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上、下)

编号:B56·2130520·0999
作者:詹姆斯·弗雷泽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69.00元
ISBN:9787100088961
页数:1247页

“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J.G.弗雷泽的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阐释有关继承阿里奇亚狄安娜祭司职位的奇特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森林之王;祭司兼国王;交感巫术;巫术与宗教;巫术控制天气;巫术兼国王;化身为人的神;局部自然之王等。


《金枝》: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

“该死内米的圣林中有一棵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他是个祭司也是个谋杀者。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而他要搜寻的那个人最后将要杀死他并取代他的祭司职位。
——《第一章 林中之王》

如果对着直射的光线偏离几度,银色的封面会闪烁出点点黄金的色泽,这一种色泽正好诠释了封面上“金枝”这个书名,当世界需要在角度的偏离中被发现,是不是反而将一种仪式化的命名隐藏在其中?“因为它本身就是金黄色的”,弗雷泽在蕨孢子里发现了黄金,但是他却认为这种金子般的性质是次要的,“保存它的人永远不乏黄金”,当那种金黄偏离了黄金般的诱惑,它其实是一种烈火似的闪光的隐喻,那么,所谓的仲夏节或者圣诞节,是不是就变成了古代异教徒庆祝的节日?

不管如何,必须从仪式开始,在被塑封包裹着的封面,无论如何也无法看见隐匿在光线之外的金黄,于是轻轻地撕去,缓缓地偏离,然后慢慢地打开,就是用一种手势和目光启动一个仪式,上下两册,精装本,1247页,即使是从十二卷本变成了两卷本的节本,弗雷泽十二年辛勤耕耘的这部著作,以它辑录的丰富资料,阐述关于巫术、宗教和科学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开创性研究,它一定是一部经典。用仪式来开启经典,就仿佛看见了如黄金一样的光泽,照耀我的阅读世界。

可是为什么会有“下让灵魂离体”的句子?为什么谷物女神的人称变成了“他”?为什么图宾根和图林根混用?甚至为什么从第405页到437页会出现太多的空白页——一页是文字,翻过去是空白,再翻过去是文字,又翻过去是空白,有文和无文间隔出现在文本里,那么无文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内容?当塑封包裹着的时候,你无法看见金黄的光泽,也一样无法发现这许多的空白,空白是缺失,是中断,是仪式的取消,是阅读的停滞——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竟然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错误。

前言中说,这本书最早由徐育新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但是因病谢世导致手稿散失,之后刘魁立邀请张泽世石和汪培基补译了文稿,所以这一本经典既有先前的旧译,又有遗漏的补译,而且不同的人翻译不同的篇章,也只是最后通稿而成,“译者水平有限,兼之参考书籍不足,疏漏舛误,在所不免”,我以为是一种谦虚,却原来变成了事实——或者其中字词句以及空白页的错误并不是译者的缘由,而是出版社粗心导致,但是当一部历史十余年创作的人类学著作以如此拙劣的方式被出版,那一种阅读的仪式感怎会存在?

而错误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种巫术在控制着?“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弗雷泽注解了巫术之本质的谬误,而这种注解就在那不忍直视的空白中变成了怪异的文本。就像那个有着圣殿的内米森林,那个有着“狄安娜的明镜”的奇幻世界,那个闪烁着想象力金色光辉的“金枝”里,却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有着出鞘宝剑制造的谋杀,有着奇特悲剧的演绎。

意大利明媚的蓝天不见了,蓊郁的夏日林荫不见了,阳光下的粼粼碧波不见了,一切的和谐幽美变成了凄凉和死亡,变成了挽歌和悲剧,英国画家特纳的那幅浸透了非凡心灵的画作在那里?“树枝发出闪烁的金辉,好像严冬森林里的槲寄生——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绿叶扶疏,金黄果实,绕树累累——似乎是浓荫圣橡上的茂叶金枝,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维吉尔的诗歌在何处?那么回到既存的文本里,回到弗雷泽的世界里,以想象来弥补缺失,“正是这种习俗的粗暴和野蛮,使人们产生想要解释它的期望。”粗暴和野蛮的习俗是关于奇怪的祭司承袭制度,而在展开之前,它的确是风景秀丽的,是幽静和谐的。内米的这片森林是出于对狄安娜的崇敬,一个传说是这样将这片森林变成了狄安娜的圣殿,迈锡尼王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妻子的奸夫杀害,他的儿子奥列斯特便由姐姐送到了父亲好友处收养,奥列斯特长大后杀死母亲为阿伽门农报仇,但是被复仇女神追究,于是女神雅典娜解救了他,宣告他无罪,并且在回国后让他继承了王位。而在这过程中,奥列斯特曾经和姐姐逃到了意大利,他们把狄安娜伸向藏在一捆柴禾中随身携带。奥列斯特死后,他的尸骨从阿里奇亚运往罗马,葬在卡彼托山坡上康科德庙旁的萨图恩庙前。

狄安娜的崇拜由奥列斯特创始,在意大利的这片内米森林中就建有圣殿,而在圣殿附近有一棵特殊的树,它的树枝是不允许砍折的,只有逃亡的奴隶才被允许折断,而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有了和守卫圣殿的祭司单独决斗的机会,如果能杀死祭司,那么她可以接替祭司的职位并获得“林中之王”的称号,而这根决定命运的树枝就是“金枝”。对狄安娜的崇拜,使之成为一个圣地,祭司之存在,就是维护这种神圣的地位,但是为什么祭祭司承继制度必须以死亡的方式延续?为什么这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森林会成为悲剧的场所?所以弗雷泽从传说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内米的狄安娜的祭司,即林中之王,必须杀死他的前任祭司?第二,为什么这样做之前他又必须去折下长在某棵树上的、被古代人公认为就是“维吉尔的金枝”的树枝?



“这类故事包含着一个更深的哲理——即是关于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可悲的哲理导致了悲剧性的行为。”副标题“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弗雷泽就是从这个悲剧性行为出发,探讨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世界充满了一种神力的观念,而未开化的人则在关于自然法则观念形成胚芽之前,却先期出现一种巫术观念,他把巫术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而不管是那一种都是交感巫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而这个传输过程,是一种纯粹是“联想”的错误应用,它以歪曲自然规律的方式建立体系,又以谬误的行动建立准则,不管时积极性的法术也好,还是消极性的禁忌也罢,巫术“一种奇怪的应用是对受伤者实行法术。”

但是当个体巫术过渡到公众巫术,当部落的福利造就了巫师,当巫师具有了影响和地位,取得了和首领或国王一样的权势,其实就变成了“人神”,而这标志着早期宗教的产生。更具巫术意义的人神是一个凡人,他拥有不同一般的权力,比如在控制天气时会用仪式来求雨,这种权力是小范围的,但是当从巫术的人神变成宗教的人神,凡人则变成了不同于人却超于人的存在,而且是化身在一个人体里,通过血肉之躯做出的奇迹和预言来显示超人的威力和智慧,肉身只是一个脆弱的、尘世的、寄居着不死神灵的驱壳,他的神性来自神祇,于是这种人神就变成了宗教意义的神——巫术以一种非人力量控制着具有人格的对象,而宗教作为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统治世界的力量是有意识的,是具有人格的。

巫术信仰呈现了单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宗教信仰则呈现了无穷多样性和多变性,这是一种发展和过度,弗雷泽认为,其实巫术和宗教具有某种同源性,甚至巫术和科学一样都是“自由与真理之母”,因为巫术“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而在同源性之外,巫术和宗教却也形成了冲突,弗雷泽认为:“巫术与宗教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抵触,足以说明在历史上为存在祭司经常追击巫师的这种毫不放松的敌意。”

当巫师从个人意义发展到公众意义,从非人力量控制变成人神控制,他拥有了和国王一样的权势,而正是这种权势,国王变成了祭司,也变成了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而受到尊崇的神灵。当人被赋予神性或超自然力量,巫术便退居到了后面,甚至沦为了妖术,而宗教信仰便开始在祭司的世界里形成了祈祷与祭祀的仪式。树身崇拜就是仪式之一种,那种人神的力量也延伸到了自然界,凡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都具有了灵魂,弗雷泽认为,这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树木从树神的身体变成树神灵魂随意居住的住所,是由泛神论到多神论的转变——无论是人还是树木,或者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一种神,而这种神就在狄安娜崇拜中具有了繁殖和婚姻的意义,“她经常被比作希腊的阿尔忒弥斯,总管自然的女神,特别是生育繁殖女神。既然原则上繁育女神自己必须是能繁育的,所以狄安娜应该有一个男性伴侣。他们结合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促进大地、动物以及人类的繁殖。”

生命之繁殖,象征着王位的嬗替,于是在罗马就有了通过竞赛赢得新娘的“奔逃”仪式,甚至演变成了在殊死决斗中获得王位的做法,神的代表“很容易被废黜或死于任何能以铁臂利剑证明自己有神圣权利居此王位的勇敢者的手下”。当然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当国王和祭司拥有了超自然能力,那么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公众利益,“他是世界平衡的支点,他身上任何极微小的不合常规的地方,都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于是这种“王位的重负”便有了国王和祭司的禁忌,禁忌包括不能露出面孔、不能离开王宫等禁忌的行为,包括酋长和国王、悼亡人、战士等禁忌的人,包括铁器、血、头发的禁忌等禁忌的物。

这种禁忌象征着灵魂可能遇到的危险,“我们必须知道威胁这位国王生命的危险的实质,那些奇怪的限制正是要保护国王免遭这些危险。”也正是这种免遭危险的观念,出现了“杀死神王”的信仰,在他们看来,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人注定是要死的,那么人的创造物也处于同样可悲的境地,“此处是死去的狄俄尼索斯,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尼索斯墓碑上的这句墓志铭,正是表达了神之死亡。而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杀死神王变成了对于灵魂走向危险的一种救赎,“人、畜,以及植物的繁盛据信都依赖于神王的生命,并且神王都死于非命,不论是单独械斗或是其他办法,为的是要使他们的神性传给精力充沛的、未受老病衰颓影响的继承者,因为,在神王的崇拜者来看,他如有任何这类的衰退,就会引起人、畜和庄稼相应地衰退。”同样,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都有灵魂,所以也必须处死衰老的树神。

避免衰老而处死,并不是制造死亡,而是避免灵魂的危险,同时实现神灵转世的目的,就像在希卢克人,“杀死神王的做法以典型的方式流行着,他们有一条基本信念,即该朝代的神灵创者的灵魂存在于每一个被杀的继承者身上。”也就是人神的死亡是为了复活,“这绝不是神灵的消灭,不过是神灵的更纯洁、更强壮的体现的开端。”无论是阿多尼斯的祭祀仪式,还是阿帝斯的神话的祭祀仪式,无论是东方诸神,还是西方宗教中的神,无论是女神伊希思,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都在死亡中复活,都形成了一种神的复活仪式。而在杀死神性动物仪式上,还有一种转嫁灾祸的作用,达到驱邪的目的。

所以到此为止,弗雷泽关于米内森林里的祭司要杀死前任的做法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样,通过强壮的替身连续他一脉相承,神灵生命就可以永葆青春年少,这样也就保证了人畜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持青春,播种和收获、春天和夏天、雨水和阳光,也永远不会失调。”那种恐怖和悲剧就变成了复活的仪式。但是为什么祭司要折下金枝才能杀死祭司呢?弗雷泽从北欧神话人物巴尔德尔那里得到了启示。巴尔德尔是善良美丽的神,他是诸神中最聪明、最温和、最受爱戴的神,但是在死去而复活的信仰中,如何让他死去?在众神大会上,瞎了眼的神霍德尔用槲寄生树击中了巴尔德尔,把它刺了个穿胸透,倒地而死。”

在欧洲,槲寄生一直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相信这是上帝选中的东西,一旦发现他们就举行隆重的仪式然后采集,而且采集者必须是身穿白袍的祭司,他爬到树上将槲寄生割下来之后,人们在树下用白布接住,之后就献祭牺牲,祷告赐福。但是弗雷泽提出了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神的生命寄托在槲寄生里面,那么他又怎么会被槲寄生击中而死呢?他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的死亡系于某物体之内,那么用该物击某人,某人就必然死亡,这就十分自然了。”而这种击中的方式在他看来是天神朱比特乘着闪电降落在人间时制造的崇拜,也就是雷电寄生在金枝中,所以本身的金黄色,是一种像烈火般的闪光,而不是蕨孢子里的黄金。

杀死神王是为了复活,复活是为了承继,人神观念已经超越了巫术而具有宗教意义,而金枝作为槲寄生之存在,在仪式中也变成了对于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巫术是联想的错误应用,宗教是人类对于神的委身,巫术是假定自然界现象具有不变的规律性,而科学是在假说中寻找规律性,于是巫术、宗教和科学都变成了一种关于思想的论说:“科学取代了在它之前的巫术与宗教,今后它本身也可能被更加圆满的假说所更替,也许被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出的、写记录宇宙这一荧幕上的影像、看待自然界一切现象完全不同的方式所更替。”他用黑线表示巫术,用红线表示宗教,用白线表示科学交织起来的王,人类的思想就是在这不同的纺线中编织了一个复杂却多彩的网,当林中女神的殿宇已荡然无存,林中之王也不再守卫在金枝之旁,但是在内米的丛林里,那晚祷的钟声,国王驾崩的消息,似乎还穿过罗马的平原和沼泽,在人类的世界里成为不断探索自由和真理,不断在思想的道路上前行的乐章。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编号:C37·2130520·0998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1年08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40.80元
ISBN:9787020015153
页数:973页

“我总还是愿意活下去,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即使还没完全喝干,我也一定会扔下酒杯,就此离开,——往不知什么地方去。但是在三十岁以前,我深深知道,我的青春将战胜一切:一切的失望,一切对于生活的厌恶。”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也像青春不能战胜的痛苦,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悲苦命运,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肉

人一旦拋弃了奇迹,他同时也就会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
——《第二部·第一卷 折磨》

奇迹在哪里?爱是奇迹,恨也是奇迹?弑父是奇迹,救赎也是奇迹?只不过在谋杀和疾病,信仰和犯罪之间,奇迹总是以魔鬼的面目出现,而上帝呢?在血的面前皈依,还是在肉体的腐烂中接近现实?卡拉马佐夫,不是一个人,不是兄弟,是恩怨的家族,是阵痛的国家,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是不是在死亡的选择面前新生的奇迹?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写在书的题词里,也在长老的临死的遗言里,可是谁是那不落在地里而死去的一粒?谁又是结出许多子粒的那一粒?死是容易的,可是谁是死亡背后的那个奇迹的实施者和创造者?是被监禁的米卡,还是患病不起的伊凡?或者是上吊自杀的斯麦尔佳科夫?又或者是一直修行在修道院里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阿辽沙?谁都不在现场,连上帝也不再在,它甚至也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奇迹,那么服从判决,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是不是也是人生?“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这是关于现实与理想,关于奇迹和信仰的关系,而在卡拉马佐夫的谱系中,自然成为探寻生与死、爱和恨,以及罪与罚的一条线索。

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开始。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源头,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带有太多的罪恶,两个妻子,先是美貌,之后是私奔,最后是死去,对于老卡拉马佐夫来说,“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这是不是罪恶的源泉?三个儿子,基本上都被抛弃,基本上带着某种原罪,对于父亲,一方面是无可避免的继承某种基因,从而形成了卡拉马佐夫家族谱系,“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甚至连阿辽沙也承认,那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力量:害自己,同时在害别人:“这里有‘卡拉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像佩西神父前两天所说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甚至是不是有上天的神灵在支配着这种力量,我不知道。”原始力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血统,是不会因为信仰、经历而改变的,所以对于米卡来说,评价是:“你不愧姓卡拉马佐夫,你是地道的卡拉马佐夫,由此看来,血统和遗传真有关系啊!从父亲方面传来的是好色,母亲方面传来的是疯狂般地虔信。”

好色是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占有,老卡拉马佐夫不仅有两人妻子,还厚颜无耻地成为淫窝的主人,甚至在那个神秘主义的夜晚,使一个“流浪街头为全城闻名的本城疯女人,绰号叫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的女人钻进了卡拉马佐夫家里的澡堂,那个夜晚有婴孩的哭泣,还有女人的呻吟,“当时忽然全城散布着可怕的传闻,说凌辱她的就是这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已经不仅仅是好色的问题,而是淫欲的驱使,一个疯女人、臭丽萨维塔成为了卡拉马佐夫父权的牺牲品,当然,和米卡、伊凡,甚至阿辽沙一样,那个男婴成为罪恶的源泉。

这是家族的悲剧,而在四个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儿子身上,也带着那些不可摆脱的原罪。原名米卡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服过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他有着某种正直、善良和高尚的理想,却同时又是个浪荡子,随心所欲地惹麻烦。他对自己的种种作为深感愧疚,却又缺乏克制和改正的力量。他和富家女卡婕琳娜订了婚,却爱上了另一个叫格鲁申卡的女人。而不幸的是,好色本来就继承着父亲的基因,所以色心不改的老卡拉马佐夫也盯上了这个女人。淫欲似乎已经摆脱不了了,米卡曾对阿辽沙说:“每逢我陷入最深、最深的荒淫无耻之中时,我总是读这首关西莉兹和关于人的诗。”诗歌能净化心灵,还是能逃避自我的惩罚?那昆虫一样的情欲总是爬满全身,所以米卡说:“兄弟,我就是那只昆虫,这话就是专门说我的。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它会使你的血里掀起暴风雨。”昆虫在身上掀起风暴,是多么大的奇迹,所以在这条道路上,米卡一定遇到了困难,是关于女色的取舍,也是关于财产的占有。“我的钱等于舞台的道具和布景,能表现一时乘兴的豪举。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一个野妓就能代替她。”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钱从哪里弄来的”的耻辱问题,那些女人在米卡的生活中,并不是爱,而是占有。三千卢布,卡婕琳娜给他的钱汇到莫斯科,却花在了和格鲁申卡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一半的一千五百卢布虽然留在身边,但是欠下的还是三千卢布,护身香囊里藏着钱,也藏着一颗淫乱的心,而那个夜晚,就是为了从老卡拉马佐夫那里获得还债的三千卢布,鲜血是粘在手上了,可是他杀的是仆人格里戈里。当最后被当成弑父嫌疑人的时候,米卡说:“诸位,我们大家全是残忍的,我们大家全是恶魔,都在使人们,使母亲们和婴儿们哭泣,但是一切人里面,我是最卑鄙的恶棍!”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手上没有沾着父亲的血:“我没有犯罪!对于这个血我没有罪!对于我父亲的血,没有罪,……想杀他,但是没有犯罪!不是我!”

对于米卡来说,不是忏悔,当然对于被宣判的奇迹,他也无法逃避。而对于伊凡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充满了对于上帝、信仰和国家教会的质疑,他那“欧几里德式的脑子”里只有那个虚妄的“宗教大法官”,这个贯穿在314-324页论文式的冗长讲话中的观点无非是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王国,包含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秘密的是“面包”,是“该崇拜什么人”的问题,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用“宗教大法官”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奇迹,”整个人类永远渴望着一定要把自己组成一个世界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当然不是一粒麦子,是整片的麦子:“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的。”而其实宗教大法官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造的上帝:“你的那个宗教法官信仰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这也是全部的奇迹。而面对父亲的卡拉马佐夫式的堕落,伊凡却说:“有一种力量足以使我忍受一切!”什么力量?伊凡说说是“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行为的力量”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这就是沉迷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建构的宗教大法官遭到了修士阿辽沙的质疑,而“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的三种力量,在伊凡看来是奇迹、神秘和权威,而在阿辽沙看来,则是虚伪:“他们只是一支为建立未来的世界王国而受驱遣的罗马军队,以皇帝——罗马教皇为首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崇高的忧虑。”

“什么都可以做”是理想还是逃避?当父亲之死成为焦点的时候,他病倒了,在恍恍惚惚中听到内心的魔鬼在和他对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为自己对于父亲的死开脱,但是那个魔鬼不散,“你撒谎。你的目的就是让我相信你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我的梦魇,可你现在又自己断言你是个梦了。”与自己的梦对话,与自己的恶对话,魔鬼取代了上帝,也取代了奇迹,疾病纠缠在他的身体里,那何尝能通过对罪孽的赦免获得解救?

而阿辽沙却坚信着上帝和爱,他和伊凡之间也是“有学问的无神派”和“愚蠢的小修士”之间的碰撞,作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他们走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路。“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在阿辽沙身上,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寄托:“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惟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作为修士,他遵循长老的教诲,对于他来说,“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他甘愿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决不半心半意”。他坚信上帝在那里,是最大的奇迹,“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所以,长老在临死之前就对阿辽沙说起“一粒麦子”的神谕,并要他离开这里,“到尘世中去像修士那样地”,也就是要把上帝的奇迹带到俗世中去,带到生活中去:“生活将给许多不幸,但你会恰恰为了这些不幸而感到幸福,并且祝福生活,还使别人也祝福,——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摒弃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恶,没有好色和贪财,只是在这场父与子纠葛中的见证者,“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两个人都是活该!”这是他最初对于这场家族矛盾和斗争的评价,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恐慌。而他的爱情也充满了救赎的意义,那个双腿残疾的丽萨向他表达爱意,阿辽沙也接受了这份爱,因为长老说过“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也要在罪恶中改造世上的人。“你应该信仰到底,即使大家在地上迷了途,只有你一个人还坚守着信仰;即使那样你也要呈上贡献,独自留在那里颂赞上帝。”但是纯粹的信仰背后则是对于人性软弱的无奈,“人民理想”的愿望到最后却是现实的残酷无情,死亡不是降临到父亲身上,还降临到贫穷的孩子伊留莎身上,所以最后的阿辽沙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不要遗忘也是奇迹,但是更多的人在现实里是被遗忘的,斯麦尔佳科夫当然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有着从不知道的身世,孤僻是他的人生标签,他“仿佛躲在角落里冷眼看世上的一切。”所以他会喜欢把猫吊死,“然后再为它举行葬礼。”生和死都在自己的掌控中,这是被遗忘者的报复,也在这种葬礼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斯麦尔佳科夫会读着《圣经》而冷笑着问道:“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世界,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第一天的光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被遗忘者对上帝的疑问,和伊凡的怀疑论不同,斯麦尔佳科夫更多是冷漠,所以在他和伊凡联手杀死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他是自愿成为一个被唤醒的人参与到这轰轰烈烈的计划中。“……您在拿到遗产以后,会给我奖赏,一辈子会给我,因为您毕竟由于我才拿到遗产,如果娶了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您会落得一场空的。”财产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在最后他会上吊,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不被人遗忘。最后他留下的字条上分明写着:“我自觉自愿地消灭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一概无涉。”

但这绝不是个体的悲剧,这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孽,所以在米卡、伊凡、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积聚着某种家族的标签意义,弑父案件里有信仰、猜忌、理智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但更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道德、宗教、民族的深刻反思,而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长达36页的演词将个人的恶性、遗产问题、信仰和道德、沙文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病态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种思想表达,和22页律师的演说合在一起,用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但是这冗长的背后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的疑问则将这个矛盾推向了一种悖论。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现实的悲剧也使小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体生活的写照,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打断了小说的进度,也使陀斯妥思耶夫斯基的创作有了一个转向,阿辽沙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而个体的悲剧似乎不止这些,这部鸿篇巨制在经历了《俄国导报》上两年的连载后,于1880年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构想将其作为他的一部更宏大的作品“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的第一部分,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后仅四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辞世了。一起弑父案件最后其实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设计好的遁世情节一样,从文本之外消失了。

占有

编号:C38·2130520·0997
作者:【英】 A.S.拜厄特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2年09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35.20元
ISBN:9787544261784
页数:636页

“Possession”,不管是直译的《占有》,还是《隐之书》,其实在不被揭开的书页里永远停留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部书” 、“100部世纪最佳英语小说”、“英国人最喜欢的100部文学经典” 以及“100部世纪最佳英语小说”的声誉光环中。九月某日,上午十时,文学研究助理罗兰静静地坐在伦敦图书馆里他最钟爱的小桌旁,桌上躺着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艾什的藏书。罗兰打开这本不曾有人翻阅过的书。第三百页,一沓对折起来的完整稿纸赫然露出。他小心翼翼将其展开,是两封信,出自大诗人流畅的手笔。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女士……”一个埋藏百年的秘密被猛然揭开。而最后呈现的不知道到底是隐秘还是占有,是现时还是过往,是真实还是虚构,是爱情还是人生。


《占有》:躺在他坟墓里的信还没拆开

我父亲讲到他经常说的话,在布列塔尼这一带——空威尔、拉摩利克——一直流传着古代凯尔特的信念,认为死亡只是人生两个阶段间的一个步骤,只是一个过程。他还说人生有很多阶段,今生只是其中之一,很多世界都同时存在,都彼此并存,偶尔会有几个地方重叠。
——《第十九章 布列塔尼的生活》

一直流传的信念里是否有那种逃遁的欲望?在书写的爱里总是纠缠着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父亲和孩子,以及神与人的相互印证,但不是重叠,重叠是在被埋葬在禾德旭墓园盒子里的那一封信里,上油的丝袋,绑着的缎带,白色,从未打开,棕色的字体,以及“致鲁道夫·亨利·艾什,同封附上”的说明。它躺在那儿,躺在时间的沉寂里,躺在生命的终结处,以为一直没有人打开,一直在最后的时间里成为悬疑,与生命中的肉体呆在一起,像一个神话,却最后是一个真相,一个轻易找到源头的神话,站在坟墓旁的罗兰·米歇尔,莫德·贝利,像是一个故事在时间里的循环,从此处到彼时,从十九世纪的文本到二十世纪的寻找,一样“同时存在”,却又彼此存在,“偶尔会有几个地方重叠”。

这是故事和真相的重叠?还是时间的欲望的重叠?而那个被定义成“人生两个阶段间的一个步骤”的死亡,是不是仅仅是一座坟墓?还是一八六〇年布兰奇的自杀,又或者是一八五九年七月到一八六〇年夏天兰蒙特的失踪?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孩子最后成为文本里的一个符号,“我自己曾下过功夫,试着找小孩是否存活下来。”克里斯塔贝尔·蓝蒙特的两天失踪只是为了找到那个重叠的部分,可是一八六八年的尾声太过于残酷,“说你碰见一个诗人,正在寻找无情女,却遇见你。告诉她,这个诗人只想跟她问好,不会过去打搅她。他要继续赶路,到清新的树林和青葱的草地去。”没有告诉姨妈,只是因为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哥哥,还“一起胡闹打滚”,损坏了可爱的后冠,所以最后是:“她也忘记了口信,永远。”

永远是不是最残酷的结局?它不指向终点,而且是忘记了口信,也就意味着着重叠变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消失了“人”的神话,而口信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唯一在现场的线索,当永远忘记的时候,那个在艾什心中的“诗人”便失去了被定义的意义,“不会去打搅她”是因为要赶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男人,一个有着妻子的男人,可是赶路的前方似乎没有诗歌没有爱情,有的只是最后的坟墓。而当口信缺失的时候,坟墓里只能是一封从未开启的信,从未开启的那个重叠的地方。

永远没有口信,是以为有一封信以及无数的信保存在那里,这是唯一的线索,而当在时间的转折中,信件被毁灭、藏匿和返回的时候,到底哪一个故事会成为真相,而不是神话?信起先在两个人之间传阅和表达,信又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不断被传阅,而那些同时存在又彼此并存的“很多世界”其实以一种时间的隐喻重叠在一起,艾什和兰蒙特,或者罗兰和莫德,仿佛就是在一个不断死亡的人生阶段间行走,充满着布列塔尼的“阴阳交界和阴阳门槛的神话”,但是这样的神话却是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就像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在《黎之城》里所描述的一样:

如今一片汹涌狂荡
我听见锁链碾轧之声
我们的高塔摇摆扭曲
他忿然狂笑,挥下重拳
赶紧起身吧,女士,否则我们将溺毙。

他和她,狂笑和溺毙,浸透着那个有着宗教颠覆欲望的城市的宿命,布列塔尼,远离巴黎,是不是也是一种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自由解放?可是这是颠倒的巴黎,“高塔尽在水中,而非空中,淹没的玫瑰、飞行的鱼,还有其他各种吊诡矛盾的自然界元素”,奇妙、未曾为人所见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一个渴求重叠的世界,莫德·贝利对于黎之城的解读是:“那是布列塔尼的一则传说,该城因为造了孽,被淹沉在海里。达户女王是那里的统治者,她是个魔法师,是国王葛瑞德龙德的女儿。那儿的女人全都是透明的,照某些版本的说法是这样。”透明的女人,国王的女儿,在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的关于黎之城的诗里却有着一个女人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激情,可是,在水中,被淹没的玫瑰和飞行的鱼,以及自然界元素对巴黎的解构是不是代表着“更加原始、更强调本能的自然无教派”,莉奥诺拉·斯特恩执笔的短序中将“黎之城”说成是两种文明形态的文化冲突“,即“这座位于水底城中的女性世界恰与巴黎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科技工业世界互相映照”,映照的结果不是反抗和自由,而是覆灭,是失踪。

“黎之城”原文为Is,“巴黎”原文为Paris,可拆分为Par-is,par恰有“同位、同等”之意。而其实两种文明形态并不能处在”同位“状态下,或者说女王和国王也永远不是同等状态下,对于兰蒙特和艾什来说,也永远在藏匿的爱中寻找着同位的状态,但是女人身上的原罪使布列塔尼的生活充满着世俗的淫恶感,失踪、藏匿,以及那个找不到命名的孩子像是颠倒的巴黎,永远没有被允许被公布的可能,那些女人的命运只有“溺毙”,而且在男人的“忿然狂笑”中,所以狂野的达户女王只是一种象征,“象征我们女性对自由、自主应有的热情与渴望,这些东西女人都有,对这一点男人似乎心怀恐惧。”达户是女魔法师,海神爱上她,而她因为不知节制,导致黎之城遭到淹没吞噬,葬身海底。

但是葬身海底的到底是欲望还是理性,是女性的反抗还是男权的镇压?除了《黎之城》之外,这种对于女性自身的指正还体现在她的史诗《仙怪梅卢西娜》里。弗格斯·沃尔夫对此的评价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沐浴中的梅卢西娜象征了女人压根儿不需要臭男人,一样可以拥有完满的性。”这个“充满骚乱,而且焦点不断地在移转”的史诗其实在被误读,那只描述生动的鱼鳞尾巴到后来的天人大战只不过是一种寓言式的寄托,连艾什都要把那个仙怪梅卢西娜看成是恐怖、悲壮的妖怪,太美了,“她最后一着棋下得毫无人性”。而在兰蒙特自己看来,“她并不只是个残暴的妖邪——其实也可算个主掌丰收的女神——是法国的刻瑞斯;如果用你那则神话来形容,她应该算是荷达夫人——还是春天的福瑞雅——还是金苹果的伊督娜呢?”这是布列塔尼有关的神话,连马厩和牛棚里的动物都会在十一月这个神圣的日子开口说话,那么所谓的死亡的痛苦就变成了睿智、真纯的启示。在兰蒙特看来,这只是一个关于神谕的启示录而已,内中有着单纯的信仰,有着迷失灵魂对于自主独立的寻求,有着女性对自由和爱的渴望,披着神话外衣的文本只是兰蒙特逃遁现实的一种办法而已,所以对于兰蒙特来说,这种文本的渴求过于天真,“理性必须沉睡。”她的意思是藏匿的情感只能在两个人的信中变成可能,而那些信件本身就是藏匿的真相。

信件从何而来?那个诗人艾什的日记里似乎留下了文本的线索,那一句是:“兰蒙特小姐对于灵媒与灵魂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不过她始终不愿发表高见,只回以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这是一八五六年六月的日记里的叙述,“不愿发表高见”的沉默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只是对于灵媒和灵魂问题的一贯态度,但是这个和灵魂有关的表情却刻进了艾什的心中,对于书写了《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艾斯克给安伯勒》、《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等诗作的诗人艾什来说,一直在寻找人的意义,或者是“人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艾什让他笔下的人物濒临疯狂的边缘,然后从他们的人生经验中摘取片段,建构出信念与生存的一套逻辑。”濒临疯狂的边缘如何构建新年与生存?对于诗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复活的主题,“我自己纯粹只是想以某种形式,重申万能之父确实存在这一真理,同时也申明无论遭遇何等巨大灾变,复活重生的希望是永远都存在的。”万能之父是不是那个宗教里的神?或者是《黎之城》里达户女王的父亲老国王葛瑞德龙德?这个在北欧神话里的欧丁就成为艾什诗歌里化身为流浪者甘格瑞德的那个角色,他向巨人瓦弗余德纳问,火葬举行之时,众神天父在他死去的儿子波德尔耳边轻声说出的那个字是什么?在死之前的超脱,是为了能有新的开始,“这个年轻人,也就是我——万分虔敬地——所赋予这个字的意义便是——复活。”

艾什的复活重生到底和兰蒙特的悲壮和反抗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欲望?是的,他们在信中交流着对于文本的看法,交流着生活里的压抑,其实在关于宗教、自由、恐惧、复活,都已经变成了真相之外的那件神话外衣,对于艾什和兰蒙特来说,并非是一种重叠,甚至在对爱伦·贝斯特追求的过程中,这些文本的想象和创作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

简而言之,在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鲁道夫·亨利·艾什曾写下了: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九行的诗文,包括一部十二卷的史诗,三十五首戏剧独自诗,主题囊括了历史幽微的起点以及现代在神学、地质学上的争议,一百二十五首抒情诗,以及三部以诗写成的戏剧——《克伦威尔》、《圣巴托罗缪的那一夜》、《克珊德拉》,这三部戏曾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演出,不过不很成功。他全心全意地创作,直到夜阑人静。他幸福快乐,因为在他眼中,爱伦就是纯洁的泉源,是一个充满少女之美的幻影,他呼吸着无比雅致的空气,那清新,远远胜过他想象中那些流血染病的画面,以及《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中“黯淡的土地上硫磺般的烂泥”,又或是博尔乔斯家族乱七八糟的床笫情事。

那个时候,艾什心中坚信的是,文本创造的那些女性,不管是佩特拉克笔下的劳拉,还是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斯,“都是真有其人,而且她们被深深地爱恋,在有生之年依然贞洁高雅”,所以,他认为,这些情事和政治体制有关,“而且,它们也绝非创作者自身灵性的寄寓”。但是当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到来的时候,艾什甚至是不设防的,那些数以万计的诗歌、戏剧都变成了另一种托辞,神话、寓言度敌不过现实的一击,复活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意义:“亲爱的女士:自从我们那一次令人惊喜的谈话,我的脑中就再也容不下其他思绪。”又或者是:“亲爱的女士:从我们不期而遇并愉悦地交谈之后,我的脑中几乎再也容不下其他思绪。”

英国作家A.S.拜厄特

这是“迫切。还没写完。令人震惊”的书信,和那些文本不一样,这里有的是谈话,有的是愉悦,有的是占有,“厌恶,是因为看得透彻,占有之后,男人的爱始见分晓。”这是巴尔扎克的话,占有之后的爱才会显现,所以那些有关的想象和灵性的寄寓,都变成了艾什的“复活”——不同于创作的“腹语术”:“我曾经以腹语术说话,我将我的声音借予过去已逝的声音和生命,将我自身的生活融于其中;它们如此般在我们的生活中复苏,让我们见到与我们自身生活紧紧相扣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种警惕,成为一种前车之鉴,而这也正是每个具有思考能力的男男女女所该做的事情。”男男女女所该做的事情变成了真理,那些信便成为在文本议论中的另一种爱的复活。

从一开始谈论创作以及读后感,到后来称呼上的“亲爱的”,以及最后的重叠:“贝雅特丽斯读了《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和《艾斯克给安伯勒》,她得了最高分,从此爱上鲁道夫·亨利·艾什。”曾经有过退让,有过藏匿,有过对信件收回的要求,但是男男女女的事情里是一个巨大的不安,是复活,是见面,是失踪,是孩子,是的,一切都在那些信件里变成真相,变成传说,变成重叠的生活,甚至“我要跟你在一起”的渴求,兰蒙特像一个自己的女王,开始从被沉溺的水中出来,“我已跨出了很大一步。既然走了,那就走吧。我很高兴你称我是你的妻子,这段时间里,无论在哪儿,你都可以这么叫我。我很清楚我——我们所作的决定是什么。”就像她在《仙怪梅卢西娜》诗中所说:

如今,他已属之于她,只要她开口要求
无论身体抑或灵性,他将奉献无遗
她将一切看在眼里,终于,这位仙怪扬起了笑意

扬起了笑意,是不是仙怪梅卢西娜最后的归宿?“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恋爱时,性欲的主要配额才会转到对象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对象取代了自尊。”这是弗洛伊德的话,在兰蒙特和艾什的情人生活中,自尊已经不是那些闪烁着宗教、女性、自由和救赎的诗作,而是切身关于对现实的逃避和享受,但是这种享受充满着后现代主义的乐趣,却又有着“迷信的恐惧”,“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在玩弄镜子游戏或是线圈式情节时,如果能够自知、自省、回归自我,受到某种成分对于迷信的恐惧,都有可能承认玩得过火。”在镜中看见的是自己,却不是自己,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对象取代了自尊。而且更要命的是道德的惩罚,艾什有妻子,有着被书写在腹语术里的男性享受,而在那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来产生了一套性爱语言、语言学情欲、分析、解剖、解构、暴露。”种种和身体有关的意象变成了“受人渴望,被人攻击,被人消费,被人害怕”的东西。而对于兰蒙特来说,和布兰奇有关的同性恋痛苦又将这一段感情变成了对于自身的惩罚,就像黎之城一样,沉入水中,颠覆在现实的幽暗里。而他们失踪的故事总是无法像文本里的诗歌一样寻找到藏匿的文字,用莫德·贝利的话说“乳房会痛”:“女人分泌乳汁却无法喂养小孩,会很痛苦。”

这种痛苦弥漫着道德谴责,和自身的不安,而在那些信里,所藏匿的故事即使有着毁灭的打算,有着带进坟墓的计划,但都不是神话,“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睡不着,而他躺在棺材里睡他最后一觉,静止安详,灵魂已经离去。”爱伦·艾什在日记里写道,最后的守望仍然是一个被定义的女人,一个曾经用腹语术编织的文本世界里的女人,艾什的那封信里甚至还写着对过去的忏悔:“过去这一年,我可能爱上了别的女人。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精神失常。像是被附身,被恶魔附了身。属于一种盲目的举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通信,然后——去约克郡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是的,不是神话,是现实,是真相,“就某种意义而言,另一个女人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似乎也是他孩子的母亲,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短暂的女人是妻子,却不是兰蒙特感觉不到的那个“永远”,口信最后的遗失,是不是也是对于信件的一种讽刺,但是在这个并不传奇的故事里,一定会有重叠的地方,那就是时间通过“人生两个阶段间”,在死亡之后变成“同时存在”的世界,那是二十世纪的罗兰·米歇尔和莫德·贝利。

作为艾什诗歌的研究者,莫兰和贝利的身份是为了寻找神话,寻找那个遗失在书页间重新找到的真相,“历史、历史学家与诗?——论鲁道夫·亨利·艾什诗中历史‘证据’的体现”是罗兰博士论文的题目,正像他的研究主题一样,对于证据的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此刻,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某日上午十点,罗兰坐在图书馆里他最钟爱的一张单人小桌旁。”1861年的《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是文本,而在罗兰的一九八六年的现实里,成为“在二百八十八和二百八十九两页之间”的一条线索,继而是在“三百页底下,却又压了两张对折起来的完整稿纸”,里面是那句“迫切。还没写完。令人震惊”的信件,以“亲爱的女士”开头,那一半的信纸,被对折,然后被夹在书里,没有丢弃,“是谁?他非要想办法弄清楚不可。”这是起点,但这是不是那种“同时并存”的重叠?一封信,两封信,更多的信,从而牵涉在一个神话一般的故事里,在伦敦图书馆,在思尔庄园阴森昏暗的房间里,在布列塔尼的生活中,而莫德·贝利,在和罗兰的追寻中,却逐渐走进了像文本一样的故事里,“接着,事情就发生了”:“一如鲁道夫·亨利·艾什所说的麻酥酥的电感,那惊人的悸动,就像藏在大圆石底下的欧洲海鳗对着自信满满的探险家所释放出来的电击一样。”

就像那些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相一样,罗兰和莫德完全是重叠的意象,罗兰有着叫自己为“默”的瓦尔,爱情早就在那个一杯茶的记忆中开始,而体格结实,轮廓清晰,五官分明且恰到好处,发丝浓黑而柔软,暗棕色的双眼亲切而深邃的罗兰也像艾什一样,在濒临疯狂边缘的人物中寻找“人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虽然罗兰的训练是后解构主义下的主体解构,也就是说当问及罗兰·米歇尔是什么的时候,“势必得提出另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而其实,罗兰就是这个社会的“迟到者”,“空中飘浮、实质上却已消逝的事物——六十年代的骚动、光彩、流荡、青春,宛若充满幸福的黎明,出现在他和同侪眼中——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机确实是已太迟。”也就是在现实的骚动里,他是在寻找真实的自己,就像不容社会承认的艾什对于兰蒙特的爱情。同样在莫德身上,也是有着被神话重叠的女性自由欲望,又征服着的男权,也有暧昧的同性之爱,就如兰蒙特的命运一般。所以在时间的文本里,他们是另一面镜子,是艾什和兰蒙特的镜子。

从信件入手,充满了传奇和悬疑气息,但是实际上这是对于文本世界的解构,不管是艾什的那些诗歌,还是兰蒙特的作品,他们所构建的都是自身之外的世界,而返回内心的只有那些信件,毁灭、藏匿和返回的信件,这是信件最基本的属性。信,“是一种无法预想结果的文字叙述,毫无终结可言”;信,诉说的也不是故事,“因为就连这些书信自己都摸不清头绪”,而更为隐蔽的是:“信,写到最后,不只排拒了读者使之无法参与书写,无法预知,无法猜测,同时,信,其实也排拒了读者使之成为读者;只要不是那种做作造假的信,通常信之所以被写下来,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读者而已。”也就是说,信是一种只有一个读者的叙述,从起点到终点,只有一个读者,而从终点返回到起点,又只有一个读者。但是只要文本留存着,一个读者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只要不断发现不断参与,信件就会拥有无数个读者,罗兰和莫德当然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并不仅仅是读者,并不仅仅要解开时间里的真相,布兰奇是否戴眼镜并不重要,克拉波尔是否从研究中获得好感和信赖也不重要,布列克艾德的英国本土主义怨言也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信件如何在现实里发现重叠的可能,“信件是收信人的财产——就信件实体而言——但是版权仍然归寄件人所有。以这些信件来说,很明显的是,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要求艾什寄还她寄出去的信,而鲁道夫·艾什也照办了。”但是在最终的坟墓里,却有着那份最后可以揭开的谜底:“这封信毕竟还没拆开,躺在他的坟墓里。”没有拆开是寄信人的财产还是收信人的财产,或者说这是起点还是终点,这是谜底还是新的谜面?而最后兰蒙特的那个孩子的相片竟然也在信件里,终极的秘密是一个最终的真相:“很不幸的是,那个时代的私生子没有继承的权利。否则,你,莫德,就是这一大批信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也就是说,莫德成为了信件最终的继承人,“莫德,竟然发现你是他们两个人的后代——太出奇了,你一直在探寻的神话——而不是真相——竟然就是自己的源头。”真相就是源头,终点又回归到起点,在时间的重叠里,故事变成了真正的文本,莫德一直研究的”阈“,那个心理学上关于“因刺激而产生反应的临界值”轻易打开了一扇门,门槛被入侵,要塞被擅闯,而莫德只有自己留下的孤独守卫着,那个叠印的位置只留给罗兰,而当“冰冷的手碰到冰冷的手”,那个布列塔尼的信念最终实现了重叠。

文本之后,传奇之后,神话之后,以及占有之后,那些被颠覆、被毁灭,以及被重叠的东西似乎寻找到了自己的“腹语术”:“到了早上,整个世界充满了陌生的新气息。这种气息是事情过后的气息,是绿色的气息,是碾碎的树叶加上冒出的树脂的气息,是木头压碎加上叶汁喷洒出来的气息,是种酸涩的气息,和咬过的苹果气味具有某种关联。这种气息是死亡与毁灭的气息,闻起来新鲜又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其实这些气息就如艾什写给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一直都相信,这般沉浸在爱恋的情态,爱人的人与被爱的人这两种极为独特的表现下,将呈现出某种最最玄奥的自我隐匿的情况。”自我隐匿是文本,也是信件,是时间,也是真相,是释放,也是占有,那个口信即使永远也不存在了,但只要有那个重叠的部分存在,主体的解构就变成了重构,引用纳撒尼尔·霍桑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序言里的那段话:“这个故事之所以符合浪漫传奇的定义,就在于它试图把消逝的彼时和正从我们身边飞逝的此时连接起来。”

君主论

编号:B34·2130520·0996
作者:【意】马基雅维里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08年01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9.50元
ISBN:9787542627124
页数:136页

“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像我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1512年,四十三岁的马基雅维利在对自己做人格鉴定时,写下了如上的话。而马克思肯定马基雅维里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而作为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代表,《君主论》论述的君主之道以及治国原则的观点惊世骇俗,一直被奉为欧洲历代君主的案头之书,政治家的最高指南,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和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最独到最精辟的解剖,自1532年开始印行,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君主论》: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第十五章 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非议的原因》

反暴虐的力量是因为暴虐的统治,是因为被蹂躏的现实,这是15世纪的意大利,经济衰退,政治分裂,而那些力量似乎只能从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中获取,意大利人心中至今没有消亡的是勇气,是复兴,是解放,“因此,请勿错失良机,因为意大利人长期等待的,她的救世主终于要出现了!”谁是真正的救世主?谁能真正拿起枪?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显赫的王室,因为“意大利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可以值得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而在暴虐和统治之后,“成为教会的首领,故而可以成为救赎者的统帅”,所以显赫的意大利王室,必须“怀着从事一切正义事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希望”,担当起这个重任,“使我们的国家在她的旗帜下重新闪光,在她的指示下,我们可以把诗人彼特拉克的诗句变成现实”。

这是“期望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最后一章,也是最后的期望,最后用文字发出的呐喊,和彼特拉克的文艺复兴时的期望一样,他曾和但丁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而马基雅维里发出最后的呐喊却历经了14年的政治风云,历经了监狱拷打的暴虐,历经了一贫如洗的窘迫,也历经了隐居乡间的沉思: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是的,力量在增长,是要寻找一个救世主,寻找拿起枪的勇气,而隐居乡间的这本《君主论》起初是自我的对话,是“和所有大人物一起”的革命文本,是他对于灾难深重的意大利复兴的最后理想,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君主国,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法律和制度体系,建立被赋予的权威,建立人民的敬重和赞美的理想国:“现在意大利并不缺少以任何形式将这些事情付诸实践的机会。”

马基雅维里如何构筑他心中的君主国?他首先从君主国的种类出发,将国家和政权统治人类的方法,分为共和制或君主制,而在君主制的体系中,他从政权的产生形式,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和新的君主国。世袭君主国当然缺少维持政权统治的困难,因为劳民伤财和动机和必要性都要小,所以自然受到臣民的爱戴。而混合君主国,由于一部分是新的,所以可能引发变动,这种变动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旧有的领地和新的领地属于同一地区,也是用同一种寓言,要想长久地保有它们,只需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把原来统治这些地区的血统斩草除根;二是既不改变该地区固有的法律,也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赋税,这样一来,时间不长,这些地区就能和占领国融为一体。”如果被占领的国家与占领国在语言、风俗习惯或者法规制度方面不同,马基雅维里提出,“要想长久地占据这块领土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征服者亲自前往并在那里驻守。”而要像“亚历山大占领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后继者”,也就是要实现统治,就必须在统治上找到方法,一种是由一个君主和一群忠心的臣仆统治,另外一种是由一个君主和众多诸侯统治,这两种统治方法其实都找到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统治力量。而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那么马基雅维里提出的办法则是“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

除了这两种君主制外,最复杂的可能是新的君主国,这里又可以分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市民的君主国和教会的君主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崛起,是摩西、居鲁士、罗穆斯、特修斯以及这类的人物们,他们用自己的个人魅力,用自己的卓越能力为国家获得荣誉和名望,是“交了好运”。而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面临的困难就会很多,“这些人在征途中不畏难,是因为他们正像雄鹰一样飞翔,而当他们到达制高点,收拢翅膀治国时,各难题却纷至沓来。”也就是他人的武力只是一种假借的条件,所带来的是不稳定、变化无常的因素,马基雅维里用切萨雷·博尔贾的例子说明,他正是凭借父亲的好运,得到了那个国家,但是,“在这种好运到头时,他也就失去了这个国家”。而这些君主无法保有国家统治权,其实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是“他们缺乏一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军队”,这也为他后面建设理想的君主国设下了伏笔。市民君主国和教会君主国似乎都是通过群众基础和宗教力量实现统治,出现问题的可能都不大,只有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才会有统治的隐患。马基雅维里用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为例,他从一个平民并且下等卑微的地位崛起,而成为锡拉库萨的国王。但是伴随着获得君权,他的统治却是以屠杀同胞、出卖朋友、背信弃义、毫无恻隐之心,以及没有宗教信仰为手段的,所以“他无法赢得光荣”。“利用残暴为手段,夺取统治权最后却落得悲惨的下场”,这是马基雅维里对于这一类君主国的总结,但这仅仅是指他对于夺取统治权的方式,或者说仅仅是指他惨无人道暴虐,但是马基雅维里并不反对使用邪恶手段,他说:“恶行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但卑劣手段要一次性完功,日后除非有利于臣民,否则绝不可再次使用。”这是恰当使用恶行,而不恰当使用的恶行,指的是那些一开始很少有暴行,但随着时日增长,残酷恶劣行为却越来越多。

马基雅维里(1469年—1527)

所以在这恰当和不恰当的实践中,马基雅维里悄悄地建立了自己的“邪恶论”,这也为他在后面对于君主的统治艺术的论述打开了口子。在“论衡量君主国力量的方法”中,马基雅维里在如何防止市民对自己的背叛时提到,“一位强力果敢的君主一方面要给人民以希望,让人们相信祸患不会长久持续,另一方面他还要人民对敌人的残暴产生畏惧。同时,君主还要把他认为过于莽撞的人巧妙地控制起来。”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党羽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因为,施恩者与受惠者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这是人常情。”也就是说,当君主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的时候,这些人势必会积极地与君主团结一致。所谓怀柔,但是在国家统治中,怀柔并不是最保险的。他在论述君主的统治艺术时,提出了反道德论,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邪恶的统治方式:“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在他看来,一味的仁慈并不能拥有完全的统治力,他举西比奥的例子,这个“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在整个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位杰出人物”,最后他的军队却在西班牙背叛了他。原因在哪里?“正是因为西比奥对于士兵过分仁慈,他所给予土兵的自由超越了军纪所容许的范围。为此,他遭了元老院中法比奥·马西莫的指责,称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仁慈会孕育放纵,所以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不完全符合道德”也就是前面所的“恰当的恶”,君主的慷慨和仁慈,都会留下后患,遭到相反的指责,所以必须用恰当的恶,用君主自己的意志来实现统治,甚至是残酷,萨雷·博尔贾就是历史上残酷的人,“正是由于他的残酷才使得罗马尼阿恢复了秩序,国家得以统一,并且重新恢复和平和忠诚。”所以,马基雅维里更深一步指出:“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残酷但有为的君主,比那些仁慈但使国家混乱、凶杀、劫掠层出不穷的君主而言,他心其实要仁慈得多,因为后者往往危害到全体人民,而有残酷之名的君主,只不过因执行刑罚损害少数人而已。”残酷是体现着君主的意志,残酷可以避免被人憎恨,“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

那么,如何体现君主自己的意志,那就是权力,那就是基于武力的权力,基于军队的权力。马基雅维里认为,世界上的斗争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所以君主就必须做一只野兽,体现它的兽性,用武力来实现统治,野兽了可以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也可以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发现陷阱和吓跑豺狼,都是君主统治艺术之一,而君主不能将自己的兽性暴露出来:“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而武力论的最强有力支持便是建立自己的军队,马基雅维里论述了军队的种类,“要么是他自己的军队,要么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军队”,而雇佣军、援军,或者混合军队,都有隐患,因为都不能体现君主自己的意志,而意大利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先后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路易十二的掠夺、费尔迪南多的摧残以及瑞士人的羞辱”。所以,马基雅维里提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惟一艺术。”拥有军队就是拥有武力,就是体现君主的意志,就是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最后才能拿起枪,“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使意大利实现伟大的复兴。

邪恶论、权力论,使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成为挑战传统的惊世骇俗之书,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那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著述《君主论》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马克思也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 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

在我看来,在人们已习惯于君主及其后人统治的世袭君主国,维持政权统治的困难,会比那些新君主国要少得多。

因此,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进行报复的机会。

精明的君主的作为就该像罗马人所作的那样: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隐患问题,还应该顾虑到将来的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谁助使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

君主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要比借助于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

对于一个过去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来说,如果任何占领者只是征服而并没有毀灭它,那么,终有一天,占领者会被这个城市消灭。

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赐而坐上君主位子的人正是如此:这些人在征途中不畏难,是因为他们正像雄鹰一样飞翔,而当他们到达制高点,收拢翅膀治国时,各难题却纷至沓来。

这些君主们所依靠的,不过是那些提携他们的人所施予他们的好意和运气——而这者都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的因素。

恶行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但卑劣手段要一次性完功,日后除非有利于臣民,否则绝不可再次使用。

君主必须同平民保持友好关系,否则当他陷入困境时只能坐以待毙。

如果君主拥有强大的城市,而且又没有结怨于人民,他就不会遭到攻击,如果有人敢于侵犯,也必然会被狼狈不堪地击退。

一位强力果敢的君主一方面要给人民以希望,让人们相信祸患不会长久持续,另一方面他还要人民对敌人的残暴产生畏惧。同时,君主还要把他认为过于莽撞的人巧妙地控制起来。

因为,施恩者与受惠者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这是人常情。

所有的君主国,不论它是新君主国、旧君主国,还是混合君主国,其执政之基在于良好的法律和优秀的军队。

在我看来,君主用以保卫国家的军队,要么是他自己的军队,要么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军队。雇佣军和援军往往好处不大且暗藏隐患。

因为援军比雇佣军更加具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援军到来之时,便是你走向毁灭之始。

采用雇佣军,危害在于他们的胆怯懦弱;使用外国援军,危险性却是他们的英勇剽悍。

因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惟一艺术。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慷慨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慷慨的行为并不能给你带来声誉,那么它就会损害你。因为如果君主有道德地慷慨行事,但他的行为并不为人所知,他将遭到与慷慨相反的指责。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人称为吝啬的人成就了大事,而其余的人都失败了。

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残酷但有为的君主,比那些仁慈但使国家混乱、凶杀、劫掠层出不穷的君主而言,他心其实要仁慈得多,因为后者往往危害到全体人民,而有残酷之名的君主,只不过因执行刑罚损害少数人而已。

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

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

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

但是,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君主应该在其行动中努力表现出伟大、英勇、果断和坚韧等特点。

君主对付一切密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免被他的人民憎恨和轻视,因为那些密谋反对君主的人总是期望通过解决君主的权力来取悦人民。

君主如果注定避免不了被某些人憎恨,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避免被所有的人憎恨,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遭到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憎恨。

如果君主对人民的畏惧要超过对外国势力的畏惧,他就应该修建城堡,反之,他则应该放弃城堡。

世界上最益于君主赢得人们至高尊敬的事,莫过于建立丰功伟业和做出卓越的榜样了。

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险,常常会选择立立场,但往往因此而被人消灭。

关于君主如何鉴别他的大臣,有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如果你觉察到大臣考虑问题,考虑他自己利益多于考虑你的利益,这说明他的一切行动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良臣,你绝不能够信任他。

因为要防范这种谄媚者,只能是让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你也不会降罪于他们,此外别无他法;但是,当人们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尊重也之减少了。

无论来自自何处的良好忠言,都因君主的圣明而产生;而不是臣仆的忠言塑造出圣明的君主。

如果我们的那些君主在享有国家多年以后却丧失了国家,他们不应该咒骂命运,而是应该咒骂自己的庸俗无能,因为在过好日子的时候他们从不考虑到糟糕的日子。

我深深明白,无数人曾经有过并且仍然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世界上的事皆由命运和上帝主宰,人类的智慧不能改变它们,并且没有能力补救。

命运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人的方式也总在不断调整,当两者协调一致时,他就成功;当两者不一致时,他就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