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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2·2120826·0915 |
| 作者：【印】阿拉文德·阿迪加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12月 | |
| 定价：29.00元 | |
| ISBN：9787020088201 | |
| 页数：303页 |
印度裔，是不是“印度化”在个人身上的标签？“出生于印度海港城市马德拉斯，后移居澳大利亚，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与牛津大学”，在这段经历中我们却能读到“非印度化”的努力，或许就在这种身份的摇摆和变化之中，阿迪加才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两次暗杀之间》当然着眼的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印度：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与一九九一年拉吉夫·甘地被害。十四部短篇小说组成的“文本印度”讲是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基图尔。“两次暗杀之间”变成了基图尔的七天，“暴露印度社会残酷的非正义现象”，阿迪加围绕印度不同阶层、种姓与宗教信仰的人物，表现他们“印度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严酷现实，逼真地描摹出现代印度的真实面貌与众生百态。蒂姆·亚当斯说：“阿迪加的目光带着一种躁动的精确在人群中游走，留意着寻常生活中的各种严酷现实。他作品的主题是由身份、阶级和宗教歧视所导致的日常挫败……”
《两次暗杀之间》：这里面藏着一个野兽
那野兽就藏在德梅洛的胸口里，作为一个学校的副校长，他面对着那些孩子，也面对着自己无法逃脱的野兽生活，或者“妖怪生活“：”走路时，他不得不撅着屁股、仰起脑袋，眉毛和鼻子拧成一个疙瘩，看上去像一个丑陋的怪物。”妖怪就在他的身上，无法抹去的印记，呈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生动的自我，恰好是逐渐走向死亡的过程。这是去往基图尔的“第二日（晚间）”，在“灯塔山（山脚下）”，那些被教育和管理的学生，正在开始向另一种野兽发起进攻：“第二天上午十点十分，按照卡纳塔克邦政府的明文通知，圣阿尔丰索学校姓氏首字母从O到Z的学生浩浩荡荡，冲进了色情影院的怀抱。”电影院只是一个逃避的处所，“拯救老虎”是孩子们的主题？但是对于德梅洛来说，那里正在爆发着野兽的吼叫，那里正在放映关于“身体健康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没有色情，只有那不能触碰的黑布，但是一只手，妖怪的手将黑布扯破了，“从中间裂开”完全是野兽的苏醒，其实不用拯救，不用身体健康，在肥胖丑陋的自我世界里，德梅洛终于发现暗杀正在上演，“他曾经唾弃的天使之极乐世界如潮水般向他涌来，将他淹没。他看到了一切，他也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死了，躺在楼梯上，那胸口的野兽呢，只有曾经的挣扎和被嘲笑，自我被替代终于找不到那吼声，而在“第二日（上午）：灯塔山”上，却是另一个有关野兽的寓言，灯塔公园就是为纪念自由斗士德斯普里梅·海莫强德拉·拉奥而得名的，因为“他曾英国统治时期将国大党的三色旗插在灯塔上。”象征着自由和民主，还是暴力？而对于人称“复印机”的罗摩克里希纳来说，则是一次次关于信仰的复制，关于生活的批量化，但是在一个被封锁的地方，复印只是在远离那唯一的真理，甚至远离野兽，他居然“翻印《撒旦诗篇》。真他妈混球”。拉什迪的《撒旦诗篇》是禁书，没有复印的可能，当然也没有其他任何方式的传播，这是对宗教的亵渎，这是对自由的背叛？“这本在印度共和国境内是被禁止发行的”书却是另一个世界，也是野兽的世界，也是吼叫，想起拉什迪在《羞耻》里说到的那只野兽，仿佛开始找到了寓言最接近的出口，那是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体内蛰居着的野性，随时可以爆发，“是某种本能的东西，暴力的化身，纯粹是那头野兽的恶毒力量。”
穿过一堵墙的野兽，穿过胸口的野兽，但是野兽只是在那里，被禁锢或者被暗杀，德梅洛走不出这个宿命，曾经的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与大专的副校长，扯破了黑布，被唾弃的极乐世界将他淹没，这是命运，这是逃不出的死亡。是的，那所学校，爆炸声传来，一切化为灰烬，不管是孩子还是教育，不管是神父还是种姓，“我们没有把握住那次机会，”德梅洛老师曾经说过，“只有一个政冶家知道这个国家的痼疾，而且开出了良方，然而他们却开枪暗杀了此人。”但是爆炸终于响了，这是两个世界？那个叫辛喀拉的人把握住了机会？不是“听话的好孩子”，只是需要一份“安宁和放松”，甚至他也有信仰，“他一度曾考虑过要皈依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徒不分种姓。”作为一个霍伊卡的孩子，辛喀拉心中的野兽发出了巨响，面对校长阿尔梅达神父，他或许知道了自己的真正的悲剧，“我之所以要引爆弹，是要终结五千年来一直操纵着我国的种姓制度。这枚炸弹的爆炸是要告诉全世界，不能以一个人的出身判断他的优劣。我本人就深受其害。”但是最后还是一个宿命，种姓还在那里，刻在身上，洗不干净的的一个印记，而在基图尔的《大事记》上，这次爆炸事件被简单记录如下：“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和大专的一次化学课上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致使这所学校暂时关闭。”
这是“一九九〇年”条目里的叙述，这一年在基图尔“大事记”里还记有以下事件：社论：印度是否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海湾战争爆发，基图尔卫星电视接受器销量猛增；大教堂钟楼建筑项目再次停工。这是充满危机的基图尔历史，而在接下去的“一九九一年”条目中写道：“五月二十一日/基图尔的市民通过CNN得知了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全城所有店铺关门歇业两天，以示哀悼。”这是基图尔历史的结尾？而在呼应的开头，是“一九八四年”条目：“十月三十一日/基图尔的人们从BBC播报的新闻中得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自己的贴身保镖刺杀。全城关门歇业两天哀悼……”从“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一”，从英迪拉·甘地遇刺到拉吉夫·甘地遇刺，所谓”两次暗杀之间“构成了基图尔的“大事记”的时间、事件序列，基图尔作为一个城市，完全沾上了政治的暗杀和血影。
“两次暗杀之间”的基图尔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城市，在印度南部，这里有火车站、港口、灯塔山，这里有学校、广场、电影院，有大教堂、苏丹炮台、盐市村，“‘基图尔’一词原系‘基里乌鲁’、‘小城镇’，或‘基塔马之乌鲁’的讹用”。但是有着自己的语言：“必须指出的是，论咒骂语之丰富，印度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基图尔的市井语言比肩，这里有乌尔都语的，英语的，卡纳达语的，图鲁语的，各种各样骂人的话。”；有着种姓和宗教，由婆罗门、伯恩特和其他上等种姓组成的印度教，有霍伊卡，其他下等种姓和部落组成的下等种姓，还有达利特，以及穆斯林在内的少数人群体，“八十九人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种姓。”对于基图尔来说，它的历史是被控制的，“此后几百年里，基图尔——已改称为瓦伦西亚——被葡萄牙、马拉地、迈索尔王朝交替控制。”而在“两次暗杀之间”更早的一九二一年，“印度国大党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将一面三色旗插在了灯塔上，至此，自由运动蔓延到了基图尔。”
对于这个虚拟的城市来说，只是印度底层的一个隐喻，“这里历史悠久、风景如画、宗教众多、种族聚居、语言丰富，所以我建议您至少要在这里住一个星期才会不虚此行。”从这里开始，故事才真正找到适合它自己的入口，一个星期，从抵达基图尔开始，依次穿过火车站、港口、灯塔山、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与大专、灯塔山山脚、市场与广场、天使之音电影院、安布雷拉大街、凉水井大转盘、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圣母大教堂、苏丹炮台、波贾普，直到第七日的盐市村，从第一句：“火车站附近的店主没有一个会雇佣穆斯林。”到最后一句：“他久久地凝视着扇叶发出的刺眼的模糊影子，然后猛地从床上起来。”一个星期“不虚此行”，展示了一个丰富、矛盾的印度社会，十四个故事里他们都在基图尔的虚拟中出现和死亡，在那里看到一幕幕的场景，看到鲜血和暴力，看到野兽躲在胸口，挣扎着却永远走不出来。
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身份，有着不一样的种姓，有着不一样的信仰，基图尔都是“不听话的”孩子，穆斯林齐亚丁总是被解雇，总是被怀疑偷窃；维塔尔和科沙瓦要求交费给当地的一个“老板”作为保护费；送货的齐纳亚总是脖子痛，对他来说遭受苦力出卖身体只是为了生存……凡此种种，都是命运，都是改变不了的宿命，廷马对齐亚丁大吼：“帕坦人是白皮肤，就像伊姆兰·汗那样；而你，黑得像个非洲人！”肤色之罪是齐亚丁刻在身上的痛；而对于送货工齐纳亚来说，则是贫穷之罪：“这个国家生来贫困的人注定要在贫困中死去。”而对于这些底层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信仰的沦丧，他们在生存在边缘泯灭了最后的救赎，甚至，连宗教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在火车站的檐上用卡纳达语写的几个红色大字：尊敬你的邻居，你的上帝。那么上帝到底在哪儿？“住在你隔壁的人就是上帝，”还是“如果你真正信仰上帝，他就会在你身边。”其实，上帝早就被亵渎了，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与大专的校长阿尔梅达，本身就是神父，而学校的爆炸案其实剥去了他的神父外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完了，都要下地狱！你们把父辈的名声都毁坏完了！”
而在这个种姓歧视眼中、信仰和道德沦丧的基图尔，充满着政治的压迫和虐待，充满着不可消除的腐败，“黑市交易、假冒伪劣、贪污腐败，我们都是世界冠军。如果奥运会增设这个项目，印度保证每届都包揽所有奖牌。”所以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了所谓的真相，报社记者古鲁拉杰·卡马马特力图寻找真相：“我说过，我在寻找真相。”但是所有报道的东西只是被一只狗所撕咬和吞噬，没有一句真话的报纸只留“一个湿润的黑洞”。而从基图尔“大事记”的记载来看，两次暗杀之间的报道全部来自西方媒体BBC和CNN，没有本地媒体的报道或许是这种媒体谎言的最后佐证，但是阿拉文德·阿迪加用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在追求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在给印度的社会架构打了一记耳光，这个耳光就是被提拔为拥有二十六辆巴士的5路车队的售票员主管科沙瓦翻身打给别人的，“这是他第一次打别人耳光。让他感觉很好。”充满讽刺的是，他曾经就是遭受欺凌，而只要身份一变，从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这或许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痼疾。当穆拉利的父亲因为政派斗争失去了土地，他却认为“父亲这是罪有应得，我也是罪有应得。这是对那些被我们剥削的穷人再恰当不过的补偿。”A派和B派之间有本质区别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穆拉利给自己的，“穆拉利于是加入了另外的党，因为他听说这个党没有腐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这个党的人像国大党人一样腐败。”党派之间其实就是充满着相似的谎言，而作为其中一员，也在政治的斗争中左右摇摆，丧失最后的信仰。
“整整一代年轻人，在甘地主义理想破灭之后，不是去引诱那些年轻寡妇和未婚女子，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了组建针对穷人的免费眼科诊所和向乡村图书馆散发书籍上。”这是新理想主义还是退回到现实主义？政治理想对于底层人来说是“引诱那些年轻寡妇和未婚女子”的手段，还是看到真正的自我听到胸口的那只野兽的挣扎和吼叫？有人读出了“撒旦诗篇”，暗杀的枪声响起，那只野兽终于像拉什迪描写的那样：“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