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13年5月13日

	编号：C55·2130513·0986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60.70元
	ISBN：9787544731683
	页数：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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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红，一只手上的地球探到地下世界里，德里罗《地下世界》用一种抽象写意的方式描写了一部冷战史诗：一架报废轰炸机，在这个被遗弃在地下世界的杀人机器上，居然有人喷涂了“长腿美女萨莉”的形象。这个世俗的性感美女似乎有某种对抗死亡的力量。垃圾分析师尼克目睹被人类抛弃的废物——从纸屑到核废料——构成了一个地下世界，它在暗中积累、扩张，进而吞噬着现实世界的生活……《地下世界》讲述20世纪后五十年的美国故事。它以摄像机般极富画面感的语言，捕捉现代社会的荒诞和痛楚，探寻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历史的真实力量：“他说话时带着你的口音，美国口音，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些许希望的感觉。 毫无疑问，这一天是上课的日子，然而他站立的地方却远离教室。他希望待在这里，待在这个陈旧不堪、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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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世界》：it这个词语具有幽灵般的力量

如果一个故事没有结尾，那算什么呢？不过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它的开头。
——第三部 未知之云（1978年春）

如果从结尾开始，那么就首先将世界“固定，紧密吻合，合为一体”，小孩子的游戏，邻居院里玩的游戏，踢球的游戏，说话、赛跑、脱离或者吃掉，仅仅是一个词语，向外扩展，以协议或条约的语调，心平气和的语调，招呼和告别的语调，在数以千计的语言和方言中，变成索引，“在其古词根的隧道交错的地下世界中追寻它的踪迹”，可是一旦进入沉思，进入合为一体的地下世界，那个词语“把一种渴望传遍这座城市阴冷的漫铺街区，向外飘过梦中的小河和果园，传到那荒凉的群山。”

游戏的词语，诗意的词语，运动的词语，逃离的词语，“最终万物都被连接”：“那里，或说在这里，或在她所在的地方，既无空间，也无时间。只有连接。万物都被连接起来。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汇集起来，被链接，被超链接，这个网站通向那个网站，这个事实关联那个事实，敲一下键盘，点一鼠标，输一组密码——无边无际的世界，阿门。”这是Nostra aetate，意为“我们的时代”，只是这个从罗马教皇开始说出的词语已经在现实里变成了错综复杂的隧道，时间的隧道，政治的隧道，在“我们的时代”里，母亲已经去世，玛丽安是接近五十五岁的女人，“我们到土桑市去看我们的女儿和孙女，人们已经不再谈及得克萨斯州公路杀手，我偶然发现了那个棒球。”而儿子杰夫可以在电脑上输入十七个字母，输入.com/miraculum，那么各种各样的奇迹便出现在屏幕上。打开的网页是：http://blk.www/dd.com/miraculum，一个叫埃斯梅拉尔达的女人，被人追寻但最后的结局是“遭到强奸，被人推下了房顶”，十二岁，在天国里安息，这也是“我们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奇迹，而更多地奇迹和词语不断通过那个网页通过万物的链接涌现出来，伊斯梅尔说：“我计划很快上网，两位修女给我收集的废品汽车做广告。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实现全球销售，把废铁卖给希望建设军事工业的被蹂躏的国家。”这是链接在日常生活和政治隐喻的词语，那些圣礼，那些秘密的银行账号，那些艺术藏品，以及“决心甘受贫穷，保持贞操”的顺从神灵的道路看起来也只是一个游戏，一个从地下世界转出来的游戏，万物是词语，是一个棒球大小直径的核弹。

所以，那个词语不管用何种方式，它的最后落脚点一定是被抓住，“结果就是it了”。“棒球的规则很简单，你触到对方选手，他就出局了。”触到对手，就是出局，就是被阉割，就是不可名状地成为别人不愿提及姓名的邪恶和失败的人，“it一词是是是伦敦佬说（触及）一词时发音不当形成的呢？”将你与别人分割开来，试图逃避那只手，逃避线路内心活动的接触，那么，“一旦形成it结局，一旦失去名字，无论是男是女，你就会变成让人感到恐惧的人，成为街道上的黑暗力量。”这是幽灵般的词，孩提时代的游戏在某种力量下，不是像修女一样消费着那些道德的圣礼，它只是和一个十二岁被谋杀的女孩有关，而那个棒球在球场上，以及球场外，都变成了it的幽灵，“超越隐藏、寻找和假装这三种动作，转向某种纪意味的敬畏感，也许转向更古老的东西，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隐藏、寻找和假装，it的词语世界里，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就像那个十七个字母组成的网页，里面是奇迹，是恐惧，是伤害，是谋杀，当然，更主要的是一定有一个最后的结尾：

和平。

最后的词语，在经历《死亡的胜利》，经历《长腿美女萨莉》，经历《特别献给左手的挽歌》，经历《未知之云》，经历《混蛋布鲁斯》，经历《通过化学作用实现美好生活的良策》，以及经历《灰色和黑色的安排》，在最后被定格，878页的结尾是“固定，紧密吻合，是合为一体”，一次一次的引爆，一枚又一枚的核弹，只要点一下鼠标敲一下键盘，修女和警察，男人和女人，以及活着和死去，都变成了一体的东西，充满和平的向往，充满词语的恶奇迹，所以当幽灵般的力量以词语it的方式出现的时候，隐藏、寻找和假装就会从任何一个页码任何一个字母中链接成一个游戏。那么如果你还想从这个无可名状、具有幽灵一般的结尾处走开，寻找那个被隐藏、寻找和假装的开头，那么就从那个最初的棒球游戏开始。

隐藏。隐藏是对现实的解构，那么隐藏首先一定是对于时间的处理：“这一切将以不能磨灭的方式，进入已逝的岁月。”这在那个解说员拉斯的心里变成一种残酷的记忆，“整个下午的记忆碎片聚集起来。喊叫声、球棒击球的声音、充盈的膀胱、零星的哈欠，这些东西就像扬起的砂粒，数量无法计算。”混杂在一场1953年10月3日的那场棒球比赛中，一个本垒打将奇迹变成了现实，胜利或者失败，游戏里的it现身了，然后被击打到观众席上的那个棒球被抢夺被收藏被消失。很好的开头，“他说话时带着你的口音，美国口音，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些许希望的感觉。”17岁的他正如十七个字母一样，都是成为it的奇迹，但是在一场纯粹的游戏开始之前，是必须接受的“我们的时代”：“在这个大都市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建筑，墙面油漆斑驳，草坪经过修剪。广告牌上画着切斯特菲尔德牌烟盒，巨大的盒子倾斜，每个上面都竖着两只香烟。”城市和时代，都是人们曾经追求的那种体积庞大的东西，而对于十七岁的小孩来讲，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渴望，他只是一个巨大群体的组成部分：“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从公共汽车下来，从火车上下来，拖着沉重的脚步，顺着人流，走上横跨河面的回旋桥。”

成千上万的素不相识的人，一个球最后的归宿肯定是被隐藏的现实，所以从1953年之后，球消失在成千上万的人手中，它可能在船上，可能在太空，可能被放在秘密的房间里，可能在地下的世界里，成为垃圾成为废料，而后成为核试验的一个词语，“五个人可能得手，一个会被人抓住”的现实等同于五个人可能见证，一个人可能被隐藏。四处收集废品，然后将废品变成游戏用品，隐藏的不是一个球，是无法回避类似于奇迹的现实。“巨人队在第九局里打出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本垒打，最终获得锦旗。”在《纽约时报》头版两条标题上，其中便是对于那场球赛的报道，而“右边的标题与之对称，同样大小的字体，占据相同的行数：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声巨响，细节不详。”

左和右，游戏和战争，在相同的时间里，一定有东西被隐藏了，那是一个被珍藏而又消失的球，那也是关于地下世界的秘密，或者那只是在漫长时间里人们无法忘记的现实，关键是谁在现场？“实际上见不到人影——当然，我算一个，然而我几乎不在现场。”每一个人都是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一部分，谁都是那个不在现场的“我”，所以不管是尼克，还是马特，还是拉斯，还是捡到球的科特尔，都成为游戏的被隐藏者，而面对那个握在手上的球，父亲曼克斯·马丁却说是一个谎言，“没有撒谎，我得到了球，就在这里。”但是用什么来证明你就在现场？搭乘地铁，然后混了进去，“五个人可能得手，一个会被人抓住”，科特尔却是不被抓住的那个隐藏者：“我没钱买票，就硬冲了进去。假如我有钱，我会买票的。”这是游戏的组成部分？“没有钱，没有票”但却得到了这个球。

唐·德里罗

这是现场的隐藏者，而对于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来说，隐藏是在“我们的时代”最常见的对于it的逃避方式，尼克的父亲就在那一天出去买烟就再也没有回来，是逃跑还是失踪，也是被隐藏的一个游戏，“这就是人们曾经听说的关于失踪者的情况。”对于这一隐藏，有很多版本，其中之一甚至是谋杀：“他们把他弄到果园海滩附近，那里的海岸线遍布水湾。他们把他扔到海里，他的尸体漂浮在海岸岩石之间的海草丛中，飘浮在柔软生物构成的黑暗中。”想象中的谋杀，对于那一年“我十一岁”的尼克来说，其实并无任何的意义，关键是父亲“从不把数字写在纸上，他有记忆数字的超强脑袋，那是专门记录数字的存储体。”而当失踪降临的时候，这些数字也是被隐藏的，无人知道最后的结局，甚至尼克对于自己“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的记忆也来自于家人的某种说法。而在现实中，对于尼克来说，只有喝豆奶、每天跑一千五百米、在与废物打交道的公司上班，以及一半意大利血统才是属于那个叫“我”的人身上。那么隐藏便是一种常态了，是“我们的时代”最现实。

而在隐藏之后，作为一种万物连接的方式，便是无休止对于隐藏者的寻找，关于那个消失的棒球，对于失踪的父亲，对于在地下的试验，都变成了现实游戏之外那个it的属性。“有的人如实相告，他们当时并不在场。”即使有人说，“尼克拥有那个棒球，就是博比·汤姆森打出本垒打的那个棒球，真正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把这样的结论当成是最终寻找到的结果，其实，或者说，那个球从未出现过。甚至那场比赛留下的也是神话的组成部分，是神话，也就意味着人们用这样的奇迹来麻痹自己，现场变成了最隐秘的部分，没有人真正会把其中一个球当成了那个现场的证据，没有标志，没有票据，没有签名，和任何一个球一样，它只是被赋予了神话意义：“我买那东西，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辉煌和激动人心的场面。它代表并不是本垒打的汤姆森，而是投球失误的布兰卡，代表的只有失败。”没有现场，那么所有的失败和成功，所有的奇迹都是在寻找中变成虚幻，包括其中的时间。

“而且，那个商人还告诉我他是如何追踪那个球的，时间几乎追溯到1951年10月3日那一天。”1951年10月3日那一天在《通过化学作用实现美好生活的良策》里完全变成了一个游戏的源头，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私生活片段里其实读不出现场的任何证据，有的只是“1961年12月19日”的叙述中，“有一样东西暴露他的普通人爱好——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似神龛的台子上放着三件平民喜欢的棒球纪念品。”这是四十六岁的查理，没错，查理非常希望把这个棒球托付给儿子查克，给小儿子查尔斯。查克和小查尔斯不在现场，当然查理也不在现场，他只是将一个隐藏的秘密变成了另一种神话，让人在寻找中进入另一个游戏。在时间错乱的记录和片段里，有1953年2月6日遇见的屠夫的马特，十三岁的马特是尼克的弟弟，他可以把肉拿上楼去；有1953年7月12日“我”作为尼克枪杀乔治·曼扎的那个游戏：“你既是开枪的人，又是现场证人，你可以将这两个角色分离开来。第二个角色全然无助，无法阻止第一个角色实施射击行为。”也有1953年11月3日的一场和十八岁的“我”有关的杀人惩罚：“我们打半场，一场接着一场，竭尽全力奔跑，大口呼吸，常常发生争斗。”就像在球场上一样；有1955年1月11日我和神父在漫天大雪中，距离加拿大边境大约三十英里，我在支持麦卡锡参议员的的请愿书上签名，我只是“希望查velleity和quotidian这两个词，永远记着这两个混蛋的名字，拼写出来，了解意思，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朗读，大声说出来，发出声音，在背诵时记住它们的意义”；还有1957年10月8日正对着男用避孕套自慰的埃里克，有1962年10月22日、24日、25日、27日和29日模仿肯尼迪演讲，针对俄国人把导弹运进了古巴，说了一句“我们全都要完蛋了！”的伦尼；有1964年8月14日说着“他们迫使我们奔跑，后来我们变得善于奔跑，不再需要他们的刺激了”的保险评估员洛西，有1966年11月29日参加舞会的警察局长埃德加，有1967年1月9日蓝白两色鞋子的珍妮特，也有1967年10月18日打电话给尼克希望和他结婚的二十五岁玛丽安……而这些时间的记录片段里，大家都在追寻一种纪念意义，追寻那个如棒球一样的神话，但是破碎的时间和破碎的人生一样，寻找的最后意义不是抵达是无法再组合成一体的世界，“对查克而言，博比·汤姆森和拉尔夫·布兰卡毫无意义，是自己动荡的童年生活留下的模糊不清的名字。”模糊不清的现实里谁还会记得那些消失在时间里的故事和对话，谁还会在神话里看见真实的自己，而当时间终结在1969年12月1日的最后片段的时候，那里有机头艺术画，有长腿美女萨莉，也有停在坡道上的B-52高空轰炸机，四十次任务，不是战争的真实意义，而是在艺术、色情和结婚中变成另一个游戏：“不要辜负了她的良好愿望。她是长腿美女萨莉，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样的消解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中否定神话的终极意义，那个不在现场的棒球和核弹的大小差不多，关于多尼·莫尔的棒球投手的故事里，那个多尼送给对手一个关键的本垒打，结果他妻子被人开枪打死了。而因为多尼·莫尔是黑人，跑出本垒打的那名球员也是黑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开枪自杀。黑人，一种政治意义的色彩，在神话意义上最终变成了不能隐藏的隐喻，正如那场白色汽车黑色汽车比赛一样，“显然暗指美国和苏联”。还有那场舞会里的黑和白，1966年11月28日在一式三份的世界末日计划之外，便是黑白舞会：“五百位莅临嘉宾身份不凡，假面舞会，凭请帖入场，男宾穿无尾礼服，戴黑色面具，女宾穿晚礼服，戴白色面具。”男宾和女宾，黑与白，是对立，也是隐藏，而在1966年11月29日的时候，那场示威游行变成了关于“系着黑色领带的白人杀手”，在局长埃德加保存的私人档案中，就是“一张8厘米xl0厘米照片，上面是那具膨胀的尸体——那张照片可被称为《死亡的胜利》。”它表现了恐惧，让人不寒而栗，传达了中世纪的宗教惩罚的可怕意义，而这张《死亡的胜利》曾经就在球场里出现在埃德加的面前，16世纪佛兰德斯绘画大师彼得·勃鲁盖尔创作的一幅作品，却夹在《生活》杂志里，身着中世纪服饰的人物有的濒临死亡，有的毙命，那里有棺材盖，有死神，有瘦骨嶙峋的老马，“面容憔悴，没有血色”的写照里传达着宗教之前的恐怖，而这和对立的黑与白对立的生与死，是被“操纵荣辱，带来毁灭”。

《死亡的胜利》是随时出现的文本，而在地下世界里，也是这样逃不出的黑白对立，被象征的神话，不断通过这样的对立凸显隐藏和寻找的矛盾。关于寻找那个棒球有关的“曼克斯·马丁”以1、2、3的形式夹在第一部《长腿美女萨莉》和第二部《特别献给左手的挽歌》、第三部《未知之云》和第四部《混蛋布鲁斯》、第五部《通过化学作用实现美好生活的良策》和第六部《灰色和黑色的安排》之间，三个段落，三种情形，而在这被夹住的故事里，总是有颜色的暗示：“那一天刻骨铭心，非常可怕，在依稀的记忆胶片上褪去色彩，变为黑白。”之后是黑色的夹页；“他站在黑暗的房间里，心里犹豫不决，权衡他是否应该这样做。后莱，他动手了，伸手抓起了棒球。”又是黑色夹页；“后来，我有了内疚感，觉得玛丽安就在我的身边，在黑暗中安睡。”后面又是黑色的夹页；“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父亲和儿子围着火堆取暖，骑警们的坐骑嘴里喷着热气。”火堆的后面还是黑色的夹页；“那个夜晚，到处一片黑暗。你站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可以感觉到夜色在逐渐扩展。一阵警笛声从半英里之外传来。”后面是黑色的夹页；“街道上人车稀少，偶尔有一辆或者两辆汽车经过。那些车从黑暗中冒出来，车里坐着神秘的驾车人，仿佛是夜里巡游的昆虫。”后面仍然是黑色的夹页。

黑色的隐喻，夹在白色的时间里，夹在白色的故事里，而这样的寻找对于整个“我们的时代”的来说，正是为了在对立中发现那种如幽灵般的力量如何成为逃避不掉的宿命。而在隐藏和寻找之后，假装的时代又出现了，这是更为隐秘的神话，这是更玄妙的数字：13，它从开头到结尾，从失踪到背叛，从神话到现实，从战争到游戏，处处都在it的世界里，连接、合为一体。“我父亲名叫詹姆斯·科斯坦扎，或者杰米·科斯坦扎。如果把这个名字的英文字母加起来，得到的数字是13。”失踪者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数字，但是这种组合又将隐藏的秘密揭露出来，然后1951年10月3日那一天的球赛，那个神话意义上的球，13号的比赛，而队员布兰卡的球衣也是13号；旧金山地震时一口钟：“那口大钟是在上午早上5点17分停摆的。5、1、7亲爱的。如果把三个数加起来，得数是13。”而与地铁艺术有关的月球人157，“把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你就会得到13”。而对于地下堆砌的垃圾金字塔，那些废物里的钚：“这种同位素的质子数是238。把这几个数加起来，得到的结果是13。”而Pluto-nium（钚）这个词源于Pluto（冥王），“他是冥界之神，是地下世界的统治者。”冥界之神，地下统治者，也是一种数字里的巧合？当过多的巧合在一起，便像是一个设置好的陷阱，像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而在尼克的心里，13已经变成了那个假装的世界：布兰卡穿着13号球衣；布兰卡今年赢了13场比赛；巨人队开始棒球锦标赛时，落后道奇队13场半；昨天那场比赛的日期，10月3号，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得数是13；巨人队今年赢了98场比赛，输了59场比赛，其中包括季后赛的分数，9、8、5、9，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把这个得数倒过来念，也是13；那个本垒打出现的时间，3:58，把分钟数加起来，得数是13；除此之外，如果你想了解每局得分情况，你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是ME7-1212，M是英语字母表中的第十三个字母；如果把电话号码中的五个数字加起来，得数又是13……

不是神秘，是必然，不是神话，是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1961年苏联的核弹在北冰洋上空引爆，资料保存于当时用于制造它的电脑中，5800万吨当量——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正好得到13。13就是那个it？就是那个幽灵般力量的词语？“超越隐藏、寻找和假装这三种动作，转向某种纪意味的敬畏感”，但是当黑与白、隐藏与寻找，以及地上与地下，敬畏的是不是只有一种：死亡？那在埃迪口中的“太空丧葬”出现在大西洋上空：“推进火箭分离之后，在宁静的天空中画出一个可怕的字母Y。”蒸汽保持完整，久久不散，但是宇航员却已经坠人大海。“这样死亡是一种经过升华的东西，正在邀游，清清爽爽，饱受困扰的躯体进人蒸汽和火焰之中，在世界之上形成一个花押字母Y，表示英年夭折。”像是一个艺术品，在天上变成的祭奠，而在地下，则是那些垃圾，被利用被生产最后变成文明的衍生物，“不，先出现的是垃圾，它激励人们做出回应，在自卫过程中形成文明。”散发恶臭和被人清扫和遗忘并不是垃圾的最终归宿，它在地下成为另一个象征，“国家拥有的所有力量和恫吓手段将会从个人的血液中渗透出来。”如火山喷发，终结的是“我们的时代”——宗教的敬畏消失，爱情变成背叛，神话主宰黑白世界，“我觉得，国家在大规模地演戏。我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放进来的幽灵都是本地的”。那才是真正的it，真正要将人从开头带向结尾的恐惧，幽灵一般，在天上爆炸成Y形，又在地下变成死亡的寓言，辐射、变异、暴死，就像谢尔盖·爱森斯坦那部电影一样，这些受害者或囚徒，就是实验对象。严重畸形的面孔，“歪脑袋，短下巴，嘴巴凸起，模样像一条蚯蚓——一不过是一条让人心生悲悯的蚯蚓。”这是人类的未来还是末日，而这部电影也是被隐藏的、失踪的，“这部影片在东柏林一个地窖里存放了很长时间，片名由此得来。”

地下的世界里都是那些幽灵般的it，都是恐惧和不安，都是死亡，艺术或者战争，黑和白，其实都是游戏，“我说，武器与废物是一对神秘的双胞胎。”是的，废物是秘密的历史，是地下的历史，而当在it的词语下，开头的游戏最后就会变成那个被连接的世界逃脱不了的词语，失踪、背叛，时间、数字，以及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个人所得税，一切都是一个寓言，因为那个球从未出现过：“比赛那天，两万个位置空着……”

	编号：C39·2130513·0985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01月第1版
	定价：27.00元亚马逊20.30元
	ISBN：9787020084579
	页数：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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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与乔治》亚瑟和乔治生于英国十九世纪末，但出生环境截然不同。亚瑟是医生，后成为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乔治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为铁路法而努力呼吁。但在新世纪初，他们因轰动一时的”大沃利帮派”案走在了一起。乔治因此案深受牵连，亚瑟利用一切侦破手段为其鸣冤。作者深入调查，发挥想象，再现了这个被长期遗忘的著名案件，揭示了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环境．反映了罪过与无辜、民族与种族等人类固有的问题。发生在十九世纪英国大沃利地区的伤马案，案情并无离奇诡谲之处，与其说是亚瑟的机警睿智为一个蒙冤者讨回了公道，不如说是柯南·道尔爵士的社会威望使审判得以翻案。在《亚瑟与乔治》中，朱利安·巴恩斯借助翔实的资料与细腻的想象，模拟还原了两个男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心理特质，亦凭借此书成为二○○五年英国布克奖的获奖大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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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与乔治》：你只能用信仰之眼看见他

信仰之眼。亚瑟爵士与他在查林路口大酒店见面时就带着信仰之眼。
——第四部《结尾》

信仰之眼在哪里，谁应该看见谁？是小律师遇见大侦探，还是致残动物的嫌疑犯遇见受到道德杖责的小说家？或者是不需要名誉的帕西人后代遇见身上有一点英格兰血统的信仰迷途者？亚瑟和乔治，从“开始”到“以结束为开始”，从“起始于结局”到最后的“结尾”，他们或者不是个体和个体的相遇，而是宗教和信仰，道德和法律，以及尊严和死亡的某种交叉，而“信仰之眼”也不是看见，是对准空中对准虚无的切换，是“追忆和历险”的人生的发现。

一开始一定是看见，最后也是看见，“他现在看见了什么？他过去看见了什么？他将来会看见什么？”在“结尾”的时候，乔治五十四岁，“生活舒适，对自己的未婚状况想得很开。”顺便说说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达沃里帮派”的案件，没有了名誉之争，没有了罪与罚，甚至没有了“眼球突出通常跟不健康的性欲有关”的某种医学唯物主义。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带着敬意的名字，它在方形靠背椅的中间，在长方形制版的上面，纸板上写着的名字叫：柯南·道尔·亚瑟爵士。而在之前，乔治已经看到了那本六年前出版的深蓝色大部头书，亚瑟爵士的自传《追忆与历险》，上面写着1906年的亚瑟的人生困境：“我长期卧病的妻子去世了……在那些黑暗日子里，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工作，直到艾达吉一案突然冒出来，把我的精力转向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为止。”

长期卧病，妻子托伊的肺病就像一种折磨，对于亚瑟来说是一种黑暗，而对于托伊本人来说，则是身体面对死亡的痛苦。这种痛苦其实对于亚瑟来说，从孩子时代就埋下了种子，那是亚瑟的祖母留下的印记，“毫无疑问，一切都宛如当日那般清晰，那扇门，那间房，那道日光，那张床，还有床上：那具蜡白色的尸体。”作为天主教家庭的那具尸体，所呈现的不是身体的死亡，而是一种陈旧的信仰，这具躯体究竟着什么？“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吧，当生死巨变之时，留下的躯体，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亚瑟童年开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在成长中始终关注的核心命题。对于他来说，家庭生活已经完全变成了对于宗教的皈依，他每周去一次冷石教堂，然后下跪并且祈祷，因为“那里有上帝、耶稣、十二使徒、十大戒律和七宗罪”。这一切都仿佛《圣经》里的赞美诗、祷告和韵文那般，“被井然有序地罗列并编号”。人的成长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秩序中被罗列并编号，所以，对于亚瑟来说，所有的生活都写好了开始，写好了结局，“惟有中间部分暂缺”。而那中间部分是什么，是信仰？是责任？还是秩序？而即使每周去教堂，每次下跪和祈祷，但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是一个衰弱的酒徒，“不时被关人护理院”，出于艺术世家的父亲甚至只绘制“野性和恐惧”的主题，而“他最喜欢画的，又最能让人记住的作品却是，仙女。”

生活对他来说，只是“见见母亲和偶尔露面的父亲”，以及对于那具散发着浓烈宗教气息的外祖母尸体的注视，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似乎也成为了宗教的某种异端，“贴身穿法兰绒衣服。”这是母亲对他的建议，“永远别相信有永恒的惩罚。”而在帕崔基看来，那些完美概念的教义，其实也是宗教的异端的一种表现，“教皇无谬性论”到底是该反思还是要反叛，而帕崔基更残酷的命题是：“如果你有一个另外的父亲，你仍然是你自己吗？”另外的父亲，另外的自己，以及另外的宗教和另外的信仰，生活对他来说，几乎成为了一句双关的拉丁语：杖责：“忍受，我承受了。忍受，严酷，狠毒，我承受了酷毒，责杖的全部含义，不是吗？”忍受是不是就是在教堂里“被井然有序地罗列并编号”的那些宗教皈依，选择学医或许是为了发现纯粹生理意义上身体，以及一个活着的个体，“在人生的大部分成型阶段，亚瑟在学校被传授的是医疗唯物主义。”而在这样的医疗唯物主义世界里，他摆脱不掉的依然是死亡，依然是忍受、严酷、狠毒的杖责，即使从生理意义的性开始，他的婚姻也是从病人霍金斯之死开始的，“亚瑟的婚姻，就像他记忆中的童年一样，是由死亡开始的。”新郎二十六岁，新娘二十八岁，在约克郡的桑顿—朗斯代尔村庄举行的婚礼其实让亚瑟进入了同样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再皈依，不再下跪并且祈祷，他选择虚构，“他只能写故事：通过在虚构中解救他人，来解救自己的母亲。”

小说是虚构一种，那个大神探福尔摩斯只不过是亚瑟的一个影子一种寄托一种信仰，“他那些不太成功的小说，描写了一个以爱丁堡疗养院的约瑟夫·贝尔为原形的侦探，就像医疗诊断一样，细致的观察和严谨的推断成为找到罪犯的关键。”细致的观察和严谨的推断，其实就如小时候的那种“看见”，是深入身体的死亡，是怀疑宗教的皈依，或者也是用虚构来构筑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隐喻，“如果你参观一个金矿，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金子吗？不会。很多都——大多数都是——是镶嵌的石头里的贱金属。”外部呈现的永远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亚瑟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信仰之外的世界，“我需要信仰。我只能依靠知识清晰的白色光芒来起作用。”福尔摩斯是那个清晰的白色光芒，而他同时也迷上了通神论、招魂术，用心灵感性和对灵魂世界的投入来反抗现实，反抗那个充满种族血液和宗教气息的现实，这种反抗是不是另一种信仰，是不是从医疗唯物主义走向形而上层面的信仰？当宗教残余被清除了，亚瑟依然需要宗教，需要“知识清晰的白色光芒”，是的，亚瑟迷上了小说，喜欢了招魂术，当然更重要的是他遇见了乔治，碰到了“大沃里帮派”案。

而乔治呢？和亚瑟童年时候那种“看见”不一样，“乔治没有最初的记忆”，甚至他没有意识到在弟弟贺瑞斯出生之前，自己曾是一个独子。害羞的、认真，以及缺乏创造力，对于乔治来说，他听得最多的是父亲的那句话：“我就是规则，就是真理，就是生活。”而规则“就是一生都只说真话”他的祖父是教区牧师，他的父亲是牧区牧师，看上去乔治的家庭充满了某种宗教关爱，母亲，教他识字、晚安吻别，而父亲虽然常常缺席，但是所从事的也是探望老弱病残，或者写布道词布道。他甚至不知道邪恶，不知道谎言，但是学校生活里的那些孩子让他怀疑了父亲的教义，不仅有扯谎的孩子，还有很多人给父母写匿名信和明信片，明信片的“图案是布鲁伍德教堂里显示一男二妻的墓碑”，或者在家里的窗台上出现一把锡勺子和一只钉在草坪上的死兔子，甚至前门台阶上还有三枚破鸡蛋。这些恶作剧或者并不只是恶作剧，而是对于他们一家所谓血统的贬低，不是英格兰，是帕西人，似乎，只有英格兰才是中心，才是大英帝国跳动的心脏，而英格兰教会才是流动的血脉。尽管帕西人创造了很多第一，但是作为一个含有歧视的词语，对于乔治来说则是一种羞辱：“乔治感到自己正在慢慢被规则、真理和生活放逐出去。”

在调查匿名信中，乔治成为了一名律师，但是城市里的那些纷乱和噪音让他害怕，他拒绝现代生活，拒绝文明秩序，其实是拒绝谎言和种族的污蔑，“乔治觉得自己对上帝的保护越来越没有信心。每天当父亲锁上卧室门的那个时刻，他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这样的安全并没有让他安心自己的律师，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一，像平常一样的工作竟然成为“他人生最后一个正常的二十四小时”。其实案件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十七号的晚上雨下得很大，狂风大作。”或者可以表述为：“这是六个月里第八起案件了，第十六只动物致残。”而警察的怀疑就直接进入了乔治的牧区牧师家里，和父亲一起使用的剃刀，弄湿的衣服，以及身上的二十七根动物毛发，都成为乔治作案的重大嫌疑。“我的名字是艾德吉，不是艾达吉。”但是怀疑就是怀疑，怀疑最后成为了罪证，最后的结论是：“乔治·厄耐斯特·汤普森·艾达吉因在八月十七日非法意残害马匹、破坏大沃利煤矿公司财产而被起诉。”英国法律本来是乔治以为最安全的东西，但是最后却被判决：刑事拘禁七年。乔治只是一个牺牲品，或者只是一个替罪羊，“今天：我们了解乔治，并且我们知道他是无辜的。可能三个月后：我想我们了解乔治，并且相信他是无辜的。然后一年后：我发现到我们并不了解乔治，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是无辜的。谁能指责这样的变化呢？”而那首席治安官的那封信里明明写着英国法律的恐惧：“在明年三月前他们会像对待那些马一样对付二十个女孩。还有另外三个字：小女孩。”小女孩代替马匹，而残害还将继续，那么乔治在那里，那个残杀动物的罪犯已经在莱维斯监狱里了。

所谓荒诞，大约就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成为另一个人，一个隐喻和象征，一个具有合法权益却不能解脱的人，而且就在案子发生两天之后的十九号，西德茅次植物园附近发现了一具深度腐烂的尸体，那个叫索菲·弗朗西斯·希克曼小姐的皇家自由医院的女医生也是一个牺牲者，但是她不是明年三月的二十个小女孩中的一位，“小女孩”三个字只在恐吓的信里。一具尸体仿佛又被能那个童年孩子的眼睛看到，那般清晰的那扇门，那间房，那道日光，以及那张床，是的，这是生物有关的医疗唯物主义，这是身体有关的死亡现实，亚瑟和乔治相遇了。

他们为何相遇，他们又在哪里相遇，如果像乔治一样取下《追忆与历险》，答案就在里面，那段关于亚瑟婚姻的叙述是一个通道，那是黑暗的日子，那时被疾病和死亡笼罩的日子，所以亚瑟只是想从那个叫艾达吉·乔治的人身上找到救赎的意义，“把我的精力转向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为止。”转向另一个方向，是转向另一种信仰另一个人生，是在自己的身上用“信仰之眼”再次“看见”，而那信仰之眼出现在他们相遇的时候：“亚瑟爵士与他在查林路口大酒店见面时就带着信仰之眼。”或者还要早，仅仅是相遇，或者是擦肩而过，是在他们平行的生活保持了许久，而在另一个文本里却奇怪地相遇了，第87页，“乔治与亚瑟”，这是一个充满虚构的夜晚，“半弯明月，漫天繁星”，有一匹马，男人，没有说话，只是嘟哝，然后是在夜的寂静中，从“篱笆上的那条缝隙”中进去，又出来。

这是第一次相遇，其实完全是文本意义上的，月夜，男人，篱笆，以及缝隙，仅仅是代称，而第二次的相遇则是一次命名：“他瞥了一眼信下的签名，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乔治·艾达吉。”而在第三次，亚瑟已经为乔治进行了辩护，而“释放乔治的决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把他逼入绝境。”有罪还是无罪？为错判道歉还是重新肯定对他的判决？对于乔治的意义又在哪里，而在乔治看来，他需要的只是恢复名誉：“我要重新获得律师资格，我只需要这个，允许我重新开业，过一种平静的、有价值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平静、有价值的生活对于乔治来说，无非就是在实践最初的那个关于规则的真实生活，投入监狱是一种信仰的毁灭，是对于真实、无扰的生活的毁灭，这实际上就是乔治的信仰，也是作为一个律师对于现实的理性判断，而亚瑟对他说“一种现象无法举证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不存在”，所以不管是信仰还是现实，他都有可能存在虚构的假象，亚瑟对乔治否定在这句话：“我不认为你是无辜的。不，我不相信你是无辜的。我知道你就是无辜。”

那么查林路口大酒店的相遇呢，这个被称为发现“信仰之眼”的经历其实是关于相似性的判断，乔治身上找到的二十九根毛，据说是和科利瑞马驹身上割下来的一块皮上的毛“在长度、颜色和结构上相似”，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漏洞，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英国法律创造了一种“奇迹”：“通过思维的力量把二十九根马毛从一个封好口的包裹转移到另一个封口的包裹”，所谓谎言无非就是这样一种通灵术，而习惯于用心灵感应来反抗宗教皈依的亚瑟将这样一种“奇迹”写进了他的另外小说里，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见到乔治·艾达吉的第一眼就足以让我相信他的罪名根本不成立，他没有犯下被指控的那桩罪恶，同时，也让我至少领悟到一些他受到怀疑的原因。”从代称到命名，再到这里的虚构，所谓“信仰之眼”是一种领悟，其实也是一种对于道德的抛弃，因为在亚瑟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女人：琼，甚至她已经成为亚瑟的第一读者和生活的第一见证人。这无非是在他的自传《追忆与历险》中找到了理由，于是信仰之眼成为了亚瑟找回自我的一次放逐。

是的，在《追忆与历险》中，如果像乔治一样在书落下打开到二百一十五页，就会读到一九〇六年的亚瑟的痛苦抉择，长期卧病的妻子去世仍是黑暗的日子，而我们如果用置换的方式，打开《亚瑟与乔治》这本书的二百一十五页，就会读到：“亚瑟还是非常谨慎地开始把琼介绍进昂得肖的社交生活里去。”这个被他称为迷人、举止自然得体的姑娘其实已经走进了他的生活，而那个患病的妻子托伊呢，或者看到了一切，但是没有说什么，甚至完全成为了一个沉默者。当亚瑟用自己的判断和分析使乔治无罪释放的时候，乔治看到亚瑟的信仰之眼则是恢复律师资格以及赔偿他三百英镑之后的“平静的、有价值的生活，正常的生活”。而其实，在乔治的世界里，信仰之眼并不是关于信仰，而是关于道德的。二百一十五页，也是文本的暗示？而二百一十五页之后，则是亚瑟对琼说：“我会在我们相遇的每个周年纪念日那天送你雪莲花。”是的，花朵，每一年，从未忘记，在三月十五日那天，琼收到挚爱的亚瑟寄来的一朵雪莲花和一张纸条。而每年送琼一朵白色的花，就意味着对他妻子撒一个谎。而亚瑟并没有在那些花朵里找到信仰，”如果——如果托伊死了，琼和我自由了，我们的爱最终能公开和被尊重吗，能公之于众吗，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我却发现，时间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腐蚀、侵害、削弱的作用呢？”是的，在另一个文本里，在亚瑟书写的文本里，妻子托伊死了，他帮助乔治打赢了官司，而乔治也参加了亚瑟和琼的婚礼，而最后一次乔治与亚瑟的相遇就是乔治翻开了《追忆与历险》的二百一十五页，那是亚瑟的另一个仪式：葬礼。

身体的逝去，是不是会带走信仰之眼？而那把椅子上写着柯南·道尔·亚瑟爵士名字是不是乔治的一次命名？“你只能用信仰之眼看见他。”是用信仰之眼对亚瑟进行最后的命名，切换镜头里依然是那些看不见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而对于亚瑟和乔治来说，相遇更像是文本和文本的交集，不在查林路口大酒店，不在篱笆的缝隙里，只在深蓝色大部头的二百一十五页，或者朱利安·巴恩斯的《亚瑟与乔治》二百一十五页，最后的故事，是以两种方式方式结尾的，一个是关于那个著名的动物致残案件，乔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给《快报》撰写了一篇文章：

还出现过一个奇怪的理论，斯塔福德郡的一男人告诉我，这些罪行不是人类犯下的，而是一两只野猪犯下的，他认为有人给野猪吃了药，在晚上放出去，药物促使野变得疯狂。野猪理论当时在我看来似乎——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太离谱。

而另一个则是关于道德信仰之眼的隐喻：“托伊临死前不仅警告女儿亚瑟会再婚，而且提到他将来的妻子是琼·莱琦小姐。”

	编号：C38·2130513·0984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55.30元
	ISBN：9787020084579
	页数：1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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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是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于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乔伊斯将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同时刻画了他不忠诚的妻子摩莉以及斯蒂芬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的心理。乔伊斯一反传统的写作方法，使用极为怪诞的手法，展现发生在都柏林一天十八小时中的种种事情，每一小时写一章，最后一章描写女主人公的性心理，整章只有前后两个标点符号，堪称文学一绝。加以《尤利西斯》因是否属淫书的争论，在西方曾两上法庭，解禁后其影响更大。2000年英美一些重要媒体，一致将《尤利西斯》列为20世纪世界最富影响的名著之一，并被誉为20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每年的6月16日已经被纪念为“布卢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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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是记忆的母亲们编造的寓言

复活，生命。人死了，就是死了。所谓末日的说法。到一座座的坟墓上去敲门，把他们统统喊起来。……拉起来吧！末日到了！于人都东翻西摸，到处寻找自己的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

黑色的末日，不是死亡，也不是复活，是记忆，是记忆的女儿们编造的寓言，是记忆的母亲们编造的寓言，她们最初在《最后审判的景象》里，在一句诗句的典故里，在一个希腊神话的引用中，可是除了寓言或讽喻，还有那些受灵感支配的想象呢？在“海豚仓，字谜游戏。卜一：上”里？在十八小时的如水的行走中？在音乐响起的赞歌里？还是在最后仅存一个标点的“珀涅罗珀”中？编造的寓言必须接受谁的审判，是神父？是历史学家？是犹太民族的最后一个回家的英雄？或者是荡妇是妓女，是充满情欲的女人？还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可是，谁是格蒂呢？”桑迪芒特海滩边的声音最后是一个问号，它不是“我希望有一天有那么一个男人当着他的面就搂住我亲嘴什么也比不上一次又长又热的亲吻一直热到你灵魂深处简直能使你麻醉过去”那些完整地呈现在内心深处的挣扎和快感，句号是最后的“真的”，最后的“我愿意”：“于是我用眼神叫他再求一次真的于是他又问我愿意不愿意真的你就说愿意吧我的山花我呢先伸出两手搂住了他真的我把他搂得紧紧的让他的胸膛贴住我的乳房芳香扑鼻真的他的心在狂跳然后真的我才开口答应愿意我愿意真的。”而瑙西卡的问号到底能否开启那个灵感的女儿编造的想象？

想象就是末日里的坟墓，一座座坟墓，有着一扇扇门，然后有人敲门有人喊起来，有人东翻西摸寻找自己的肝和肺，零碎玩意儿难道就长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在经过坟墓的死亡里？它或者早已经是布鲁姆嘴巴里的点心，或者是圣餐上的面包和酒，在缓乐奏起的时候，肉体和灵魂，血液和创伤，以及有问题的白血球都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只是地道的基督女已经变成了亵渎神灵的“黑弥撒”，这些以裸女为祭坛的仪式是不是将圣洁的基督女变成了在末日接受“最后审判”的记忆的母亲们？从少女到母亲，从基督女到裸女，被命名为的最后晚餐里是耶稣最后的象征和讽喻，只是当马利根将Christ加词尾变成一个女人名字似的christine的时候，末日回来的生命就在寻找自己那些丢失的零碎玩意儿。

所以马利根将“这个女人挺了狗腿儿啦”作为对斯蒂汾母亲之死的隐喻的时候，被命名为的已经不仅是死亡，不仅是坟墓，不仅是末日，也不仅仅是“自己的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从坟墓里出来的是斯蒂汾的母亲，僵直，瘦骨嶙峋，而身上是麻风病人的灰色衣裙，头上是枯萎的橙色花环，一块撕破的新娘面纱遮起的脸不是为了让人不看见她的死亡，而是要证明那个寓言里有多少作为母亲的记忆：“我原是美貌的梅·古尔丁。现在我死了。”

站在面前的就是斯蒂汾，把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复活的光看成是历史的一次荣耀，是不速之客的光荣旅程，可是当梅·古尔丁取代母亲的记忆，取代母亲的死，还有什么可以让马利根免除对那个末日般的死亡的侮辱，下跪而且祈祷，变成了一种逃避，背后是对爱的拒绝还是对历史的背叛？被感染的基督女，被死亡的母亲，被重新命名的美貌梅·古尔丁，在斯蒂汾的记忆里，一切都变成了被取代的寓言，包括名字，马利根叫他啃奇，“像刀刃”，切开了不能超脱的压抑，切开了对于父亲的忏悔，但始终切不开“挺了狗腿儿啦”的亵渎，所以在马利根的命名之外，也有自己荒谬的寓言：“玛拉基·马利根，两个扬抑抑格的音步。倒是有一点希腊韵味，是不是？跳跳蹦蹦，高高兴兴，正是壮鹿的意思。”

想象的返回，依然不能阻止那些和死亡有关的记忆，以及和记忆的母亲有关的寓言，“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在设法从梦里醒过来。”历史是圣餐，历史是坟墓，历史是莎士比亚，历史是都柏林的一场大火。斯蒂汾无法释怀的就是母亲死亡之前被拒绝的下跪，所以在死亡之后，“爱的奥秘叫人辛酸”，“我在家里，压低了深沉悠长的和音独自唱着。她的房门敞着：她要听我的歌声。我内心悚然而又哀伤，默默地走到她的床边。她在她那不成样子的床上哭泣。”那首歌曲变成了忏悔，“因为弗格斯统率着铜车”，而其实这些阴沉的秋夜，只有一个被挖去果心塞上红糖的苹果，她那修长的指甲已经被染成了红色，最后是目光里的祈祷文，“愿光辉如百合花的圣徒们围绕着你；愿童女们的唱诗班高唱赞歌迎接你。”重重地按下去，重重地忏悔，却也是重重地忏悔，而在斯蒂汾被写好的寓言里，只有食尸鬼和吞噬尸首的怪物，只有红色的苹果和指甲，只有辛酸的爱，“不，母亲！放了我，让我生活吧。”那个大声对她说话的人，给她正骨的人，给她医药的人，不是斯蒂汾，不是不信教的人，不是讨厌“一仆二主”的人，“神圣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何在？” “我敬爱的牧师”幻化成“可敬的腐肉鸦”，专吃着动物死尸，专门守候着死亡，所以在“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救赎中，只有那些被遗弃的“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只有麻风病而挺了狗腿儿的死亡，也只有莎士比亚麻痹中的盛怒杀人——杀人之后是没有胡须的脸，是写在一本巨作里的象征，而都柏林的大火在那个夜晚烧起来，而在末日的火中，死人都从前景公墓和杰罗山的坟墓里钻出来，像是被敲醒的门，被末日召唤的魂灵，被编造成寓言的记忆，而那些“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真的还在自己身上？

詹姆斯·乔伊斯：书写爱尔兰记忆的寓言

篡夺者。斯蒂汾不想念《小荣耀颂》：“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始如此，现在仍是如此，永将如此，无穷无尽。”他的命运是“斯蒂汾老弟，你是永远成不了圣徒的。”所以在他来说，不如坐在孩子身边解一道关于莎士比亚的数学题：用代数证明莎士比亚的阴魂是哈姆雷特的祖父。但这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一道可以计算的题目，“哈姆雷特，我是你父亲的亡灵”，飘荡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也成为自己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他就是鬼魂，国王，是国王而又不是国王，而演员就是莎士比亚，他一生中所有并非虚妄的年代中都在研究《哈姆雷特》，就是为了演幽灵这一角。”《李尔王》、《奥瑟罗》、《哈姆雷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莎士比亚剧中的痛苦经历是什么投下的阴影？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消散？这不是历史学问题，当然也不是文学和哲学问题，是关于肉体和灵魂，关于命运的抗争和死亡的归宿问题，是圣父圣子的寓言问题，是“没有发生而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可能而存在的可能性”。在《裘力斯·凯撒》中，为什么预言家警告凯撒提防“三月中”，而不相信预言的凯撒果然于“三月中”被杀死，没有发生而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可能而存在的可能性一样，都是无人知悉的事情，都是和死亡有关的末日情结，“泰尔的亲王佩里克利斯在惊涛骇浪西斯似的备受艰辛，是什么东西把这样一个人的心肠化软了的呢？”

那道阴影其实是和不成活的儿子有关，“莎士比亚就是哈姆雷特的信念”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文本和虚构来代替记忆，不安宁的父亲的阴魂最后就是失去的儿子的意象，就像你年轻时立下的愿望，到中年时会真的出现，“要他注意听。他是在对儿子讲话，他的灵魂的儿子，青年王子哈姆雷特，也是对他的肉体的儿子哈姆内特·莎士比亚，那儿子已在斯特拉特福去世，从而使那位与他同名的人得到永生。”莎士比亚的儿子名哈姆内特，Hamnet与Hamlet只差一个字母，这个一五八五年二月二日生，夭折于一五九六年八月的肉体成为永恒的梦魇，灵魂是在肉体上的永恒回归？是被书写的剧本和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死亡的疑问，或者变成了一个buonaroba，一个象征艳俗女人的“普通东西”，“从那些词句中感到，他受到一些肉的驱策，使他产生了新的情欲，这是当初的情欲的一个影子，使他对自己的理解也蒙上了一层阴暗。”这是等待的一种命运，是自己掌控的狂暴，情欲幻变成没有胡子的脸，William和himself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符号W.H，变成了“我是谁”的终极疑问。

所以按照斯蒂汾的分析，莎士比亚是灵魂的刽子手，“他不愧为屠夫之子，往掌心里啐上一口唾沫就绰起了战斧。为了他父亲的一条命，九个人送了性命。我们的在炼狱中的父亲。穿咔叽军服的哈姆雷特们开枪是不犹疑的。第五幕那血流满地的大屠杀，正是预示了斯温博恩先生歌颂的集中营情景。”父子之间的这种屠杀象征在他拒绝的宗教里又如何变成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所以依照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有一个嘲笑的观点：“他，自己生下了自己，中间夹上圣灵，自己派自己来当救赎者，在他自己和别人之间，他，受了他的妖孽的欺弄，被剥光衣服又挨了鞭打，被钉在十字木架上饿死，活像蝙蝠钉在谷仓大门上，他，让自己埋入地下又站立起来，下地狱救人之后才上天，在那里坐在自己的右手边，坐了这一千九百年，然而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毁灭一切生者与死者，但那时所有生者已经成了死者。”

他自己生下了自己，他也将所生者变成了死者，救赎和惩罚，都变成自己的寓言，所以在上帝的启示面前，埋葬着许多末日里的亵渎，那些鬼魂从坟墓里出来，像是被释放的囚徒，寻找自己丢失的肉体，而贵格会创始人基督福克斯呢，因为反对而受迫害，多次逃亡和被捕使他成为一个被英国教会的讽喻，穿着皮裤子，藏在枯萎的树杈间，没有女伴却获得了妇女的信仰，这里有巴比伦妓女，有法官太太，也有豪放的酒店老板娘，这种信仰最后变成了一个关于“狐狸与鹅”的游戏，就像在“普通东西”身边的莎士比亚，也仅留下一个松弛而不贞的身体，留下内心害怕的坟墓，留下未获宽恕的生命。

解构的不是文学，不是哲学，不是历史，是宗教，是民族，是生命，是死亡，是灵魂，是肉体，“灵魂的某种意义说来就是全部存在：灵魂是形态的形态。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白炽的宁静：形态的形态。”而肉体呢？“我登上天主的圣坛。”这句神父主持弥撒开场用语在最后的晚餐里不是圣餐，是身体和血液，在考利神父那里是唱着的秀美姑娘，是在风中飘扬的面纱，是竖琴，是卤肉，是杜鹃花丛；在康眉神父那里，是灵魂的蓝没公费，是路旁树篱下缺口里钻出的男女，手里的野菊花不是祝福，不是祈祷，是写着Sin的罪过，是逾越教规和道德的谴责，“王侯对我无故加以迫害，但是我心中敬畏的是您说的话。”身体甚至就是那些“肝哪，肺哪”的东西，布卢姆说，已经在我的嘴里了，他也看见了那些死亡，看见了大火，看见了末日，看见了莎士比亚，看见了斯蒂汾，看见了记忆的女人们和记忆的母亲们，看见了肉体。那是妻子莫莉的身体，莫莉的肉欲，莫莉的背叛。当对于他来说，这种背叛反而变成了对肉体的某种迷恋，颠簸的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他在10年前就丧失了性机能，而布卢姆明明知道妻子对他不忠，明明在众人面前深感羞辱，也只能沉默忍受。工作、起床、洗澡、吃饭、写信、散步，以及吃动物内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而在18小时构筑的世界里，他却在猥亵庸俗之中寻找一丝快意，那本《偷情的快乐》摆放在那里，而读着“给了他一个甜蜜性感的吻，同时他的双手伸到她的睡衣里面，去摸那丰满的曲线。”这样的句子，布卢姆竟感到全身灼热，肉体受到一种压力，“在压皱了的衣服中间，肉体毫无保留地交了出来”；在莉迪亚的身边，他成为一个男人，在他离去的时候，这个女人发出了“走过玫瑰花，走过缎子胸脯，走过抚弄的手，走过酒渣，走过空杯瓶，走过废瓶塞堆，走着打着招呼，走过了眼光和处女毛、古铜和深海阴影中隐隐约约的金发，布卢姆走了，柔软的布卢姆走了，我非常寂寞的布卢姆走了”的感慨；而在那片海滩上，遇见的格蒂就如瑙西卡，“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膝盖以上很高的地方，那地方从来没有任何人看到过，甚至在荡秋千或是涉水的时候也没人看到过，而她并不害羞，他也不害羞，这么肆元忌惮地盯住了看……”像那烟花，黑黑的，软软的，飞来飞去，越升越高，兴奋地不敢喘气，“高的几乎看不见”。“简直是野兽”是格蒂内心里的一种声音，而另一种声音是“并不害羞”。

对于妻子的肉欲，他曾经有过“真的我觉得他那么样的嘬奶把奶头都嘬得硬一些了他嘬了那么老半天弄得我都口渴了他把它叫做奶子我忍不住要笑真的至少这一边的硬些这奶头有一去我要用马沙拉白葡萄酒调鸡蛋喝把乳房为他养得肥肥的”的不间断的故事，可是在某一个肉体消逝之后，这种情欲的享受就变成了折磨，那就是自己小儿子茹迪的夭折，在那个写着寓言的记忆里，有着茹迪侏儒似的脸，有着全是皱纹的紫红色的脸，“像油灰那样疲软，装在一只衬着白布的松木匣子上里。”还是丧葬互助会付的款。“恨。爱。这些都是名称。茹迪。我快老了。”这是布卢姆想说的话，而这个夭折的孩子就像莎士比亚的故事一样，充满着某种宿命，是记忆中的那一部伪作，就像假托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印刷呈现的是一个血红的子宫，“像从新宰的母牛身上取下的肝脏似的，里面是蜷成一团的婴儿。”婴儿都在努力用脑袋往外顶，但是这种生命的意象对他来说是折磨，那本伪书和《偷情的快乐》放在一起，这是肉体的出生和毁灭，这是情欲的恢复和消灭，而布卢姆的痛苦已经被命名为失去贞操的妻子的灾祸，所以即使在“衣服褴褛发臭”的肉体里也能看见一个妖女的“白皮肤”。

茹迪的夭折，在布卢姆看来，却是一种父权的失落，这是轮回转世，这是灵魂转移，按照保罗·德·科克的书的观点，“我们死了之后又用另一个肉体接着活下去，生前也有生命。他们把这叫做投胎。”所以茹迪就是布卢姆灵魂的一次转移，一种投胎，是“一切肉体都归向您”的救赎，而那个侏儒的身体和油灰般疲软的尸体总是出现在布卢姆的脑中，也如斯蒂汾所说，是通过不安宁的父亲的阴魂，显现不成活的儿子的形象，而布卢姆的父亲在第二只抽屉里留下的启事是关于一个家族改名的秘密：“我，鲁道夫·费拉格，现居都柏林克兰勃拉西尔街52号，原匈牙利王国松博特海伊，今已更名为鲁道夫，布卢姆，并决定今以后在一切场合与一切时期均用此姓名，特此启事。”信封上写着：致亲爱的儿子利奥波尔德。当费拉格变成布卢姆，一种传承的父权体系也解体了，那种投胎或者灵魂的转移只能出现的布卢姆的梦中，梦中有父亲鲁道夫的质问：“你在这地方作什么？你没有灵魂吗？你不是我的儿子利奥波尔德吗？你不是利奥波尔德的孙子吗？你不是离开了亲生父亲的家，离开了祖先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神的，我的亲爱儿子利奥波尔德吗？”梦中当然也有布卢姆受道德审判，发表演说，和神父争吵、医生证明以及受妓女欺凌的场景，但是这一切的梦幻并不能建立一个家族的谱系，也不能延续父权的某种荣耀。

而布卢姆的父权意识完全是身为犹太人的民族寓言，“我的亲爱的臣民们，一个新的时代即将露出曙光。我布卢姆郑重宣告，它已经近在眼前。确实的，按照我布卢姆的诺言，你在不久之后就要进入一个未来的黄金城市，未来世界的新海勃尼亚的新布卢姆撒冷。”这些演讲对布卢姆来说只不过是臆想，当有人问什么是民族时，布卢姆的回答是“民族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群人”，所以在被人嘲笑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位向非犹太人传道的新使徒！”实际上他是被排除在秩序之外，正像斯蒂汾引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所说：“你们犹太人为何不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你们是一个游牧无定居的部落；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你们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财富；我们的城镇中有繁忙的人群，我们还有大批配备着三排桨、四排桨的大船，满载各式各样的货物，航行在已知世界四面八方的海洋。”而在爱尔兰，只因为成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因为从来没有让犹太人放进来过，而布卢姆无疑是这个国家中一个异类，青年摩西为什么当初要出埃及，就是要从拥有强大队伍和胆战心惊的武器的埃及寻找属于自己的力量，“你们被人称作流浪汉和卖苦力的：我们的名字威震全世界。”，所以弱小的以色列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怀疑，“如果他在这种高傲的教导前低下了脑袋，丧失了斗志，丢掉了主心骨，那他就决不会率领神选的民族脱离奴境，也不会在白天追随云柱了。他决不会到西奈山顶的雷电阵中去和神明对话，也决不会满脸放射着灵感的光芒从山顶下来，怀中抱着用亡命者的文字镌刻着律条的石板。”

布卢姆“属于一个被歧视、被迫害的民族”，但是他所想要的是博爱，“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爱”。正像父亲所说：”他将为自己所迫而永远漂泊，直至自己的彗星轨道的顶端，超过各种恒星和各个多变的太阳和用望远镜方能见到的行星，那些天文学上的流浪儿和走失者，直至空间的尽头，经过一片又一片的国土、一个又一个的民族、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在某一个地方，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会听到召唤他回家的呼声，将为太阳所迫而不情不愿地应声归来。“他的漂泊是寻找那个“顶端”，那些行星，那些流浪儿和走失者，那一些召唤他回家的呼声。

而流浪儿和走失者在哪儿，那个家在哪儿？“我们的出生方式莫不相同，而我们的死亡方式却各有一套。”对历史、对宗教怀疑的斯蒂汾在街上被人毒打之后，渴望寻找救赎的父爱的他从布卢姆身上找到了契合，而这种契合在布卢姆看来，刚好是填补自己丧子之痛，按照文·林奇提出的设想，出生和死亡都受着某种守恒的规律，“和宇宙演变的一切其他现象相同，如潮汐运动、相转换、血液温度变化、各种疾病，总而言之，在大自然的巨大作坊中，从某个遥远的太阳的陨灭，到点缀我们公园的那无数朵花之一的盛开，一切都受一种至今尚未弄清的数字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父权的失去就意味着回归，妻子的背叛意味着救赎，对宗教的怀疑也意味着肯定，“一个由正常健康的父母生下而本人看来也很健康的孩子，照料也很恰当，何以竟会在童年的早期无故夭折？我们大可放心，大自然对其一切作为，都自有其正确有力的理由，这一类的死亡很可能是服从一种预防性的法则”。在规则面前，在布卢姆和斯蒂汾共同的“回家”中，他们在各人审视对方中，“相互形成肉镜”，这个有着爱尔兰艺术象征的镜子在这里变成了“拼合形象”，这是一名孤独而变化男人形象。孤独是“自我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一概全无，他父亲的父亲是他的祖父”的关系，而变化是“异己关系”，是“自婴儿期至成年期，他像他的母性生育者。自成年期至老年期，他将像越来越像他的父性生育者。”

他们在这种“拼合形象”中形成了新的“三位一体”，他们回家的归程是一条平行路线，途径下加德纳街、中加德纳街、蒙乔伊广场西路，然后降低速度，均向左转，沿加德纳里直走至远处的圣殿北街口，然后仍以慢速走走停停，向右拐人圣殿北街，直走至哈德威克里。，再到后来不再挽臂，以轻松步行速度，同时取直径越过乔治教堂前圆形广场，直到最后回到家里。他们用姓氏、年龄、种族、信仰这四种分隔力量来区分那些临时客人，而他们之间的年龄也构成了某种关系：

十六年前的一八八八年，在布卢姆为斯蒂汾现有年龄时，斯蒂汾为六岁。十六年后的一九二〇年，当斯蒂汾为布卢姆现有年龄时，布卢姆将为五十四岁。至一九三六年，当布卢姆为七十岁而斯蒂汾为五十四岁时，他们二人起初的年龄比率16比0将变成17½比13½，随着任意性未来年数的增加，比例将增大而差距将缩小，因为如果一八八三年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假定这是可能的话，则于一九〇四年斯蒂汾二十二岁，布卢姆应为三百七十四岁，至一九二〇年斯蒂汾达到布卢姆这时的年龄三十八岁时，布卢姆将为六百四十六岁，而至一九五二年斯蒂汾达到大洪水后最高年龄限度七十岁时，布卢姆将已活一千一百九十年，出生于七一四年，比大洪水前最高年龄即玛土撒拉的九百六十九岁还大二百二十一岁，而如果斯蒂汾继续活下去，至公元三〇七二年达到那个年龄，则布卢姆应已活八万三干三百年，出生年代不能不是公元前八一三九六年了。

科学气质和艺术气质，深沉苍老的过去和敏捷年轻的未来，以及一先一后的小便，不相似的轨迹，都变成了一种灵魂的转移和拼合，当斯蒂汾把身体蜷成一团，布卢姆拿着帽子和手杖直立在一边的时候，身体的变幻完成了一次“投胎”，斯蒂汾的脸和身体有了另一种意义：“脸像他那可怜的母亲。在树林的浓荫里。深处的白色酥胸。”而远处的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就变成了茹迪：“直视布卢姆的眼睛而无所见，继续念着书，吻着书页，微笑着。他的脸呈现一种柔嫩的紫红色，衣服上的钮扣是钻石和红宝石做的。他的左手拿着一根细细的象牙棍子，上面系着一个紫色的蝴蝶结。一只白色的小羊羔从他的坎肩口袋里探出头来。”

微笑着，呈现出紫红色的脸，象牙棍子、蝴蝶结以及白色的小羊羔，成为一种救赎的象征，但是这个在布卢姆和斯蒂汾之间形成的“拼合形象”和肉镜到底会不会带来新的秩序？那面镜子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妖精凯列班看见的自己一样，“十九世纪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憎恶，是凯列班在镜中见到自己面容时的狂怒。十九世纪人们对浪漫主义的憎恶，是凯列班在镜中见不到自己面容时的狂怒。”王尔德的注解成为这个世界的隐喻，看见自己和不看见自己是不是都意味着狂怒？“有何事件能使这些计算全部作废？”回答是：“两人或其中之一停止生存，历史另辟新纪元或新历法，世界毁灭以及随之而不可避免但无法预言的人类消灭。”

“它是一部关于两个民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同时是一个周游人体器官的旅行，也是一个发生在一天（一生）之间的小故事……它也是一种百科全书。”当回家从身体、灵魂、宗教、父权、民族的十八个小时变成一个时代的象征时，谁能找到那面肉镜的象征，那种流亡的救赎，那种编造的寓言和想象的神话？而当乔伊斯站在一九二二年的记忆中的时候，那一张判决的纸张正如那个装在匣子里的柔软身体，是需要有人唤醒，从前传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续篇的《芬尼根守灵夜》，夹在回家路途中的布卢姆用一个仪式化的“布卢姆日”开启了与神的对话，是的，只有在地震、大火和旱灾的毁灭面前，才会有灵魂的转移，才会有形态的形态，才会有死亡之后看见真正的自己：“这时一个声音自天而降，呼唤着：以利亚！以利亚！他的回答是一声有力的叫喊：阿爸！上主！他们见到他，正身的他，儿子布卢姆·以利亚，由大群大群的天使簇拥着升向金光圈中，以四十五度的斜角，飞越小格林街的多诺霍酒店上空，像一块用铁锹甩起来的坷垃。”

	编号：C38·2130513·0982
	作者：【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出版：群众出版社
	版本：2006年9月第1版
	定价：130.00元亚马逊85.20元
	ISBN：978750143787002
	页数：2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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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集权制度的一种反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用真话的力量构建了一个关于奴役的集中营，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索尔仁尼琴只是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作为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全书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古拉格群岛》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对于索尔仁尼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可是单就这一部《古拉格群岛》就足以洗涤一切加于他的懦弱的说法。的苦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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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

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第二部 第一章《群岛之舟》

不可理解的隐喻，是远离法律、道德和宗教，是丧失语言能力的“缄默不语”，是被命名的“古拉格群岛”——它矗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牢固在苏联的历史上，它是象征是传奇是永远的伤痛和耻辱，“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当“古拉格群岛”以不可理解的隐喻变成新的统治力的时候，那些名词和动词便成为千万人走进去却再也出不来的迷宫，迷宫里四处都是牢固的墙，而“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隐喻的迷宫里，嘴巴被封住，“古拉格”是俄语“ГУЛАГ”，这是一种浓缩的命名，远离现实的命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汉语意思是“劳动劳改营总管理局”，在这个被命名的名词背后，是一串动词，连续的东西，关于一生的动词，是逮捕、侦查、判决，是监禁、改造、反省，是流放、逃跑和死亡，甚至到最后的释放，也都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隐喻”，因为作为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释放和逮捕其实是意义完全相同的动词：“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从惩罚到惩罚，从摧毁到摧毁，从古拉格群岛之内到古拉格群岛之外，动词依然是一种隐喻，迷宫依然有着谎言的墙，而那些被改造、被反省、被流放的犯人，依然在“锁链，还是锁链……”的世界中寻找不可能的出口，因为从对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从起初的反抗和斗争变成了屈服和沉默，最后的命运是：“既然让斧头任意砍，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谁是自己人？谁手上握着可以砍人的斧头？他们依然讲着不可理解的隐喻，而那些在迷宫中的人除了缄默不语，已经完全忘掉了这个被命名的现实——动词和名词的词尾那唯一而可怜的俄语，也被一把锋利的斧头砍掉了。

一切从隐喻的动词开始。“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它是一扇随时打开的门，注定了的结局，没有其他的可能，“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逮捕是一个不可说的动词，它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它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突然降临，却早已写在被注定的命运里，只不过在快速的转变中，在去死亡的必经之路上，它便成为一个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动词，甚至，一切的逮捕没有任何抵抗，“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但没有开始！没有抵抗，没有质疑，没有一切的可能，这被注定了的命运变成了普通监狱学的教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那个时代“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监狱学，到最后还是变成了“缄默不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隐喻，迷宫的墙就如那些汇聚而来的下水道，散发着阴暗恶臭，那些血、汗和尿，当被压榨之后成为一段历史的水流，“经常拍打着壁管”，但是都是隐喻，没有抵抗，那里只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只有“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只有“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在这些下水道里，在这些迷宫里，你成为一个不可逃脱的分子：“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注定了的厄运是一首诗歌的背叛，是一个民族的背叛，是一种政治的背叛，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依然没有抵抗，依然是被注定的厄运：“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从来没有抵抗，从来却都是反对，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判刑，甚至那一声呼唤：“你可以自由地祈祷，让上帝独自听到”也成为丹尼娅·霍德凯维奇十年刑期的荒唐证据。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巨流滚滚而来，它夹杂着阴暗和恶臭，杂夹着荒诞和痛苦，杂夹着死亡和恐怖，成为不可抗拒的厄运，成为不可理解的隐喻，成为用谎言的砖建成的迷宫，而他们已经不是单个的人，“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因为数字是给定性的、分级摊派的，以及统一分配的。而这样的摊派、分配和给定的规律，使那座迷宫里充满了历史最无声的旁白：“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法律不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不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而是犯罪的同伙。不管是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的革命法庭，还是后来变成的“契卡”，不管是对言论审判的《俄罗斯新闻》案、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科瑟列夫案、“教会分子”案、“策略中心”案，还是燃料总管理局审判、奥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莫斯科教会案、彼得格勒教会案、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不管是襁褓中的法律，还是在壮大、成熟的法律，它总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和制裁联系在一起，也最终为无法无天的一切奠定了基础，而走向迷宫的法律必然是一场没有反抗的革命：“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所以，“死刑”以“最高措施”的名义出现，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就像社会革命党逃不脱的检举一样，是对于新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去的铺好的道路”。所以，当1916年死刑被完全恢复的时候，一个新纪元开始了，最高措施当然是隐喻，当然是不可理解，也当然会指向注定了的厄运，一九三九——四〇年的小道数字是：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

当有了最高处罚的法律，当有了不断汇聚的下水道，当迷宫的墙越来越厚实，那些隐喻的动词便开始纷纷行动，从侦查到判决，从改造到流放，从反省到逃亡，以致像是终结的释放，都使“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

侦查，从一把手枪开始，往桌上一摆，便是一种厄运，便是不能逃离的隐喻，“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爱伦堡的回忆成为一九二〇年契卡侦查的一个悖论，如何证明，不是为了真理和真相，而是为了让自己走向毁灭，这里没有辩证逻辑，只有子弹，这里没有坦白交代，只有通宵审讯，这里没有千百万人的苦难，只有一种忠于领袖的奴性，而最大的悲剧是，在清洗的运动中，你不能自证清白，却是要在自己被捕入狱的那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一把手枪的政治，而等待那些准犯人的惩罚看起来简单，却在泯灭人性，肉体和精神，意志和人格，都被留下了痛苦的恶痕迹，夜审、辱骂、恫吓、谎话，以及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利用动物对肉体的侵害，这31种方法就是为了给所有人套上注定了的厄运。

厄运之后，便是那被生产的“监狱工业”，便是在机器间的监禁，那里有“泽克车厢”，有“乌鸦车”，而这些被命名的工具将犯人带向那个被命名的“古拉格群岛”：“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千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这里是递解站，这里是特种劳改营，这里是取消现实的迷宫，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所以对于所有的群岛的罪犯来说，“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被侦查的绞肉机摧毁，饥饿和困乏，挨冻和毒打，除了肉体，也是精神的幻灭，而最可怕的不是回不到原来的世界，是在充满隐喻的迷宫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我在古拉格的登记卡片上是“核物理学家”，而且是自己登记的，但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非真实的个人信息只是为了抵抗谎言，只是为了隐藏真相，核物理学家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某种图腾，它是改过自新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在巨大的谎言和机器拷问的古拉格群岛，我们却成为另一部机器，在“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是自我囚禁，是自我毁灭，因为在这个群岛里，用这样的方式也是自我救赎。那里或者有申诉，但是没有用；那里有逃跑，但是最后总会被抓回，甚至枪决，也就是说，所有积极的反抗都会走向一种结局，所以单纯地“活下去”反而是一种以别人为代价的等待，就如《哥林多前书》15：51的启示：“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并不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改变的不是制度，不是法律，不是谎言，而是自我的肉体和精神，让生命从迷宫里看见终点，让灵魂穿过铁丝网。

但是这种等待何其漫长，这种改变何其折磨人，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到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从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到萨列哈尔德支线，从公路到水电站工程，从化工厂到矿产开发，在长长的清单里的各项工程中不断“改造”，不断建设，不断地各省自己的罪行，不断地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的代价和意义。所以我的流放可以看作是灵魂重新生长的开始，这是向上的力量，这是自我的重新命名，因为在我的心中，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信念：“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最后的回答是：“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地落下真理的瀑布，尽管在流放地，是置于另一种公开的监督，是不能擅自离开范围——否则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但是流放依然是“幸福生活”，可以走进教室，可以拿起粉笔，可以获得真正的公民权，可以知道斯大林之死，这才是希望之所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春天。尽管对于古拉格来说，永远会存在，尽管释放就是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尽管生活还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的第二天，但毕竟是可以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毕竟是在慢慢告别隐喻，毕竟听到了名词和动词字尾里的俄语，“祝福你，监狱！”或者成为我回顾自己被监禁年代的最大感慨。

十一年光阴的牢狱生活，有肉体和神经的折磨，有对于各种荒诞判决的亲历和见证，有改造和建设中的各种丑恶，但是对于我来说，却不是耻辱，不是噩梦，“我将能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来？”甚至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早晨切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用这样的怀念方式让自己很快回到原来的境地，是的，当往日的景象历历在目，当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的时候，也就是我走出历史走出荒诞，走出迷宫走出古拉格群岛的一天，而只有这时候，我才变成了索尔仁尼琴，变成了用笔记录和见证那个时代的人，从活着的蝾螈里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强大“泽克”部族里的人。

“1918一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这是索尔仁尼琴对于这本158万字“巨著”的注解，为什么叫“文艺性调查”？或者只是一种接近小说的笔记整理，“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事件”的声明，以及“写作这本书的资料，是二百二十七人在一些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提供给我的”的信息来源，当然，“为此书提供了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书籍的作者”，而索尔仁尼琴几乎用毕生精力记录和整理的“文艺性调查”是为了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也就是说对于那段历史没有亲历、听闻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和没有猜到一切”是不是就是“1918年至1956年”的无能为力叙述的历史？为了纪念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索尔仁尼琴以真实的笔触揭开了那个迷宫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对他来说，似乎并不过瘾，“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而真正的停止似乎并不只是文本，在那个被禁锢的时代，在那个释放之后的时代，充满谎言和压制的古拉古并没有消失，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这是用生命、用信仰构筑的文本，这是历史的记录和时代的良心，虽然直击了集权时代的诟病和政治耻辱，但是作为一部小说，158万字虽然有血肉，有痛苦，有折磨，有抗争，但是用真实的笔触记录的文字里，依然只是一个个体的呼叫和挣扎，一个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思考，书信、文件、笔记，以及大量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只是一个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的有关政治的报告文学，没有主线的情节，没有一体的人物，或者是索尔仁尼琴反抗虚无历史的一次努力，在文本里他所传达的就是真实的声音和真相的现实：“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158万字的煌煌巨著，对于苏联来说，只是罄竹难书的历史罪状而已，“在未来世纪的某个时候，这个群岛，它的空气，以及凝冻在冰透镜层里的它的居民的残骸，将变成好似那种难以置信的蝾螈。”是的，没有了活生生的肉，没有了在场者，历史就是一个标本，索尔仁尼琴也是一个标本。

	编号：C64·2130513·0981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3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2.90元
	ISBN：9787208112025
	页数：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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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野侦探》和《2666》之后，罗贝托·波拉尼奥还生活在哪里？“你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他说，而在冷寂的月色下，那个B字却依然闪耀着光辉。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十四个故事的主人公，B是一个智力流亡者，在南美和欧洲漫无目的地游荡，串起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如何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这些人犹如在一场梦中，在不同的故事中不断改换着形象、名字或背景。作为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合集，里面描述了一段“挫败，但并非失败的旅程”：“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度假。一大早，清晨六点，父子俩就要出发。那天夜里，B睡在父亲家里。没梦，或者就算有梦，一睁眼也忘了。听见父亲在卫生间。向窗外望去，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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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

他说，有那种自己咬自己尾巴的蛇。他说，甚至有自己把自己整个吞下去的蛇，要是你看见自己吞自己的蛇，那赶快跑开，因为早晚会发生坏事，就像现实生活里的爆炸事件一样。
——《毛毛虫》

那个叫比利亚维西奥萨的村子里没有发生过爆炸，爆炸事件在“毛毛虫”嘴里是一个比喻，或者是现实之外的那种想象，所以那条蛇，自己吞自己的蛇也是想象，“赶快跑开”的命运才是一切，才是一个村子最后的焦虑和不安。这个两千年历史的村子有杀手和保镖，但从来不杀自己人，“杀手不害杀手”看起来是一个遵守的规则，实际上是在消失之前仅有的保。是的，消失之前还有那条地平线，被放大的存在和可能，是一块条黑水河，一块坟地，以及一个三角洲的终点，“看见地平线是肉色的，像是垂死者的脊背”，肉色和脊背构筑了另一个想象中的人，远离那条“自己吞自己的蛇”，而后跑开，沿着地平线，沿着看不见的现实生活。但是地平线之后是什么，这是比利亚维西奥萨村民的最大疑问，那些杀手和保镖属于比利亚维西奥萨之外，所以他们只是用风和尘来相信自己的村子永远不会消失，就像相信爆炸永远不会消失。

但是“毛毛虫”的手里也拿着枪，别在身后，腰间，很沉的老枪，他不是杀手，也不是保镖，当然，他或者也没有看见过那条自己吞自己的蛇，但是那把枪似乎正要把某种想象带入爆炸事件的场景中，地平线其实是要消失的，肉色和脊背只停留在毛毛虫自己的叙述中，而我的父亲则叙说了另一个比利亚维西奥萨，“相当贫困，生计来源很少，没有工厂”，这样的存在在父亲的预言里结局只有一种：消失。移民或者去美国，一定是看不见肉色的地平线，看不见风和尘，当然也肯定看不见自己吞自己的蛇。作为一种“不同意”的观点，毛毛虫对比利亚维西奥萨的现状解释为：“他坚信比利亚维西奥萨是那个古老村庄的延续；他还相信周围经济的落后于对这座村庄的侵害、就是我父亲说的对这座村庄的存在构成威胁。”

但是这样的坚持并不能阻止“消失”，就连这个带着枪有着某种自我保护的毛毛虫最后也消失了，“有人告诉我，他去北方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他留下的是友善、热情和那一叠送给我让我不再去偷书的文本，当然还有一把写有“卡波尔卡”的骨制折刀，作为对我某种生存的保护，我也是感谢的，但是毛毛虫的消失预示着某种传说正走向一个肉色的地平线，他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包含着脱离的欲望，当我问他喜欢哪种女人时，“他想了又想。最后说道：安静的女人。后来又补充说：可只有死人才安静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死人也不安静。”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句话其实是对于最后的消失的恐惧和担忧，只有死人才安静，但是死人有时候也不安静，就像那个遥远却又像在爆炸现场的比利亚维西奥萨。

肉色的地平线，垂死者的脊背，并不只是比利亚维西奥萨的比喻，或者还有《戈麦斯帕拉西奥》中我和文学工作室女馆长去过的戈麦斯帕拉西奥，一个地名，似乎不能承载太多的关于存在和消失的命题，甚至它就在某种想象中：“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沙漠里的夜色是不是也像比利亚维西奥萨的地平线拥有肉色？或者说，文学工作室女馆长所看到的是不是关于一个城市的爆炸现场，没有修辞，没有未来，但是只有在陷入沉思的时候听到杜兰戈女友歌声，全神贯注又闭上眼睛，世界仿佛都在自己的想象中，都在不能跑开的现实里，所以，消失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人生命题，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平线，那里连着被阉割、失踪和死亡。

而所有指向消失的原因似乎都无可避免地归结为一种可能：流亡。在《“小眼”席尔瓦》里，就明明白白提供了一个流亡的范本：

毛里西奥·席尔瓦，人称“小眼”，总是想逃避暴力，哪怕被人骂做胆小鬼。可是，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不可能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二十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

关于暴力，关于革命，关于拉美，关于阿连德，其实并不是要构筑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型，而是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如何逃离这样的束缚和压制，参加过抵抗组织，作为一个流亡者，“小眼”的世界里却是最触及心理的那种孤独，“那天夜里，他坦白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跟流亡者们的传言一致。”把传言变成事实，所以他在逃避那个流亡者聚会的圈子，所以他要在印度的节日里寻找快乐和热闹，但是身份并不会改变，流亡的现实也无法改变，“但是，他已经被阉割了。”这或许是最后的悲剧，同性恋和阉割，本身就包含着对于流亡者的一种社会惩罚。还有在《邀舞卡》里被检查站站长抓住的“一个墨西哥恐怖分子”，尽管后来改称为“外国恐怖分子”，但是最后的命运也无非是和1973年11月记录的那个“被老鼠那一套糟蹋过”的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一样，“她死于伤心、忧郁症。”

或许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呈现为赤裸裸的流亡，在《亨利·西蒙·勒普兰斯》这个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的法国的作家来说，他则是隐藏着自己的流亡身份，他既不加入主张抵抗派，也不是主张合作派，远离“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各派，而只是写他蹩脚的诗和短篇小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这是一种失败的创作，甚至会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付之一炬，原因就在于被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的心灵所折磨，作为一种创作上的失败，亨利·西蒙·勒普兰斯或者并不想让自己获得文学上的成就，相反，对他来说，面对流亡的过去，他解决的办法是：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

秘密写作是对现实和评价体系的的逃避，是对自己过去的隐藏，“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这或许也是那个叫比利亚维西奥萨村子的生存规则，不看见自己吞自己的蛇，也就远离爆炸的现场，远离消失的命运。但是并不是所有流亡者都会像亨利·西蒙·勒普兰斯一样找到聪明的解决办法，在焦虑、不安甚至令人恐惧的现实面前，这种躲避的结局可能是提前消失。获得过文学征文第二名征文的阿根廷作家圣西尼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不管是《乌加特》还是《阿罗多·贡提》，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殖民和反抗、逃亡和失踪的故事，甚至文学作品也不被承认，圣西尼在信上说的一句话是：“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并不是文坛自身评价体系上的问题，而是对文人化生存的压制，他的儿子格雷戈里奥或许是“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卡夫卡式的荒诞成为现实的一种映照，他失踪了，或者在被发现乱葬坑里，他是一具尸体，失踪的尸体，消失的尸体，以及失望的尸体，他变成一个永远无法返回的标记，而在活着的妹妹米兰达那里，这个标记是被寻找的“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黑那长廊里有什么？“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所以在圣西尼的生活里，格雷戈里奥就是那个被异化的格里高利·萨姆沙，卡夫卡的荒诞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文本里，在他的作品中就有一个在农村垂死挣扎的儿子，“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而这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并不在于农村的儿子到底有没有死，而是从现实社会的生存退回到“爆炸现场”：“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广阔空间里都是流亡者的身影，而当流亡结束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并不是平和、有序和安全，而是“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的消失。

消失是被阉割，消失是失踪，消失是死亡，《恩里克·马丁》的那串请柬的数字就是一个破解的符码，“3860+429777-469993 ? +51179-588904+966-39146+498207856”，小说首发式，邀请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为的是要见见我，但是恩里克·马丁这样一个“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的诗人也是一个蹩脚的诗人，我只是和他进行有限的书信往来，或许没有参加首发式不是一个作家消失的理由，但是那种会导致毁灭、疯狂和死亡的忍耐力对于这些柔弱的文人来说，都是无法避开的困境，“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这是他对生存的寓言，流亡者是活着的地球人，是被放逐的外星人，他们无法融入社会，他们无法忍耐一切，他们甚至不想看见自己的面孔，所以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串数字的解读在警察那里便自然成了恩里克生前无法偿还的欠款。

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都是”说出了这是一个复数现象，“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一群是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个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那个后现代作品阅读后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些地球上流亡者的群像写照，这里有靠参加小说比赛赚奖金为生的落魄小说家，这里有为通俗杂志撰写UFO文章的前诗人，这里有曾在欧洲和印度漂泊的摄影师，这里有发了疯的流亡作家，他们都是被社会规则抛弃而流亡的文人，但是流亡并不止于这一切，并不只是他们“受伤”，也有那种对于爱不懈追寻的女性，比如《安妮·穆尔的生平》中经历坎坷的女子安妮，在她的生活里出现了诸多的男人，保罗，鲁本，查尔斯，托尼，拉尔夫和比尔兄弟，以及我，在他们中间，爱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需求，结婚、离婚，看色情电影，卖淫，和两个男人一同做爱，对于安妮来说，最后只有孤独和死亡，查尔斯给她买的红裙子和红色高跟鞋是欲望的象征，而那把手枪则是爆炸事件的比喻。它们合在一起，在生活中呈现出必然的命运，而在我面前，似乎这样的孤独在消失，但是很明显，这种替换并不能完全取消被消失的命运，“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这是安妮的观点，相似其实是无奈，是束手无策的放弃，“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这是我的观点，也是相似，也是替换，“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而作为结局，依旧是孤独，依旧是充满肉欲的生存，也依然是一群人的“受伤”。

只是在这样的群像受伤的流亡和消失面前，谁是那个独立之外的旁观者，甚至是解救者？“Last Evenings On Earth”，小说集的标题，Evenings也是复数，里面的那些故事或者都是黑夜里的流亡者，都是在爆炸现场看见或看不见自己的人，但是那个B呢？或者那些B呢？是个体还是群体，是特指还是泛指？是存在的现实还是虚幻的符号？在封面里，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字母，而在不同的文本里，B也成为一个群像，他在《一件文学奇事》里，在《通话》里，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在《1978年的几天》里，在《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里，作为一个做直接呈现的符号，他也对应着一组符号系统：B和A，B和X，B和B父，B和U、U妻、K，B和M，他们分属在不同的体系和世界里，“A与B同龄，不同的是A有知名度，有钱，有读者，有更大的抱负，是在这个领域里一个文人能拥有的抱负。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这是《一件文学奇事》中A和B的区别，作家或者作者，嘲笑或者有远大抱负，伪君子或者朋友，对于所有可能对立的关系，其实最后可能都会走向相似和替换：“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B说：很好。”最后B和A见面其实也是某种对立的消失。在《通话》中，这样的对立看起来像是一场爱情，只不过最后X的死亡变得有些诡异，同样是消失，同样只是对于恋爱的想法，梦里完成的虚构所对应的却是现实中的死亡，“B说：她以为是我。明白吗?X的弟弟问道：凶手就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吗?B说：正是。当时，X以为是我。”情人是凶手，而B只不过又是一个虚幻的符号。而在《1978年的几天》里，B爱上的U妻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平常的恩怨故事，U是自杀，用自己的皮带自杀，所以B不是替换不是对于消失的挽救，恰恰相反，是一种参与。

那么谁可以在里面扮演一个挽救者？《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显然是为了对于那些流亡地球的活着的外星人一个文本之外的救赎，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度假，在度假中B发现了两个时代的生存意义，父亲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就像路边的红门帘，“不仅分开了厨房和饭摊，还分开了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一个是父亲读的那本居伊·罗塞的诗集，这个失踪的诗人在B看来是一个次要诗人，“罗塞一听说永远拿不到去美国或者墨西哥的签证，就决定在当地了却一生。”这是B的观点，一个平和又孤独的诗人，就像那个时代的群像，“都是受伤的”，而B的经历是“1974年从智利回来，拉美发生的战争，我差点被打死”，所以最后的脱险被B看作是逃离流亡，或者不再重复那个次要诗人的一生，那种自杀的一生，所以B和B父其实在貌似一起的度假中完全成为两个时代的象征，“最后的B快活地想：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们就回首都墨西哥城去了。这时他们动手打起来了。”

B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远行，预示着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而最后的夜晚像是一个地球流亡者的集体消失，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故事是对于流亡对于地球上活着的人最后希望，类似的说法还有：“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这个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实际生活可比小说艰苦多了。”那么就好了，从小说走到实际生活中，从B父走到B的生活中，自己吞自己的那条蛇终于没有出现，那个爆炸现场已经被所有有关B的符号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