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13 《古拉格群岛》：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
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第二部 第一章《群岛之舟》
不可理解的隐喻，是远离法律、道德和宗教，是丧失语言能力的“缄默不语”，是被命名的“古拉格群岛”——它矗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牢固在苏联的历史上，它是象征是传奇是永远的伤痛和耻辱，“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当“古拉格群岛”以不可理解的隐喻变成新的统治力的时候，那些名词和动词便成为千万人走进去却再也出不来的迷宫，迷宫里四处都是牢固的墙，而“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隐喻的迷宫里，嘴巴被封住，“古拉格”是俄语“ГУЛАГ”，这是一种浓缩的命名，远离现实的命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汉语意思是“劳动劳改营总管理局”，在这个被命名的名词背后，是一串动词，连续的东西，关于一生的动词，是逮捕、侦查、判决，是监禁、改造、反省，是流放、逃跑和死亡，甚至到最后的释放，也都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隐喻”，因为作为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释放和逮捕其实是意义完全相同的动词：“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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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30513·0982 |
一切从隐喻的动词开始。“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它是一扇随时打开的门，注定了的结局，没有其他的可能，“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逮捕是一个不可说的动词，它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它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突然降临，却早已写在被注定的命运里，只不过在快速的转变中，在去死亡的必经之路上，它便成为一个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动词，甚至，一切的逮捕没有任何抵抗，“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但没有开始！没有抵抗，没有质疑，没有一切的可能，这被注定了的命运变成了普通监狱学的教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那个时代“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监狱学，到最后还是变成了“缄默不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隐喻，迷宫的墙就如那些汇聚而来的下水道，散发着阴暗恶臭，那些血、汗和尿，当被压榨之后成为一段历史的水流，“经常拍打着壁管”，但是都是隐喻，没有抵抗，那里只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只有“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只有“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在这些下水道里，在这些迷宫里，你成为一个不可逃脱的分子：“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注定了的厄运是一首诗歌的背叛，是一个民族的背叛，是一种政治的背叛，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依然没有抵抗，依然是被注定的厄运：“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从来没有抵抗，从来却都是反对，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判刑，甚至那一声呼唤：“你可以自由地祈祷，让上帝独自听到”也成为丹尼娅·霍德凯维奇十年刑期的荒唐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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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巨流滚滚而来，它夹杂着阴暗和恶臭，杂夹着荒诞和痛苦，杂夹着死亡和恐怖，成为不可抗拒的厄运，成为不可理解的隐喻，成为用谎言的砖建成的迷宫，而他们已经不是单个的人，“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因为数字是给定性的、分级摊派的，以及统一分配的。而这样的摊派、分配和给定的规律，使那座迷宫里充满了历史最无声的旁白：“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法律不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不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而是犯罪的同伙。不管是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的革命法庭，还是后来变成的“契卡”，不管是对言论审判的《俄罗斯新闻》案、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科瑟列夫案、“教会分子”案、“策略中心”案，还是燃料总管理局审判、奥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莫斯科教会案、彼得格勒教会案、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不管是襁褓中的法律，还是在壮大、成熟的法律，它总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和制裁联系在一起，也最终为无法无天的一切奠定了基础，而走向迷宫的法律必然是一场没有反抗的革命：“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所以，“死刑”以“最高措施”的名义出现，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就像社会革命党逃不脱的检举一样，是对于新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去的铺好的道路”。所以，当1916年死刑被完全恢复的时候，一个新纪元开始了，最高措施当然是隐喻，当然是不可理解，也当然会指向注定了的厄运，一九三九——四〇年的小道数字是：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
当有了最高处罚的法律，当有了不断汇聚的下水道，当迷宫的墙越来越厚实，那些隐喻的动词便开始纷纷行动，从侦查到判决，从改造到流放，从反省到逃亡，以致像是终结的释放，都使“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
侦查，从一把手枪开始，往桌上一摆，便是一种厄运，便是不能逃离的隐喻，“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爱伦堡的回忆成为一九二〇年契卡侦查的一个悖论，如何证明，不是为了真理和真相，而是为了让自己走向毁灭，这里没有辩证逻辑，只有子弹，这里没有坦白交代，只有通宵审讯，这里没有千百万人的苦难，只有一种忠于领袖的奴性，而最大的悲剧是，在清洗的运动中，你不能自证清白，却是要在自己被捕入狱的那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一把手枪的政治，而等待那些准犯人的惩罚看起来简单，却在泯灭人性，肉体和精神，意志和人格，都被留下了痛苦的恶痕迹，夜审、辱骂、恫吓、谎话，以及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利用动物对肉体的侵害，这31种方法就是为了给所有人套上注定了的厄运。
厄运之后，便是那被生产的“监狱工业”，便是在机器间的监禁，那里有“泽克车厢”，有“乌鸦车”，而这些被命名的工具将犯人带向那个被命名的“古拉格群岛”：“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千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这里是递解站，这里是特种劳改营，这里是取消现实的迷宫，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所以对于所有的群岛的罪犯来说，“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被侦查的绞肉机摧毁，饥饿和困乏，挨冻和毒打，除了肉体，也是精神的幻灭，而最可怕的不是回不到原来的世界，是在充满隐喻的迷宫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我在古拉格的登记卡片上是“核物理学家”，而且是自己登记的，但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非真实的个人信息只是为了抵抗谎言，只是为了隐藏真相，核物理学家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某种图腾，它是改过自新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在巨大的谎言和机器拷问的古拉格群岛，我们却成为另一部机器，在“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是自我囚禁，是自我毁灭，因为在这个群岛里，用这样的方式也是自我救赎。那里或者有申诉，但是没有用；那里有逃跑，但是最后总会被抓回，甚至枪决，也就是说，所有积极的反抗都会走向一种结局，所以单纯地“活下去”反而是一种以别人为代价的等待，就如《哥林多前书》15：51的启示：“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并不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改变的不是制度，不是法律，不是谎言，而是自我的肉体和精神，让生命从迷宫里看见终点，让灵魂穿过铁丝网。
但是这种等待何其漫长，这种改变何其折磨人，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到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从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到萨列哈尔德支线，从公路到水电站工程，从化工厂到矿产开发，在长长的清单里的各项工程中不断“改造”，不断建设，不断地各省自己的罪行，不断地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的代价和意义。所以我的流放可以看作是灵魂重新生长的开始，这是向上的力量，这是自我的重新命名，因为在我的心中，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信念：“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最后的回答是：“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地落下真理的瀑布，尽管在流放地，是置于另一种公开的监督，是不能擅自离开范围——否则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但是流放依然是“幸福生活”，可以走进教室，可以拿起粉笔，可以获得真正的公民权，可以知道斯大林之死，这才是希望之所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春天。尽管对于古拉格来说，永远会存在，尽管释放就是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尽管生活还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的第二天，但毕竟是可以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毕竟是在慢慢告别隐喻，毕竟听到了名词和动词字尾里的俄语，“祝福你，监狱！”或者成为我回顾自己被监禁年代的最大感慨。
十一年光阴的牢狱生活，有肉体和神经的折磨，有对于各种荒诞判决的亲历和见证，有改造和建设中的各种丑恶，但是对于我来说，却不是耻辱，不是噩梦，“我将能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来？”甚至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早晨切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用这样的怀念方式让自己很快回到原来的境地，是的，当往日的景象历历在目，当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的时候，也就是我走出历史走出荒诞，走出迷宫走出古拉格群岛的一天，而只有这时候，我才变成了索尔仁尼琴，变成了用笔记录和见证那个时代的人，从活着的蝾螈里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强大“泽克”部族里的人。
“1918一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这是索尔仁尼琴对于这本158万字“巨著”的注解，为什么叫“文艺性调查”？或者只是一种接近小说的笔记整理，“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事件”的声明，以及“写作这本书的资料，是二百二十七人在一些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提供给我的”的信息来源，当然，“为此书提供了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书籍的作者”，而索尔仁尼琴几乎用毕生精力记录和整理的“文艺性调查”是为了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也就是说对于那段历史没有亲历、听闻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和没有猜到一切”是不是就是“1918年至1956年”的无能为力叙述的历史？为了纪念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索尔仁尼琴以真实的笔触揭开了那个迷宫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对他来说，似乎并不过瘾，“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而真正的停止似乎并不只是文本，在那个被禁锢的时代，在那个释放之后的时代，充满谎言和压制的古拉古并没有消失，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这是用生命、用信仰构筑的文本，这是历史的记录和时代的良心，虽然直击了集权时代的诟病和政治耻辱，但是作为一部小说，158万字虽然有血肉，有痛苦，有折磨，有抗争，但是用真实的笔触记录的文字里，依然只是一个个体的呼叫和挣扎，一个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思考，书信、文件、笔记，以及大量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只是一个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的有关政治的报告文学，没有主线的情节，没有一体的人物，或者是索尔仁尼琴反抗虚无历史的一次努力，在文本里他所传达的就是真实的声音和真相的现实：“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158万字的煌煌巨著，对于苏联来说，只是罄竹难书的历史罪状而已，“在未来世纪的某个时候，这个群岛，它的空气，以及凝冻在冰透镜层里的它的居民的残骸，将变成好似那种难以置信的蝾螈。”是的，没有了活生生的肉，没有了在场者，历史就是一个标本，索尔仁尼琴也是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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