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14 《我打电话的地方》：他正处在故事结尾处

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什么故事。
                           ——《我打电话的地方·距离》

但是，小说和现实到底有多少距离？这是一个秋季的午后，还没有摆脱夏天留下的闷热和乏味，或者说，在被模糊的时间中，我偷偷地将自己带回到一个虚构的环境里——拉上所有的窗帘，熄灭所有的电灯，并且关上门，连风也不透一丝。在现场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将电话机拿起，找到后面的那个插孔，把插孔里的电话线接口拔出来，赤裸着的水晶头，像是被毁坏的一个身体，分离出来，从此中断的信号中断的身体，以及中断的午后。作为一种无限接近沉寂的方式之一，拔出电话接口并不是什么富有隐喻意义的大事，只是在不被打扰的时候，静静找到最真实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黑色的卡佛小说就在旁边，像是房间里特意制造的黑暗一样，变成了离电话机最近的一种存在。

存在即距离，是他和我的距离，是文本和现实的距离，只是电话机都在，不管是那个美国黑夜里的电话，还是我在午后安睡中沉默的电话，都不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发生就是结局，有时候没有故事却看起来像是一个故事，在一个“没人说一句话”的困境中，只有电话强调了我们存在的虚无感。那么在回到电话里，回到卡佛的小说世界，“电话铃响起时炉子的水正好烧开”，现在时的开始，水晶头被插进了黑乎乎的洞口，门被打开了，却不是我的，同向那个光亮而持续的世界。只是有一个叫薇拉的女人，以及我，还有那个叫查理的人，虚无的存在？还是秘密的存在？“有人找查理”是两个不同人生的注解语，那个故事要开始了，就在门口就在电话机旁，可是最后，当电话最终成为摆设的时候，故事结束了，矛盾结束了，查理没有出现，他或者她，或者它，只存在一个虚无电话里。“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没有像我一样拔出水晶头，而是锯断了电话线，对折，不费吹灰之力，是坚决的行动，甚至满含着怒火。看不到的查理，但一样可以是现实生活中巨大的罪孽。

编号：C55·2120826·0911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  定价：35.00元 ISBN：9787020091522 页数：492页

他们在不同的世界，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电话的声音试图在他们之间建立共存的世界，但是却推向了毁灭的终点。“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电话不是取消了“严肃对话”，而是复活了一种对峙，矛盾变成了怒火，甚至一切都在围绕着假象的“查理”这个敌人。电话是保持和外界联系的最主要手段，却是扰乱秩序的一种罪。但电话其实还在那里，不管是对折还是锯断，电话作为一种工具还是存在在那个空间里，两个人的生活里，就像“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有当“放下烟灰缸后”，行动才方便了一点，可是他离开那里发动车子会去哪里？

电话是在揭露那些隐秘的生活细节。而在卡佛的小说里，电话不是一部电话。电话是骚扰，在《不管谁睡了这场床》里，“艾里丝和我住到一起后，我的前妻或孩子中的一个，为了骚扰我们，常在我们睡觉后打来电话。”那个封闭的世界里总会有一种东西置入其中，甚至就是关于死亡和毁灭；电话也是对记忆的恢复，《有意的小事》里，电话里是一个有关生日派对的计划，只是在预料之外，谁都没有想到里面的那个故事，留下的是“他们却不记得了”的无助；电话或者是随机，故事总是没有悬念，《我打电话的地方》在一个以扫烟囱为背景的地方，也没有了多余的吻，爱情不在电话里：“我从口袋里掏出点零钱。我会先给妻子去个电话。如果她接的话，我会祝她新年快乐。”

所有的故事都是散乱的，但所有的故事却都是严肃的，都不是关于烟灰缸是不是烟灰缸、是谁的烟灰缸的问题，日常生活的故事也只是“我能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话”，或者在为邻居喂猫中会忘记邻居，“然后他琢磨起他们是否还回来。他已想不起他们的长相、穿着和说话的样子了。”或者是类似“我叫亨利·罗宾逊，是一名邮递员。”的故事主角，在卡佛的小说里，只有一些琐碎的故事，或者“算不上什么故事”的故事，但就在那里，深处手臂，把你拉向一个逼仄的世界里，像是被远处的一个人看见了你的想法，从此逃避不了。是的，电话代表着一种隔阂，代表着生活中无奈的情节，被放大，就是不想说话的婚姻或者爱情，就像那只肮脏的孔雀，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丑角，“后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添了孩子，还有其他等等。”但是生活里的东西最后走向一个结局便是：“现在，我俩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的话，变成了那个对折锯断的电话，面对可以严肃谈谈的话题，其实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转变，那个窗外对面的人，像是自己的希望，但其实最后的结局还是灭灯，还是消失，看起来生活像是“我的第一任妻子莫利”说的那样：“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但其实，生活只是变成了一碗“牛肚汤”，喝下去只是暂时消除了饥饿。那种被隔阂的婚姻里总是有一个看不到自己所爱的人的“眼洞”，因为只有看到，才会有真实的感觉，即使是自己的身体遭受着苦痛，看到即存在，对于爱来说也是巨大的安慰，但是没有看到的现实呢？是缺席带来的悲伤和无奈，而在《收藏家》里，那个赢了个免费的吸尘和地毯清洗服务的斯莱特太太其实早就不存了，或者从中奖游戏中退出了，退出即消失。

雷蒙德·卡佛，从简单开始

爱情的存在是不是必须在眼洞里看到？或者爱情的现场感是不是一定要看到？卡佛设置了一个关于爱情本体论的讨论，故事还是故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或者对于这样一个拗口的题目可以用另一种叙述：我们谈论的爱情是爱情本身吗？“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爱到想杀死爱的人，这是爱情吗？或者说，爱的终极意义是不是包含着毁灭？而当毁灭的不是爱的人，而是自己的时候，那种爱是不是不存在了？或者，当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曾经的爱是不是必须死去？“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的人。”时间里的爱情，有时候远去，就像看不到的眼洞，空空如也。“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这只是一种让人羞愧的爱情，其实在那种缺席的身体里，爱情只是一个存在过的记忆，谈论爱情只是在谈论记忆，当电话想起的时候，只是记忆回来了，故事回来了。

爱情存在记忆中，或者爱情就是记忆，那么婚姻呢？甚至连记忆都不是了。婚姻中有着争吵，孩子在两个人的手里各自成为留下来的一部分，爱情也有着经济的困境，维他命推销怎抵得上一次身体的出卖？在孩子的哭闹中那些所谓打猎有关的个人生活也只能被取消，而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甚至还有母亲和女友的巨大冲突。在卡佛的故事里，那些琐事构成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一定是在消解诗意，消解存在的美好期望。而这也基本上是卡佛生活的一种写照，十九岁时与当时孕的未婚妻结婚，婚后仅十八个月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卡佛对于婚姻有着自己的感受，而一生经历的两次破产，再加上多次因酗酒而住进医院，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后终于破裂……等等，都使卡佛的小说充满了无奈的叹息，生活就是无数个看不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眼洞，“因为他从眼洞里看不到她，他说那才是他悲伤的原因。”

抽大麻，钓鱼、称呼“婊子”……对于卡佛小说中的这些公共元素，包含着一个底层作者的叹息，他做过锯木场工人、药店送货员、医院清洁工和汽车加油站工人等等，个人生活的历练让他的文字从来没有澎湃的诗意和充沛的情感，静静流淌却富含哲理，这种被贴上“极简主义”风格的文字只是在接近自己的内心。命运多舛的卡佛似乎从那些不是故事的故事中看到了生存的巨大困境，哑巴、瞎子，这些身体残疾的人只在自己的人生里扮演着自己，甚至那只越战中被割下来的耳朵，做了另一些人的装饰，这是不是身体的毁灭？而最大的可怕是死亡和毁灭就在不远处，在我们的身边，在四周，在任何的文字里。“我没在开玩笑，别拔我的管子。就这么简单。”这是一种个体生存着的无奈，巨大的想象带来的不安，肺气肿，肺癌，，脑溢血，或者心脏病，都在逼迫着有人把管子拔下来，就像很轻松地拔掉电话线，露出那个水晶头，宣告一种黑暗和无声的到来。

“一个无辜的梦和一些清晨半醒半睡的谈话，竟让我考虑起死亡和毁灭来了。”可是对于卡佛来说，这些有关的死亡和毁灭却成为自己难以逃脱的命。死于肺癌的人生结果或者在证明着卡佛的恐惧，宿命一般写在那些故事里，《差事》是唯一一部不同于现实的小说，那个契科夫死了，也是死于肺癌，这是不是一种宿命？那些关于生活的记录看起来散乱，但是却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进一步退缩到……足够小的一件事，但……滑石粉撒在厕所里，包括墙上和踏脚板上……一个弹壳……更别提精神病院了……”而在文本里，当“娶一个妻子就像拥有一段历史”走向终结的时候，现实又会在何种意义上连接起那个打不进来的电话，“我在对历史说再见。我亲爱的，再见。”《你在旧金山做什么？》、《阿拉斯加有什么？》、《亲爱的，这是为什么？》、《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这些带着巨大问号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历史便真的只有一两句遗言了，留在那里，在结尾处变成了不断延伸着的省略号，无关身体，无关信仰，甚至无关爱情和婚姻，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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