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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30517·0995 |
|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21.00元 | |
| ISBN：9787544732178 | |
| 页数：272页 |
“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死了。”第一章就打开了一个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世界，作家、艺术家们旅居巴黎，他们工作、交谈，他们宴饮、嫖妓，在这些夸张、变形的“垮掉派”生活里，有着穷困潦倒、杂乱无序和肮脏卑劣的生存方式。但亨利·米勒说：“我的书不是关于性的，而是关于自我拯救的。”自我拯救是不是人类最普遍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这部小说遭遇的写照。由于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1944年盟军来到巴黎后发现了米勒的作品，遂争相传阅，并偷偷带回英美等国，米勒顿时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地下”作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诉讼，米勒作品终于在美国得以解禁。米勒因写作风格形成了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勇猛挑战与反叛，给欧洲文学先锋派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北回归线》：“上帝”这个词必须变成肉
我已完全丧失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
上帝不是一个词，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奇迹，是活着吃人生番的状态，可是仅有一副臭皮囊，仅有包裹骨头的那几块肉有什么用？生活完结的时候，找到的上帝就成为了一个骨架，一个剔去了信仰、尊严和艺术的骨架，“他们自己已被剔去所有的肉”，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活着和死去，以及禁锢和自由，都变成了灵魂有关的讽刺，最后在降临的新的世界里，即使真的找到了上帝，也没有了自己。骨架或者肉，都只是一个词语，而在词语的牢笼里，“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出发是一个端点开始的行动，是“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但是哪里是起点，哪里是没有肉的骨架的新生？亨利·米勒，或者“我”，探求的或者不是纯灵魂的渴求，也不是宗教的救赎，而只是在一种梦境般的流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不是上帝，我却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那可怜的肉，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解构灵魂，那是女人热乎乎的窟窿眼，是丰腴的大腿，是胯下的六英寸长的骨头，就像我对塔尼亚说的那句话：“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眼儿里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那世界里，不再是艺术，不再是信仰，而是充满着情欲的追寻和放逐，像一场正在上演的人生之戏。
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幻觉，也就把出发变成了的起点变成了“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时间是1928年，空间是巴黎？“1928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那就是乘船启程去美国前的那一夜。”这是现实里可以关照的参照系，1928年的巴黎，是离开，启程去往美国，但是目的地在纽约，在回家的那一端？一夜，含着太多的幻觉，就像当初到来时一样，只是出发“去喂肥自己”，但是只有到那个被发现的动物园的时候，才知道巴黎只是另一个词语，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情、行动、戏剧、梦幻、疯狂的世界，一个孕育欣喜而不是干放屁的世界。”
如果倒回去，是一年前的幻觉：“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春天的巴黎，是春天的欲望，“最卑微的生灵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待在天堂里。”就像菲尔莫尔说的那样：“起初法国显得很美妙，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啦，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为什么一种幻觉会击败另一种幻觉，那是是离开美国离开纽约，因为纽约的词语是冷酷、灿烂、邪恶，以及无足轻重：“纽约！那些白色的监狱，挤满蛆的人行道，排队等候发救济食品的人们，修筑得像宫殿一般的下流去处，那儿充斥着犹太人、麻风病人、杀人犯，而游手好闲的人最多。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楼、饮食、海报、工作、罪行、爱情……整个城市建筑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坑上，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监狱、人行道、救济的人，以及各种罪恶集于一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约是现实的，是活着的，是骨架，它逼迫你选择出发，选择逃避，但是当纽约变成背后的东西，甚至变成自己的一个背景时，那扑面而来的巴黎就像是一个春天，一个天堂。但是在这里谁能喂肥自己谁能找到有肉的上帝谁能获得灵魂的渴求？
还是肉，一堆的肉，充斥着情欲的肉，而那些“我”都变成了“情欲艺术家”，那里有天气预报专家鲍里斯，有生病的戏剧家西尔维斯特，有贵族派头的讨厌鬼卡尔，有曾经是沙皇禁卫军上尉的谢尔盖，有雕刻家兼画家克吕热，有爱尔兰画家马克·斯威夫特，还有“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艺术家”的“我”，他们组成了艺术家的群像，他们都是一个个渴望喂肥自己灵魂里的那个上帝的“我”，但是艺术何在？艺术只是呈现着淫荡的肉身，呈现着恶心的大便，呈现着至死都想要拿到的假牙，那些女人在巴黎成为舞台上引向我们寻找肉身的另一个上帝。她们是“一百万女人中的佼佼者”的劳娜：“她身上最突出的是窟窿眼儿和一个玻璃屁股，你可以坐在里面读中世纪史。”是“彻头彻尾的婊子”的热尔梅娜：“她的婊子心肠并没有多好，而是一副懒散、麻木不仁、软弱的心肠。”是“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眼儿里的每一条皱纹”的塔尼亚。她们是上帝身体里长出一块肉，是艺术家在巴黎最后的欲望，范诺登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书、梦和女人组成了巴黎的人生，但是这里没有爱没有灵魂：“女人只是帮我做梦的，仅此而已。”女人也是幻觉，对于我来说，还有那个和戒指有关的莫娜：“同莫娜分别以后，戒指一直戴在我的小指上，它已完全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卖掉。”但是一起生活了三年，却从来没有买过结婚戒指，结婚戒指是契约，当它从手指上缺席，也就意味着灵魂上的爱变成了虚无，我只是和那个阔婊子通信，用一种看似纯洁和崇高的方式书写着某种艺术人生，但其实这些信件就像那戒指一样，是杂碎是讽喻是拼凑是片段：“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根据写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重新编排过的内容，还有从拉伯雷和佩特罗尼乌斯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
爱情在哪里？灵魂在哪里？范诺登式的质问渗透着艺术的堕落：“为什么所有的婊子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觉得好好干一次还不够……她们还想要你的灵魂……”而作为回答，他用自己的孤独和恐惧连接着此岸和边，连接着现实与梦幻，连接着时间和空间：“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交合在一起时他仍旧逃不出为自己筑成的炼狱。”自己成为自己的牢笼，自己成为自己死去的上帝，所以，我会因为两百法郎而丢掉工作，为了生计，给犹太数学家和聋哑心理学家写论文，为批货商人写用以发表的文章，为别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当然也可以去为来巴黎的艺术家拉皮条，在女人和梦幻，艺术和情欲之间搭建桥梁，而我到公立学校上课，本是来为了传播法美两国友好福音，但是开门见山讲的却是大象怎样做爱，而这种被披上“爱情生理学”的课程无非是为了更彻底在幻觉中回归到欲望，“他们指望我讲什么？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独立宣言》？或是讲近来流氓团伙之间的一次火并？”是的，曾经不可避免谈到的惠特曼，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影子，“惠特曼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而在巴黎，他是一个死去的符号，和艺术无关，和灵魂无关。
“这就出发”的巴黎写满了肉欲，写满了背叛，写满了拼凑，“巴黎像一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怀里。可是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受骗了。”上帝的肉是女人的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一旦失去，就可以马上去当婊子。而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幻觉，就在那没有轴线的子午线上演出：“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舞台，一个可以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不是在巴黎开场，是在别处上演，“在别处”是因为找到自己找不到上帝，纽约或者巴黎，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们只是离开和到达，或者到达和离开，当乔几乎是逃着离开法国的时候，1928年的那个夜又回来了，两个城市，此处和彼处，只不过是菲尔莫尔挂在墙上的那张地图，“我们常常用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共同优点”，而结局是再也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那个真正的“我”：“我已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或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没有自己，没有我，是不是一种物性的回归？佩克奥弗的假牙和纳南塔蒂的大便，是文明之外的污秽，是真实之外的虚假，和那些游荡在街上的婊子一样，已经没有了灵魂的力量，没有了朝思暮想的奇迹：“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位甘地的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而巴黎或者纽约，政府、法律、道德、准则、理想、思想、图腾和禁忌等词语也是挂在墙上，写在拼凑的信件里，没有丝毫的敬重，甚至它们已经被“缝”或“穴”的谜一般的东西贴上了淫秽的标签。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艺术和信仰何尝不是更大的谎言，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已经包围了我们，并且在解构着我们。诗人、画家、雕塑家，统统都在虚假的舞台上，统统都在没有轴线的子午线上，那看见的现实就是马蒂斯那副后现代的画：“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已偏离自己的轨道，地轴已错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向的缝口正在合拢。仍处于胎儿阶段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消失，河床平滑如镜。”
如末日一般的艺术世界里，没有大海没有惠特曼没有春天，只有“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只有“男男女女大腿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与死也已经被划分为两部分，在子午线上行走的时候，在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是带电的肉体，是民主的灵魂，也是洪水浪潮。被淹没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名叫乔的人：“我叫他乔，因为他叫我乔。卡尔同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乔。”每个人都是乔，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巴黎丢掉“我”。所以，第一句便如此写道：“如今我住在博尔盖塞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位置不对。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不再是有个体的自己，不是都有上帝的自己，“快要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整个世界坍塌的时候，群像里的每个人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我和鲍里斯讨论的那本书叫《最后一本书》，是世界最后的形式，而“它将以不署名的方式写出”，没有名字，也就没有那背后的我，和我们，“《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无须署名。”去除了名字，去除了上帝，而等待我们的命运只有一个：毫无意义的死，而这种死就是消灭自我的“自杀”：“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化。”
时光之癌症，是“北回归线”，时间的子午线上只有成为一个骨架的上帝在舞蹈，而灵魂只剩下无休止的亵渎，只剩下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也只剩下“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没有奇迹，没有艺术，没有信仰，没有自我，“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真实和戏剧幻觉的行动诗篇。”过一天算一天，在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的时间里，在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的空间里，“喂肥自己”：
如果有幸买得起，你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看动物或是与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而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