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9 《隐者》：从第三人称现在时开始
我们不能叫他鲁道夫·波恩，不是么？他得是另一个人——比如，X先生。一旦我变成了X先生，我就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不再是自己，我们就可以任意添加细节了。
Invisible，只是看不见而已，却一直存在，在看得见的背后伸出手，拿出刀，或者拔出枪，但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是一九七六年春那个“拖着脚走路的死人”的鲁道夫·波恩？是一九七六年夏爱姐姐却没有乱伦负罪感的亚当·沃克，还是一九七六年秋没有将“晦涩的吕柯弗隆”翻译成法语的塞西尔·朱恩？或者是“改掉人名和地名”，在“认为合适的地方添加或减去素材”的吉姆？他们，都在那个被关上大门的世界里，一本叫《一七六年》的书里，被写作，被出版，被放进图书馆，被一些人阅读，甚至直到二〇〇七年才最终成为一个隐者的世界，所谓“复活”，大约就是以一种形式的死去换来另一种形式的开启，可以是与波恩同名诗人的《地狱篇》第二十八歌，可以是卡尔·德莱耶一九五五年拍摄的影片《欧代特》，也可以是塞西尔四月二十九日开始的日记……但最后被书写的“Invisible”的文本一定就在我的书桌上，凝重的黑白封面，狭长的蓝色书带，平静、沉默，甚至晦涩，仿佛一切都只在里面蠢蠢欲动。
蠢蠢欲动的“Paul Auster，2009”，是一个版本的信息，以及被翻译的保罗·奥斯特，以“一二三四”类似春夏秋冬的章节结构完成了关于245页、152千字和2011年6月北京第1版的“隐者”的命名，这种文字和文字的对话，语言和语言的转换充满着某种隐喻和暗示，就像塞西尔将古希腊的吕柯弗隆诗歌翻译成法语：“吕柯弗隆的诗的背景是特洛伊战争，被监禁的卡珊德拉已经发疯，快要被阿伽门农杀死，口中一刻不休地倾泄出预见未来的疯话和幻象，使用的语言是如此复杂，如此充满隐喻和暗示，以至于几乎没法读懂。”“晦涩的吕柯弗隆”是一个走向另一端的开始，“简直像把《芬尼根的守灵》翻译成汉语。”是的，这就是保罗·奥斯特的文本努力，当汉语世界的“隐者”就此走向了一个开始，和那些书写者、转译者一样，进入了虚构的“一九七六年”，就像翻译吕柯弗隆的塞西尔一样，当”把书翻到诗的第二页，指着第三十一行“时，那通向隐秘和晦涩，以及死亡的“卡珊德拉的独白自此开始”。
只是这里的第二页第三十一行是一片空白，故事开始于第三页，“和他第一次握手是在一-九六七年春。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一个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嗜书如命，坚信（或者说是错觉）终有一天能够自称诗人。”这是另一个人的独白，“我”就是亚当·沃克。我不知道这种阅读是不是很象征性地进入了保罗·奥斯特的叙述圈套中——对于“圈套”，实在有违奥斯特对于小说结构的苦心。总之，是进入了“我”的世界，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写诗，或者还喜欢写小说，《一九七六年》的第一部分作者，充满着对于某种邂逅的追忆，“然而一九六七年过于遥远，无论我如何努力回想初会时波恩的话语、手势和游离的话外音，几乎总是一无所获。”这是与现实的距离，而最大的距离是，现在是二〇一二年，即使是“Paul Auster，2009”，以及UPS给吉姆送来装有“沃克写的关于鲁道夫·波恩的故事的手稿”和来信的二〇〇七年春天，也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距离，而四十多年的改变是巨大的，“冷战虽然是场灾难，却将世界牢牢维系一起长达四十四年，现在，简单的敌我双方作对的二元世界消失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如一战前般不稳定而混沌的时代。”从波恩感兴趣的政治生活解读四十多年的变迁，或许是奥斯特故意设下的陷阱，那种巨大的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盲从感看起来是史无前例恶的，但其实，远远抵不上另一种逝去：“四十年后，他们都不再比幽灵更真实。”
因为，亚当·沃克死了，那个哥伦比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死了，那个坚信自己能成为诗人的人死了，或者是那个从第一人称开始的“我”死了。从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开始，从我开始，奥斯特的叙述天才只为另一个人称的存在寻找合理的诉求——你，或者他，人称作为一种叙事的主题，完全被奥斯特打乱了，而这种打乱似乎就是为了找到那个潜伏在深处的“隐者”：
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时，我压抑了自己，成了隐形人，因此就无法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我得把我从我自己身上分开，后退一步，在我和我的主题（也就是我自己）之间雕刻出一块空间，于是我回到第二部分的开头，以第三人称写。“我”变成了“他”，由这个小小变化而产生的距离使我得以写完了这本书。
“我”之死，是早就在安排计划中的一件事，“事实是，就在沃克给我寄出手稿后的二十四小时，他死了，当我到达他家前门时，他的骨灰已在三天前入土为安。”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个为死亡找到的借口，第一人称被藏匿在文字后面，第二部分的“你”以及“第三、第四部分的第三人称都在寻找自己，从隐形人身上挣脱出来，成为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第三人称，现在时，所以我决定效仿，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他的叙事——第三人称现在时。”
 | 编号：C55·2120826·0914 |
其实，自我的寻找首先必须是身体的。我的身体，你的身体，以及第三人称的身体，可以对应于玛戈、格温和塞西尔。玛戈用的是“一种由看、触摸、咬、舔和轻抚主导的语言”，这种语言打开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身体内容，“毕竟，是不计后果、不受约束的玛戈在他身上引发了情欲旋涡，随后导致了夏天时他的情欲狂潮”，这是不是一种罪孽？是不是从此的陷阱？而在“你”的世界里，姐姐格温成为另一种象征：“你们共用的浴室的门总是敞开着，你究竟有多少次走过那扇门，瞥见格温朝马桶里小便，格温又有多少次瞥见你冲完澡赤条条地走出来？”这是“看见对方的裸体是那么自然的事”的生活，而十五岁和十四岁“—具身体的体液进入另一具身体一个人，灵魂糅为一体”是“一个无插入的性交之夜” ，这场在母亲的咆哮、弟弟的死亡背景下开展的“伟大的实验”，走向了另一种身体的乱伦；而塞西尔呢，爱上或者不爱上，却完全是第三人称的故事一部分了，它成为亚当接近海伦娜报复波恩的一个计谋，“但你不爱她，问题是，她爱上了你。”这是悲剧还是闹剧，在巴黎的街道上，第三人称的身体没有归宿，“恐惧变成了事实。天真成为罪过，希望成了一个与绝望押韵的词。”他们“永不再提吕柯弗隆”，但是去提到了那个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地铁里充满了人体排泄物。死去的人爬出坟墓。”而当幕布拉下来的时候，复活还只是一个关于身体无限遥远的设想，“在巴黎的每个角落都有人跃出窗口”，而对于我、你和他来说，只能是那个“必然的双边毁灭”：“MAD。这是个惊悚的概念。”
第三人称现在时，作为一种复活的手段，其实它一定是掩盖了真相，就像波恩一样，在身体的某种暴力中不是寻找到了自己，而是消灭了自我，对着战争和权力无限渴望，鄙视犹太的人，曾经折磨过罪犯，过去对他来说是身体的虐待，正如玛戈所说，波恩“享受编造关于自己的故事”，将“愚弄人们，说谎”当成是“莫大的消遣”，被权力取代的身体，其实“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但是身体的谎言在一九七六年甚至更远的二〇〇七年年蔓延，疑问并不只是波恩到底是谁？那有没有用刀杀害那个男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称，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复活的可能。那场一九七六年夏的乱伦真的发生了？格温说：“我爱我的弟弟”，“他和我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亲近。但我从未和他睡过。孩提时代不曾有什么“伟大实验”。一九六七年夏也没有发生乱伦之恋。”
身体的死亡是不是最后消灭谎言，走向真实的一条途径？没有一九七六年的乱伦之恋？没有波恩对于亚当的同性之恋？或者没有那场在奎利亚岛屿上的“人类可能性的实验室”？一切都是第三人称的虚妄？而走到二〇〇七年的时候，那个讲故事的人也是“我”，活着的吉姆，对六十多岁的格温表达爱意的吉姆，那么，吉姆是不是也是一个压抑着的“隐者”？
至于名字，已经按照格温的指示进行了改动，所以读者们可以肯定，亚当·沃克不是亚当·沃克，格温·沃克·特德斯科不是格温·沃克·特德斯科，玛戈·朱弗瓦不是玛戈·朱弗瓦，海伦娜和塞西尔·朱恩不是海伦娜和塞西尔·朱恩，塞德里克·威廉姆斯不是塞德里克·威廉姆斯，桑德拉·威廉姆斯不是桑德姆·威廉姆斯，她的女儿丽贝卡也不是丽贝卡。甚至，波恩也不是波恩。他的名字和另一个普罗旺斯诗人很接近，我斗胆将那不是沃克的人翻译的那另一个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换成了我自己的译诗，也就是说，开篇关于但丁《地狱篇》的话在那个不是沃克的人的原稿里不存在。最后，我想我不必补充，我的名字不是吉姆。
“我的名字不是吉姆”，名字被取消了，意义被取消了，所有的可能都意味着不可能，那么身体的寓言是不是也是一个“渴望却从未真正发生的的一个梦”？而当身体失去意义，当名字成为虚设，符号便出现了，或者说那些字符便取代了名字，取代了第三人称，取代了现在，H之于海伦娜、W之于沃克、C之于塞西尔，以及M之于玛戈，大写，第一个字母，赋予了另一种意义，但是那个叫鲁道夫·波恩的人，那个编造自己、愚弄人们的人，不是字母，却有着完整的第三人称，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悖论，一个基于身体和真实存在的悖论？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梦，一个被“我”指控成“变态的人”和“夜之妖精”，其实，那个男孩身上的第一刀其实就是最后的死亡，没有悬念，之后另外的十二刀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就像鲁道夫·波恩自己，被第三人称现在是纠缠着成为一个反对者，成为一个消除了自我的人，但是，他最后也一起变成了字母，变成了大写的字母：“R.B.”。在塞西尔的“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为什么单独出现在塞西尔的日记里？虚无的爱还是可能的实验而已？或者只是符号和符号、字母与字母的“必然的双边毁灭”，是“惊悚的概念”，在有关的政治灾难中回忆过去回忆自己，直到最后变成一本可以书写可以阅读的书：“塞西尔——如果我们遇上了麻烦，我们就改动手稿，以小说的形式它出版——以你的名义。”
改动手稿成为文本的一个永远的谜案，就像吉姆在二〇〇七年的那份手稿，对于格温来说，是不是也意味着第三人称之外的改动，意味着“可以任意添加细节”，意味着真实的故事成为最后的“隐者”：“真实的故事永远不能被出版，存在太多的秘密，太多的肮脏事要揭露，得为太多的死亡负责。”当最后的死亡只发生在遥远的一九七六年，发生在身体被消解的纽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隐者在复活，变成第三人称，变成现在时，变成X或Y，变成背后那把惊悚的枪：
那把在每个纽约人想象中的噩梦之枪，那把无情的、非人的、注定在某个夜晚某条黑暗的街道上找到独身一人的你、把你过早送往坟墓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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