兹了解的样本?

“在中国紧闭的国门被打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西方人所了解之前,中国儿童的生活不可能在西方得到全面的研究。”这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当全面了解和研究无法达到,却也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管窥,比如孩子们嬉戏玩乐的大街,就是何德兰观察的一个立足点,比如从会讲童话故事、会唱儿歌的“鹅妈妈”那里听到一些儿歌、故事和游戏,也会丰富对中国儿童生活的了解,即使是片段的,偶然的,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通道,而何德兰把介绍中国儿童的生活看成是自己的“工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隐藏了自己传教士的身份。

其实,他于1909年写成的《中国的男孩与女孩》一书,就是隐去了自己的身份,而专注于细心观察儿童生活,为的是让美国人甚至欧洲人能够看到“亲切、博爱和友善”的中国孩子形象。从这一点来说,何德兰的记述具有客观性,也为真实展现中国人的特殊群体生活提供了一份资料——在书中有很多当时中国人的历史镜头,何德兰就是用西方的“洋机器”将他们拍摄下来,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合影,还是孩子们荡秋千玩游戏,都保留了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图像的保存是一个方面,而何德兰更注重文字世界的记叙,一方面他不仅仅是一个对于所见所谓进行记录的被动者,而是以“工作”的姿态直面儿童生活,主动出击,特别是在收集儿歌、游戏、玩具上,非常用心。为了得到保姆口中的那些儿歌,他答应给“殷太太”每首歌500个铜钱,像《小老鼠,上灯台》这种耳熟能详的歌都收录进来,“我不在乎歌的好坏,只求越多越好。”另外,他从赶驴人那里得到一些儿歌,从史密斯博士一本里得到山东地区的300多首儿歌,自己的朋友切尔芬也送给他一些儿歌。如此,从多个渠道得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儿歌,最后整理出版了《中国儿歌集》,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儿歌。

收集并整理,其实是两步,对于何德兰来说,其中既有一个选择问题,他认为,采集到的儿歌“不至于引起人们的反感”,也有一个翻译问题,“如何把这些儿歌翻译得既有韵律,又富于节奏,同时还朗朗上口。”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整理,最后集结出版的儿歌集代表了中国儿歌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其中“饱含着对儿童诚挚而温柔的情感”,以及一些教育意义,比如那首“七岁我就没了娘,就像失水的花儿枯又黄。爹爹娶后娘,生了小弟把我忘。小弟吃肉我吃糠,叫声“亲娘”好心伤”,何德兰就认为:“这样的儿歌欠确实会培养起孩子们的怜饲心和同情心,使他们体贴和善待苦难中的人们。”

此外,在记录“男孩子们的游戏”时,他有意去寻找熟悉各种游戏的孩子,那个叫祁的男孩就告诉了他“跑马城”“盲人”“转肉轮”“掷石锁”“剥蛇皮”等游戏,并且和其他孩子一起在何德兰面前玩起了游戏,也正是在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游玩中,何德兰认真记录下来并拍摄了照片,而且还从游戏的组织、实施和趣味性上认识了中国游戏,他认为,“中国孩子们的游戏尤其有趣,这是一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宝藏。”同时,通过他依然认为祁这个孩子具有一种“领导地位”,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小孩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国人从孩童时代起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民主理念。”

这似乎有点片面甚至偏颇,就像他从儿童玩具里观察认为,“亚洲没有产生任何科学,更没有达到任何程度的完善。”这似乎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优越感,因为,他看到很多玩具只是贫苦的家庭妇女制造的,而且都是简单、粗糙的手工玩具,但是他也对此抱有宽容态度,提醒欧美人不能自高自大,不能嘲笑亚洲人。从何德兰对于儿童生活的“工作”态度来说,他的确是十分用心的,男孩的游戏让祁来介绍,女孩的游戏则由一个“街头的小流浪儿”来演示,所以光在北京,他就收集到了75种不同的游戏。而在儿童玩具上,他从“辛先生”那里知道了布娃娃、泥人、拨浪鼓、陀螺等游戏,而一名中国官员则将《十五个魔块》这本书带给了何德兰,正是在这本书里他了解到类似七巧板的智力游戏,而且这些拼图和中国古诗歌结合起来,“囊萤”的故事、李白捞月、张骞考察黄河源头、陶渊明采菊等,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另外,少儿的娱乐表演,他则是从工匠尹实那里了解了木偶,也知道了周穆王的故事,并和欧美的“潘趣和朱迪”相比较,也提出了为什么这两个木偶表演会如此相似,“甚至连操纵木偶者的声调都没多大区别”,没有相关成文的记载,《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没有任何提及,所以他认为这可能隐含着一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口头史”:“我们可以想见,即使没有成文的东西,也至少会有口头的交流,使他和其他意利商人或旅行家把木偶戏传到欧洲去。”

或者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猜想,但是从何德兰对于儿歌、玩具、游戏、故事的关注程度,对于各种传说的疑问,以及“工作”的主动性和认真态度,的确为百年前的中国儿童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就像儿童本身一样,他的叙述笔法让人感到亲切、友善和博爱,中西方之间隔阂已久,他就是想通过这一份独特的工作展示中国的家庭生活,并使得西方人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消除隔阂感,“细心观察各种情形,就会发现中国儿童游戏和娱乐的方式是很多的,并且同其他国家的儿童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玩的许多玩具与西方的儿童玩具惊人地相似。”

当然,另一位传教士坎贝尔·布朗士来到中国,写下《中国儿童》一书,其目的也是让西方了解中国,在1909年作的序言中,他以写给西方孩子的口吻说:“在很远很远的中国,在那儿的群山中,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叫‘孩儿谷’。要是我有飞毯的话,我一定带你们去探访这个奇妙的地方。”中国孩子生活在“孩儿谷”,具有神秘的童话特色,也反衬出和成人生活不同,孩子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天真有趣充满活力的,“就像你走在这条小道上,满目都是荒山秃冷,突然间却发现了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长者对孩子们无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爱,就像这迷人的花园里盛开的鲜花。”所以,布朗士就是为了打开那个仙境之门,让自己扮演“山神”的角色,让他们编织飞毯,然后“带你们到要遥远的中国”,进入这个迷人的“孩儿谷”。

所以布朗士的初期目的更多是“揭秘”,就像那些讲给中国孩子听的故事一样,里面有着一种不为人知的“中国模式”:中国人从西方穿过中亚,然后定居在陕西省;最初在蛮族的包围中,是个幼小的王国;后来不是通过武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扩大领土,最后成为了中华帝国……其中有很多对历史的无知,有很多对于中国的误解,而这也使得对于中国的探究变得越来越强烈,也正是这个原因,布朗士想要揭开那个“看不见的顶”,让中国显露出来。

中国儿童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像何德兰一样,他对中国儿童的相关礼俗、游戏生活、儿歌故事等方面力图展现中国儿童的生活,但是和何德兰原生态的记录不同,布朗士似乎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角度,从家庭、教育、宗教、忠诚和贫困生活等方面记述了中国儿童的现状,也得出了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在中国,男孩子和女孩子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中国人把孩子念书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觉得,“忠诚是我们敬仰的另一种优良品质,也是中国人经常教育孩子的内容。”他也观察到,“赤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饥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子们往往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必须开始工作了。”可以说,布朗士更多关注于中国儿童的群体现实和命运,那些儿歌、游戏和故事,似乎只是为他揭秘中国的一种辅助说明。

而其实,向西方儿童介绍遥远东方的儿童生活,只是他写作此书的一个目的,作为传教士,他不像何德兰一样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反而时刻凸显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每一章节中,他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接近上帝、信仰基督的作用,也就是说,他的落脚点是为了传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更像是一本职业著作。比如,他从“中国婴儿”出生给家里带来乐趣,他更认为当孩子大了知道了“主”基督然后孩子告诉父母,那么,“家里就会增添新的快乐。”比如,他说中国城里的家庭有很多约束和规矩,但是只要信了《福音书》,那么不论男女,不论这家那家,都是平等的,而且信奉上帝之后,“无论别人怎么白眼相向、恶语相辱,都不能动摇这些新皈依者的信仰。”比如,他认为孩子在学校里接受《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等经典之外,还应该学习“福音”,“传教士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建起学校。许多孩子由此知道了上帝之道,并爱上了‘主’。”

有一些说教,有一些夸大,甚至有些杜撰,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信仰天主教的家庭毕竟不多,但是他却在书中说:“中国的孩子们平常也读一些圣经故事,例如约瑟、撒母耳、约拿单和施洗者约翰等人的事迹。”实际上,布朗士行文中有非常强烈的传道色彩,为了能更大范围传播基督教,他甚至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放大,比如他列举了很多的封建迷信,而其中有很多是风俗,他把所有的都归结为“迷信”,目的只有一个:“中国人对看不见的世界的恒常感受,对冒犯不可见的神灵的畏惧,应该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做到经常把看不见的神记在心中,并且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冒犯我们敬爱的、无所不察的在天之父,就像中国人不去冒犯神灵一样呢?”而在“宗教”一节中,他介绍了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但是他很直接指出,儒教和佛教有致命的错误,因为它们都没有引导和教育中国人去认识一个有人格的神,一个唯一的真神,“佛教让人们自己苦苦挣扎,没有向他们指出,谁能拯救他们于罪孽之中。”相反,有人信了天主教,于是,“在侍奉神的过程中获得了安宁和愉悦。”

为了传道,布朗士不惜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视为对立面的存在,有些符合当时的国情,比如中国人吸食鸦片导致痛苦,有些可怜的女孩卖身为奴,所以他用“孩子们的哭”来证明诡异主的种种好处,一个叫凤子的姑娘,父亲有抽鸦片的恶心,为此遭遇了不少罪,有一次她看到了朋友手上的福音书,拿来一读,便发现了另一个光明世界,“在这之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掉入泥沼的人,渐往下沉,泥就要盖过我的脖子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人及时赶来救了我,奋力把我拉了出来。我梦想着又重新回到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念书写字。我隐隐觉得朋友们的这次到来预示着一切有了转机,上帝即将为我打开幸福之门。事实证明我想得没有错,‘主’的力量果然神奇无边。”同样是不幸遭遇的是耀儿和乌妹,耀儿的父亲总是赌博,为此他也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当他在学校里学习了福音书知道了耶稣之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乌妹则遭遇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死了乌妹也病了,但是她看到了福音书,于是在众人的祈祷中,她也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皈依之心,““谢谢你,上帝,你把独生子赐给了世人。我这个有罪之人,我相信你,希望你会让我获得永生。”最后耀儿和乌妹虽然都去世了,但是他们都去了乐土,去了“爱与永生之乡”,而从此之后,耀儿的父亲得到启示,开始帮助那些病人,并成为了教堂的长老,向更多人传道。

他们都是“布道的孩子”,而在这个意义上,布朗士描写的“中国儿童”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从中得到启示,成为“布道的孩子”,从而让中国充满希望,“后来,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中国开始苏醒了。”中国像那些生病的孩子一样,笼罩在魔咒中,偶像崇拜,拜金主义和恶习使人们远离了天国和主,所以,要让中国苏醒,就必须让爱传播出去,而在布朗士看来,主就是“孩子王”:“中国的孩子们学会了爱耶稣,这就是耶稣是孩子王的明证,他亲吻他们,把他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你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耀儿和乌妹的故事,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召唤他们回家时,他们愿意追随他。”

孩子的身上有亲切、博爱和友善的特点,所以自然和上帝之爱契合,所以他们都是“布道的孩子”,所以他们都可以走向“孩子王”——当布朗士的《中国儿童》变成一本启示录,一本传道书,那个神秘的“孩儿谷”其实也无非是通往天国的一条路,所以在如此强烈的目的论框架下,20世纪初的中国孩子生活或者也变成了布朗士的一种臆想,而他似乎也没有悬念地成为山神,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仙境之门。

瀚海

编号:C28·2021109·0655
作者:洪峰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644页

曾经洪峰在先锋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后来他又一改以往那种反讽式的叙事腔调,不再动不动就瓦解某种观念,颠覆某种价值,而是试图重新拷问人的信念、责任与年龄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关系,他大量调用一些现代叙事手法,频繁地更替叙事视角,转换故事流程,并且将凶杀、绑架、艳情等流行小说的元素引入故事之中;再后来,他在经商中消失了。此为洪峰小说自选集·短中篇小说卷。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

编号:Z32·2021109·0654
作者:郑振铎
出版:北京出版社
版本:1999年1月第一版
定价:22.00元
页数:1048页

郑振铎写此书的目的是“足以表现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目的与进展的历史”,其实郑振铎的写史手法并不见得高名,他的文学发展观也并不有见地,而这本书中大量插图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来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许大量的插图在郑振铎看来,可以接近历史的某些真实。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至永远被拘系于旧堡中

这么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么绝叫着的“在一夜之间易赵帜为汉帜”的影响,使那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便也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近四百年的近代文学结束,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合上,但这不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闭幕和收场:郑振铎原计划写作82章,但因种种原因1932年初版时只写到了60章,1957年重版时又补写了4章——第64章便是明末文学的“阮大铖与李玉”。对于郑振铎来说,1932年的计划和1957年的补写只是一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未完成”,当站在新文学运动的浪潮中,郑振铎的“未完成”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注解了新文学到来的革命意义:它的出现让近代文学成为过去,它的到来让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这是现代文学的登场,这是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改弦易辙的新时代,崭新的文学已经“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这像是一个隐喻,站立而前眺,郑振铎甚至在“近代文学鸟瞰”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对未来的期望,就已经让中国文学进入了更新的时代,“五四运动的绝叫,直是快刀斩乱麻似的切断了旧的文学的生命。”这种猛烈的文学革命虽然迎来了全新的文学时代,但是回首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也持续着一种叫做“活的文学”的基本样貌,“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而从近代文学向前,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中世纪文学,在郑振铎看来,都有着一条发展而变异的线索,“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而这是这种发展、前进的基本轨迹,使得1932年的郑振铎要写作一部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在郑振铎之前,又翟理斯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这部作者自称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品第一版出版于1901年,比郑振铎的著作早31年,而郑振铎回顾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既然30几年前中国的林传甲和英国的翟理斯都有专门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部同样性质的文学史?以“插图本”的形式撰写中国文学史,并不是郑振铎只在形式上的创新,的确,全书的174幅插图很多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世,这些插图很多就是郑振铎收藏的,比如从明刊本《帝鉴图说》中的“焚书坑儒”,展示了既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摧残文化的最大的罪人”的秦始皇;从明刊本《山海经图》的“夸父逐日”插图,被保存在《山海经》里,也曾被《淮南子》、《列子》所重述;从明弘治本《阙里志》的“孔子像”,是“今日所见刻本中孔子像之最古老者”,与坊间习见的孔子像颇不相同;从明隆庆顾玄纬刊本《西厢记杂录》的“崔莺莺”,是最早见之于刊本的莺莺像……

174幅插图构筑了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藏品是郑振铎第一次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郑振铎搜求插图并将其作为中国文学史整体的一部分展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而这种想要凸显的“真实观”正是郑振铎写作这本文学史的用意所在。光绪年间的文学史和英人所著的文学史,在郑振铎看来,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残缺性,“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因为此前诸种文学史都有残缺性,所以郑振铎希望自己的这本文学史能够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

174幅插图“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是一种完备,全书包罗的材料大约三分之一以上是其他书没有道及的,这也是一种完备,但是完备不是指体例上、内容上,真实表现形式上的完整,在郑振铎看来,完备的特殊意义在于“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这里其实隐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在郑振铎看来,文学史必须展示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第二则是文学史必须呈现文学的真实面貌,这里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发展,第二是真实。在《自序》中郑振铎就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园地,被一些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他们随意写作的几篇无灵魂的诗和散文“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曲白纸”,而在他看来,文学的主体应该是人民,不仅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那些“打动了无量数的平民的内心”的作品,“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且文学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

作品是那些打动平民的内心的作品,历史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活的”历史,郑振铎的平民观其实折射出“完备”的真正含义:只有在“活的”历史中,文学才能将“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这便是文学作为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的意义所在,“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这种变异与进展,既展现了文学的美和文学包含的人类情绪,也绘制了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轨迹,“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地方性的变为普遍性的,草叶的变成文人学士的,这种自身发展、前进的动力,“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郑振铎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忽略了文学内在的变化:

缺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

从“变文”到“诸宫调”,到戏曲小说,这是形式和内容的一条变异发展轨迹,而印度文学的影响,又在交融中出现了“变文”——郑振铎站在变化的历史观和中外交融的视野,寻求一种完备的文学史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一种革命。也只有绘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他所强调的展现“整个的真实的面目”才会实现。如何阐述发展?如何展现真实?郑振铎谦虚地称自己的著作不是“一家之言”,是“述而不作”的,而其实“述”本身就是一种观点之述,这种观点之述又以发展的、真实的思想为指导,“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所以为了真实,必然有质疑,为了完备,必然会有新材料下的新观点。

郑振铎:文学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

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和近代文学,这种分期本身就注解了发展、变异的观点。西晋以前的文学是古代文学,郑振铎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第二则是“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这两个“纯然”的特点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成为纯粹的本土化文学,虽然是纯然本土的文学,但是其中有着向前的发展轨迹,郑振铎把先民的文学活动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个是从殷商到春秋的原始时代,其代表著作是《诗经》,第二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达的时代,第三阶段则是从秦的统一到东汉末叶,这是辞赋的时代,第四个时代是从建安到西晋末年,这是五言诗的伟大时代。《诗经》、楚辞、汉赋和五言诗,是四个时代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却是社会变异带来的发展,“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这便是社会的变异带来文学的发展。

东晋开始的文学为中世纪文学,最主要的标志则是“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郑振铎认为这一千二百余年的文学史是“最为伟大,最为繁赜的”,与以辞赋、四五言诗、散文的本土文学为主要形式的古代文学不同,中世纪文学是“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婚的时代”,而且,“在这一千二百余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曾和印度的一切完全绝缘过。”第一阶段,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以前,这是诗和散文的时代,印度佛教的影响已经显现;第二个阶段从唐开元、天宝到北宋之末叶,印度文学的影响已经非常突出了,甚至,“她们已是直捷的闯入我们文坛的中心了”;第三个阶段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正德之末,这时最重要的是“散曲”的出现——可以看出,印度文学的影响是冲击,更是联姻,“变文”、“诸宫调”以及戏曲小说都受到了影响,而这便是更为开放的发展。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郑振铎将其下线设定在民国七年,即公元1918年,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发声之年,在这三百八十余年的文学史中,郑振铎认为,中国的文学又回到了“本土的伟大的创作”,初期的基督教、最后半个世纪的欧洲文化,都带来过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改变本土化的总体方向。但是这种本土化又不是一种保守的状态,“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绚烂。”这种绚烂,郑振铎又定义为“活的文学”,是“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因为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不曾被消灭,“他们有的还活泼泼的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的维护着。”而在时间标志中将近代文学推向终止的,便是五四新文学,这是“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书写了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便是完全是另一种新的东西的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中世界文学和近代文学,中国文学的分期标准体现着郑振铎的发展观,这是一种“述”,而在具体对文学现象的阐述中,郑振铎更是体现了一种“变”。比如在《诗经与楚辞》一章中,他提出了《诗经》中存在着“伪诗”: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 “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夫”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

这便是对“真实”的追求,“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郑振铎认为,《诗经》的内容十分复杂,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郑振铎认为“不可通”,旧说的风雅颂并不能包括全体,而且这些分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在他看来,《诗经》分为三类,一种是诗人的创作,第二种是民间歌谣,第三种是贵族乐歌,这是按照作者身份来区分的。而对于《诗经》的作者,郑振铎也认为三十几篇有作者名字的诗篇也大多靠不住,“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人而已。”

对于五言诗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但是很多人认为五言诗产生于苏武、李陵时代,也有人认为产生于枚乘的时代,对此郑振铎都认为缺少证据,他认为,五言诗之产生不是几个所谓诗人写作而开创的偶然事件,而是在中国和西域沟通的关键时刻,因为这时的西域实物开始进入中原,同时传入的还有雅乐、文艺诗歌之类,“五言诗的发生,恰当于其时,或者不无关系罢。”这时一种对新声的呼应,它以民间崛起的方式出现,“所谓无主名的许多‘古词’、‘古诗’,盖便是那许多时候的民间所产生的最好的诗歌,经由文人学士所润改而流传于世的。”这种产生的方式和佛教传入之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式相似,而在中世纪,佛教文学的输入在郑振铎看来,是中国文学的大事件,“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决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

中世纪文学中,郑振铎提到了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一个人物,就是唐代怪诗人王梵志,“王梵志诗,埋没了千余年,近来因敦煌写本的发现,中有他的诗,才复为我们所知。”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郑振铎引用了他的一首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他认为这首诗是大胆而痛快的,体现了“直捷的由厌世而逃到享乐的意念”,影响了之后的寒山、拾得、丰干等诗人。王梵志的诗作为一种个案成为了郑振铎“完备”文学史的一个段落,而他独辟一章专写“杜甫”也表达了这样的思路,公元755-770年他称之为“杜甫时代”,因为这里出现了安史之乱这个“时代的大枢纽”,“这个大变乱,把杜甫锤炼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个大变乱也把一切开元、天宝的气象都改换了一个样子。”除此之外,郑振铎也开创性地将唐代“传奇文”提高到一个高度,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而这些传奇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的成就之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的故事的渊薮,他们是后来的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其重要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而他们的自身又是那样精莹可爱,如碧玉似的隽洁,如水晶似的透明,如海珠似的圆润。”

体现郑振铎文学发展变化观的则是对“变文”的论述,敦煌发现的“变文”在他看来是“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的组成起来的文学形式,而它们的源头就在于“变文”,而变文的源头,郑振铎认为,“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到了宋代,变文之变产生了鼓子词和诸宫调,“自变文的一体,介绍进来了之后,以韵、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量。”而到了宋末,讲唱变文的风气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体制却刻进了民间,尤其在“小说”上,夹入唱词发展为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印度佛教而带来“变文”,变文衍生出鼓子词和诸宫调以及“讲史”小说,郑振铎在考察中国戏曲的起源时也否定了传统认为由杂剧转变而来的说法,他提出了由印度输入的观点:一种推测是由佛教徒输入,或者由商贾传入;另一个是在国清寺发现了古老的梵文写本,这个写本是印度著名的戏曲《梭康特嫩》 (Sukantala)的一段,国清寺离传奇或戏文发源地温州很近,所以郑振铎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最重要的是他在印度戏曲和传奇戏文的组织上找到了相似点,“像这样的二者逼肖的组织与性质,若谓其出于偶然的‘貌合’或碰巧的相同,那是说不过去的。”

不管是文学史的分期,还是文学体裁的溯源,不管是本土文学的地位,还是外来文学的交融,郑振铎的“述”是为了还文学以真实面貌,是为了梳理发展的脉络,是为了书写完备的历史,虽然有些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是郑振铎坚持并渗透着的变化观是文学不断向前的动力,这是一种文体之变,体制之变,当然最后变成了文学之变,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学成为历史必然的一种逻辑支撑,“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才能使文学成为活的存在,活的文学之永存才能迎来“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

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

  编号:B29·2021109·0653
作者:熊十力
出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468页

20世纪,不仅中国哲学遭遇强大的颠覆力量,西方哲学传统也受到了根本挑战。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肯定对古代或过去哲学的突破和超越的同时,通过阐释和发展,重新塑造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熊十力坚持本体论对哲学的基础意义,努力发展出一种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近代化的本体——宇宙论。这一体系的深刻性、独特性、宏大性,使得他的哲学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近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典范。本书选辑了熊十力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论著。


《返本开新》:欲了本心,当重修学

是故吾国今日之乱,不缘新旧思潮异趣,仁义绝而人理亡,国无与立也。
——《心书·忧问》

发出“忧问”,在于“今日之乱”:今日之乱是“上无礼,下无学”;今日之乱是“旧学既已弃置,新知无所追求”;今日之乱是“名亡,则是非泯;法坏,则利害昏”……在“今日之乱”的现实中,有识之士看见的并不仅仅是现象上之乱,而是“开基甚坏”,于是自清朝道咸以降,出现了新旧两派,新派从洋务运动开始,扬言要立宪,继而要进行革命,走向民主共和;旧派唾弃洋务又仿效新政,但是改革后却是“密唱虚君共和”。不管是新派还是旧派,并不本质区别,他们所想要的就是顺应世界潮流以递变。而在熊十力看来,打着顺应世界潮流的旗号进行新旧改革,实际上却是“同怵于外人”,“貌袭以相应,实无改其贪贼险诈浊乱荒淫之心理。”

在熊十力看来,这是旧学被弃置新学又无所追求尴尬的时代,“虽国体更新,而士习学风,一切如逊清之旧。”而导致这一“开基甚坏”的今日之乱,在他看来,原因是复杂的,在《某报序言》中,熊十力认为报章的职责就是承担“国民之喉舌”的作用,就是要在监督政府、指导社会中起到自己的责任,但是现实却是“淆乱是非”,究其原因,“以朋党之实,冒政党之名,入主出奴,则爱憎成乎心,利用势力,则得失昏其智。”报章变成了“怙恶不悛,偏执长忿,怙恶流毒,黑白不分”的“智昏”之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名亡而法坏的社会。一方面,在这样淆乱社会中,熊十力以避世的方式远离“黑白不分”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又让他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

“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有皆幻。”感伤之情绪似乎自小就有,这种顿悟万有皆幻的感觉其实源于那个真我之迷失,熊十力知道,幻不是天生的,它依附于那个真,如果无真,何来幻?而认识到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有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此为至道之归矣。”觉幻而省,“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有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在种种疑惑中,熊十力“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所明者何物,所悟者何道?“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于是,熊十力从王阳明的道学中开始了自我的探索:“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

一诚而无幻、一贯而无断的“全道全器”是什么?这就是他写作《新唯识论》所要探讨的东西,在《与友论新唯识论》中,熊十力说:“新论建本立极,而谈本体。学不究体,自宇宙论言之。万化无源,万物无本。只认现前变动不居的物事为实有,而不究其原。”也就说,新唯识论所要阐述的是一种本体论,而且这种本体的存在是“体用不二”,熊十力甚至认为体用不二的原则是“千古正法眼藏”——在《明宗》一章中,熊十力就提出了本体论所具有的的意义,“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玄学之存在,知识之境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本体有关,从境界而入本体,便是找到“实证相应者”。这个实证相应者,熊十力给了它一个名字:性智,性智是一种“真的自己底觉悟”,而真的自己就是本体,本体在宇宙中就是“赅万有而言其本原”;性智之外,还有一种叫做“量智”,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是明辨事物的规则,也叫“理智”——性智和量智存在怎样的关系?熊十力认为,量智源于性智,但是自成为一种势用,也就是说,这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熊十力认为哲学之所以要站得住脚,就要保持其本体,只有本体论是科学所不能夺去的,而量智因为和本体不一样表现的是势用,所以常常与真的自己这个本体相分离,甚至障蔽了真的自己。性智和量智的关系,其实就是心之本心与习心之间的关系。本心就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是心的真宰,它具有几个特点:心是虚寂的,无形无象,性离扰乱;它也是明觉的,无知而无不知。所以,本心表现的是吾人的真性,是物的本体,它有不同的名字,“以其主乎身,曰心。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曰性。以其为万有之大原,曰天。”而习心则是“与物对待的心”,它源于形气之灵,由本心发用,凭借官能而显现,所以,“故习心,物化者也,与凡物皆相待相需,非能超物而为御物之主也,此后起之妄也。”

无论是性智还是本心,作为本体的存在,就是起到了“实证相应”的作用,也就是说,本体是自知自识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要获得实证,本心必须不受障碍,“所以,我们凭着性智的自明自识才能实证本体,才自信真理不待外求,才自觉生活有无穷无尽的宝藏。”但是正因为有量智存在,有习心存在,所以有物化的可能,会成为后起之妄。但是,这个后起的东西,这个物化的存在,需要在绝对而真实的本心面前进行修正,就是“对彼执离心有实外境的见解”加以斥破,但是这个斥破并不是取消,而是放置起堕入虚妄,在熊十力看来,这种表现出来的外境并非是离心而独立存在,心和境是互相和同的,是整体的不同方面,甚至表现出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一种发展——这就是熊十力提出的“唯识论”,“斥破执有外境的妄见,并不谓境是无的,因为境非离心独在,故说唯识。”唯识,就是特殊之识。

唯识论所建立的是心和境的矛盾统一观,而这种矛盾统一观就是“自我观念的扩大”,“所谓我者,并不是微小的、孤立的、和万物对待着,而确是储备万物,成为一体的。”就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我是真的自我,是本体,万物是境的形式,是相,是用,所以这里熊十力又深化了体用观,当本体不可直揭的时候,就以显体的方式出现,这便是用,而且是可说的用。当体显现为显体的用,这里就出现了“转变”,一方面,转变并不曾改变自性,“他的自性,恒是清净的、刚健的、无滞碍的,所以说是不变易的。”但是另一方面,转变体现的是“动势的殊异”,这种动势的殊异,熊十力用翕辟、生灭来表达,“此所谓翕和辟,都是才起即灭,绝没有旧的势用保存着,时时是故灭新生的。”在翕辟、生灭的动势中,相互对立和相互融合便产生了丰富的意义,“灭故所以生新,大化无有穷尽,森然万象,皆一真的显现也。”

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一种“恒转”,而恒转带来的是功能,“恒转势用大极,无量无边,故又名之以功能。”功能是对于功用的一种超越,是体和用结合起来“无量无边”的存在,“一曰,即体而言用在体。二曰,即用而言体在用。”这种体用不二所指向的依然是一种矛盾统一体,所谓矛盾,所谓发展,最关键的是“成物”,这就是宇宙的规则,“我以为物质宇宙是本来无有,而不妨随俗建立。”宇宙的建立,熊十力认为是“凝而兆有”的结果,“夫凝者,本于无。无者虚也。虚而之凝,遂以成多。故一立而数起。虚以含万有,而数乃无不赅。知虚凝本一致,一多互相即者,造化之奥昭然矣。”一是本体,多则是显体,是用,在这显体世界里,多更具有“潜能”的意义,这种潜能就是可能性,当本体为一,就是圆满,在一中的多,就是万物之可能的显现,“须知本体是圆满至极,德无不全,理无不备。所以目为化原,崇为物始。”

恒转而动,动而成物,人无非也是其中之一物,“夫本体之动也,其翕而成物,若与自性反。”但是这物又不应离本体,也就是心,所以成物必须重新回到本心世界,回到自性的层面,这就是熊十力所阐述的“明心”。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明心的用意是明显的,在他看来,本心即仁,“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这个仁者本心。在此,熊十力把心看成是“本来”的东西,把习心看成是“后起”之事,而这习心便是所谓学,“斯称性之诚言,学术之宗极也。故曰:欲了本心,当重修学。”

熊十力:“开新”亦是“返本”

这里其实阐述的是一种“返回论”,“吾以返本为学,历稽儒释先哲,皆有同揆。”把儒释先哲当成是返本的终点,就是回到本心的世界,在熊十力看来,这些先哲所著的经学就充分体现了“仁者本心”。在《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中,他认为经学包含万象,学者所习可以分为四科,一种是义理之科,一种是经济之科,一种是政治之科,一种则是考据之科,经学之言治有九义,“第一义中,仁实为元。”也就是仁者本心,“仁即道体。道者,万有之本体。以其在人而言,则谓之性。性者,亦名本心。亦名为仁。以其生生不已,备万理,含万德,藏万化,故曰仁。”甚至熊十力把经学看成是“常道”,“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但是经学却在时势的变迁中,在国体的改变中,在名亡法坏的现实中,遭遇到了危机,一方面,是经学本身的衰绝,“上无礼,下无学”的现实就是摧毁了经学之常道;另一方面,则是西学的影响,“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敝,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

分析这两种原因,实际上正是熊十力“返本开新”的意义所在,返本是回到仁者本心的儒学轨道,而开新则是面向西洋文化和西洋哲学,“返本开新”呼应于“欲了本心,当重修学”,其实是一种重构的开始,但是熊十力在“开新”上显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把中西哲学放在一种对立的层面上,在《答敖均生》中,他认为西方哲学家把本体和现象分离开来而成为二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割裂,“实则现象界即其本体之显现,犹言器即道之灿著。苟于器而识道,则即器即道。而道不离器之言,犹有语病。夫唯即现象即本体,故触目全真。”在《答马格里尼》中,他阐述了中国哲学的体认方法论,“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而在《答张东荪》中他则举例了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根本不同,“西方人把学问当作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作修养。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异点。”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文化缺少西方的那种理性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的特性,就在于表现人生日用之常与男女室家农桑劳作之事,“不绝物以专求之内心,故无枯槁之患;亦不逐物以溺其心,故无追求无餍之累。”这种生活是顺其天则畅其至性的表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缺失了宗教信仰,当生活变得空虚,遇事便表现为虚诳、诈伪、自私、自利、卑怯、无耻、下贱、屈辱、贪小利而无远计,“盖自清末以来,浮嚣之论,纷纭而起,其信仰已摧残殆尽。”也已意味着本体的丧失,而西方文化具有的理智主义,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熊十力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相融和,“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但是这里有一个隐秘的线索,熊十力在提出“西洋科学之成功,何以不见于吾国”的时候,认为并不是中国不具备西方学术的条件,而是“未发展耳”,“西学之端绪,吾虽有之,而前此竟不获发展。”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只需要唤醒本已存在的东西,这个存在的东西就是经学,就是经学中体现的本心、体用、常道、恒转,就是经学中的义理、科学、政治、考据四科,“将为崇圣经,守常道,而即物穷理之智不启欤?”

“吸收西学,在今日固为理势之必然。”所以“开新”亦是“返本”,再回到固化的本体论中,熊十力的新儒学或者还是那个经学,在《与薛星奎》中表述得更为清楚:“今日言哲学,宜向西洋理智思辨路数,多用功夫,然后荡之以佛老,严之以宋明儒,要归于乾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之盛。”

海上花落

编号:C28·2021109·0652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海上花开

编号:C28·2021109·0651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从神话到小说

编号:H48·2021109·0650
作者:(法)乔治·杜梅齐尔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9年5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152页

每个民族都有神话般的先祖,也有许多神话一样令人迷茫的故事。不过,这本书,讲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着重考察了印欧神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本书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


《从神话到小说》:如何写作一部“维京传记”

可是他放这盘冷菜的位置几乎恰到好处,正好填补了小说性转述留下的空档,而且他分割这盘冷菜的方式圆满无缺,避免了重复。
——《第七章》

当萨克索将《丹麦人的丰功伟绩》命名为一部历史著作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学源头寻找丹麦的历史?当他把丹麦传奇国王哈丁古斯的故事和瓦恩神约德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只是为了一种“维京化”的叙事意义?一个13世纪初的文本放置在那里,经过现代人的阐述,在追溯其可能的意义时,是对于神话的解读,是对于历史的再现,还是仅仅是一部小说?

乔治·杜梅齐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得很肯定,“本书的目的正是要证明,相反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时会大大补足我们的神话资料。”这是在文本形成之后的一种观点,明确的是,它真的不是一段真正的历史,甚至它偏离了神学的框架和结构,在看起来像是小说的叙述中,一方面萨克索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里面充满了谬误,甚至改写和杜撰,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是在神话资料中挖掘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而只是为了“丹麦人的丰功伟绩服务”,所以这是一种用意太过明显的嫁接——无论是把主人公哈丁古斯当成了维京人哈斯丁,还是插入了两段人为的离题神话,在杜梅齐尔看来,萨克索就是在写作一部“维京传记”,“可能或者沿用此类文学常见的套子,或者借用取自其他传记或其他史诗系列的情节来丰富其主人公的经历。”

但是,在萨克索本人只是“东抓一把,西抄一点”的材料组合中,杜梅齐尔却发现了文本之外的另一种逻辑,“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人间的故事从而按照原样进入萨迦,进入哈丁古斯的传记的内容,作者就把它们当作一个仍带神话性质的括号嵌入其中,而且使这些内容涉及的不是丹麦王国,而是‘全欧洲’,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各式各样的拥有‘神的尊号’或僭称为神的巫师。”从丹麦神话到“全欧洲”的书写,从普通人到各种拥有神的巫师,这或许就是小说可能开创的领地,或者是一种叙述意义新的可能性——甚至在一种内在哲学结构的建构中提供了新的文本。

萨克索的历史著作首先一定是“神话化”的文本。用拉丁文写于1202年至1216年间的《丹麦人的丰功伟绩》,是关于丹麦人的著作,这是一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但是,当他写完第十至十六章部分的时候,却萌生了一个意图,那就是从历史追溯起源,于是他又以逆向的方式完成了第五章至第八章的部分,而这正是《哈丁古斯的萨迦》部分。萨克索是为了补足关于丹麦的神话资料,当他“只为丹麦的光荣服务”,当他缺乏所谓的“语文训练”而满足于第二手资料的时候,误解甚至误解就产生了,就像出色的神话描述家保尔·海曼所说:“他的神话学是1200年前后的冰岛神话学,充满误解和曲解。如同有人指出的那样,他的九卷传说是一面走样的簟子……所以对他应极其审慎。”

用冰岛神话学来包装丹麦历史,就像他曾经用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好战形象来包装丹麦古代习俗一样,萨克索总是用这种“添油加醋”的传统办法来重写历史,而当这些所谓的古老叙述变成了文本,甚至里面夹杂了太多的宗教谬误,甚至成为异教变身本身的时候,那个叫哈丁古斯的人实际上变成了维京人哈斯丁——他变成了9世纪后半期西方编年史家记述的那个杰出领袖,变成了“惹是生非的可怕人物”,变成了西方历史中的那个具有“历史精神”的符号。

其中的误解甚至曲解是如何产生的?萨克索为什么要使哈丁古斯“维京化”?哈丁古斯是不是创造了丰功伟绩的丹麦人?杜梅齐尔说;“求索与神话吧。”也便是从文本本身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丹麦人的丰功伟绩》第一卷的后半部,即第五至第八章记叙了哈丁古斯王动荡的一生,作为“西奥都斯”的孙子,哈丁古斯是丹麦斯基奥东伽王朝的第三个传奇性国王,他在宫廷事件中流落他乡,后来被巨人救下,之后又与巨人的女儿兼奶娘哈特格蕾帕结合,又被独眼老人保护,喝下了强身剂,之后又合了狮子血,杀了了杀父仇人,接着是以国王的名义征战,开始第二次婚姻,以及与瑞典的战争,女儿的夺权等等。不管是巨人、独眼老人,还是强身剂、狮子血,萨克索记述哈丁古斯的“历史”,无疑变成了一部神话,甚至是“纯粹的神话故事”,尤其是前半部分,而最后哈丁古斯的结局也在老人的预言里死去,“他的瑞典友人洪丁古斯听到他已死的谣传,召集臣下为他痛饮举哀。事有意外,他掉进巨大的啤酒桶里淹死了。哈丁古斯得到噩耗,讲义气他可不愿落在后面。他聚集自己的臣下,当着他们的面自缢而死。”

哈丁古斯动荡的一生为什么会成为一部神话而不是历史?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杜梅齐尔发现其实哈丁古斯传说和约德尔神话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约德尔也娶了斯堪的纳维亚巨人的女儿为妻,又钟情于挪威岩石与森林的斯卡第为妻。约德尔是大海之友,是水手的保护者,他能支配风向,平息海涛和烈火,按照斯诺利对他的描述,“航海者与出海捕鱼者应该向他祈祷。”哈丁古斯属于史诗中的人物,按照一般的逻辑,“在那个时代,史诗中的一切都被认为起源于神话,人们毫不犹豫地在统一的自然主义神话建立无穷无尽的代数对等系列”,所以,哈丁古斯的“约德尔神话”框架就这样成为了可能。但是,在这种对等的相似关系里,女人根据秘密的标记选择丈夫、神速的海上航行是两个共同的母题,杜梅齐尔否认了两种可能:哈丁古斯与约德尔神话不是相互独立地“偶然”接纳了共有的母题;约德尔神话抄袭了哈丁古斯中的母题——也就是说,只存在于第三种可能:约德尔神话先借助了故事母题而形成,哈丁古斯的作者则熟悉这个混合多种成分的作品,然后借用了一组相关的母题,就像斯克罗德所描述的那样:“在程式化的民俗处理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原初的神话核心,它只不过被几个故事母题包裹、包装起来而已。”

约德尔神话中的母题是什么,杜梅齐尔认为是“女人根据秘密的标记选择丈夫”,在印度故事集《吸血鬼的二十五个故事》里就有用脚印选择自己想要的女人,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多处岩画中,也有关于脚和脚印的绘画,无论是印度故事,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传说,都有共同的文化表达,所以可以看做是一种母题,而当这种母题成为约德尔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示的是某种宗教意义,即脚印和叫是生殖力的象征,这也符合约德尔神话的宗教特色,那么,为什么说,哈丁古斯的“历史”是萨克索借用约德尔神话,甚至最后以小说的方式表述出来?

他提出的观点是,萨克索的历史是对神话一种“笨拙的小说性改编”,在约德尔神话的母题框架中,他至少以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予了宗教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哈丁古斯本身进行了更仔细地审视,在“扭曲”的同时却也使得这个母题突破了神话框架,具有“更为高雅、更富小说性”的特点,更具有维京色彩,而这也符合萨克索撰写《丹麦人的丰功伟绩》的主旨。在分析哈丁古斯的传奇经历更具小说特点的时候,杜梅齐尔认为在两个阶段的划分中,突出了这种转变,其一是典型的“瓦恩”阶段,其二则是被独眼人奥定控制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是哈丁古斯“跟踪约德尔的一生”的具体表现。

展开哈丁古斯的传奇经历,其两个阶段就是两次人生,奥定的出现是其分界线,在奥定死的英雄出现之前,他遇到的是巨人的女儿哈特格雷帕,并且与她结合,这个故事在约德尔神话里具有明显的宗族和宗教色彩,约德尔是瓦恩族的诸神之一,和它母题一样,代表的是生殖、陆地与海洋的财富以及感官享乐之神,所以和妻子结合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乱伦”,杜梅齐尔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约德尔在完整的神的社会尚未形成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某种前社会的混沌状态中实行乱伦。”乱伦其实是一种制度,是有组织的社会出现之前的临时状态。哈丁古斯和哈特格雷帕的故事很明显受到了约德尔神话的影响,瓦恩的乱伦成为哈丁古斯身上的一种制度性符号,甚至变成了“合法乱伦”,而哈特格雷帕的魔法也在瓦恩族神话里成为一种可耻的、应受到谴责的魔法。

但是,在第二阶段,哈丁古斯的传说更具了文学性:他们的婚姻出现了更具文学性的“对歌”;独眼老人奥定出现之后,他与风和海洋有了特殊关系,最重要的是,奥定的魔法完全站在哈特格雷帕的对立面:哈特格雷帕的法术属于令人厌恶的、被谴责、受惩罚的魔法,而独眼老人的阳刚法术是一门高贵的知识产生的效应。从第一阶段女人占主要地位而具有“瓦恩”色彩,到第二阶段和奥定有关在道德观念和性别上的对立,使得哈丁古斯完全被“维京化”了:孩子由巨人瓦格诺甫图斯抚养;从小就“从命运获得成年人的完美”;他只对使用武器感兴趣……所有这一切,萨克索都将哈丁古斯变成了一个非瓦恩式的人物,“在萨克索的维京人视野里,对于一个后来将成为伟大的战士,成为‘奥定式的英雄’的人物,事情只能是这样的。”

为了证明这种维京化的转变,杜梅齐尔从两个离题神话入手,阐释了哈丁古斯这个人物的小说性构建。一个神话是“巨人、阿斯神和瓦恩神”,在萨克索的笔下,哈丁古斯的妻子哈特格雷帕也是自己的乳母,这和瓦恩神话中男神和女神之间的合法乱伦一致,也符合瓦恩族的道德观念,但是萨克索安排这个关系,并不仅仅是给约德尔神话套上一个维京人的传说文本,而是制造了一个“瓦恩相似点”之后,又让哈丁古斯成为更符合维京特色的英雄——对于哈特格雷帕魔法的背叛,从而接受奥定的另一种法术,便是对于瓦恩神话体系的改写,而且随着奥定接管哈丁古斯这个英雄,哈丁古斯还娶了第二个妻子雷妮尔达——她与哈丁古斯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乳汁联系。这种转变并非是简单地对于瓦恩神话的改写,而是具有了巨人与神的内在对立,而这种对立关系在许多欧洲故事里都有发生,他实际上是重新建立了史诗模式,“哈丁古斯的萨迦使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或者不如说面对一场冲突:斯堪的那维亚异教临终时期的动荡不安。”在萨克索的其他文本,如《奥瓦尔奥茨萨迦》和《弗里德普约夫萨迦》,都传递着这种对立,表达了“神话人物和行动时毫无护教的用心”。

另一个离题的神话则是“阿斯族与瓦恩族的战争”,萨克索删除了这场战争,为什么这场使约德尔和瓦恩族进入另一个社会的战争会消失?杜梅齐尔的解释是,因为哈丁古斯是一个个人,他是英雄,但却不是瓦恩族的神,不是像约德尔一样决定着种族的未来,“哈丁古斯的一生不能偏离这模式。所以不可能在他的一生中加进‘种族战争’的内容,更何况对于这场战争来说,独眼老人与哈丁古斯的和解只是被纳入一个更普遍的‘社会性’协议之中的局部性终结。”一个不是神的个人,一场无关种族战争的冲突,所以萨克索就是以小说的方式塑造了一个英雄,而这个英雄的意义是作为原型进入到“全欧洲”的视野,作为一个“仍带神话性质的括号”纳入到传纪里,所以,哈丁古斯的小说性经历变成了“历史”中的一盘冷菜,填补了那个转述留下的空白。

萨克索借用约德尔的神话,为自己的英雄寻找到了母题,为自己的“维京传记”构建了一种神话框架,不管是抄袭说也好,还是虚构说也罢,杜梅齐尔用“探索其绞合方式”来定义萨克索的文本,而从这一过程可以清楚看到“从神话到小说”的发展轨迹,“不管应该以哪一种方式来考察这个文学建构的细节,总是这两个神话观念,哈丁加尔与约德尔-弗雷尔之间的根本上的亲和性,使这个建构成为可能。”实际上,萨克索从约德尔神话中获得某种灵感,从而在“同一个连贯的情节,同一条线索”的对应片段中找到文学结构,这对于小说的可能性写作具有更大的开创意义,杜梅齐尔也说,罗马传说、印度传说、冰岛传说中的受戒神话和武士晋升神话,都可能具有小说转述的可能,自己甚至在1942年的时候有过某种想法,“我指的是一个游离于个人的、以情欲为动力的故事情节如何取代了一个由社会最古老的习俗予以规范的、全部记载武功的脚本。”

神话是具有的社会性意义的文本,小说则是一种故事性文本,它的转述其实是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至于被规范本身所束缚,萨克索以“历史”为名追溯丹麦人的丰功伟绩,哈丁古斯在他笔下也成为了一个英雄,所以萨克索的“维京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正是在这种启示下,杜梅齐尔提出了“重新神话化”:“在神的世界里,约德尔不应该太特殊,他也应该历尽艰难苦辛,通过一个最初的不幸事件,赢得斯诺利认为归他管辖的、并能从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地名得到证实的那片动荡不安的疆域。这个合法的重构工作对于我们的研究是一个宝贵的成果。”

人文困惑与反思

编号:W71·2021018·0649
作者:盛宁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7年6月第一版
定价:7.10元
页数:298页

本书的副标题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个中国学者如何参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这种隔岸观火会不会是一种书斋生活?盛宁在某种程度上是西化的产物,但他在本书中批判了一种所谓的“话语的平移”,就是忽略文本的背景和语境,将具体的理论概念和命题抽出,他反对这种文本本体论,而在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夹杂整合中,盛宁用他自己的观点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找到了标本。


《人文困惑与反思》:取消深度的“话语平移”

后现代主义话语所表达的是一个“阐释”,而不是“事实”;是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可以无条件接受的“真理”。

阐释而不是事实,假设而不是真理,后现代主义话语是不是进入了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是不是回应了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学的转向”?是不是证实了哈桑所认为的“不确定的内向性”?是不是如詹明信所定论的“深度感的消失”?而当盛宁对“所有冠以‘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进行考察后得出这个“认识论”,是不是也证明了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完成了“困惑与反思”?

把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看成是“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盛宁一定是现有困惑,然后才能反思,他的困惑在何处?在《引言》中盛宁直接指出了近年来文坛对西方后现代问题的介绍和评述,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话语的平移”。在他看来,“话语的平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对西方思潮的热点进行考察时只把具体的理论概念、论点和命题抽出,而忽视了这些论点产生的背景和话语,正是对说法背后的动机和所指不注意,致使一些特定的概念变成了普遍性的命题;第二种“话语的平移”则是忽略了东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具体问题的差异,把本来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搬到了东方,最为典型的一个论点是: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针对这两种“话语的平移”,盛宁认为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的考察,而他从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当下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入手,把“后现代主义”限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范围里,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进行批判为切入口,“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问题。”从而在第二个层面纠正了“话语的平移”带来的问题,而第一个“话语的平移”,盛宁则主要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上进行梳理,考察背后的动机和所指。从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选集:1882-1932》第一次提出“后现代”这一术语,到著名批评家欧文·豪1959年和1960年在文学研究上使用该术语,无论是“后现代”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指一种“现代主义伟大传统的一次旁落”,其归属的依然是现代主义,而当哈桑和莱斯利·菲德勒60年代其使用这一术语,才变成“向现代主义正统挑战的通俗文学”,变成对“归于沉寂的文学的自我消解”这一现象的探索。

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上,盛宁认为这是“从一个问题变成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是后现代是不是和现代有所区分?两者何以进行区分?哈桑是美国学界最早使用“后现代”历史分期术语的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包含了某种内在的悖论,和这个词的词义本身一样,它是不确定的,而对应的这个时代也具有不可把握性,所以哈桑创造了一个词汇:“不确定的内向性”,用以阐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内在悖论,这和哈桑的历史观有关,在他看来,“历史会像书写在羊皮纸上那样,可以擦掉重写”,所以后现代对于“现代”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擦掉重写”的建构。另一个代表人物詹明信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导因素论”,他借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提出的这个概念,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的存在,当西方文化的高雅文化冲动告罄,其后则会出现一种大众的、通俗的、杂乱的,异质共存的文化,并上升为新的文化主因素,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现代主义断裂之后的思潮不同,利奥塔提出,后现代应该是现代的一部分,一件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它才可能成为现代的”,利奥塔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下一个定义,‘后现代’就是对一切元叙述的怀疑。”这种对“元叙述”的怀疑就是体现了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关于后现代,哈贝马斯则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为起点,韦伯将文化的现代性建立在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理性一分为三的基础之上,所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为了坚持和弘扬启蒙主义理想——盛宁认为,后现代的课题集中在这几个学者的不同观点上,“哈桑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内在的悖论,詹明信试图以确定社会文化主导因素为‘后现代’定性,利奥塔和哈贝马斯有从语言表征的层面界定‘现代’和‘后现代’……”

这是从后现代产生的背景上进行梳理,盛宁还从时代分期概念上认识了后现代,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说法;而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了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把后现代看成是现代断裂出现的历史时期的詹明信认为,现代指资本主义前一轮征服“自然”的活动,而“后现代”则指它第二轮在文化层面、无意识层面上的扩张;与詹明信的看法异曲同工的是查尔斯·纽曼,他在“话语的通货膨胀”论点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在盛宁看来,是三十年代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形形色色西方新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继续”。

而对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理解,对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分期,涉及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盛宁认为哈贝马斯心目中的“现代”是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是从启蒙时代、浪漫主义而到波德莱尔延续至今的现代意识,所以哈贝马斯身体力行地捍卫着“现代的构想”这一启蒙主义事业,而西方后现代引发的讨论,在盛宁看来是西方人文学者对西方传统的一次大改写,改写就是话语运动,从现代到后现代,甚至就是一次从解码到再编码的过程,所以他的理解,现代如果指的是从“自然”到“文化”的建构,那么从已有的“文化”到“文化的重构”,就构成了西方的“后现代”。这是盛宁提炼不同观点之后得出的结论,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语言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失去了信任,他们把语言设定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社会性的自足系统,符号的人文随意性、意义由符号的差异决定等观点成为“语言学转向”的主要观点:现代是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面对一个文本、语言和象征的世界,这就引出了一个本质问题:我们该如何向自己来“再现”自己?

“语言学的转向”改变了语言的自我认识,也冲击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这种冲击在利奥塔那里就是提出了“宏大叙事”的分裂,各种小叙述层出不穷,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语言的独立;而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则建立了一种系谱学,知识不再是自然形成的“知识”,而是被看成是语言表述,即“话语”,它是“力”在语言象征层面的一种体现,这种力的表现使得知识具有了系谱的特征,也就是探寻的知识如何形成、如何变化的动态过程。正是语言学的转向带来的革命意义,它不仅凸显了“知识合理性的危机”,而且对未来的“表征危机”也提出了一种预设:在计算机语言成为认识世界的话语时,能指和所指会走向怎样一种关系?文本的解读在语言的独立中会不会变成另一种危机?

盛宁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在梳理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论之后,他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梳理。在这些思潮中,最主要的是解构主义,盛宁认为,解构思潮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日益深化“认识危机”的一种表现,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纲领,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既然中心是不可质疑、不可阐释的,中心又置身在结构之外,是被中心消解的,那么当中心不复存在,结构中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次要关系和主要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所以解构主义所解构的是二元对立范式,当这种等级观被取消,德里达所谓的“自由游戏”便开始了。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是在权力与只是的关系中,对理性和理性主体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作为一个拆庙,福柯定义了“人”的消失,作为理性时间活动的主体,人在知识系谱学中消失,便是理性主体的消失。解构主义成为一个学派,除了德里达和福柯提供了观点,更重要的是保罗·德曼丰富了他的内容,他在局限于文学语言性质的探讨中认为,阐释活动都有一种所谓的“内向性”,语言文字指向语言本身,批评和阅读是一种内在的理解行为,这种内向性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语言的世界、文本的世界、符号的世界,而不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盛宁认为这无疑制造了“语言决定论”的陷阱,当语言不再具有所指意义,语言也变成了牢房,“他们开口‘解构’,闭口‘延异’,仿佛一切意义都是相对的,都是纯语言符号的置换运作,而语言的实指可以完全不予考虑。”

“新实用主义”也是盛宁认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它是“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具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流派,它具有的反实在论、反表象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既是一种“认识论”的转向,也是“语言学的转向”,在他们看来,语言就是语言,不再是表象和再现,也不再是“实在”,它放弃了内在与外在、本质与表象的区别——“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层面着眼,那么‘实用主义’似乎可以成为社会调节机制中的一种。”盛宁如此解读新实用主义的积极意义。而女权主义具有的解构意识和建构能力,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它建立了“性属”的概念,男女之性别差异是后天形成的“性属”差异,是社会的、文化的属性,女权主义表现出的是拼盘杂烩、失去目标的运动和话语的增值与意义的失落等特征,在女权主义者反对固有本质决定论的“基要主义”时,盛宁认为这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基要主义,“女权主义者往往将男女之别视为不可再简约的、决定一切的基本差异,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基要主义。”另外,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新历史主义”,具有东西不同政治分野的“后殖民主义”都被盛宁列入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在他看来,它们都具有“深度阐释模式”的消失、“拼盘杂烩”和“内在的不可确定性”等特征。

在背景论和思潮论之后,盛宁还梳理了人物论,从哈桑到詹明信,从利奥塔到哈贝马斯再到鲍德里亚,盛宁对每个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在他看来,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向性”就是西方当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时代的特征,这种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悖论式特点也显露出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一个“历史的界定“;詹明信的”断裂“观体现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表现在深度感的消失,历史感危机,拼盘杂烩,在詹明信看来,当后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抹去了全部历史性的社会,它的过去也被消解了,”除了文本以外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利奥塔引入了”喻象“的概念,它是逃逸于话语之外的存在,是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所以阅读行为一方面是自由的,因为文本的”喻象“不允许封闭地理解,另一方面对文本做出判断则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则主要批判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化

“,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文化现代主义混为一谈;鲍德里亚则批判了信息爆炸时代的”仿真“文化,批判了消费和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生产的物品的最终所指它们的使用价值也荡然无存,消费本身已不是一种享受,它已经转化为为了生产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生产只是为了生产本身。“

从背景论到思潮论,再到人物论,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从这三个板块进行了梳理,不管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还是代表人物的具体阐述,他都采用了平面的介绍方式,抽取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分类梳理,这种介绍方式是不是就是他所批判的“话语的平移”?虽然他比较注意观点和说法产生的背景和语境,虽然他尽可能去深挖背后的动机和所指,虽然他从来不提“中国”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命题,但是他的著述方式的确就是自己所要批判的“话语的平移”,在完全是介绍和梳理中,对于各派的观点并没有深度的批判,也没有形成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总体思路。当盛宁所反对的方法变成自己的著述原则,这是不是一种自我悖论?是不是故意实践“深度感的消失”?是不是用自己的文本完成“语言学”的转向——对于“人文困惑与反思”的理性主义,终于变成了拼盘杂烩的感性,最后则变成了“叙述的危机”。

阅读大师

编号:E29·2021018·0648
作者:马原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2年1月出版
定价:22.00元
页数:393页

在西藏进行虚构是一种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每一个讲台上评点作家也是生活,马原从西藏走出,就宣告了“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的结束,这不是无奈的选择,在马原看来,上下都很平坦,只要他的生活中还有文字,尽管这种文字不是创造,而是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