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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5·2110921·0836 |
| 作者：汤显祖等原辑 袁宏道等评注 | |
| 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3月 | |
| 定价： | |
| 页数：2880页 |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作品集《说海》，汤显祖等原辑，袁宏道等评注。《说海》汇集了汉代至清末2000多年的千余篇短篇纪实小说，500余位作家，以艺术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封建社会丰富多姿的人物形象。从忠臣志士，到贩夫走卒，从能工巧匠，到侠客赌博，从孝子贤孙，到疆场烈士，从皇宫后妃，到闺房民女，从官府大堂，到花街柳巷等。全书收《虞初志》等十种，其中四种是文化界多年求而未得的称见绝本。《说海》所收选本有：《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广虞初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虞初续新志》《虞初近志》《虞初广志》《虞初支志》。
生风云于胸臆，呈海岳于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后闻，目触之而后见也。然则自兹以往，吾可以不游矣。然而吾乃无时不游也已。
——《南游记》
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吴地则花开繁盛，到越则已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粤而食稻；从粤西而返，秋老天高，到河南已是木叶尽脱；归山右时“雨雪载涂”……从春到夏到秋到冬，这是“四序还周”的循环，而时间的循环也是从出都到归来的空间闭合。在这个时空共同组成的轨迹图中，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孙家淦感受的到的是“风景胜而生乐”，而这一种感受驱逐的正是内心“时物过而生悲”的凄然。
或者是一种逃避，选择出游在孙嘉淦看来，是忘忧的一种选择，母亲之患病，妻子之溘逝，幼子之夭残，无疑打击了他，再加上“学不贞遇，为境所困”，所以如《诗》所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另一方面，在“四序还周”中，打开的是另一个抵挡心智的世界，“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荣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烛照而数计焉！”所以在心与物化、性与天通中发现了出游的美好，甚至在风景之中打开了心境，“吾可以不游矣。然而吾乃无时不游也已。”这一种“心不自得，而求适于外”的生活似乎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既登第，授馆职，匏系都门，非所好也。”所以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盖馀之少也，淡于名利，而中无所得，不能自适，每寄情于山水。”
从“以写我忧”到“寄情于山水”，这是孙嘉淦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达到的是“无时不游”的超然心态，所以张潮在文章中点评说：“就其登涉所至，随笔点染铺叙，绮丽芊绵，亦复激昂慷慨，适足以囊括宇宙，开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仅赏其模山范水已也。”这一篇浩浩落落万余言的笔记收录在张潮所辑录的《虞初新志》中，不仅在这本集子中成为“千古奇文”，在《说文》“虞初体”十一个集子的一百二十卷文章中，亦是某种“模山范水”的文章。这一奇文之奇并不在于有万余之言，也不是因为“点染铺叙”的写作风格，而是达到了张潮所说的“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的选文标准，更是以孙嘉淦自述的方式形成了“聊以不永怀而不永伤焉”的意境。
而与《南游记》形成强烈的反差的是选录在同一集子中的《徐霞客传》，文章署名为“钱谦益牧斋”，但后人怀疑是托名之作。且不管作者是谁，对于徐霞客这位中国旅行史上的集大成者，文章虽然也细数了徐霞客游历祖国山水的过程，但是其中却找不到孙家淦《南游记》里的那种开阔心境，主要原因就在于出游的目的截然不同。孙嘉淦是在家庭遭遇变故中“驾言出游”，最后在山水的涤荡心怀中遂有“吾乃无时不游”的决心，世界被打开也永远呈现出被打开的状态。而在《徐霞客》中，“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徭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扬去。”徐霞客也是陷入在忧思之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思想还是深深束缚住了他，三十岁时，是母亲让他出游，但是徐霞客还是“每岁三时出游，秋冬觐省，以为常”，直到母亲逝世服完丧，他才“放志远游”，而在游历中最后徐霞客客死他乡，这一种结局也变成了某种悲剧，“霞客死时，年五十有六。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亦履丁云。”
一篇是孙家淦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南游记》，一篇是托名钱谦益以第三人称所写的《徐霞客传》，一记一传，在题材上也做了区分，而最重要的似乎是两篇文章传递出的出游观完全不同，选录《徐霞客传》，对于张潮来说，似乎更多是为了达到“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的作用，这是一种历史的保存，无论是徐霞客还是钱谦益，都有着这样历史标签的意义，但是在《南游记》中，选录的意义在于“匪唯涤烦祛倦，抑且纵横俯仰，开拓心胸，具达观而发旷怀也已”的目的。而这不同的选录标准，不同的立场观点，以及不同打开世界的方式，也正是《说海》中呈现出的“小说”之观念和内容的嬗变。
集子取名《说海》，编者说，因为明代嘉靖年间陆楫将杂记小说辑为《古今说海》，“今依其名，去掉“古今”二字，内容则重新编辑。”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准确，陆楫的《古今说海》无论在编排体例上还是选文时间上，都和《说海》不同，毋宁说是此本《说海》只是参考了《古今说海》而选录的一本跨越数个朝代的纪实小说大全，这一小说大全辑录的都是“虞初体”小说——小说最初就是以“虞初”命名，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虞初周说》，《说周》而倒置为《周说》，突出的似乎就是说的主体虞初，张衡在《西京赋》中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所以虞初就成为小说作者之代称，明人搜集《续齐谐记》17则、薛用弱《集异记》16则，以及唐人小说8篇，合刻为一书，命名为《虞初志》，这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虞初体”小说集。
继承虞初的遗意，刻为《虞初志》，便是小说的开山之作。当小说成为一种文体，必然会有一个重新定义小说的问题，而这个定义也无可回避地框架在传统经传之中。汤显祖在序中对此提出了异议：“昔李太白不读非圣之书，国朝李献吉亦劝人弗读唐以后书。语非不高，然未足以绳旷览之士也。”必读圣贤之书，其实是一种束缚，因为，“神丘火穴，无害山川岳渎之大观，飞墓秀萼，无害豫章竹箭之美殖；盘鹰立鹘，无害祥麟威凤之游栖。”同理，“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他又举例说，东方朔凭借观星而进入朝廷，极力劝谏时夹杂着玩笑，马蓉不拘于儒生的礼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石延年在郊外饮酒狂欢也和巫医衙役交往，“之三子者，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所以他最后总结道：“读书可譬已。”
看起来汤显祖只是在说明博览群书不必拘泥于圣与非圣，只要能“譬已”便有收获，所以《虞初志》中那些“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也可以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而且反过来说，那些咄咄读古之人，而不知书之意义的人，“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但实际上汤显祖的这篇序文点出了小说的卑微性，稗官小说处在经传子史的对立面，往往受到读书人的鄙视，但是这并非是小说应有的地位，调笑和气节、奢乐和儒行，也并非必须放在对立面中。所以在为《虞初志》作序的众多文人，都开始为小说正言。“太原王稚登”认为，《虞初志》一书“并出唐人之撰其事，核其旨，雋其文，烂熳而陆离，可以代捉塵之谭，资扪虱之”，虽是偏门曲学，诡僻怪诞，但是也是一种补充，“譬犹餍粱肉者，以海错为珍奇；被文绣者，以毳罽为瑰丽；居广厦者，以衡庐为旷邈；饮玄酒者，以醍醐为沈湎；听雅乐者，以郑卫为缠靡。”晋安谢肇淛认为，“陆氏之志虞初也，取一二梁唐间稗官小说，或触时借事，游戏子墨之场；或恣索冥搜，栖心象罔之境。”作为志怪小说，它其实打开了目视耳听之外的世界，“处无垠之中，而欲以耳目意知之所及，尽古今之变，复何异夏虫之疑冰，井蛙语海而规规自失乎？”“瓯粤欧大任”并不认为小说必然是和圣人之术对立，“夫尼父删诗，并存桑濮；丘明立传，兼综怪迂。苟小道之足观，斯硕儒之不弃者也。”所以作为“小说之繁的”《虞初志》“支言琐语，铿锵之若洪钟；委巷深闺，掺挝之如雷鼓，盖亦艺林之剩枝，而文苑之馀葩也”。不仅是补充，更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钱唐钟人杰瑞先”说，小说有《夷坚》、《广记》，有《虞初志》，就像“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它是辟尘犀，它是忘忧草，“亦不可无一也。”
小说奇僻也罢，荒诞也好，讲述的是游戏之故事也好，调笈之秘闻也罢，格调如醍醐饮酒也罢，缠靡俗乐也好，“别具只眼而络”。所以在众多文人对小说的解读中，从与圣贤之书对立，再到作为经传子史的补充，再到“复有九州”的开拓，《虞初志》其实已经呈现了小说地位的变迁。而纵观《虞初志》选录的小说，也无不体现小说地位的多重性。《续齐谐记》共收录17则故事，但文学性较高，很多故事成为后代话本小说及传奇的素材，就内容而言，很多其实体现的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紫荆树》讲的是京兆三个兄弟要分家，但是堂前只有一棵紫荆树，兄弟便截成三份，“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作为长兄的田真便大呼：“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于是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袁石公点评说：“念头一转，荣瘁忽易，正是人心有造化，草木岂无情。”《华阴黄雀》中，宝救下了受伤的黄雀，黄雀遂报恩于他，“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事如此环矣。”宝世代受恩，“宝之孝大闻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时，有大鸟降，人皆谓真孝招也。”《续齐谐记》中还有对九月九、上巳节、七夕等节日和习俗的起源故事，这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谱写，汤显祖点评说：“九日、上巳，、七夕，俱故事耳。而此说到天上，奇爽自异。”
而在《虞初志》中，这种以志怪的方式反映当时之现世的传奇，也浸润着儒家思想。如《进士张生》就借虞舜之口，指出君主应消弭灾害，放逐侵夺百姓的贪官污吏，使得百姓“熙熙而化”，而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这实际上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唐士大夫对当时官场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心声，《集异记》中的八十多篇中有五十多篇涉及各类官吏施政事迹，其品评标准也与作者“为政严而不残，尚称爱民之官”相埒，还有部分反映了唐代后期百姓的苦难，《李佐文》中的村妇遭遇就很类似杜荀鹤诗中的《山中寡妇》，“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与其主题相近的还有《奚乐山》、《王安国》、《贾人妻》等；当然，在这些荒诞奇幻的故事中，有一部分以“明神道之不诬”的方式，用大量神仙鬼怪故事来表达现世的需求，《周秦行记》叙牛僧孺在贞元间考进士落第后，误入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庙，与戚夫人、薄太后、昭君、潘妃、绿珠、杨玉环等宴饮酬答，借以喻牛的无君行为，《高力士外传》通过对玄宗和高力士的几次对话和高力士的几次行事的描写，赞扬了高力士的忠义，表现了奸佞当道的黑暗社会，《东城老父传》通过东城老父贾昌由斗鸡得宠，遇安史之乱遁入佛门以及晚年落魄的一生经历，反映玄宗朝之腐朽……
但是更多的则是打开了另外的世界：一方面是反映女性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幸福，《离魂记》写倩娘反抗“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灵魂与恋人王宙私奔,争取爱情自由的故事，《柳毅传》叙柳毅出于对龙女婚姻不幸的同情和义愤，传书龙宫，救出龙女，最终结成幸福婚姻，《长恨传》以唐玄宗和杨贵妃欢娱误国及战争给爱情婚姻所带来的悲苦和不幸,写皇帝与贵妃之间凄惋真挚的爱情，《韦安道传》述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对韦安道与后土夫人的自由爱情的摧残和破坏，《李娃传》叙荥阳公子郑生与妓女李娃在相爱过程中受倡家的掯勒以及家庭观念的禁锢，最终冲破种种阻力结为夫妻的故事，《无双传》写王仙客与无双的爱情在势利观念与封建统治阶层内部倾轧中的曲折遭遇，《莺莺传》写名门之女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争取爱情自由，最终被遗弃的爱情悲剧，《霍小玉传》写妓女霍小玉与进士李益相爱而终遭抛弃的不幸命运，《非烟传》写步飞烟与赵象两情相爱,最终遭封建势力的残酷摧折，表现出飞烟为自由爱情勇于献身的品格，《任氏传》叙写狐女任氏忠于爱情，追求婚姻幸福，不畏强暴，勇于为爱情献身的高尚品质；另外则是大量反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侠义思想的作品，《虬髯客传》叙侠士虬髯客、红拂、李靖的相逢、相识、相别,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三人同访李世民，共同佐唐的故事，《红线传》写侠女红线为给主人薛嵩解忧，以过人的胆识和才智巧计破除了田承嗣欲兴战争的阴谋，《谢小娥传》写谢小娥女扮男装,遍访江湖，寻觅仇人，忍辱负重受雇，于仇人申兰家两年多，最终手刃申兰，擒获申春等贼党数十人，为父亲、丈夫报仇雪恨的侠义行为；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作品，《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是借助一个短暂的梦境,感叹人生如梦，富贵无常，官场险恶。
《虞初志》被汤显祖称为“小说家之珍珠船”，这一概括除了表明文章数量上取胜之外，也在于它具有“心开神释，骨飞眉舞”的开拓性意义。《续虞初志》也是由汤显祖评选，但是风格上与《虞初志》相比，似乎更趋向于那些“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杜牧传》所写的并非是作为诗人的杜牧，而是“唐第一风流才子”的杜牧，“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那一次看见老妇携一十余岁的少女，便发出感慨：“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后来将他们接到船中，杜牧便告知：“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妇人担心失信，杜牧承诺：“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但是杜牧辗转归来，已经十四年了，再次见到他们，无疑已经失约，妇人说：“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失约的杜牧于是赋诗自伤：“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帐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汤显祖为此点评：“读杜集者不可不先熟此传。”似乎这才是风流才子的真实一面。
收录其中的《聂隐娘传》更是表达了一种空的思想，尼姑派她去取某大寮的首级，聂隐娘却迟疑了，“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姑便叱之：“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断其所爱便是抹除人性上的善恶区分，所以聂隐娘之后嫁给磨镜少年便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之后杀精精儿、空空儿，以及不愿从刘自许，也都是一种空的人生观，最后“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昆仑奴传》也是如此，家中昆仑老奴磨勒帮助崔生，解救出“如在桎梏”的歌姬，让他们在一起，最后昆仑奴“顷刻之间，不知所向”，也是对于世事的决然，而他们也成为侠士的真正代表，汤显祖在点评中说：“剑侠传伙矣，余独喜《虬髯客》、《红线》、《昆仑奴》为最。后人拟之，不可及。”
从《虞初志》到《续虞初志》，小说风格和观念上的改变是明显的，到了“西陵邓乔林迁甫辑”的《广虞初志》，收录了很多曲折奇幻故事，《柳归舜传》写照鹦鹉，妙趣横生，《山庄夜怪录》牛虎并驱，千古奇闻，《板桥记》店娃三娘子，摹仿毕肖，莫尽其幻，《李章武传》僵魂转柔，意切情真，淋漓尽致，《虢国夫人小猿》会言人语，变化神奇莫测。邓乔林在序中说：“一切牛鬼蛇神，千变万化，事跳目境之外，而为世之不必有理破心识之扃，而为世之不灭无有神奇游戏莫测，前二集大都是矣。”这是对《虞初志》的继承，而《广虞初志》的选录标准是：“亦欲览者游心尘外，超悟玄枢，不为沽沽涉猎之末，谈笑之资而已。”但是“不为沽沽涉猎之末”在邓乔林那里又变成了“怪可恒，恒可怪”的标准，“血气心知之属，戴天履地。今在上焰之而升，朗朗而映，灿灿而列，荡荡而鸣，浙淅而降，皎皎而飘，轰轰而震；在下矗矗而高，汹汹而流。便不为耳目之恒，则甚怪为耳目之恒。”
耳目之怪便是耳目之恒，而耳目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倒也变成了猎奇，变成了感官体验——在《广虞初志》中，有两篇惊世骇俗的奇文，一篇是《赵飞燕传》，另一篇是《汉杂事秘辛》。赵飞燕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私通”的结果，“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得通赵主，主有娠。”产下的二女吧，一个是宜主，因为身材纤细轻便谓之“飞燕”，另一个则是合德，“二人皆出世色”，因“冒姓赵”便为“赵飞燕”。后来赵飞燕在雪夜遇到射鸟者，“飞燕露立，闭息顺气。”这是第一次私通，之后被引荐到宫中，“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但是已经私通了射鸟者的赵飞扬有特殊的本领让帝“流丹浃藉”，赵飞燕的秘密在于：“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调息三天就可以使下边的肉丰盈充实；而妹妹赵合德也被选入宫中，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于是有了“新髻”的卷发，有了“远山黛”，有了“慵来妆”，更有了让帝“无所不靡”的温柔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赵飞燕反而被冷落，于是她又私通侍郎宫奴，“侍郎宫奴，鲜绔蕴香，恣纵栖息远条馆，无敢言者。后终无子。”当然，帝又转身宠爱赵飞燕，于是有了露华殿、含风殿、传昌殿、求安殿，有了温室、凝缸室、浴兰室，“曲房连槛，饰黄金白玉，以壁为表里，千变万状，连远条馆，号‘通仙门’。”而另一方面，两姐妹又和宫奴燕齐凤私通，甚至产生了冲突。而最后，“阴缓弱不能壮发”的皇帝因为合德给他多吃了壮阳药，“馀精出涌，沾污被内”，最后帝崩，而合德喊出“帝何往乎？”之后呕血而死。
因私通而出生，又和射鸟者、侍郎、女宫奴私通，还拥有特殊的本领，赵飞燕姐妹之传奇成为《赵飞燕传》的主体，邓乔林在点评中说：“古人叙丽人、丽事者，无出此传右矣！”虽说是丽人丽事，其实是艳人淫事，“宇宙快事，有此人便当有此文，谁谓不然。小说中惟《汉杂事秘辛》载吴妁入燕处审视梁后，足堪伯仲，并为压卷耳。”此“宇宙快事”并列在一起，除了《赵飞燕传》之外则是《汉杂事秘辛》。《汉杂事秘辛》记述的是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入宫及册封之事，其中吴姁单独审视女莹一段，对女莹的身体发肤私处刻画细腻入微，风光淫艳，匪夷所思，“姁为手缓，捧著日光，芳气喷袭，肌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脂刻玉。胸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珠，私处坟起。为展两股，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最后确定为“守礼谨严处女”，这也是有文字记载古代皇后最早的一例婚前检查，在点评中，邓乔林认为，“今录吴妁入燕处审视后诸语，最为藻艳。”由此他给予了最高评价，“无论宋元及六朝，与唐文士吮毫，安敢望乎汉人文字之妙。如此小说家，当于伶玄《飞燕外传》允称第一。”
宛转奇妙在于肉身之描写，无论是《赵飞燕传》还是《汉杂事秘辛》，其“鄙亵之语”都为后代的艳情小说树立了某种典范。而到了“新安张潮山来辑”的《虞初新志》，虞初体有了几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这部因“政治违碍”的集子曾一度遭禁，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书中的八十多位作者多数为明季遗民或虽仕清但民族思想不泯的诗文作家，他们不满于明王朝的黑暗腐朽，而面对家国沦亡，清统治者的暴政，又唤起了他们对故明的怀恋，崇尚民族气节，不甘心受异族践踏蹂躏的悼世伤时的哀情，同时他们还接受了当时民主及个性解放思潮的熏陶，书中的一些慷慨悲歌之士，言行怪诞之人以及侠女奇媛等，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一方面是明清易代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吴肃公的《五人传》写苏州人民为反对魏忠贤窃权祸国、保卫忠良之士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集团，文后评论说：“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读竟，浮一大白。”魏禧《姜贞毅先生传》，写礼部给事中姜埰等人与崇祯皇帝等人之间，为救亡图存，反对奸佞而展开的一场生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仁人志士表现出以身家性命换取民族大义的千秋正气，明亡后，姜埰等又表现了凛如松柏的民族气节，周亮工的《书戚三郎事》写江阴屠城中清军杀人放火、掠卖人口等罪行。江阴人民的反剃发斗争，是一桩极为悲壮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张明弼的《四氏子传》写四氏子其人“痴黠各半”，当其“黠”时，“能做诗文，声满四邻”；当其“痴”时，“天地变，黑白贸，亲疏怨德皆相反”，他声称：“父子至亲，父若挞子，当其举手之时，亲谊已绝，子安得不报挞？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汤武诛之，可以称圣；父有罪，子挞之，容得不号贤乎?”这是反对“三纲”的“无父无君”的言行。陆次云的《沈孚中传》，写戏剧家沈嵊“不修小节，越礼惊众”，进了考场，不做八股文章，却在粉壁上大书《登高词》，谁知主持考试的县令也是名士，竟将他取为第一，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就是稍后的《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典型人物的先驱，其次，他们大都心怀壮志而报国无门，但在逆境中又能精神不倒，忠贞不渝，除上述有关作品外，还有《武风子传》、《一瓢子传》、《焚琴子传》、《李一足传》等，写的也都是这一类人物。
这是内容上呈现出的变化，张潮在总跋中说起了辑录此书的缘由，“予不幸，于己卯岁误堕坑井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贳之，犹时时相嘬啮，既无有有道丈人相助举手，又不获遇聂隐娘辈一泣诉之，唯暂学羼提波罗蜜，俟之身后而已。”个人的不幸和无助，使得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文人之作，希望从书中的抗争精神中得到一丝安慰，“夫穷愁之际，尚欲借书而释，况乎居安处顺，心有馀闲，几净窗明，焚香静读，其乐为何如乎？”这也便是读书的意义所在，所以张潮辑录的《虞初新志》，“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近代之事，时贤之文，当然具有现实意义，也由此《虞初新志》更多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传奇的味道逐渐淡化，代之以人物史传，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另外，张潮在序中指出自己读书的目的，同时也认为，“俾世之读我书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悯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也就说站在了读者的立场来阐述阅读的意义，这是一种阐释学的观点；另外，明清之际，文人的视野也更为宽广，西班牙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介绍的就是域外之事，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际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地位的提高。
小说文体的宽泛化，内容的庞杂华，风格的多样化在《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和《虞初续新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题“玉缠郑澍若醒愚编”的《虞初续志》收清初著名文人如汪琬、侯方域、魏禧、毛奇龄、方苞等文集及说部成书，基本混淆了小说与史传的界限，在序中，郑澍若认为“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态万状。即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文，亦层出不穷也”，所以书中表彰忠义之士的篇目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成为他所说的“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和之人。“新安黄承增心庵辑”的《广虞初新志》与郑澍若《虞初续志》几乎同时梓行，所收较《续志》篇数多，范围广，其中传记不足三分之一，其他诗、记、说、书、序、轶事、异事等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仅碑、铭一类就近二十篇，比如有顾景星的《野菜赞》，“顾子归里，岁丁壬辰，饥馑无食。藜藿之羹，并日不蛤。慧民妇于野，采草根实苗叶，遂不死焉。鼓腹自得，各为赞之，四十四种。”邹升的《赠王江州序》，汤传楹的《闲馀笔话》，黄周星的《将园十胜》，王士祯的《水月令》，闽麟嗣的《黄山松石谱》，这些连史传都算不上，更不是小说。海盐朱承鉽鼎仲甫手编的《虞初续新志》也是在史传上大力拓展：彭孙贻的《乱后上家君书》，记明清之际清军南下，人民逃难情形，书中历述父亲失踪三年之中，家族死伤情形，备见变革之际，战事残酷，人民流离之惨；《金陵癸甲纪事略》是本书重要部分，系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必读资料；《庚申北略》记英法侵略军攻入北京及议和情事。另外，安吴胡怀琛寄尘编订的《虞初近志》更是当时名人传记的辑录，有记“戊戌六君子”事迹的《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谭嗣同传》，有记载革命者事迹的《邹容传》，有辑录近代文学家事迹的《李伯元传》、《我佛山人传》等。编订“近志”，一个更为现实的目的则是扩大视野，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我先民之畸行雄略，受压于畴昔奄奄龊龊之时代精神下以枉死者何限，拨潜阐幽，非后起者之责而谁责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另一篇《记江西康女士》则呼吁中国女学之博兴，江西康女士便是代表，“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无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块块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鄮水姜泣群选辑的《虞初广志》大部分篇章张扬民族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和爱国主义精神，“凡朝章国故，轶事异闻，以及山林隐逸，闺阁名媛，足以讽励人心，箴砭薄俗，为当世模楷者，莫不条分缕析，网罗靡遗。”而向外的目光更甚，如阙名的《梭罗降王录》记录的是印度尼西亚前身梭罗土酋与荷兰的关系，飞来的《高丽七奇》记载了高丽国的奇人怪事，钝痴的《义狮记》、阙名的《斯巴达王斗兽记》、闵萃祥的《观车利尼马戏记》都关注了欧洲的奇闻异事。
但是青坨山人辑录的《虞初支志》，似乎又有了某种回归的迹象，虽然在主题上也是在宣扬儒家仁义道德，在内容上也是表彰民族气节揭露封建黑暗，但是很多具有传奇特色，《两异人传》述徐氏与诸士奇在清统治者在要求汉人髡发时不甘受辱，以死相抗的民族气节；《吉林穷棒子说》写吉林贫民为饥寒所迫只能去做九死一生的挖参的活计；《双料曹操》叙贪官太守某，徇私枉法，人送绰号“双料曹操”，因其草菅人命，终得恶性循环报事；《梦厂杂著之一》、《书宿州寓客》、《韩江见闻》等均有武侠情节，武打场面已具备了后世武侠小说的品格和规模；《甲喇巴》叙爪哇国的商业活动，财政部和刑法事宜，以及一次唐人与官府的冲突。编者青坨山人在序中说：“家大人之为此编也，多前此官京师时，摭自厂肆所访各书中，未及近事。”这种“未及近事”的编辑观或者正是为了避开史传。
从小说到史传再到杂说，泛小说化已经日益明显，甚至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在小说和经传子史的对立、补充、独立、变异的关系中，“虞初体”的变化反映的是小说观念和文体的变迁，五百多位文人的文章，十一种“虞初”之变体，一百二十卷的文集，汇聚成的《说海》是“集说林之大观”，也是“文章家之轨范”，掌故、历史、文艺、野乘为一炉，正如张潮所说：“夫岂强笑不欢、强哭不戚、饾饤补缀之稗官小说可同日语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