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雷诺阿

编号:Z21·2150420·1162
作者:【法】安德烈·巴赞 著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11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301164709
页数:373页

他是拍摄了《娜娜》、《游戏规则》、《查尔斯顿》、《玛尔基塔》、《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导演,而他是二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电影批评家、电影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国《电影手册》创办人,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用现实看穿世界,用评论表达思想,在这部“著名评论家评著名导演的书”里,两个人在同时代一起重新找到现实的方向,尽管巴赞对雷诺阿的美学观念进行了精心的考证,对制作技术细节作了准确的调查,对文章、演讲稿和采访进行整理,展现了雷诺阿特有的“安逸”的精神世界。但是巴赞最终却没有能完成这本书,折磨他的疾病战胜了他的勇气,而弗朗索瓦·特吕弗着手填补由他所敬重的人的逝世而遗留下来的空白。让·雷诺阿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无愧于这份殊荣,但是我却迫不及待地去享受它,不带有一丝克制。这一时刻是送给巴赞的美丽礼物。这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人不会死亡。”


《让·雷诺阿》:除了现实什么都没 

一部电影之所以成为好电影,它一定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比坏电影更加现实。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充分,因为电影的趣味还在于更好地表现真实,是为了让真实自己产生更多的意义。
       ——《法国的雷诺阿》

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坏电影?安德烈·巴赞给出的标准是电影是否现实,而“现实”这个词更准确的说法是“真实”,这种真实并非是局限在景框里画面的真实,并非是表现的客体和现实具有多少相似性,而是场景独立于摄影机、演员独立于场景,导演独立于表演的那种真实,“最直观而又最感性的导演能够将我们引向他人物内心中最隐秘的地方,因为他首先忠实地爱着他们的外在,再通过外在爱着他们的灵魂。”而在巴赞看来,让·雷诺阿就是一个让人看见灵魂的导演,就是一个而用上帝之眼观看世界的导演:“影机的视角再也不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无所不知的小说家那种抽象的视角;也不是用慎重的脑子进行拍摄的主观而愚蠢的摄影机的视角;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偶然性的观看,而这种观看的方式仍保留了目光所受到的约束和其具体的品质,在时间上的持续以及在空间上的盲点。”

导演是一种引导,而这种引导一定带着很大的主观性,主观性摆脱了偶然性,而主观性也必定要创造了现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赞对让·雷诺阿的现实性的定义一定是去除了客体性而存在的一种主观真实性,它指向灵魂,指向诗意。对于让·雷诺阿来说,用电影表现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遭遇误解,遭遇误读,遭遇尴尬,甚至是攻击,而其实,作为电影导演,用一种影像来接近现实,无非是一种隐喻,就像用画面看见的同时,必将隐藏另一部分,他无法全知全能,却可以通过隐匿来展现更广阔的现实,而这种方式,巴赞引用波德莱尔的那个词来说,就是“通感”:“它是空间表现中现实主义的必要形式,这种现实主义要求人们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敏感,但同时它又将自己面向一个类比和隐喻的世界。”

持之以恒的敏感,或许正是让·雷诺阿在电影世界里坚持的品质,无论是默片时代还是有声电影,无论是在法国时期,还是在好莱坞时期,无论是离开,还是回来,在让·雷诺阿的心里,总有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探寻,这种真实去除了虚伪和煽情,去除了技术和掩饰,“妆扮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了胜利,不仅仅是对面容的妆扮,同时更是对精神的妆扮。”所以,让·雷诺阿就是要摆脱一个“妆扮”的时代,寻找世界里的真实,这种寻找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抗争,因为在让·雷诺阿看来,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要么出售,要么死亡。”在没有选择的现实里,只有尴尬的结局:“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没有生成或消失,它们只是相互转化。”在这个只有相互转化的世界里,让·雷诺阿希望自己生活在中世纪:“我真正地热爱中世纪。我是怀疑文艺复兴的,这场运动所建立的社会必然走向工业,催生原子弹。”

恐惧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创伤,所以拒绝工业社会,拒绝工业社会,所以怀疑文艺复兴,怀疑文艺复兴,所以活在中世纪,这是让·雷诺阿的逻辑,“中世纪”对于让·雷诺阿来说,不是意味着专制,而是意味着自由,不是意味着技术主义和工业发展,而是意味着灵魂的忠实,所以对于他来说,电影就是这样一种自由和忠实的载体,“电影是一门手工行业,正是那些聚拢起来为自己抗争的手工艺者们让我们的电影业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电影业。知道这一点我就感觉到自己在这样一个行业里还有很多很多要做,只要它是自由的,那么它就能帮助我们去认识人和事。”让·雷诺阿所要认识的是哪些人和事?其实在他和电影的关系来说,他所要认识的人是真实生活着的法国人,他要认识的事则是当时电影发展走在前列的美国电影。

电影进入雷诺阿的世界,是在他八岁的时候,1902年的雷诺阿在学校里见识了一个貌似“摄影师”的人,“他还带来了一套奇怪的设备。”那部《疯车历险记》在雷诺阿的眼中,出现了大量的烟雾,出现了反复的火焰和爆炸,而这种火焰和爆炸也点燃了雷诺阿渴望看见世界另一种呈现方式的欲望,这是雷诺阿对于电影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刺激物分别是美国电影《纽约之谜》和卓别林,它们带着浓浓的美国风情,但是对于想要从事电影工作的雷诺阿来说,却仿佛是一种奢望:“这些我如此喜欢的美国片,这些她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地的杰出演员不还是被我们大部分的评论家所藐视甚至无视吗?”也就是他认为,在法国做出向美国电影一样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互转化”的巴赞和雷诺阿

但是雷诺阿似乎要将这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甚至变成自己毕生的追求,所以这种追求其实是艰苦的,甚至带着理想化的盲目性,“我天真又勤奋地努力模仿那些美国大师们,却不明白和种族相比人更无法摆脱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塑造出他体认的生活环境,还有那些终日不离其视线的一景一物。我还并不懂得一个在法国生活的法国人,一个喝着红酒吃着布里干酪而满眼是巴黎灰暗景象的法国人,只能依靠和他有共同经历的人们的生活传统才能拍出精彩的作品。”这是一种机械的嫁接,这是一种简单的移植,在雷诺阿的电影道路上,这条路到底该如何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位,所以以自由战士的身份使电影“法国化”,对于雷诺阿来说,就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现实主义”。在原载于1938年12月的《观点》杂志上,雷诺阿说:“于是我开始在身边寻找,惊奇地发现了大量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而且完全可以搬上荧幕。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洗衣女工,或是一个正在镜前梳妆的妇女,或是一个推车叫卖的果蔬小贩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无可比拟的造型艺术价值。”

洗衣女工、梳妆妇女、果蔬小贩,这些都是有着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也许可以在法国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用真实的主题来感动观众”,而这样的实践在安德烈·巴赞看来,是雷诺阿将美国大众电影和法国社会的真实意义结合起来,“雷诺阿致力于通过演员将现实主义——也可以说那种美国的大众影片和斯特劳亨先后为他展示的真实性——挖掘出来”,而这也让雷诺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默片时代的《娜娜》、《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懒兵》是其最重要的三部电影,而在这三部默片里,似乎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对于法国式现实主义的一种背离,这里没有洗衣女工,没有镜前梳妆的妇女,没有推车叫卖的果蔬小贩儿,一个北欧童话如何实现一种真实的现实主义,巴赞认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雷诺阿以先锋派的主题和技巧对现实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关于生死的主题上从童话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的悲剧,“它既温柔又性感,就连死亡在其中也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和故交。”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是雷诺阿关于电影技术的一次努力,安德烈·巴赞说:“《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一次实现了在室内使用全色胶片拍摄电影。影片中的特技并不是用来制造童话般的幻觉,而是为了进行机械实发视觉材料。它们是第二级的玩具。”

从三部最主要的默片,到有声时代的最初电影,从人民阵线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雷诺阿不断在电影的现实主义真实上进行探索和实践,《给宝贝服药》中冲水的声音,《母狗》中的景深镜头,都是技术上的一种自由运用,它打开了现实主义的场景,打开了现实主义的美学,而不管是《布杜落水遇救记》中的淫乱场面,还是《托尼》中的男女关系的批判,使得雷诺阿的现实主义又站在来伦理的角度,伦理指向现实,所以“那些永远被人讨论的男女关系”,作为伦理意义的孕育,为10年后先现实主义的潮流铺下了基石,安德烈·巴赞甚至把雷诺阿称作是一位伦理学家,“社会的现实主义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感知并证明人类的永恒本质及其问题的方式。”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拍摄的几部影片中,这种法国式的现实主义通过伦理通道指向了人类的永恒命题,“可以说在新现实主义之前,雷诺阿就已经将他的电影建立在通过语言而缔造的人类关系的真实上。”这一点在他的电影《大幻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德国和法国军人似乎只有在一个战场上才能够站在一起,而他们其实代表着人性的不同方面,而在战争中,人性的意义仅仅是在那间小茅屋里发现暧昧的男女之情,仅仅在于越过边界时收好枪支避免背后的射杀?在安德烈·巴赞看来,《大幻灭》阐释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信仰的问题,这种信仰是“对全人类平等和博爱的深深的信念”,“他给所有的人物,甚至所有的思想平等的机会。”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平等、行动的自由,以及基于战争而建立的博爱只是雷诺阿探索真实意义的一种范式,对于这一范式最直接的继承则是之后的《马赛曲》,“他给历史去掉了神性,而增添了人性。可以说它不再是‘小故事’,而是从人类的层面上来看的历史。”而这种人类的永恒性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看来,则是雷诺阿对于电影具有“真实文献”意义的探索:“他站在了一切政治斗争之上加以‘总结’,最终《马赛曲》在我们看来犹如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纪实片。即使是拍史前时代的人类也能拍出真实文献效果的导演,除雷诺阿以外恐怕再无他者。”而发展到后来的《游戏规则》,雷诺阿甚至抛弃了法国现实主义呈现的物化场景,“因为1940年他的视野里不再是巴黎的灰色天空,却满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品尝的不再是红酒和奶酪,而是美国的食品。”而这或者正是雷诺阿对于“真实”的真正起步,“我在拍摄《游戏规则》时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我了解那些折磨着同代人的疾苦。我的本能在指引着我,对危险的意识给我提供了素材和对白。”也就是说,雷诺阿从《大幻灭》到《马赛曲》再到《游戏规则》,建立的是一条站在人类之上的真实信仰,其中有苦涩而又先知的游戏,有破灭的友谊和梦想,而所有一切都必须遵守一种规则,而这种规则也超越了不同国界的电影叙述,更带有某种人类学的意义,所以,朗索瓦·特吕弗在评价《大幻灭》时也指出:“这部影片的伟大思想也是雷诺阿日后作品《马赛曲》,特别是《游戏规则》所宣扬的,那就是世界只有横向的划分,而没有纵向的划分;雷诺阿清楚地说明了尽管有些阶级正在消失,但是阶级的思想仍将存在。相反,应该打破国界,它才是一切的误解之源。”

这是不是法国时期雷诺阿思想的一种终结?或者说是最初设想的“大量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的一种舍弃,安德烈·巴赞把雷诺阿的电影区分为多种身份:法国雷诺阿、好莱坞的雷诺阿,以及“雷诺阿的归来”。在法国的雷诺阿,似乎也一直坚持发掘最具法国味道的内容,一直在法国的文化特别是父亲的油画中汲取营养,也一直让自己成为自由支配电影的那个真正的导演。他似乎把剧情和表演看得很随便,似乎把演员的标准永远放置在自己的标准上而不是观众的喜好上,似乎一直在追求细节的真实中改变整体“看似真实”的不合理。所以在选演员上不断犯“错误”,所以《卖火柴的小女孩》被人诟病的舞台剧痕迹,《布杜落水遇救记》中“剧情偏离了主题,演员偏离了角色,表演偏离情景”的错位美学,《游戏规则》中法国元素被取代,种种,都使得雷诺阿成为最争议的人物。而在巴赞看来,法国的雷诺阿其实是他自己审视自己的开始,“他的演员不是在面对观众表演,而是面对自己,好像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他们俨然成为自己的观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观众,这就是巴赞所说的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细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最宝贵的,就像《布杜》雷诺阿如何建立一种“水”的真实,布杜的跳河是一个行为,但是雷诺阿很快就忘记了行为而转向事实,“画面真正的客体逐渐从探究布杜的意图转变为愉悦的表演,也就是说雷诺阿从主人公的愉悦中得到了自己的愉悦。”所以那种水也不再是“水”了,“准确地说那是八月马恩河的河水,是黄色和青绿色的。”

所以,法国的雷诺阿是在追寻自己的认同,追寻一种真实意义,“没有人比雷诺阿更好地抓住了电影最真实的本质,并把它从与绘画或戏剧模棱两可的类比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追求一定会偏向灵魂意义的阐述的发掘,所以在“好莱坞的雷诺阿”似乎在异域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关注法国现实主义的真实,《南方人》中法国元素,《女仆日记》中“试图在他的主人公周围重建一个他们生于此而死于此的法国”,看上去,这些都是在用美国电影的技术和材料寻找法国内容,看起来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法国,所以被非议,但是巴赞还是坚持雷诺阿在自己的现实主义上行走,因为“再现真实”所要达到的细致和准确是“使画面产生噩梦里的那种清晰”,真实的法国现实主义转向隐匿的灵魂,甚至变成噩梦,但是却成为一种清晰的画面,对于雷诺阿来说,其实是影片背后的自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权威,也越来越迷失。

在美国居住12年后回来,对于雷诺阿来说并非是真正的回归,战争或者技术的破坏,似乎让雷诺阿缺少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我认为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中世纪,但不要因此满腹牢骚,中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不要工业文明,所以怀疑文艺复兴,雷诺阿在中世纪里构筑自己的电影梦想,就如在《大河》里生活在孟加拉的两个英国家庭生活一样,生活富裕的他们就是在自己的中世纪,“对于这个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雷诺阿并没有透射出丝毫反感,也没有半点批评讽刺。”在《大河》中,没有大悲大喜的骚动,有的只是极致的纯净,巴赞说:“事实上,雷诺阿对视角的选择就已经显示了某种立场——它可不是那种可笑而狭隘的批评立场,即殖民主义立场——而是一种伦理的立场,与社会学相比,雷诺阿更关心的是伦理学。”其实,甚至连伦理学的立场也不存在了,在《大河》里,屏幕消失了,“除了现实什么都没。既非绘画的,又非戏剧的,更不是反表现主义的,屏幕终于通它所展现的世界而被人完全遗忘。”所以在雷诺阿归来而离开的电影世界里,在存在着灵魂和噩梦的清晰真实里,在放弃了传统的镜头装饰性和画框表现之外,巴赞看见雷诺阿正在走向另一种现实主义:“电影所做的只是越来越少地用技术强加给客观世界多余的内容,因为客观世界通过电影就可以将自己展现出来。电影的大成之日,它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现实的艺术,而是成为艺术的现实。”

除了现实什么都没,而当现实完全进驻在雷诺阿的灵魂和噩梦中的时候,当现实的艺术变成艺术的现实的时候,雷诺阿的确像是在自己的中世纪里呼吸,的确在时代的边缘寻找深层的永恒,在被放逐和被移植的社会现实里思考,“雷诺阿却在这种具有偶然性的真实之外寻求着另外的目标,或者我们可以说固有的目标,但它自此却摆脱了社会的偶然。”摆脱了社会的偶然,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思考,一种跨地域、跨媒介跨现实的创作好和表达,在巴赞看来,雷诺阿的作品经常受一种生活哲学的引导,这种生活哲学具有“通俗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通俗性’,雷诺阿才成功地拍摄了电影史上最生动的电影,这些电影在它们拍摄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启发着我们。”

而四十年后的今天,启发对于巴赞来说,似乎只能和自己的时代一样,在看见一个雷诺阿的同时预示另一个雷诺阿,而在雷诺阿不断演绎自己的时候,巴赞却在自己的现实里提前走向了死亡,在这样一种人生清晰的噩梦中,似乎正印证着拉瓦锡的那个论断:“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没有生成或消失,它们只是相互转化。”巴赞看见了雷诺阿的电影,看见了法国的雷诺阿和好莱坞的雷诺阿,看见了回来走向《大水》的雷诺阿,但似乎无法看见最全面的雷诺阿,他以一种猝然的死告别了现实,却开始了关于真实的相互转化,宛如电影的双重结构,在巴赞之后,是雷诺阿看见他的背影,却又在巴赞的背影里看见自己:“乱世之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些男人或女人,他们把帮助同时代的人重新找到现实的方向作为己任。巴赞就是这样一个人。”

黑羊

编号:C28·2150420·1161
作者:【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208124448
页数:128页

“许多年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有只黑羊被枪决了。过了一个世纪,一群懊悔的羊在公园里为这只黑羊立了一座宏伟的马姿雕像。从此以后,只要黑羊一出现,就将它们快快处决,以便让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也能够借此练习雕塑。”蒙特罗索就像是那个遥远的国家里的黑羊,那些雕塑在哪儿,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又在哪?作为寓言体的复兴者,作为后现代极简主义者,蒙特罗索用寓言“出人意料地遁入某个异质空间”,在那里有猴子、狮子、驴子这样的动物,也有“睡不着觉的镜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此外,还有来自古代神话的“参孙和非利士人”,更有作者本人化身的“讽刺作家”和“寓言家”。《黑羊》包含四十个寓言,中文版特邀阿根廷画家米盖尔·卡里尼绘制15幅精美插图。


《黑羊》:事情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简单 

它们一点都无法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毕竟逻辑思考并非它们所长,但它们俩又都相信理性思考,于是它们便匆忙地分开了!它们对彼此最美好而令人感伤的相遇片刻里所发生的事都感到腼腆害羞不已。
    ——《驴和笛子》

三样东西,一本名叫《黑羊》的图书,两张精致的明信片,一册银色封面的“别册”,它们以独立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与其说是“出现”,不如说是掉落。撕掉塑封,解开腰封,翻开图书,从内页里掉落出来的是两张明信片,浓郁的色彩,夸张的构图,醒目的意象,提取自阿根廷画家米盖尔·卡里尼的插画,一张来自《乌龟和阿喀琉斯》,另一张来自《驴和笛子》,只是《乌龟和阿喀琉斯》的插图里看不见阿喀琉斯,也看不见叙说这一悖论的芝诺;《驴和笛子》的插图里却在驴的下面出现了一个虚幻的人形,戴着农夫的帽子,双脚岔开,双手做出舞蹈的动作。

初见明信片之后,如果按照阅读的习惯,我应该先翻开123页的《黑羊》,把里面所有关于《大胆嘲笑人类愚蠢的超短篇寓言集》的故事都一起看完,把里面所有包括这两张明信片在内的插图都欣赏完毕,连同最后一页奥占斯托·蒙特罗索的《致谢》也读完,但是当完整阅读整部图书之前,我还是将图书背后的“别册”打开,没有书名,没有介绍,当然,也没有插图,封面泛出银色的光泽,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几个字,是对于《黑羊》的反应,里面有被枪决的黑羊,有写讽刺故事的猴子,有“没有吞掉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吞掉”的猫头鹰,有根据玻璃的颜色决定颜色的变色龙,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摘自《黑羊》故事集,每一段话之后是一片空白,而最后一句是:“事实上这些人想的就是要看我出一本烂书,可是我是一只狐狸,我才不会上当呢!”之后是大片的空白,一页的空白,两页的空白,三页、四页,直到最后。

先前掉落的两张明信片,最后被压在底部的银色“别册”,独立于图书,像是对于《黑羊》的提要,插图式的绘画,动物的寓言,却像是对于《黑羊》的一次别样解读。明信片的反面是白色的内容区,你可以在上面填上邮政编码,写上寄给别人的祝福,贴上邮票,这和人类的交流相关,这和人类文明有关。而那本别册也是在大段的空白处可以写上你的感受,写上你的心情。独立而空白,呈现在图书之外,是关于写作,关于评论,关于寄送,都是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所以它们必须要人类来完成,也就是在人类面前,它们才具有最后的意义,这是一个为人类预留的位置,而其实,明信片或者别册,也是人类从动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开始,一面是寓言的插图,一面是寄送的信息,人类是必须带着对动物世界的解读才能完成意义,而那银色的封面分明变成了一面镜子,光反射着“别册”前面的人,所以封面上那句“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像是对于反射在镜子前面的人类的注解。

独立而解读,是打开了进入这本《黑羊》的另一种途径,而当去除了明信片和“别册”的隐喻意义,重新返回《黑羊》内部的时候,其实已经被注解的意义再一次被放大,“动物跟人如此相似,以至于有时我们甚至无法清楚地区分。”这句话醒目地写在扉页上,破折号之后是一个“克尼欧·蒙博托”的名字,原文为K'NYO Mobutu,“在原书的索引部分加有括号,内容为antropofago,意为‘食人魔’”,中泽注,总是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将本来的意义凸显出来,来自“食人魔”的引语,关于动物跟人类的相似之处,那么当你翻开明信片以为是礼物的时候,当你拿起“别册”,在“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中照见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不是无法逃脱被引用而被最终被支离破碎地食用的命运?

他们是动物,他们不是“它们”,因为他们和人类相似,所以猴子想当讽刺作家,猫头鹰想要拯救人类,所以一只狗努力想要变成人,失眠的跳蚤却在思考身为作家的使命。这是动物界的人类,他们总想走出自己的世界,离开自己的圈子,而成为高等的人。猴子通过和所有动物的宴会去接触他们,从而了解和研究人性,他想写如小偷的喜鹊,像投机分子的蛇,和被迫辛勤劳动人类一样的蜜蜂,或者还有性杂交者的母鸡。而那只思考了遭受不幸的人类所有缺点的猫头鹰,想要寻找一些补救之道;而那条阳仔富商家里的狗已经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毫不费力地用两脚站立”;失眠的跳蚤则把自己当成了卡夫卡、乔伊斯、塞万提斯、卡都洛、斯威夫特、歌德、布罗依、梭罗和索尔·胡安娜。他们向着人类的目标迈进,可是他们最终却还是变成了“它们”,猴子放弃了成为讽刺作家的念头,开始写玄想和爱情的文章,最后连动物们都离他远去,并说他是疯子;猫头鹰认识到的最后结论是,如果所有动物都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在和平相处中,人类也就会被拯救,“战争就会变得像是回到没有战争的年代一样。”而在动物彼此吞噬的过程中,猫头鹰没有吞掉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吞掉;富商家里的狗最后还是变成了那只狗,“它看见熟人时还会摇尾巴、睡觉前习惯转两个圈、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时总会垂涎三尺,以及晚上会爬到屋顶上对着月亮久久地狂吠。”跳蚤在那些作家的身上没有发现属于自己的使命,括号里的注解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没有什么跟什么”和“除了一切什么都是”的无意义中得出结论:“总而言之,绝对不可以是默默无闻,并且永远得是自己,永远属于地上荣耀的崇高时刻。”

人类的举动隐藏在明信片的背后

人类是目标,但最后还是成了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丧失了,这是人类的悲哀,还是动物的悲哀?那么在没有人类被幻想的时候,动物又会如何进行角色的互换?又如何在互换中找寻意义、回到自我?苍蝇梦见自己变成了身材庞大的鹰,但是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庞大配件又让他错失了可口的蛋糕和人类的垃圾,最后只能对着房间的玻璃猛撞;猴子和狮子互换了位置,他成为了新国王,实现了政权的转移,但是狮子的力量还在,猴子身上到处是血迹和伤痕,“最后,猴子几乎是跪着向狮子哀求,让一切回到原点。”而那只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青蛙,在让别人欣赏她完美的青蛙腿的时候,在收获掌声和赞美的时候,她的腿却成为人类的美食:“这只青蛙味道真好,简直跟鸡没有两样!”

想成为人类的一员,动物们最后以回到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互换成其他动物,最后也以被伤害而结束,它们只是愚蠢的动物?它们高估了自己最后又损害了自我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马自己有办法想象上帝长相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想成是骑士的模样。”这是一只“想象上帝长相的马”说的话,也只是想象,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悖论,正如芝诺所说的那只乌龟,在和阿喀琉斯的赛跑中如何能赢得胜利,“事实上,仅仅是亿万分之一秒之差,一如对芝诺的诅咒,阿喀琉斯已经赶上了。”人类制造悖论,人类赶上乌龟,最后那一只乌龟只有在没有阿喀琉斯的插图里成为自己。

只有乌龟,只有亿万分之一秒之差的距离,那么在背后的阿喀琉斯,在背后的人类如何维持这样一个悖论?或者说,乌龟背后的人类到底隐藏在什么位置?遥远的国家里,有只黑羊被枪决了,羊为黑羊塑造了宏伟的马姿雕像,甚至期盼着黑羊一出现就会被快快处决,“以便让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也能够借此练习雕塑。”黑羊是牺牲品,马姿雕像不是对它的崇敬,反而是一种低微的技术联系目标,但是在羊的期盼中,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也就是枪决那只黑羊一定是人类干的事。人类在故事的隐秘处,所以那些期望变成人类的动物,那些实现角色互换的动物,其实都折射着人类世界的规则。

而人毕竟是要现身的,人是将兔子和狮子重新定义的著名心理分析师,人是一心想变成基督徒的天主教徒,人是把雕像碎成一块块大理石的希腊诗人皮格马利翁,人是对狗和蛇的尾巴做出解读的折中主义哲学家,人是射击小鸟和人的大卫。他们是变幻了角色的人类?他们是改变了想法的人类?他们是愚蠢的人类?想要移动山的人类在山的固定中丧失了信心,却在道路发生山崩的时候,恢复了信心;把狮子说成是丛林中最天真幼稚而且最懦弱的动物,把兔子说成是最勇敢和最成熟的动物,颠覆了什么样的规则?而想改信基督教的天主教徒,为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荒唐与懦弱的想法和企图”?皮格马利翁为什么只有在雕像想要挖掉诗人的眼睛时,才彻底踢碎了自己塑造的那些雕像?这是人类的痴迷,也是人类的虚幻,这是人类的自大,也是人类的无知,他是观察者,他是吗,命名者,他是颠覆者,他也是愚蠢者,所有起点在转折之后,以为是到达了终点,却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人类返回人类,是重新找寻自己,那个射杀小鸟的小孩大卫,用宗教的仪式埋葬了射杀的小鸟,最后是忏悔,是开始射击其他小孩,而这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露身手,“由于他单枪匹马地杀了三十六人而被擢升为将军,并被授予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但是在射杀人类中,他又失去了射杀那只敌人信鸽的机会,最后在失败中被降级又被枪决。在牛、山羊、安静的母羊和狮子捕获一只灵巧的鹿达成的协议里,它们需将鹿肉平分,但是,狮子二话不说把鹿肉给独吞了,“对于它们所叫喊的什么社会契约啦、宪章啦、人权啦等强烈而严厉的措词视若无睹。”而不肯顺从尤利西斯的美人鱼,始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被占有之后却生下了神奇的依格罗丝——“在我们艰涩的西班牙语里叫做‘潮湿’的名字,后来人们把它定为单身女郎、那些航运公司特约来供夜晚犹在宽敞的远洋轮船甲板上漫步的羞怯旅客取乐的面色苍白的妓女、穷人、富人,或是其他迷失的人的守护神。”

从动物到人类,从寓言到现实,那背后的人始终在那里,他们主宰着动物的思想,他们主宰着弱者的命运,他们篡改着历史的进度,他们制造着可怕的灾难,可是他们又是谁?是单个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而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个引用的句子后面的“食人魔”——克尼欧·蒙博托,而那些动物们何尝不是被关在奥占斯托·蒙特罗索自己引用的句子里?在最后的《致谢》中,他说:“本书如果没有昆虫学家欧亨尼奥·萨拉萨尔·佩雷达,驯兽师阿尔贝托·希梅内斯,出现在本书里的鸟类习性专家路易斯·雷塔等专家朋友慷慨而持久的协助,将永远无法写成。”当然,此外,还有“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同主管部门授权我自由进出园区”的权力。克尼欧·蒙博托开启了写在扉页的起点,奥占斯托·蒙特罗索关上了动物世界的终点,他们制造了故事中的动物和人类,他们留下了空白和隐喻让人类成为评论家,他们又在和动物的相似性中打碎了人类的尊严。不是动物的寓言集,也不是人类的启示录,“事情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简单”,在起点和终点的回环中,宛如一场梦将独立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链条:

有一回一只名叫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蟑螂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叫做弗朗茨·卡夫卡的蟑螂梦见自己是一位作家写关于一位叫做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职员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蟑螂的故事。 

黄衫客传奇

编号:C26·2150420·1160
作者:[清]陈季同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1.20元
ISBN:9787020078882
页数:289页

《黄衫客传奇》是第一部中同人用西疗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远早于林语堂的同类著作,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书中所体现的超前的观念,或许将改变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传统认知。作为清末的外交官,作者陈季同试图为西力读者建构一个弥漫着浓郁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的形象。这个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文化乌托邦,激发过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文学想象。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更可以从中体味耶份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黄衫客传奇》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它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


《黄衫客传奇》:“西方化”的改写与译介 

“可是,不要以为你能逃过惩罚。你的一生都要遭到报应,但你很快就会得到宽恕,当你我在坟墓中相会的时候,你将永远忠诚于我。”

本应有的惩罚和报应,变成了梦中的宽恕,变成了死亡的相会,也变成了死后的忠诚。小玉托梦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情境,以一种解脱的方式得到了某种西方式的救赎,小玉之死并非是要对软弱而负心的李益付出代价,反而在梦中让他找到了一个归宿,这种归宿是对于现实的反抗,身为政府官员的李益放弃公务,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这种归宿也是对于自身悲剧命运的解救,“通过幸运地与死亡亲吻,李益最终从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只有死亡,可以永久治愈人世间的所有苦难。”

这是人世间苦难造成的悲剧,对于李益来说,完全改变了自身软弱的悲剧命运,而对于陈季同来说,也完成了中国古老传奇的一次西方式嫁接,李益的痛苦,李益的无奈,李益的恐惧,在梦中的小玉看来,“证明你的罪恶是出于懦弱,并非出于故意”,他为她操办了隆重的葬礼,选择了富贵的墓地,这一些所做作为得到了小玉的理解的宽恕,所以最后的李益看见小玉拉住了自己的手,“温情款款”地将他带离痛苦的现实,“我现在原谅你了,我还是爱你的,我来带你一同去那无尽的乐土。来吧,我的爱人!”

这是死亡式的爱情救赎,但是除了这样的救赎之外,和小玉一起进入李益梦境的还有那个神秘的黄衫客,黄衫客曾在李益和卢小姐结婚时出现在恍惚的李益面前,也在小玉得知李益已经抛弃自己的病中出现,“在他对面,云雾之中,黄衫客抖动他的箭囊,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然后,用弓箭瞄向自己。”在李益面前的黄衫客是一种报复者,让李益良心上不安,并陷入到一种要被惩罚的恐惧之中,而在小玉病重的时候,她看见黄衫客把自己的爱人带来了,“之后,他悲伤地请我脱下一只鞋子,便消失了。我明白,鞋子是重逢的象征,他会回来;脱下一只鞋子表示分离,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黄衫客的出现对于这两个被分离而遭受痛苦的爱人来说,都具有启示意义,李益看见了自己的软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小玉在饱尝被抛弃痛苦中看见了一种永别。黄衫客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是报复者,也是解救者,正像李益和小玉萌发爱情的时候,小玉的母亲告诉李益的那样,黄衫客是一位先祖,在家族历史上遭遇大难的时候,黄衫客解救了他们,所以他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小玉的母亲同时警告李益:“您可要小心,如果对不起小玉,他会找您算账的。”

报仇和算账,黄衫客永远站在家族的这一边,也站在弱者的面前,所以当小玉被黄衫客拉着手来到挣扎在死亡中的李益面前的时候,他也把李益拉入到家族之中,以真正解脱的方式给了这两人的爱情悲剧另一个归宿。而其实,这种解救明显带有西方式的信仰救赎的意义,这是陈季同对于西方文化的借用,也是对于中国传奇的一次改写。这个脱胎于《霍小玉传》的故事在陈季同的笔下,已经有了很多西方语境,虽然《霍小玉传》里也有小玉梦中所见的那双鞋,“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但是,使小玉脱鞋的却不是黄衫客,而是“黄衫丈夫”:“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霍小玉传》中只此一处提及黄衫丈夫,抱着李益而来,又为小玉脱鞋,是一种相见,也是一种别离,而仅仅在于一种中国式的托梦意义,不是报复者,当然也不是解救者,而当最后小玉撒手人寰,对于李益来说,并非是自陷在痛苦中而难以自拔,反而开始了对于另外女性的报复,游广陵而得名姬营十一娘,李益对营十一娘说的不是忏悔,不是认错,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告知她:“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让她害怕自己,为的是肃清闺房内淫乱之事,而对于营十一娘的态度,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变态的行为:出门时用浴盆把她倒扣在床上,周围加封条,回家后要详细查看,然后才揭开,而且又准备了一把短剑,对着那些侍婢说:“这是信州葛溪出产的钢铁,专门斩断犯有罪过的人的头!”因为李益在这一场悲剧中完全失神失态,所以他对所见到的妇女,每一个都要猜忌,最后娶妻三次,也都是用这样的表态方式处罚那些无辜的女人。

陈季同:站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

所以,《霍小玉传》的悲剧是中国男权社会中的一出女性悲剧,李益的出身、功名似乎都在强化他的统治力,他的男权意识。他“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而在功名获取之后,“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而鲍十一娘给他介绍的小玉也完全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女色”:“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风流和色母,只是为了满足李益的欲求,也是和他男性的风流之性形成了对应,所以李益感谢鲍十一娘时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似乎是中国古代婚姻观的一种理想,而小玉作为霍王的后代,与母亲被赶出家门,实际上也是男权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在小玉身上,处处有着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但是李益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命运,自然也轻易对她许下誓言:“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但是别离之后,却也在母亲的安排下与表妹卢氏结婚,“逡巡不敢辞让”的李益怕的是母亲的“严毅”,而实际上也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妥协,因为“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所以,“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这是自陷在家贫现实里屈从的门当户对,而自从和卢氏结婚之后,李益又不能向小玉交代,所以以回避的方式远离小玉的思念,所以李益作为一种薄情郎的身份而造人唾弃,但是即使如此,在最后相见小玉气绝之后,李益也并未感觉到痛苦,而是用男性特有的权力对女性实施变态的报复。

这是中国式的传奇,而在《霍小玉传》问世近千年之后,身为外交官的陈季同在选择这一蓝本进行创作时,自然糅合了更多的西方情景,西方元素,以及西方的观念。李益和小玉的相识是鲍夫人的撮合,一个有着地位的状元,是社会上层人物,另一个则是教养一流的美貌而女子,虽然小玉的身份也和原著相差无几,但是这一份爱情似乎比原著更纯粹,“他看到迷人的樱唇,微露出如孩子一样小巧而洁白的贝齿。秀发垂额,一双大眼睛望穿秋水一般,抬起来看着他。这一双秀目顾盼生情,纯洁无暇,李益觉得那么美好,禁不住报以最深情的凝视。”他对鲍妇夫人说:“我爱她,而且我肯定她也爱我。这就够了。您说她很富有,很好。但即便她很贫穷,我也一样爱她。”似乎只有纯真的爱情,和地位无关,和男权无关,甚至,在李益身上,没有那种追求功名的权力意识,甚至他讨厌这一切,“布满尘土的书卷,考试,彷徨,甚至录取,所有这一切都像遥远的过去一样烟消云散。”所以他看见小玉并立下誓言,是为了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而他的爱情所遭遇的也是母亲的阴谋,回家之后告诉母亲的这个爱情瞬间遭遇了打击,“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李益的母亲拉着利益,对着宗祠的牌位对他一番教训,也就是说,在母亲的观念里,小玉是没有父亲的人,和李益不可能门当户对,甚至还是对家族的羞辱,“是的,你心存疯狂的幻想,认为我能接受这种亵渎。因为你的疯狂,我为你感到脸红,我也为我自己、为所有的祖宗感到羞耻。”而在痛斥之后,李益又迅速被母亲拉到婚礼现场,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益就和卢小姐结为秦晋之好。

李益完全是被拖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中,他没有反抗,没有争论,“所有能向一个沮丧的妈妈说的和做的,都没有实现!这种夹杂着可怕诅咒的狂怒、神秘的场所、对亡灵和家中守护神的召唤;这种戏剧性场景,伤害每个人的言辞,这种仇恨,而且是在他满怀着爱回来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针对着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他心痛欲碎,大脑停止转动。”所以在陈季同的笔下,李益是一个懦弱的书生,听命于母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他把卢小姐也设置成一个这场婚姻的牺牲品,是家族式欺骗的承受者。所以在这个软弱的爱情中,李益陷在一种恍惚、恐惧的状态中,梦境成为他生活中的全部,在梦中他看见一个不认识的自己,他看见一个无法触摸的小玉,他看见凶神恶煞的母亲,这种极具西方意境的心理描写让李益的形象更为生动丰富,也更为立体多元,他想要和小玉的爱情,却又屈服于母亲的安排,他想要进行反抗,却无法走出自己的软弱,“他从癫狂中走出来,那曾使他一时陷入疯狂、羞愧和绝望的境地。他严厉地审视自己的行为,最后认为自己有罪。在他眼中,自己已经堕落了。”

软弱而有一种罪恶感,完全超脱了《霍小玉传》中那个负心郎和变态者的形象,也颠覆了男权统治者的身份,而这种性格在李益自己看来,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早在和崔允明讨论中就说起过自己的这一性格,崔允明认为李益有着双重性格:“生活中常陷人与自我的斗争之中。……我一直这样评价你:你总是想要而又放弃。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而李益自己也觉得陷在这一双重性格之中,“但我对此也无可奈何,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双重人格,命运的安排,所以在这样一种宿命论面前,李益才会和小玉永远分开,才会进入不想要的婚姻殿堂,才会在噩梦中无法自拔。但是李益的双重人格并非是遵从命运,在他身上终于成长期一种反抗精神,他离开母亲,告别家乡,毅然决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内心深藏压抑之后的爆发,其实这种反抗并非完全可信,也违背其屈从的性格特点,但是却给他双重性格一种富有张力的表现,也正是着一种冲破家庭藩篱的大胆举动,使得最后小玉宽恕了他,使得最后两个人在死亡中得到了解脱。

从惩罚到宽恕,从宿命到反抗,从变态的男权到死亡的解脱,这是陈季同对于《霍小玉传》的一次西方式改写,就像黄衫客一样,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极富西方元素的符号。这部1890年11月由巴黎Charpentier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距离《霍小玉传》近千年,实际上是陈季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清末外交官,他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洋务教育,精通法文,而在青壮年时期,他在欧洲生活十余年,接触了欧洲外交界和文化沙龙,所以站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陈季同,自然需要用文字向西方人讲述一个中国传奇,在《黄衫客传奇》问世前,陈季同就曾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四本书,这四种著作,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充满清茶芳香的“文化中国”,以期抵御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的偏见和不良印象。

而《黄衫客传奇》的法文标题是“Le Roman de I,Homme Jaune”,法国读者会把它理解成“黄种人的小说”,黄种人小说对黄衫客传奇,其实是另一种解读,标题似乎是一种陈季同式的双关语,而其实,这种设计让人看见了一个被改写的中国传奇,更让人看见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陈季同的改写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西方情境,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用一种推介的方式架起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所以在其中,更多的是表面上的介绍和横向意义的对比。

建于公元四世纪的琉璃塔、彩色砖木结构的寺院、三年一次的会试、聚会场所的各种中国式陈设,以及菜肴、鲍夫人的首饰、月老故事,还有发放皇榜的仪式、和卢小姐结婚时的仪式、小玉死去之后的葬礼,种种的文化,种种的仪式,陈季同用了大量笔墨不厌其烦进行描写。同时,他也多次提到中西方的不同,“接着,女仆又端上一道香菇蒸乳鸽,与之一起食用的是美味的燕窝汤,现在欧洲人也开始喜欢这道菜了。”“上菜的间歇,客人要猜拳行令,这种游戏很像意大利人的‘划拳’。输者要罚酒一杯,幸运的是中国人用的是小杯。”在写到那一座寺庙时,更指出了和西方修道院的不同:“寺庙本身是一所雄伟的建筑,从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死亡的悲伤情绪,这种情绪我们是要藏在心底的。而一旦我们走近欧洲的修道院,却感到一种阴郁、沉寂的气氛,它们是那么缺少建筑特点,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监狱。”对中国元素的生动描写,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具体的对比,很容易看出陈季同改写这个中国传奇故事的另一种目的,而在这种改写中,他甚至把大历时期的中国都城改在了自己熟悉的南京,“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近日来处于某种特别的骚动之中。”

这是一种虚构,对于陈季同来说,其意义就在于向西方打开一个中国之门,借鉴西方的宽恕、救赎和归宿等观念来给《霍小玉传》一个更符合西方人阅读的文本框架,是陈季同的突破,但是用文化的硬推介使之“西方化”,则有点本末倒置,就如最后那个附录里的《英勇的爱》,将中国落后的伦理道德崇高化和喜剧化,完全是一种译介上的误区。

倚天屠龙记(1-4册)

编号:C28·2150420·1159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亚马逊65.30元
ISBN:9787806553350
页数:1435页

元末,江湖盛传,“武林至尊,宝刀改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由此引发了江湖人对屠龙刀与倚天剑的争夺。武当祖题张三丰五弟子张翠山和天鹰教的段素素生死存亡时生下儿子取名无忌。十年后三人返回陆地,不料武林人士为能得到屠龙刀齐聚武当山。为保义兄谢逊,两人宁死不肯泄露屠龙刀下落,双双自刎,无忌更被“玄冥二老”所伤。张无忌获得绝世武学秘笈《九阳真经》,以超凡的武功在明教光明顶化解了武林的血雨腥风,一跃成为明教教主。当屠龙刀和倚天剑终得同现,张无忌顿司“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真正含义,和至爱赵敏一起远走天涯,在漫天花海下共度余生。


《倚天屠龙记》:不识张郎是张郎

赵姑娘,我这几天心里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杀人,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
        ——《第二十七章 百尺高塔任回翔》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武林至尊的屠龙刀出鞘,是不是为了杀人?谁与争锋的倚天剑刺来,是不是针对敌人?刀剑号令天下,谁人可以绕开这武林的恩怨?张无忌的父母因为屠龙刀而自刎谢罪,群雄聚集少林因为屠龙刀而残杀,二十年来的江湖纷扰也是为了报仇雪恨,所以当张无忌希望大家不杀人,希望和和气气、亲亲爱爱地做朋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江湖梦,但是这梦却端端地变成了理想,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追求,变成了关于一个人的回归。

张无忌说不想报仇杀人,也不希望别人杀人害人,这种双重否定的理性主义,并不只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曾经是蒙古郡主现在是爱人的赵敏,更在于用一种化解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告别,对于一个身为明教教主、经历了武林血雨腥风的人来说,张无忌更需要一种决然的态度,或者在一个自我构筑的梦里,他可以实现这样的梦想,而当一个武林中人开始丢弃一切的名利,可是模糊一切的帮派,可以忽视一切的恩怨,他首先进入的就是一个镜花水月的虚幻之镜。

这样的虚幻之镜其实他的太师张三丰经历过,那个在16岁的生日中看见爱情的郭襄经历过,“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丘处机吟咏小龙女的诗词似乎将一切的恩怨又归结为逃离现实的儿女情长中,那三个赠之的“无俗念”就是虚幻之镜的写照,可是当小龙女和杨过消失于武林,那个在自己的世界里漫游的郭襄又如何要去寻找这刻骨的情思?一驴一剑的她似乎还未读懂那“无俗念”的意境,三年来以游山玩水的名义寻找杨过的踪迹,就是因为一切还有所执。而那个曾经叫做张君宝的少林弟子呢?何尝不陷入在另一种单相思里?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这是郭襄在寻访不遇时自我叩开的心灵密码,“其实,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远引,也还不是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却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天涯思君不可忘,最后的最后还是应该放下,于是在孤身的世界里自创峨嵋派,成为这一武林宗派的开山祖师。而张君宝呢,在偶遇郭襄、离开少林之后,也是顿悟到一种“天涯思君终可忘”的境界,于是,“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

他们在被爱情中被放逐,最后选择了一种没有爱情的孤老状态,一方面是把这样的情感放在最深的内心世界,而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创帮派的方式达到一种“无俗念”的情感状态。这是一种解脱,这也是一种解放,但是当郭襄开创了峨嵋派,当张三丰三峰挺秀而自悟,对于他们来说,却是走进了另一个江湖,只不过以超越“人在江湖”的方式唤醒了另一个自我。但是江湖的纷扰还在,武林的恩怨还在,即使张三丰活到了百岁,他也无法走进真正“无俗念”的世界。

“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他依旧活在武林世界里,依旧没有从江湖全身而退,在他看来,不管是道家之道还是九阳真经,或者还有从屠龙刀、倚天剑悟出的功夫,“那二十四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但是对于张三丰来说,这种独绝的状态亦成为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影响了他的徒弟张翠山,而张翠山又影响了张无忌,从张三丰到张翠山再到张无忌,似乎是一条被串联起来的“张氏链条”,在“不识张郎是张郎”的某种矛盾甚至悖论中探寻人性的意义。张翠山是张三丰最喜爱的一个徒弟,也得到了他的真传,但这或者只是技艺角度所获得的传承,当张翠山遇到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殷素素的时候,这种矛盾性便开始左右他的选择,毫不留情地杀死镖局的人,又冷漠地对待巨鲸派的人,在她看来,杀人只是立足于江湖的一个常规动作,所以她被称为魔女,但是在和殷素素的交往中,张翠山却生出了一种情愫:“他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径虽然大是不满,但说也奇怪,一颗心竟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她身上。”

这是一种反转,其实也是关于正邪糅合的开始,当在扬刀立威上遭遇了谢逊,当三人流落于冰火岛,一种隔绝的现实让他们远离武林的仇杀,也最终以理想化的方式完成了“无俗念”的现实实践。扬刀立威上,谢逊抢走了屠龙刀,杀死了很多夺刀的武林中人,当张翠山认为他残暴的时候,谢逊便说:“咱们学武的,手上岂能不沾鲜血?可是谢某生平只杀身有武功之人,最恨的是欺凌弱小,杀害从未练过武功的妇孺良善。凡是干过这种事的人,谢某今日一个也不能放过。”在张翠山看来,习武之人是要为人深渊吐气,要助强扶弱,要行侠仗义,甚至要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蒙古人暴虐残恶,行如禽兽,凡有志之士,无不切齿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鞑子,还我河山。”但是谢逊却说:“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请问张五侠,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么恶,以致受此无穷灾难?”所以在他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简直是胡扯,“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

自己的妻子被师父成昆奸污,孩子被杀死,而他复仇杀死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善,也没有什么在道义上的行侠仗义,但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却在三人流落冰火岛的时候,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在暂时忘却武林恩怨的孤岛上,其实没有敌人,这仿佛就是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所以张翠山会和殷素素结婚,所以他们出生的孩子会认谢逊为义父,一种“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理想世界得以实现,也或者是自幼在冰火岛上生长,所以对于张无忌来说,也在耳濡目染中变成了内心的一种信念。

当张翠山和殷素素在八年之后重归中土,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劫,在这个面前只有敌人,只有恩怨的现实里,他们根本无法找到在冰火岛的那种生活状态,尽管张三丰对于他们的婚姻寄予了最大的理解,在百岁寿宴之前,当张翠山告诉张三丰自己娶的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张三丰却笑道:“那有甚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这便是张三丰的境界,什么是正派,什么是魔教?一切全都是外界的命名,正和邪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而要真正区分唯一的标准便是“心术”,心术正,即使是所谓的魔教,也是正人君子,心术不正,即使是名门正派,也是邪恶的化身。张三丰对于弟子婚姻的肯定,就是在肯定一种向善之心,而张翠山最后拔剑自刎,恰是对于殷素素过往行为的一种救赎,也是用生命在阐释心术的意义,而殷素素追随丈夫而去,当然也在实践着在冰火岛上“和和气气、亲亲爱爱”一家人的那种理想生活。

他们实践着自我的理想,但是对于年幼的张无忌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当他被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要走向一条自我寻找的道路。对于张无忌来说,这种自我寻找首先也是技艺层面的,当他身负重伤寻找解药,最后跌落幽谷之后,却是他拥有高强武功的契机,那只白猿身上缝制的就是“武当九阳功”,和八年的冰火岛一样,在一个幽居的世界里,张无忌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成长,当他走出幽谷,便也开始更复杂现实的历练。

光明顶上六大门派围剿魔教,是张无忌经历的最大武林事件,也让他开始实践了张三丰对父亲张翠山所说的“正邪观”,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崆峒、华山六大门派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正义的力量,而魔教而是一种邪教,正如峨嵋派的灭绝师太所说:“甚么明教?那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魔教。”伤天害理的魔教,无恶不作的魔教,只有人人得而诛之,才能还武林一个交代。但是看看所谓的六大门派,在光明顶上何尝是正人君子所为,少林的圆真不是趁着大家自拼掌力的时候突袭,“你们七人若不是正在自拚掌力,贫僧便悄悄上得光明顶来,又焉能一击成功?这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而这个身着少林僧衣的和尚其实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成昆;而灭绝师太在光明顶上就是利用张无忌对周芷若的感情,暗中刺伤了张无忌,也是卑劣的行径;而华山派的鲜于通在扇中藏金蚕蛊毒,不小心害死了自己的师兄白垣,却又嫁祸于明教……

正如当初谢逊所说,那一个人不沾着别人的血,那个人敢说自己是行侠仗义?而第一次听说魔教的张无忌也被卷入了门派之争,“张无忌的父亲固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可是他呢?魔教妖女生的儿子,不是孽种祸胎是甚么?”所以作为正邪两派的后代,张无忌需要的是一种证明,证明善与恶的真正区别,证明正与邪的真正内涵,“可是张无忌后来遇到胡青牛、王难姑、常遇春、徐达、朱元璋等好汉,都是魔教中人,这些人慷慨仗义,未必全是恶人,只是各人行动诡秘,外人瞧着颇感莫测高深而已。”这是他怀疑的开始,而从说不得那里知道魔教的历史,“我教教义是行善去恶,众生平等,若有金银财物,须当救济贫众,不茹荤酒,崇拜明尊。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而魔教为所谓的名门正派所不耻,其原因就如杨逍所说:“只因本教素来和朝廷官府作对,朝廷便说我们是‘魔教’,严加禁止。我们为了活命,行事不免隐秘诡怪,以避官府的耳目。正大门派和本教积怨成仇,更是势成水火。当然,本教教众之中,也不免偶有不自检点、为非作歹之徒,仗着武功了得,滥杀无辜者有之,奸淫掳掠者有之,于是本教声誉便如江河之日下了……”

也正是张无忌内心的正邪观,使得他开始保护明教的那些人,他的目的很明确:“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并无谁人指使在下。”甚至对武当派的殷梨亭说:“但教我有一口气在,不容你们杀明教一人。”也正是这种舍身的精神,打动了明教的教徒,也终于使他坐上了明教教主的位置,成为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当魔教变为明教,当武当后代的身份变为明教教主,张无忌其实完成了溯本正源的救赎,所以他在成为教主之后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而第二条是:“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

而当他去海外寻找谢逊的过程中,遭遇了蒙古郡主赵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张真人若能效顺,皇上立颁殊封,武当派自当大蒙荣宠,宋大侠等人人无恙,更是不在话下。”当武林恩怨变成了民族仇恨,张无忌也便开始了一种化解,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一着并不是用明教的势力和元兵抗衡,实现民族的复兴,缺乏领袖才能的张无忌其实根本做不到,当最后朱元璋窃取了明教的成果转而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时,这条路其实意味着失败,但是张无忌却找到了另一种方法,寻找“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生活。

那便是爱。张无忌是一个多情种,似乎总是会遇到让自己触动的女子,从第一次感到女人活力的朱九真,到把她叫做阿牛的殷离,从峨嵋派的周芷若到小昭,乃至从挠脚开始剪不断那一份情愫的赵敏,他都容易付出感情,也容易吸引他们的关注,在“四女同舟何所望”中,谢逊的一番话道出了张无忌多情种性格:“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却带了四个女孩子,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哈哈,哈哈!”那一个梦里,“梦见自己娶了赵敏,又娶了周芷若。殷离浮肿的相貌也变得美了,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他似乎不想失去任何一个,但是又让他陷入到选择的恐惧中。

其实,四个女子对于张无忌来说,并不单单是女人,她们的背后是帮派,是教规,是恩仇,但是在这一种至真的感情里,的确有着理想主义的影子,而最后张无忌选择赵敏,更大的意义也是化解那种矛盾,化解恩怨,作为蒙古的郡主,赵敏担负着征服中原武林的重任,而张无忌作为明教教主,也承担着“驱逐鞑子”的使命,但是最后在爱的感化下,赵敏竟然和自己的父亲、兄弟,甚至国家脱离了干系,而成为张无忌身边的女人,而张无忌更是从和周芷若的婚礼上逃脱,对于他来说,寻找到的真爱无非就是为了化解恩怨,消除对立:“张无忌长叹一声,心想自己既承认收容赵敏,她以往的过恶,只有一古脑儿的承揽在自己身上,一瞬之间,深深明白了父亲因爱妻昔年罪业而终至自刎的心情,至于阳教主和义父当年结下的仇怨,时至今日,渡劫之言不错:我若不担当,谁来担当?”

正如屠龙刀和倚天剑一样,江湖上的一切恩怨来源于此,但是最后“刀剑中均是空空如也”的结局,“一手执刀,一手持剑,运起内力,以刀剑互斫,宝刀宝剑便即同时断折,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剑刃中的秘笈。这是取出秘笈的唯一法门,那宝刀宝剑可也从此毁了。”这是屠龙刀和倚天剑的终极秘密,当这个秘密被发现的时候,也意味着最后同时被毁,而这个被毁的秘密正是为了抵达那个“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没有仇恨、没有敌人的理想世界。

一种理想,即使没有了驱逐鞑子的民族使命,即使没有了行侠仗义的江湖义气,即使没有了惩恶扬善的门派斗争,但是在“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理想世界里,“这四个姑娘,个个对他曾铭心刻骨地相爱,他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别人的缺点过失他全都忘记了,于是,每个人都是很好很好的……”而这一种所谓的泛爱不正是对于百年前郭襄镜花水月的虚幻、张三丰“三峰挺秀”的感悟的一种弥补?“不识张郎是张郎”否定之后的肯定,也正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后回归。

天龙八部(1-5册)

编号:C28·2150420·1158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108.00元亚马逊82.00元
ISBN:9787806553374
页数:1796页

《天龙八部》是金庸的武侠代表作,著于1963年,历时4年创作完成,部分内容曾由倪匡代笔撰写。前后共有三版,并在2005年第三版中经历6稿修订,结局改动较大。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全书主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天龙八部”出于佛经,包括八种神道怪物,有“世间众生”的意思,寓意大千世界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


《天龙八部》:皆遥见彼龙女成佛

段誉抢上去拉着虚竹的手,转身向萧峰道:“大哥,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他出家时法名虚竹,还俗后叫做虚竹子。咱二人结拜之时,将你也结拜在内了。二哥,快来拜见大哥。”
       ——《第四十一回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一场酒,以及另一场酒,一次结拜,以及另一次结拜,初次见面又何妨,相互陌生又何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在酒中的兄弟情,是一种义气,是一种豪情,是一种契然,所谓的结义无关身份,无关武功,无关经历,段誉和萧峰、段誉和虚竹在不同场合结拜为兄弟,看上去一种对于缘分的珍惜,正如虚竹所说:“是啊,佛说万法缘生,一切只讲缘份……不错……那缘份……当真是可遇不可求……是啊,一别之后,茫茫人海,却又到哪里找去?”

讲的是关于梦中女郎“可遇不可求”的情缘,但是在结拜兄弟的意义上,何尝不是如此,而这“三人行”的同盟无形之中建立的是一个共同的江湖规则,那就是善良,正义和豪气,段誉遇到萧峰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叫乔峰的丐帮帮主,却正陷入到信任危机里,而对于乔峰来说,最大的危机不是帮派之间的猜疑和陷害,而是因为自己是契丹人的身份而成为武林公敌,但是在段誉面前,他却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在之后和虚竹喝酒时就说到乔峰,““仁兄,我有一位结义金兰的兄长,姓乔名峰,此人当真是大英雄,真豪杰,武功酒量,无双无对。”而当段誉遇到这个心目中豪杰的时候,却也是抛开自己心中的女神王语嫣而陪伴他,这对乔峰来说,不仅仅是心里的一种安慰,更重要是让去除了自己身外的那一切恩怨,而能够真正读懂自己,这是一种心交的感受。而段誉和虚竹,在无锡城外赌酒,两个人借酒浇愁,却也是袒露了心迹,那种共尽意气之欢的感觉也是千载难逢,所以能够抓住那一种缘分,也是对于自我的一种肯定。而在少室山上,在复杂的武林恩怨面前,当已经变成萧峰的乔峰带着燕云十八骑正气凛然而来的时候,也深深震动到了虚竹,这是一种对豪气的唤醒,当初的承诺孩子,自然这三人的结拜水到渠成。

一种缘分,一种同盟,“三人行”的结义故事里,其实是寻找到了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发现自我,其实是需要认清自我,认清自我,则是要从繁复的江湖恩怨中走出,这不是一种解脱,而是一种驾驭。对于段誉、萧峰和虚竹来说,他们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和自己身世有关的疑问:我是谁?这个疑问其实是关于自我的一种永恒命题,但是在江湖世界里,这个命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俗世意义上的自我定位:我的父母是谁?

段誉似乎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作为大理国的皇室,他的父亲段正淳,母亲刀白凤似乎一直是明确的,但是当不喜习武的他以游历为名,见证了“神农帮诛灭无量剑”的争斗之后,也以旁观者的身份闯入了江湖,而随着他经历了受无量剑和神农帮欺凌、为南海鳄神逼迫、被延庆太子囚禁、给鸠摩智俘虏、在曼陀山庄当花匠种花的种种,内心的苦楚开始聚集,其中有折辱,有怨恨,有气恼。而最让他不解的是,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喜欢也被别人喜欢的女子木婉清,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在即将成婚之际,却传来那一个更为苦楚的结论:““你不能和誉儿成婚,也不能杀他。因为……因为……因为段誉是你的亲哥哥!”

夫妻之情变成兄妹之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父亲段正淳的风流成性,秦红棉、甘宝宝,刀白凤,以及后来的马夫人,这许多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男人,而这样的结果让段誉陷入到一种情感的纠结中,当自己中毒受到春药催激的时候,难以与情欲相抗拒,而木婉清也竟然忘了自己是段誉的妹妹,在“段郎,抱我,抱住我”的渴求下,向段誉扑来,段誉内心的伦理道德让他用凌波微步才闪身避开。木婉清或者是一个缩影,父亲种下的苦果,却让段誉来品尝,而在终于坚守伦理底线之后,段誉又喜欢上了王语嫣,但是王语嫣却心有另属,她只喜欢那个传说中的表哥慕容复,“他内心隐隐约约地觉得,只因他深慕王语嫣,而这位姑娘心中,却全没他段誉的半点影子。”这是一种单相思,对于段誉来说,更变成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苦楚,所以在众多女人面前,段誉其实是深陷在一种无以化解的纠葛里,“要是我一生一世跟一个姑娘在太湖中乘舟荡漾,若跟王姑娘在一起,我会神不守舍,魂不附体;跟木婉妹在一起,难保不惹动情乱伦之孽;跟灵妹在一起,两人从早到晚,胡说八道,嘻嘻哈哈,若跟阿碧在一起,我会憐她惜她,疼她照顾她。唉,木婉清和钟灵明明是我亲妹子,我却原本不当她们是妹子。阿碧明明不是我妹子,我却想认她做妹子……”

段誉对王语嫣一片痴心,这种痴心让他甘愿付出,这是他为化解父亲孽缘而做出的努力,但是这样的痴心反而变成了新的纠葛,当慕容复为追求“复兴大燕”的功名而离王语嫣而去的时候,王语嫣终于有了领悟,在被打入井底的一刹那,内心的变化终于让他拉住了段誉的手:“当时为一向钟情的表哥所拒,决意一死,却不料段誉与自己都没死,犹似人在大海,正当为水所淹、势在必死之际,忽然碰到一根大木,自然牢牢抱住,再也不肯放手。”幸福翩然而至,似乎也是对于段誉痴心的一种回报。但是最后刀白凤的一句话,又让这份收获的爱情变成了另一种虚无,王语嫣也是段正淳的女儿,是段誉的同胞兄妹。这造化弄人又将男女之情放进了伦理世界,而最后当段誉最后的身世揭开时,却又是另一个自我:“孩儿,这个段延庆,才是你真正的父亲。你爹爹对不起我,我在恼怒之下,也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后来便生了你。你爹爹不知道,一直以为你是他儿子,其实不是的。”

喜欢木婉清,原来是自己的妹妹,喜欢王语嫣,却又是自己的妹妹,而当最后成了“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儿子之后,身世明朗,却在这诸多的纠葛中迷失了自己。所以对于段誉来说,他进入江湖世界,他所经历的种种,他所面对的矛盾和挣扎,都是因为一个不确定的“父亲”,也就是说,段誉的苦是和伦理有关的苦,是一种宗族而产生的矛盾。而在这伦理和宗族矛盾中,他也看不清自己,成为迷失的一个人。而相对于段誉来说,萧峰所遭遇的却是一种民族的矛盾。身为丐帮帮主,遭遇到的信任危机其实只是一个起点,当全冠清叛乱之际,或者只是为了一个帮主之位,但是那个胸口的狼头标记则把他打入了矛盾的深渊——他不是汉人,他是契丹人,他不叫乔峰,他叫萧峰——父亲是萧远山,三十年前,就是辽国皇后属珊大帐的亲军总教头。

即使萧远山为了缓解辽宋之间的恩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萧峰的契丹人身份让他陷入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系中:“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确是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拜杀害父母的优九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乔峰啊乔峰,你如此不忠不孝,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无名无姓。”不忠不孝、无名无姓,这就完全取消了自己,成为一个“无名者”。所以对于萧峰来说,他的矛盾在于是成为一个契丹人去杀汉人,还是继续在汉人的世界里抵御契丹人的进攻?

萧峰陷入在一种民族矛盾的纠葛中,和段誉一样,他在这样的矛盾世界里看不见自己,也模糊了自我属性。而相比于段誉的宗族之苦、萧峰的民族之仇,虚竹则陷入到另一种矛盾中,那就是作为出家人如何坚守戒律,如何驱逐外魔。虚竹原本是少林寺一名小和尚,再一次奉方丈之命下山投书过程中,却遇到了玄难、慧方等众僧,不想误打误撞解开了珍珑棋局,无崖子为了除掉“星宿老怪”丁春秋,教他逍遥派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故而变成了逍遥派掌门。从少林弟子变成逍遥派掌门,对于虚竹来说,完全是被动卷入其中,身份的转变也没有自我选择的可能,而在接下来的奇遇中,也彻底破除了他出家弟子的身份,在阿紫的作弄下,他破戒开荤,之后又遇到天上童姥,在被点了穴道之后,让他喝禽兽的鲜血和生肉,甚至还抓来女子让他破戒,内心是悔恨,是羞耻,却也有一种渴求,“这二十四年之中,便只在少林寺中念经参禅。但知好色而慕少女,乃人之天性,虚竹虽谨守戒律,每逢春暖花开之日,亦不免心头荡漾,幻想男女之事。”所以与其说是被动破戒,不如说是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具有情欲的真实自己。

但是在经历了天山童姥传授武功,深入西夏皇宫的冰窖,最后成为灵鹫宫主人等经历之后,他也远离了自己作为少林弟子的身份,所以在玄慈面前,他的自我忏悔是回归到原处的身份:“弟子无明障重,尘毒不除,一遇外魔,便即把持不定,连犯荤戒、酒戒、杀戒、淫戒,背弃本门,学练旁门外道的武功,又招致四位姑娘入寺,败坏本寺清誉,罪大恶极,罚不胜罚,只求我佛慈悲,方丈慈悲。”是一种皈依,却也是自失身份的惩罚,“既是如此,虚竹共受杖责一百三十棍。掌刑弟子,取棍侍候。此刻虚竹尚为少林僧人,加刑不得轻纵。出寺之后,虚竹即为别派掌门,与本寺再无瓜葛,本派上下,须加礼敬。”最后完全脱离了少林。

一种皈依是一种惩罚,对于虚竹来说,其实内心也是一种苦楚,在江湖上被开除帮派,也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虚竹的矛盾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矛盾。段誉的家族矛盾、萧峰的民族矛盾和虚竹的宗教矛盾,一方面让他们陷入在失去自我的纠葛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这样的困苦面前重新寻找自己。段誉在厘清家族关系之后,他所作的努力是一种基于规则意义上的重建。段誉从小受了佛戒,他不喜习武却一直研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十多年来,我学的是儒家的仁人之心,推已极人,佛家的戒杀戒嗔,慈悲为怀,忽然爹爹教我练武,学打人杀人的法子,我自然觉得不对头。”所以对他来说,儒家的正统思想影响很大,当他遇见“神农帮诛灭无量剑”的恶斗时,就认为这是一种破坏规则的行为:“这种江湖上的凶杀斗殴,越来越不成话了。无量剑中有人杀了神农帮的人,现今那规矩给神农帮害了,还饶上了那龚光杰,一报还一报,已经抵过数啦。就算还有什么不平之处,也当申明官府,请父母官禀公断决,怎可动不动的便杀人放火?咱们大理国难道没王法了么?”在他心目中,化解矛盾需要的是“王法”,也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仅是需要王法来保障,也需要道德的约束和规范,他对司空玄说:“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凶殴斗杀,有违国法,若教官府知道,大大的不便。请司空帮主悬崖勒马,急速归去,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

而当最后身世揭开之后,他牢记的是出家的皇叔段正明对他的告诫:“做皇帝嘛,你只须牢记三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第三是节欲。”所以对于王语嫣的痴心,他才知道只是一种心魔在作怪,“人则美如天仙,语则清若仙乐”的心魔需要去除,而去除之后,也便是王语嫣的本来面目,一生所求的是青春驻颜,所以当最后王语嫣离去之后,段誉反而看见了真实的自己,而这样一个自己也完全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法”,自己的规则,“段誉自在大理国登基为君,除一场天花瘟疫外,国泰民安,四方清平;他听从伯父本尘大师及拈花寺黄眉大师的建议,免除了大理通国的盐税。他开宽道路,广征车船,大举从四川输入岩盐,又在大理西北探得两处盐井,每年产盐甚丰,通国百姓食盐无税,供应丰足,还有余盐输到吐蕃,换取牛羊奶油。全国百姓大悦,都说段誉是个为民造福的好皇帝。”而最后出家为僧,也是自我在规则意义下的重新发现,“各有各的缘法,慕容兄与语嫣、阿碧如此,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他们去了大理,心中未必高兴,我又何必多事?”

段誉化解矛盾运用的是规则,而对于萧峰来说,他所作的努力就是用身体之法来化解矛盾,化解恩怨。胸口的狼头标志是刻在萧峰身上的标记,这是身份的一种身体属性,当萧峰终于无奈接受自己的身份时,只有阿朱支持他,信任他,给她莫大的帮助,“便是到天涯海角,我也跟你同行!”这一句话超越民族矛盾,正如智光在盘盒上用手指写下的那句话一样:“万物一般,众生平等。汉人契丹,一视同仁。恩怨荣辱,兹妙难明。当怀慈心,常念苍生。”但是这样的“一视同仁”却并非如萧峰所愿,当发现自己的仇人是段正淳的时候,萧峰报仇之心却让他亲手杀死了被保护父亲的阿朱,而阿朱的死也是一种用身体化解的恩怨。所以当他和阿紫来到契丹领地,最后和耶律基结拜成为南院大王,“燕云十六州固属他管辖,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带、中京道大定府一带,也俱奉他号令。”对于他来说,这种威望,这种权势,并不是自己所愿,也并非可以真正坐到“一视同仁”,当两国交战带来的依然是死亡的时候,萧峰先是恳求罢兵:“请陛下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收回南征的圣意咱们契丹人向来游牧为生,纵得南朝土地,亦归无用。何况兵凶战危,难期必胜,假如小有挫折,反损了陛下的威名。”最后竟然劫持耶律洪基,用武力要求结束纷争,虽然暂时换来了息战,但是对于萧峰来说,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纠葛中,“陛下,萧峰是契丹人,曾与陛下义结金兰,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义,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萧峰最后选择将断箭插入自己的胸口,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化解内心的不安,而这种自杀式的化解何尝不是一种极端的身体法则?

而对于虚竹来说,当被惩罚而失去少林身份的时候,他虽然感到羞耻,但也只是一种困惑,逍遥派掌门、灵鹫宫主人、丐帮帮主,这诸多的身份对于他来说,也并非是自己所愿,当他的身份被揭开的时候,其实也刻上了某种冤孽的成分,叶二娘和玄慈,是自己的父母,这何尝不是对戒律的违反,而玄慈最后对虚竹的话也成为他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过去二十余年来,我日日夜夜记挂着你母子二人,自知身犯大戒,却又不敢向僧众忏悔,今日却能一举解脱,从此更无挂碍恐惧,心得安乐。”虽然玄慈在“人生于世,有欲有爱,烦恼多苦,解脱为乐!”中结束生命,但是最为真切的却是自己对虚竹母子的怀念之情,而这一种情在虚竹看来,才是真正宝贵的,所以他并不皈依于所谓的戒律,最后反而成为了西夏驸马,也是对于重情的自己的一个交代。

家族孽缘,民族恩怨,宗教戒律,这是段誉、萧峰、虚竹面临的矛盾,他们一度迷失,一度困惑,而在这种纠葛中,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认清另一个自我,在规则意义上、身体意义上,情感意义上化解了矛盾,而他们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却都是一种真情,在心、身和情的历练中看清自己,而在奇异、复杂的江湖世界里,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天龙八部”的虚幻和超现实,而是那种回归到普通人的真实感,“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成佛,而最终成为的是自己:“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